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 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 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 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 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 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 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 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 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 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 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 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 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 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 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 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 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 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 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 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 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 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 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