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性的基本特徵來分析人類社會

組成人類社會各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形成社會制度的基礎，社會制度的目的在於發揮和維護社會關係主體的作用。奴隸社會的社會關係主體是奴隸主，封建社會的社會關係主體是封建主也就是地主，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係主體是資本家也就是企業主。在這樣的社會民主與專制往往只表現為一種手段和方法。

無論何種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都是由體現人性的具體的人組成的，人性的特徵不會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而發生改變，不會由於階級的不同而不同，人性的基礎性特徵是持久的難於改變的社會基礎性特徵。由於人性的社會基礎性特徵和其穩定的特性，用人性分析人類社會具有更現實，更深刻，更廣泛的明顯的優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有名的爭論，就是人性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之說。這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得到的知識與今天不能相比，這自然限制他們的眼光和能力。以今天人們的眼光來看，應該能夠看出人性基礎的本質特徵，就是人性既不性善也不性惡而是趨利避害。

人的善或惡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為了趨利避害而做出的行為選擇。社會普遍存在的人們的趨炎附勢就是趨利避害的典型表現。趨利避害不只是人性的基本特徵，而是動物界動物們的普遍特徵。人們讚揚母性在對待幼子上的無私與偉大，實際上這是具有長遠和整體眼光的母親為趨利避害普遍的正常行為。

所謂善與惡是人們對待周圍世界的態度與行為。善是友好的，有益的態度與行為，惡是敵對的有害的態度與行為。人的善與惡具有傳導作用，一般來說，別人與你為善你也會與人為善，別人與你為惡你也會與人為惡。這是相互關係對等原則，也可以說是相互關係對等規律的體現。

在人類社會，人什麼時候會表現出惡，這是由當時的社會條件和環境決定的。當社會環境險惡時，生存成為人們的第一選擇，人為了自保就會表現出惡的特徵。比如在文革時，在中國每個人的生存都幾乎隨時面臨威脅，人們存在着恐懼，為了趨利避害就會趨炎附勢地對打擊對象以惡相加。險惡的社會環境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當時的人們就會得出人性惡的結論。何時人才會表現出善的特徵？一般來說，善是趨利避害的長遠表現，當人們為了發展而具有長遠或整體利益的眼光時，人們就會表現出善。

正常情況下，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沒有了生存一切都無從談起，人們為了維護最基本的生存權力，當面對邪惡和險惡外界對象時，就會以惡對惡。善與惡都是人們適應環境的手段，何時選擇取決於人們對趨利避害的判斷。

談善惡需要談能力。因為善惡的行為需要相應的能力保障。對於能力的弱者來說，善是正確的策略，而對於能力的強者來說，惡卻未必是正確的選擇。善是為了獲得支持和發展的選擇，而惡卻往往是一種近乎自殘的選擇。年幼的兒童在成人面前的乖巧與順從實際上也是趨利避害的正常反應。人性特徵不是在人成年時才有，而是從幼年開始就已經具有。

一個絕望的沒有希望的社會環境能夠大幅激發人性的惡，人性的善廣泛存在於充滿希望的社會環境中。就像愛給人帶來希望，恨給人帶來絕望一樣。和平的社會需要人性的善來維護和發展，戰爭的社會能激發人性的惡，從而導致惡性循環。制止戰爭的手段一般是以惡制惡，以更強大的力量來制止戰爭。惡終歸是暫時有限的，沒有無限的惡。而善卻可以永恆無邊。統治世界的終極力量是善不是惡。

趨利避害是人所追求的永恆的目標，結合具體人所具有的能力和現實的條件形成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的行為根據。趨利避害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早已成為社會有識階層人們普遍的行為準則而無論何種條件和環境，這也是趨利避害更高效的體現。而這也導致產生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社會上層階層對底層民眾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權力的腐敗，有恃無恐，富有者的吝嗇等。自然也不全是消極的，也有積極的東西產生，關鍵是眼光的短長。對於因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產生的消極社會現象需要通過法律來進行有效的制約。

一個社會成功的首要條件就是要讓社會成員充滿希望，而不是失望，更不能有絕望。戰爭動亂內鬥腐敗不公貧窮無知病痛都是社會產生失望和絕望的原因。宗教的意義就在於給教眾們以幻想和希望。生命在希望中成長在絕望中死亡。讓人們每天早上都能夠迎接充滿希望的朝陽。

應該制定一個能夠總體反應社會狀況的社會希望指數和失望指數來對一個社會進行總體的量化評價。對於和平的社會希望指數應該能夠指出社會的發展潛力，而對於動盪的國家失望指數應該能夠指出國家的前景。希望指數越高的社會應該越具有發展潛力，失望指數越高的社會必然會存在多種嚴酷的社會危害。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能夠及時發現潛在的社會危害，並及時制止預防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