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河南血祸追责李克强：不认错，就下台

2013年07月18日 20:29   澳洲日报

　　近日，中国卫生部前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长陈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高法及高检发出公开信，继续追诉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河南血祸”中“掩盖疫情”致艾滋病蔓延的责任。

　 　7月8日，中国卫生部前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发出题为"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 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事件，至今已近20年，李克强前任李长春主政期间，在河南推行"血浆 经济"因而导致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疫情，李克强上任河南后，因为其掩盖疫情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及至少10万人死亡，河南产生了数百至上千个艾滋病 村，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加之投诉无门，在死亡线上挣扎。

　　公开信特别强调，1998年河南艾滋病危机爆 发，李克强临危受命到河南"救火"。在该问题上与其前任李长春一样，隐瞒严重疫情和封锁真相，并打压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包括河南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病例的 医生王书平、目前已经出走美国的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这也是河南艾滋病疫情向中国其他省市蔓延的原因。

　　旅美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的著作揭批河南血艾真相

　 　此次他再促中共当局对河南血艾事件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由中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包括艾滋病感染人数和 死亡人数、艾滋儿童及受到影响的儿童数量等；同时责成检察机关对该事件问责，并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给予国家赔偿；为现有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疗、 出台艾滋儿童的保障方案等。除此之外，陈秉中认为"如果李克强拒不认错，就应该下台。"

　　作为前卫生部官员，陈秉中决绝的与体制撕裂， 从2010年9月起开始举报和追诉李长春、李克强及其他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已向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进行六次实名举报；去年十八大前再向 两会主席团和党代表举报，后又投书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均石沉大海。今年3月15日，李克强接棒温家宝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国家总理，陈秉中 发出质问"李克强有什么资格坐在总理的位子上？"目前北京警方已将这位前中共官员列入"监控名单"，不时对其进行警告和传讯。

　　血艾感染者家属要求政府担负责任

　 　陈秉中向德国之声表示，自他举报之初到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他已经意识到中共当局根本无意正视这起人祸和对主要责任人问责，当局已将一起卫生公共事件转化 为政治丑闻和道德危机："对我举报的事，他们也不说是对是错，就在那儿赖着，显然是心里没有底气，根本无意解决。他们就怕揭开老底，如果揭开真相了，恐怕 他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

　　已80高龄身患重病的陈秉中表示已无畏生死，希望在有生之年揭开这起人为血祸真相，留下清晰无误的历史。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突破国内对河南血祸信息的封锁，通过各种渠道让公众知晓并倒逼政府去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只有坚持下去，只要大家都知道真相了，这问题 就好解决了。但现在这些内容只能在国外发表，在国内都受限制，他们想尽办法把信息封锁住，但终有一天，这些真相会揭开的。"

　　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多年前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河南艾滋病大死亡”事件，不依法查处，一直是全球关注的一大焦点。掩盖真相的人最怕揭老底，因而遭到前两届党总书记百般阻挠。真相是捂不住的。苍天在上，终有一天会将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真相查个水落石出，将肇事者及其后台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成功隐瞒”近20年的惊天大案

　 　发生于90年代初即中共十四大（1992-1997）期间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至今已近20年。就一般常识而言，发生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必须分秒必 争，至迟也应在十五大（1997-2002）期间立案问责，但因有“后台”保护，未能如此，从而给艾滋病这个世界最大瘟疫的肆虐提供了适宜土壤，人为地任 其在中原大地扩散传播。到了十六大（2002-2007）期间，泛滥成灾的艾滋病已导致数万感染者死亡，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了，中国当 局仍不顾国际组织和舆论谴责，置若罔闻。在十七大（2007-2012）期间，陷于绝境的几十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与安抚又投诉 无门，只能在死亡线上徘徊，苦苦挣扎。到了人们期待颇高的十八大及时至今日，新的党中央未能走出包庇罪魁祸首的怪圈，以至未能成为几十万受害者生命的诺亚 方舟。

　　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责任，如同癞瘌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可是此案的主要责任人李长春和李克强，因有后台“一不立案、二不问 责、三不给予受害者抚恤赔偿”的“三不政策”，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不认错、二不担责、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以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至今还是一个无人负 责的无头案。更令人惊异的是，以瞒天过海手段掩盖事件真相导致严重后果的二位肇事者之一的李克强，他不仅与李长春长期逍遥法外，而且因有登天之路，竟被带 病提拔，爬上权力的顶峰，戴罪擢升为执政党二号人物和国务院新总理，成为震惊全球的一大政治丑闻。

　　亘古未闻的“以血致富”神话把受骗农民推向死亡深渊

　 　早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河南省一些地区就存在农民卖血现象，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省卫生厅长后，将其作为卫生系统 “第三产业”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长春严重渎职和对刘全喜的怂恿与包庇，卖血成为河南贫穷 农民的一种产业和生存方式得到大发展，1995至1996年为“黄金时代”。刘全喜曾放言，“河南7000多万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 均每年卖1-2次，就能创造上亿元价值”。为此他两次亲赴美国商洽出口血浆事宜。此时河南省卫生厅成立了“开发办”和“中心血站”等机构，并召开现场会， 从省一直到乡和村的各类血站，在豫东南遍地全开花。有的血站就是一台小型拖拉机放上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 交易。他们宣传“人体血液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有病，不健康。”在这种口号诱惑下，不分男女，争先恐后卖血，甚是疯狂。 一天卖二三次血的不足为奇，有的因抽血过多竟当场晕倒，惨象环生。

　　尤为无法容忍的是，以收购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采 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以至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致使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李克强于 1998至2004年接任李长春主政河南后，因他继续前任对刘全喜的放任和隐瞒疫情的做法，并加大了对举报者和上访者的打压力度，严重的疫情不仅没有得到 遏制反而恶化了。如果说卫生厅长刘全喜是始作俑者即祸首，那么李长春则是罪魁，李克强是帮凶。

　　时任“全球卫生理事会”主席多莱尔针对河南艾滋病大爆炸时说，他们把村民当成提取血浆的源泉，而又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从血浆生意中获利的人要提供赔偿和出钱给病毒感染者治疗。我对那里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政策感到震惊。

　　蓄意隐瞒疫情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

　 　河南艾滋病的暴发流行本应在第一时间公示于众，可是河南自血祸发生第一天起，就谎报瞒报，从不说真话。并由于河南省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把疫情视为 “机密”和“禁区”，其真实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美国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博士指出：“河南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疫情在1990年代初爆 发，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1995年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隐瞒不对外公开，世界其他国家直到2001年才得知河南那里暴发了艾滋病大 流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2004年9月，河南卖血人群中艾滋病患者大批死亡已无法再隐瞒时，省卫生厅被迫对全省卖血者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全面 普查。通过那次普查确认河南全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3万人，还不及河南省知情者和有关专家掌握的有几十万感染者这一数字的零头。

　　在隐 瞒疫情这个关键问题上，国家卫生部因怕得罪二位高官，一直未能揭开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层面纱，偏袒和帮助河南说假话。2001年8月，也就是发现河南省艾滋 病暴发流行6年后，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才说，1995年前后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构为了商业 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万到5万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年12月， 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国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农村供血浆 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他也隐而不报。2005年1月卫生部长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内通过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员和血友病人员，共有7万人感染艾滋病，只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见隐瞒河南疫情不单是河南省的错，而是中国政府。无独有 偶，当高强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张文康一年后，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重蹈前任隐瞒疫情覆辙。这种眼睁睁地看着疫 情不断蔓延的隐瞒，把本可以将灾害降至最低限度的疫情，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完全可以控制的人为大灾难。泛滥成灾的河南血祸，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罄竹难书。

　 　一是灾难严重，导致至少30万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感染者命丧黄泉，其受害程度，远比一次大的战役还要惨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河南柘城县有2880多人的双庙村，当年1227人参与卖血，887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率达72.29%；截止目前已经死亡601人， 有33户人家死绝，死亡率高达67.77%，一个生机盎然的村庄就这样满目疮痍。由于从上到下蓄意隐瞒疫情，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绝非天灾，而完全是可以避免 的人祸，实属一场民族浩劫。

　　二是以牺牲卖血者健康为代价，以快速致富为诱饵，拿血液做生意，良知泯灭，骇人听闻，是将一二百万卖血大 军推进坟墓的反人类行径。上蔡县文楼村3100多名村民中，艾滋病患者达900人，2003年这个村一天就死亡7人。新蔡县东湖村发病高峰期那几年，每年 都有几十名青壮年不幸早逝，村边坟冢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个个坟头连成片。有的夫妻一方病亡不久，又将墓穴掘开，让病逝的另一方的棺木与之合葬。艾滋 病泛滥的人道灾难，令成千上万农户遭受灭顶之灾，导致一些农村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这些艾滋病村一度成为哭泣的乡土和令人绝望的村庄。

　 　三是突破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零容忍”，并以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迫害最先报“火警”的知名学者，封住他们的口，堵住他们传递信息渠道，直至撵出国门。 1995年卫生检疫医生王淑平根据众多卖血者出现类似艾滋病症状，经检测发现大面积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当即向河南省和卫生部报告，可是河南主政者不仅没 有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公布疫情和采取紧急控制措施，反而对第一位最先报警人下毒手，免去她的职务，停止她的工作和停发工资。被打入冷宫的王淑平因无法容忍当 地的迫害到北京避难5年，李克强执政河南时已无容身之地，不得不避难于美国。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著名医学教授高耀洁，可谓一代女杰，她走村串户调 查了上百个艾滋病村和搜集到上万个艾滋病案例，在当局封锁信息情况下，她将采访得来的大量资料公诸于众，并出版成书。因惹恼了河南执政者，多名警察轮流蹲 守在她家门口，还安装了摄像头，不许她与外界联系，也不允许她出国领奖，还阻止她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事先约好的会见。高耀洁深感这样下去会被折磨 死，无法完成手中尚未出版的书稿，为“保存实力”，以整理出更多的“谁也击不倒”的罪证和取得更大发言权，继王淑平之后不得不背井离乡去了美国，并出版了 几本记录河南血祸的新作。第一位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甘冒风险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重大疫情的多年从事艾滋病教育和著名维权人士万延海，先被国安抓捕，后又被 公安拘留。后来因无法忍受警方日以继夜地监控，与离开故土的王淑平和高耀洁一样避难美国。如果李克克强稍有一点宽容心，完全可以把可敬的三个“第一位”的 学者留下来，可是因为那位高官人性与良知的缺失，与之失之交臂。被迫害的这三位是令二位高官闻之丧胆的“大克星”和河南血祸的历史见证人。

　 　四是以历代奸臣惯用的颠倒是非，栽赃陷害，倒打一耙手法，抵毁罪证，嫁祸于人，打击迫害无辜受害的上访者，演绎了对成千上万蒙冤者的群体大迫害。艾滋病 毒感染者经过5‑8年潜伏期，在李长春当政河南时感染艾滋病毒的几十万卖血者，于李克强1998年主政河南期间陆续发病并相继死亡的险象发生后，大批感染 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死者家属得不到抚恤，纷纷到省会郑州和北京上访。然而当局不是引导上访者依法表达诉求，而是以“聚众闹事”“敲诈勒索”和“冲击国家 机关”等莫须有罪名，进行残酷打压。上访“危害轻微”者被截访，“屡教不改”者被拘留或关进黑监狱久敬庄，“影响恶劣”者则被判刑，俨然是第二个“马三 家”。李喜阁住院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自己和出生的女儿同时被感染，其后出生的二女儿也被感染，致使一家4口人3人罹患此病。2004年大女儿因母婴传 播感染艾滋病不幸离世，她的小女儿又因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被当地幼儿园拒绝入园，多年上访因得不到说法，要求与卫生部长高强对话时，当局对她以冲击国家机关 罪被拘留21天和一年的监视居住。9岁因外伤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长大后多年上访无果，因被拒绝赔偿一时冲动，将医院的电话等物推到地上被判坐牢一 年。因分娩住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又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于艾滋病的赵凤霞，去年再次上访时，县里为了堵住她的嘴，付给她几千元生活费，谁知暗藏杀 机。当地司法机关竟仿照二千多年前项羽给刘邦大摆“鸿门宴”的诡计，对一位没读过几年书，也未出过远门的农家妇女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徒刑二年。河南当局就这 样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和过人谋略“诱敌上勾”，如此阴险毒辣，让历代奸相闻之都会自叹不如。也远比历史剧“生死恨”“荒山泪”和“窦娥冤”更具悲剧色彩。在 罪魁祸首还拒不认罪的今天，有哪位高官说句话，能让仍在蒙冤服刑的赵凤霞恢复自由。

　　五是延误确诊和治疗导致高死亡率的草菅人命，衍生 的触目惊心的“次生灾害”，乃严重渎职的“罪中之罪”。1995年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众多感染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口腔溃疡、腹泻和消瘦等艾滋病典型症 状后，因迟迟未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无法最后确诊，河南只将其称为“无名热”当感冒治疗。这样不该发生的大面积误诊误治的玩勿职守让卫生界蒙羞。绝大多数感染 者是在2004年河南进行的所谓全省艾滋病毒大普查时进行检测才得以确诊，有的比这还要晚，一拖就是8至10年，对这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性疾病白白丧失了 早期非常宝贵的最佳治疗时机，任凭病情由轻变重，由重变濒危，导致一些本可以活下来的数量可观的濒危患者过早死亡。与其说他们是病死，实际是未得到及时治 疗的冤死。更不可理喻的是，当有了检测结果又不及时主动告之感染者，先是隐瞒疫情后又隐瞒检测结果，连连造错，说词是怕引起群体性恐慌，真乃荒谬至极。由 于确诊太晚和进行抗病毒治疗太迟，再加上舍不得投入，早期未能尽早提供当时各国普遍认为疗效甚好可以令重患转危为安的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一连串的过失，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世界不多见的高死亡率。又因对艾滋病患者的岐视和有些感染者怕承受不了天降大祸的压力，拒绝病毒检测听天由命了。还由于有了检测结果又不 及时告知的信息封锁，一些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引发了夫妻间和母婴间新一轮艾滋病毒传播。这一幕幕惨剧，让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的世界上最不幸的群体连 遭重创。

　　六是以卑鄙至极的手段控制舆论，全方位封锁艾滋病大流行信息，令国人在来势汹汹疫情面前丧失警惕，掌控宣传的部门成了任凭疫 情任意蔓延的另一帮凶。第一时间公布疫情，如同火警，是不可抗拒的国际惯例。由于河南当局下达的层层封锁疫情的指令和中宣部关于河南艾滋病疫情不经批准和 不按统一口径不得随意报道的禁令，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在这场草菅人命以血致富运动中有多少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有多少感染者死亡的惨烈后果，至今并不为 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是何人从中作梗，阻挠案件的查处，就更鲜无人知了，造成了全国性的信息真空。2000年在李克强于河南当政时，河南记者张继承第一个 冲破阻力报道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国际间此时才得知河南爆发了艾滋病大流行。不幸的是，这位有功之臣因违反了不得擅自报道的禁令，被河南省委宣传部下 令“开除公职”。中宣部与河南省紧密“配合”，就这样剥夺了国人知情权。他们通过封锁消息企图捂住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却没有捂住艾滋病魔的发威。

　 　七是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后，不仅河南当局谎报瞒报，卫生部因折服于二位高官也助其说假话。当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卫部长 张文康一年后，时任卫生部长的高强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再次隐瞒疫情。又因怕疫情外泄，拒绝省外知名专家进入河南救援。不仅如此，卫生部一位副 部级退休高官近二年竟亮出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的所谓“无过错”论，妄图为李长春和李克强“金蝉脱壳”大翻盘，并把国家对受害者的“赔偿”建议改为为性质非 罪的“补偿”。他们也借此为袒护血浆经济始作俑者省卫生厅长刘全喜和对河南血祸处置失当洗清身。

　　八是为灾难的肇事者因是政治局常委网 开一面，享有不立案问责的法外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是一句空话。近些年对隐瞒真相导致严重后果的河北三鹿毒奶粉案和山西等地矿难以及多起重大交通事 故，都进行了处理，唯独更严重的河南污血案例外。众所周知，1980年代法国发生的2500名血友病人因输了受艾滋病毒污染的污血，1700多人染上艾滋 病毒一案，在舆论压力下进行了审理，主要当事人被判刑，法国政府对受害者给予了赔偿。2011年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案发生后，台湾地区各有关方面迅速做 出反应，公开透明，做出了查处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包括追究事故责任者直至刑责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等多项决定。这些与河南血祸一不立案、二不问责、三不给予受 害者抚恤赔偿漠视生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更不可容忍的是，后来又由血液生意发展到人体器官，做那些普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在13亿中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面前，这让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脸面往哪搁。

　　以上所列，仅是冰山一角，仅以其中一条就可以对河南血祸案的罪魁祸首问罪，数罪叠加，十恶不赦，罪当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