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自述--我同毛澤東的幾次交往

　　 作者：馮友蘭

　　 我同毛澤東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我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過了幾天，有一個解放軍騎着摩托腳踏車到我家，送來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毛”。我知道，這是毛澤東派專人給我送回信來了。信的原文是：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

　　 敬頌

　　 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我不料毛澤東的回信來得如此之快，並且信還是他親筆寫的，當時頗有意外之感。

　　 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鍛煉，我現在才開始懂得這句話了。我說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這話真是膚淺之至，幼稚之 極。學習馬克思主義，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它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難了。要想真正應用它到實際工作中去，那 就非把它化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有一個會開汽車的朋友告訴我說：開車開到熟練的時候，車就像自己的身體的一部分，車的四個輪子，就好像自己的兩條腿 一樣。一個人在人叢中走來走去，但不會碰倒一個人。一個會開車的人，在眾車之間行走，如果車像他的身體的一部分，決不會碰車。哪個地方車能鑽過去，哪個地 方鑽不過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決定的。我想，一個戰士用他的武器，到最後熟練的時候，也會覺得他的武器就像成為他的身體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 腳一樣，達到這種程度，就叫做“化”。學習馬克思主義，也得馬克思主義“化”了才行，這樣的“化”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沒有這樣的程度，而要重 新寫《中國哲學史》，那也不會新到哪裡，充其量也不過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個時候，就說出那樣的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話、空話、假話。誇誇其談，沒有實際的內容，這就不是老實態度。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採取老實態度，那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譁眾取寵。寫文章只能寫我實際見到的，說話只能說我所想說的。改造或進步，有一點是一點，沒有就是沒有。如果這樣，那就是採取老實態度。就可能不會犯在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

　 　 1957年4月11日，是叔明的二姐任銳同志的“忌日”，我同叔明到任銳的墓地(萬安公墓)去掃墓，回到家裡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多鐘了。剛一進門，就接到電 話，說是毛主席的秘書打來的，說毛主席請我去吃午飯，客已經到齊了，請我馬上就去。我向學校要了一輛車就去了。到了中南海頤年堂，看見了金岳霖、鄭昕、賀 麟，他們先已經到了。那是三間屋子，毛澤東和客人們都坐在西頭那一間內談話。毛澤東問我說：“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課吧？”我說：“不是上課，今天是 任銳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掃墓去了。”毛澤東說：“任銳同志是孫維世的媽媽。”我說：“是的。”接着，胡繩也到了。毛澤東說：“你們都是打過筆仗的 人。”毛澤東問鄭昕是哪一省的人，鄭昕說是安徽的。毛澤東說：“你們安徽出過曹操，曹操是個大人物，他比別人高明之處，在於他認識糧食的重要。”說着，就 起來往屋子的東頭那一間去吃飯。江青也帶着小孩們從後面出來了。她那時候看着是一個家庭婦女的樣子，吃完飯就又帶着小孩們到後邊去了，終席沒有和客人們談 過一句話。照當時的座位次序看起來，那一次的主客是周谷城。在端上飯來的時候，毛澤東說：“我這飯叫四面八方人馬飯，其中有各種的米，還有許多豆類，人、 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馬飯。”吃飯以後，又回到西頭那一間去談話。客人們中間有一位人民大學的同志，說他寫了一篇關於邏輯的文章，報刊壓着沒有發表。毛澤 東很不以這些報刊為然。這位同志就向毛澤東匯報他的看法和他的文章內容，他講的時間相當長，毛澤東始終注意傾聽。別的客人都很着急，因為他們都想聽毛澤東 的議論，可是時間被占去了。這位同志一講完，毛澤東就站起來了，客人們也只好跟着站起來。毛澤東把客人們一直送出豐澤園的大門，看着客人們上車。

　 　 1957年毛澤東的那篇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我當時是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講的時候，正是政協 全國委員會開大會的時期，出席大會的委員都列席了最高國務會議，聽了他的講話。他講話的時候，既沒有講稿，也沒有拿大綱，就像平常講話一樣，隨隨便便，有 時還加上一些詼諧。會場中的空氣非常活躍。在以後聽眾的發言中，馬寅初講了人口問題、節制生育的重要。

　　 我也應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我和毛澤東是一組，小組會議就在毛澤東家裡開，由他主持。當時我已經發表了《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 問題》那一篇文章，其中說，一個命題有其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例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其抽象意義可以繼承，而且實際上我們已經繼承了。我們常說 “學習”，還有一刊物名叫《學習》。孔子所說的“學習”的內容是詩、書、禮、樂、春秋，或者是禮、樂、射、御、書、數，這是它的具體意義，這是不必繼承也 不可繼承的，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繼承。毛澤東一看見我進去，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開會中間，毛澤東叫我發言，我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方面 的問題，我說，照現在的講法，有些很難講通。毛澤東說：“那是簡單化了。不可以簡單化。”在散會的時候，毛澤東拉着我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 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這一段經過，使我聯想到1949年徐老給我說的那幾句話：“過去的事情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共事了。”毛澤東叫我參加黨 的會議，這就是認為可以共事了。原來共產黨叫徐老對我做思想工作，經過了將近十年，才算是達到目的。可見過去的事是不容易說清楚的，思想改造也不是三言兩 語所能見效的。毛澤東說，不可以簡單化。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後來正是把這些不可簡單化的問題簡單化了，而且把簡單化推到了極點，這就形成了十年動亂的浩 劫。

　　 1962年，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我作了一個發言，講了一點我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情況和將來的計劃。當時的執行主席是陳毅，事後有人告訴我說，陳總 說我的發言很好，其中講的有過去，有現在，還有將來。到閉會那一天，毛澤東和中央全體領導同志接見到會的委員，並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 座位背後的中間。毛澤東來就座的時候，看見我，就拉着我的手說：“你的身體比我的身體好。”我說：“主席比我大。”毛澤東說：“不行了，我已經露了老 態。”他又問了一遍《中國哲學史新編》進行的情況，並且說：“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以後，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吧。”我說：“我只能寫中國的，寫西方哲學史 的任務已經派給別人了。”毛澤東說：“對於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說到這裡，劉少奇插言說：“你的發言很好，言簡意賅。”周恩來也向毛澤東介紹說： “這一次開會，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銘任老是他的岳父，孫維世是任老的外孫女，是第三代。”在這一次談話中，無論是就談話的內容或談話的態度說，毛澤東都好 像是對待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回家以後，我寫了一首詩：

　　 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

　　 舊史新編勞詢問，發言短語謝平章。

　　 一門親屬傳佳話，兩派史論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願隨日月得餘光。

　　 1963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開會。閉會的時候，毛澤東又接見。閉會之後，主持會的人，送我一張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主席和我握手時的像，也照上了其他一些人，一個是周揚，一個是劉大傑，一個是周予同。我就此作了一幅對聯：

　　 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

　　 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反、修。

　　 這是副“絕”對。劉大傑是搞文學史的，周予同是搞歷史的，我是搞哲學的，這就是“三人並列文、史、哲”。下聯對帝、反、修，但不能再出現“三”字，就來個“一筆齊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