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记》

高向远

研究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1973年,前苏联以他名义在莫斯科出版《中国特区(1942—1945)》一书,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该书中文翻译本名为《延安日记》。本文就此谈点认识和看法。

一、 关于弗拉基米洛夫其人

弗拉基米洛夫全名为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1905 年生于俄国。早年
在沃龙什农具厂当过装配学徒工,后到齐霍列茨克火车头修理厂当装配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参军入伍,复员后进入莫斯科纳里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成绩优异。1938年5月至1940年期间,被以塔斯社特派记者身份派往中国,在兰州苏联军事代表处搞情报工作[1] (P133)。1941年4月至8月,再度来华,到过兰州、西安等地。

苏德战争爆发后, 共产国际和苏联担心日军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发动进攻,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内部的国共抗战情况和日本的军事动态。1942年5月,弗拉基米洛夫被第三次派往中国,长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此次的公开身份仍为塔斯社记者,实际身份则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2] (P218),主要任务是收集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重点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他在枣园、杨家岭等地住过。中国同志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子叫 “孙平”。 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需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共产国际和苏联也对中国共产党有着巨大影响。身兼联络员、情报员和塔斯社记者多重使命的弗拉基米洛夫精明干练,机警灵活,不仅善于察言观色,而且忍耐性强。到延安后,他经常受到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导人亲切接见。为博得毛泽东信任,获取更多更重要的情报,为获得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好处,弗拉基米洛夫在毛泽东面前总是笑嘻嘻的,一口一个“是的,您说的对”。对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他总能作出恰好适合毛泽东心情的评语和结论。在毛泽东建议下,1942年9月,他曾到绥德专区、晋西北等地, 和当地干部及群众谈话,了解基层情况。 1944年8月,他随同中外记者观察团参观王震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毛泽东对他几乎无话不谈,对他提出的要求都尽量给予满足或照顾。经毛泽东允许,他直接同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由社会部向他提供双方需要的各种情报。他还到王家坪军委总部,从彭德怀、叶剑英处获得军事情报,甚至直接找参谋人员、作战室工作人员交谈,看作战地图,参加各种汇报会。此外,他还同新华社、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联系,获取情报。可以讲,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态度友好,对他在延安工作的支持与帮助积极而认真。毛泽东送给他一本自己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送给他一枚八路军指挥员的圆形徽章,表达了对他的友好情谊。1943年2月为庆祝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1944年10月为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苏军情报组曾两次在延安举行宴会,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不仅亲自参加,还表示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毛泽东为了从思想上改造和培养弗拉基米洛夫,把他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让他向莫斯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通过他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状况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不仅多次给他作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介绍和解释,甚至“象上党课一样”[2](P221),从1944年6月开始,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差不多每隔一周或两周和他用三四个小时长谈一次,向他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发展各个阶段的形势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所取得的成绩与遭受的挫折,各个时期党、政、军的发展变化,党内的派别斗争等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 毛泽东不仅让他作为唯一的苏联客人列
席“七大”各次会议,指定专人担任翻译,还在会后专门把他找来,向他详细介绍大会情况。毛泽东经常找他谈话,并通过他负责的苏军情报组大功率电台把中共的政策和主张反映给苏联领导人,然后苏方又通过他把苏联的意图及对中共政策主张的看法和估计转达给中共。他可以随时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也随时可以叫他来。据给毛泽东与他谈话作翻译的师哲回忆:“每次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孙平总要同我谈谈他的体会、感想,他同我谈得很好。他很尊敬毛主席。”[2](P222)

不过, 弗拉基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民族意识极强的苏联军人,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某些错误认识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事情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又联合又斗争政策,在整风运动中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以及在1944年下半年与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来往,他都抱有疑虑和不满。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为了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修正马列主义;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破坏中共同共产国联的联系,清除与共产国际有联系、服从共产国际的党员;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与美国建立联系是要摆脱苏联……。在实际工作中,他擅自主张将王明的信件直接转给共产国际,把王明生病治疗过程中的处方失误夸大为所谓 “处方事件”,甚至多次在毛泽东经他的电台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或信件中私下加上自己的意见。例如,1944年7月19日,评论说毛泽东的电报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1945年1月18日,评论说毛泽东的电报只是一份要迷惑联共(布)领导人的文件而已。[3]他这种不合规定和不符合事实的报告, 严重影响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认识和评价,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和作用。

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结束在延安三年零六个月的工作和生活,返回莫
斯科。1946年在苏联外交部工作。1948年至1951年第四次来华,担任苏联政府驻上海总领事。195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缅旬大使。1953年9月10日,在莫斯科病逝。年仅48岁。

二、 关于《延安日记》
在弗拉基米洛夫逝世20年后,莫斯科出版了署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俄文版《中国特区(1942—1945)》一书。此书立即在国际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5年,美国纽约的德布尔戴公司出版了根据莫斯新闻出版社提供的英译本,署名《弗拉基米洛夫日记》。1976年,台湾国联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新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版的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1980年,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据德布尔戴公司英译本由吕文镜、吴名祺、唐秀兰、石菊英等翻译,内部出版了中文本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12月下旬蒋介石扬言进攻延安时,将同“远方”(即共产国际)通讯往来的电稿材料全部毁掉了[2](P202),前苏联将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共关系的档案尚未完全解密。这样,以前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名义发表的这本书,不仅苏联和欧美学者当作研究共产国际与苏联同中共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也经常能看到引用此书的观点或材料。不过,我认为,对于《中国特区(1942—1945)》(即《延安日记》)这本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应谨慎对待。


从此书的出版背景来看, 它是前苏联反华政治需要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曾经进行了亲密合作。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在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两国关系不断降温。进入六七十年代,随着激烈的政治论争和严重的边境冲突,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加强备战,反苏防修;苏联陈兵边境,掀起反华恶浪。为适应同中国论战的需要,给苏中分歧的产生寻找到根源, 1968年,苏共中央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一位苏联人民代表、作家)召来整理其父档案,苏共中央书记处准备用公开的情报资料和弗拉基米洛夫当年从延安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为基础,要尤里 ·弗拉索夫去编撰一书。5年之后,这本由尤里·弗拉索夫编撰,署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中国特区 (1942—1945)》 (俄文版)就正式在莫斯科出版了。事实上,正是这种反华的背景和需要,人们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歪曲、诽谤,甚至极端恶意的攻击,也就不难想象和理解了。书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之处,可能加进的新的“说明”材料,如德布尔戴公司在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的那样,这本书既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文献,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文献来读。

此书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当年的著述, 它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莫斯
科出版这本书,损害了中苏两党的关系,也损害了弗拉基米洛夫这位前共产国际联
络员的形象。书中表露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恶意攻击,使得中国有学者认为,弗拉基米洛夫“这个苏联人由于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思想,竟然堕落到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一鼻孔出气的可悲可笑的地步。”[4]在延安给弗拉基米洛夫作翻译,与他接触频繁的师哲说,这本书以孙平(即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形式公布的大量“材料”, 严重歪曲事实,造谣、任意中伤、诽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些内容同弗拉基米洛夫当年在延安和自己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2](P222)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中国特区(1942—1945)》这本书是以弗拉基米洛夫日记形式编撰的。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他进一步认为,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这种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5]。事实上,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也承认,《中国特区(1942—1945)》是当时奉苏共中央之命,为适应反华需要而作。书中所用材料系公开的情报资料和他父亲从中国发回的电报。他的任务是说明苏中产生分歧的根源。[2](P223)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特区(1942—1945)》这本中文翻译为《延安日记》的书,并非当年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和苏军情报员、塔斯社记者的弗拉基米洛夫亲自著述,书中材料也并非都来自于弗拉基米洛夫当时发回的电报资料。对弗拉基米洛夫这个人物,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延安日记》这本书,我们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

[参　考　文　献]
[1] 伍修权.我的历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 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3]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M].吕文镜、吴名祺等译.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0.
[4] 廖盖隆.关于共产国际苏联、苏联和中国革命[J].党史通讯.1983(11-12).
[5]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J].1990(4).

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社科部)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62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