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從一九六八年起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國不同省份的農村，出現了一大批形式特殊的學校，名為“五七幹校”。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幹部，知識分子以及許多機關工作人員紛紛來到這些學校“學習”。 【注】

一九八一年，楊絳出版了一本題為《幹校六記》的散文集，從衣食住行、同志之誼、夫妻之情等瑣事中反映知識分子於文革中在幹校的勞動生活。文筆淡雅細膩，語言詼諧幽默，格調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一時間洛陽紙貴，廣為流傳。

其實到幹校去的不只是那些在職的幹部和職工。一九六九年秋天，林彪發布了“一號通令”，為了備戰的需要，命令大城市的居民向農村和邊遠地區疏散，於是一大批在幹校學習的幹部、職工的家屬和未成年子女就帶着城市戶口被疏散到了這些幹校的所在地。七一年，林彪倒台，一號通令作廢，這些被莫名其妙地疏散到農村去的人又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原住地。

我就是當時千千萬萬被疏散的人中間的一個，在河南農村生活了近三年的時間，在那裡基本完成了我的初中教育後才回到北京。在三年的時間裡，經歷了很多一個城市少年從未經歷過的事。一晃四十年過去了，把那些點點滴滴的記憶整理一下，也分成六段，記在這裡。

《紅樓夢》裡有一套“金陵十二釵”，分正冊，副冊，又副冊等等。正冊記錄了大觀園中地位最高的十二個主要人物的故事，而副冊，又副冊則記錄了那些次要人物的故事。我想如果《幹校六記》為“正冊”，記錄了幹校中那些主要人物的故事，而我們這些人應該是次要人物，我們的故事可以記錄在“副冊”和“又副冊”里。又想起當時在幹校里還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他們不是在職職工，而是在職職工的大齡子女（多為老三屆畢業生），因無處可去，所以和家長一起去了幹校，成了五七幹校的非正式學員。他們的故事也許應該記錄在“副冊”中，因此我就用了“又副冊”作為這個集子的副標題。

是為題記。

【注】“五七指示”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審閱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的信。信中講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

“五七幹校”是在文革期間，為了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讓幹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黨政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的場所。

引子・想當初

一・學習班

二・息縣

棉花廠  油條  要飯的  甲魚  屠宰場  打架  十萬個為什麼

當兵去  拉二胡  救火  鋼琴協奏曲《黃河》

三・楊圩子

大隊中學  農忙假  兼學別樣  打落水狗  放牛  鱔魚・青蛙・蛇

拉練  踢毽子  “五一六”  春節  乒乓球

四・羅山

四十四個零分  困難嚇不倒英雄漢  排球隊  回北京

五・再訪幹校

六・在那少年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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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想當初

我去年夏天回國的時候，遇上了幾個發小兒，其中一個都有二十年沒見過了。見面時，兩人首先注意到的是對方頭上遮蓋不住的白髮，於是都自嘲地說，我們比以前可成熟多了。北京人稱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叫發小兒，用北京話解釋，就是從小一塊兒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朋友。發小兒見面，握手顯然是不夠分量，擁抱好像也很不習慣。於是，極為自然地，我們都瞄上了對方的肩膀，而落在相互肩膀上的拳頭把二十年的距離一下就打得無影無蹤，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從前。

老朋友聊天兒，話題往往是跳躍的。從小時候誰誰跟人打架時把人給花了【注】到誰誰的女兒今年考上北大了。忽然，有人提起了楊圩子。楊圩子，一個河南息縣的小村子。四十年前，我們的父母在那上過幹校，我們在那上過學。在三年的時間裡，學會了插秧，放牛和一口很地道的河南話。

【注】“花了”是北京土話，就是被打出血了，一般指臉上出血。

一・學習班

一九六六年夏天，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幾個月的功夫，整個世界就翻了個個兒。那年的暑假放了八個多月，學校教室窗戶上的玻璃沒剩下幾塊完整的了，樓外的水泥球乒乓球檯都變得坑坑窪窪的，打球也基本上改打架了。我家裡還時常來一幫神色激動的革命群眾，大呼小叫地折騰一番後揚長而去，留下一片狼藉。過了一年多，姐姐到山西雁北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又過了一年多，父母先後到河南息縣農村去執行他老人家的“五七指示”。六九年的時候，一家子在北京就剩下一個剛上六年級的我，和四、五十個有着同樣處境的小夥伴一起住進了父母單位的集體宿舍，由機關派來的幾位成年人照管着。一大幫孩子組成了一個臨時的集體，這個集體還有一個極負時代感的名字：“少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聽起來怪可憐的，可對我們這幫孩子來說，那是件天大的樂事。你想啊，一大幫孩子，一夜之間突然就沒家長管了，原來想出來玩還得東家找西家叫的，弄不好家長還不讓出來。現在可好，從早上一睜眼，到晚上睡覺，全攪和在一起。一起吃飯，睡覺，玩兒，搗亂，上學，還不用做作業，那日子，快活慘了。

可好日子不長，六九年底，林彪的一號通令把我和“學習班”一起疏散到了父母所在的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那時的幹校，是一個半勞改性質的生產基地。大家住集體宿舍，吃食堂。幹校里的成員不叫學員，叫五七戰士，當地人稱之為五七老領導。那時還有一首順口溜，專門形容這些從北京來的落魄幹部：“五七老領導，穿得破吃得好，上街騎洋車，下地戴手錶，買東西不講價，要多少給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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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息縣

息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屬信陽專區，地處大別山北麓。淮河橫貫全境，有“不息之壤”的美稱。因無霜期長，氣候溫暖，息縣是河南省為數不多的幾個能種水稻的縣。當地人以水稻，小麥為主食，基本上不吃粗糧。

就是這麼個自然條件良好，物產豐富的地方，因五九年的那場人為的信陽事件，餓死了大批的人（有數據說餓死的人近百萬），以至於那年我去的時候，在當地都看不見有多少上年紀的老人，五九年的時候都餓死了。據說人口少也是好幾個中直機關把其幹校的校址選在那裡的原因之一。

棉花廠

因為是緊急執行林彪的一號通令，幹校沒有任何準備，這麼多家屬的到來使得幹校無法安排他們的住處，於是只好和縣裡商量，讓這些被疏散來的家屬暫時住在縣城，我們這幫孩子們就被安排在縣棉花廠里住下了。所以呀，說是回到了父母身邊，可實際上我們還是一起住在“學習班”里，只不過集體宿舍從北京搬到了息縣。

我們這幫孩子一共有三十多人，男女各半，最大的已經上初三，十五、六歲的大孩子了，最小的剛上小學三年級。我當時十三歲，上初中一年級。為了照顧這些孩子，幹校派來了三個叔叔，三個阿姨和我們住在一起，幫着解決所有生活上的問題。

“學習班”的宿舍是臨時騰出來的棉花廠職工宿舍，在一個結構有些像北京四合院的院子裡，不過那院子挺大，種得有樹，院子中間還有一口挺深的水井。宿舍是朝南的兩間大房子，男孩子一間，女孩子一間。屋裡除了兩排土炕和一個用土坯壘的大火爐子外，其它的什麼都沒有。河南農村也盤炕，只是因為天氣沒河北和東北那麼冷，所以不盤火抗。很快，我們在大人的幫助下，每人在炕上占了一條地方，鋪上了褥子被子，又在牆上貼上了主席像，升上了火。在河南生活的日子就開始了。

院裡廂房中的一間是個茶爐房，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每天在那給住在院裡的職工燒開水。這三十多北京孩子來了後，用熱水的量大增。那個師傅從來沒說過什麼，可這事讓細心的李叔叔注意到了。一天他把幾個大孩子叫到一起，說咱們得發揚一下老八路的傳統，住在這不能像大少爺似的。挑水掃院子，那是最典型的老八路傳統了，不用再多說，孩子們就明白了。從那以後一直到我們離開棉花廠，那間茶爐房裡的水缸永遠都是滿滿的。

要說那井離茶爐也就二十多米遠，水缸的容量也就三、四挑水。大孩子們都搶着挑水，女孩子裡的大孩子也搶，挑不動就倆人抬，所以挑水這活基本上輪不上我這個年齡組的孩子。當然了，大孩子們也有落空的時候，那天我終於鑽了個空子，把水桶和扁擔拿到了手。站在結了冰的井台上，搖着轆轤，費了好大勁才從井裡打上來兩桶水，第一回把那七、八十斤的一挑水挑在了從未負過重的肩膀上，晃晃悠悠地走到茶爐房門口。從那以後，我記不清挑過多少挑水，抬過多少框土，可永遠也忘不了那挑水在肩上留下的印象。

油條

到了一個新地方，新鮮事太多了，從哪說起呢？民以食為天，還是從吃的東西說起。

棉花廠是在縣城的南關，而縣中學是在北關，所以我們上學要穿過整個縣城，一路上有縣城的屠宰場，百貨商店，集市和幾個小飯館，小商店和縣裡的那家電影院。那基本上就是六十年代末息縣縣城的一切了。

那條街上最吸引我的要算是那個早點鋪子了。臨街的鋪面房，一口油鍋就擺在街面上，後面是一個面案，做油條的師傅在面案上做油條。他把一塊預先和好的面拉開，擀平，切成許多小條，然後把兩條摞在一起，用一個小竹片在中間壓一下，兩手一抻，隨手放進放進油鍋。不一會兒，一根又粗又長的油條就飄在油鍋里了。師傅把炸好的油條立在油鍋前的鐵絲筐里，一方面，滴下的油可以滴回到鍋里，另一方面，那金黃色的油條本身就是廣告，讓過路的人一看就想買。

油條很貴，一毛錢一根，一兩糧票。那時在食堂吃油餅已經不便宜了，可二兩才一毛一。我從六年級開始就自己管自己的伙食，父母每月把錢寄來，我自己買飯票在食堂吃飯。雖然從來沒真正捱過餓，可我知道一到月底，那摞飯票就變得很薄。看着那金黃色的油條，我克制了好幾天，終於有一天實在走不過去那家小飯鋪了，一狠心，買了一根剛剛從油鍋里夾出來的油條。還沒等它涼，就咬了一口，真好吃呀！

那條街上還有一個能吸引所有孩子的地方，就是集市邊上那個爆米花的地攤。那個爆米花的家什很簡單，一個和排球差不多大，鑄鐵的球形容器架在個小火爐子上，容器的一頭是個用彈簧控制的出口，接在一個大布口袋上。另一頭有個搖把。把一把米或玉米放進那個容器，再加幾粒糖精，爆米花的就開始一手拉風箱，一手用搖把轉動那個鐵容器。幾分鐘後，一按彈簧打開出口，隨着嘭地一聲響，充分受熱的米衝出容器，口袋裡就是一大捧爆米花了，隨之而來的一股濃烈的米花香味。令人遺憾的是，我從來沒吃過這種爆米花。原因是爆米花的只提供糖精和手藝，想吃的人得自己帶米或玉米去。我吃食堂，沒地方找米去，心裡饞饞的可只能望洋興嘆。

原來在北京的時候，副食店裡有賣點心的，雖然品種不多，但一般也有七、八種，可到了息縣的商店裡一看，就一種，標籤上寫着：江豆角，六毛六一斤，比油條便宜。吃過一回，從此不再問津，倒不是覺得貴，可油炸的江米麵果子中間有兩滴糖稀，覺得太不值了。

後來認識過一個鄭州知青，那位老兄長得五大三粗，臉上很有幾分霸氣。有一天在縣城裡，遠遠地看見他在街上晃蕩，手裡攥着一包江豆角，足有半斤多，一邊吃一邊遛達着。那情景，就像看見當年的魯智深，手裡拎着半條狗腿，晃晃悠悠地在五台山下的那個小鎮上走着似的。

要飯的

說起吃，在記憶中那時好像從來就沒吃飽過，每天三頓飯，只有吃完了的時候，沒有吃飽了的時候。但平心而論，確實沒捱過餓。

小時候在山東農村我曾見過要飯的，穿一身極破，補了無數補丁的衣服，手中拖一根長長的打狗棍在村里乞討。當時我才九歲，見到要飯的心裡曾十分迷惑，不明白為什麼新社會還會有要飯的。在息縣，我見到了更多的要飯的，也是穿一身極破，補了無數補丁的衣服，手中拖一根長長的打狗棍在街上乞討。小時候在村里偶爾可見要飯的，在這裡卻隨時可見，有老有小。只要你在街上吃東西，甭管是在店裡還是在當街，基本上就會有一個要飯的，神情漠然地站在你面前，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什麼向你乞討。

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從小聽到的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從此就過上了幸福的日子。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可那都在外國住着，等着我們去解放呢。眼前的景象和腦子裡的景象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可那時沒人來解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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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魚

息縣多數村落周圍都有不少水塘，用來蓄水養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水塘里有野生的甲魚，俗稱王八。那時當地人不吃那玩意兒，所以雖然也有人捕來賣，但價錢極低，兩毛錢一斤，還不及豬肉一半的價錢。這些五七老領導來了後，雖然心中鬱悶，可見了這麼便宜的王八，還是跟蒼蠅見了血似的，見着就走不動道，嘴裡還詞不達意地說“你們這真好，王八真多”。誰知這衷心的讚美卻惹惱了老鄉：“是啊，就是你們外地人來了王八才多起來的！”王八到底是什麼時候多起來的另當別論，王八的價錢從兩毛漲到四毛則確實是從五七老領導們來了以後的事。

息縣當時有好幾個中直機關的幹校，為了方便起見，這些單位在縣城聯手辦了一個接待站，專門負責各個幹校人員的引來送往，臨時起居的事。接待站有個讓人永遠都忘不了的食堂，幾乎全天開伙，白天什麼時候去，都能買到熱菜熱飯。那個食堂之所以令人難忘，是因為那裡的一道菜：紅燒甲魚。

我們到息縣後，家長們就會用星期天休息的機會，輪流到縣城來看看我們這些孩子。幹校離縣城有十五、六里路，累了一個星期的家長們，還是要經常走三十幾里路，進城來看看孩子。記得那時爸爸或媽媽來，最讓人高興的事就是到幹校接待站去打一回牙祭，吃一盤紅燒甲魚。甲魚的最佳部位是裙邊，就是沿着王八蓋兒的那一圈膠質。第二好吃的就是腳爪，王八蛋也不錯，而其他部位則是很死的肉，吃起來費力且塞牙。

因為有了甲魚，就有了許多和甲魚有關的故事。最有趣的一個是媽媽後來告訴我的。到了七十年代初，那些軍代表，革委會的領導等都先後回北京去了。不過，他們雖已不在幹校也不再關心幹校，卻不能忘情於甲魚，所以往往要找人帶些甲魚回去。有一位和軍代表們的關係頗近，頻繁來往於北京和幹校的人，就常幹這種差使，還因此得了一個“王八大使”的雅號。一次，“大使”又帶上幾筐甲魚上了火車，夜裡那些不安份的甲魚拱開了沒蓋好的筐蓋爬出來滿車廂散步。“大使”發現後只好滿地爬來爬去地捉，有些鄰座的熱心旅客也起身幫忙。捉到一個一看，王八蓋上貼着張紙條，上寫着“李代表”；又抓到一個，“張書記”。吃王八的多，運王八的少，為了各事其主，王八也各有其尊號了。

屠宰場

縣城有個屠宰場，就在我們上學的路上，那裡每星期殺兩次豬，一次狗。我們上學從那路過，經常停下來看一會。當時息縣的豬肉是出口的，所以收購來的豬都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五斤之間。一到宰豬的日子，豬圈裡擠擠挨挨的全是個頭不太大，活蹦亂跳的豬。豬圈外面的空場上擺着幾條長凳，每條長凳邊上放着一個氣筒，一根細長的鐵管子和一個用來接豬血的石頭槽子。場子中間擺着幾張木頭案子和一個用土坯壘的灶，上面架着一口巨大的鐵鍋，熱氣騰騰地燒着一大鍋開水。

屠夫沒有電影裡和小說里的屠夫那麼面目猙獰，都是些三、四十歲的青壯年男人。既不高大，也不英武，更談不上兇惡。屠夫走到豬圈裡，看準了一口豬後，十分熟練地一把抄起它的一條後腿，另一隻手扽住豬尾巴，就把那頭豬撂翻在地，然後拖放到條凳上。另一個人上來幫忙把豬的後腿捆上，按住豬，屠夫隨後就一刀捅在豬脖子上，放淨血後，將死豬扔在地上。整個過程也就兩、三分鐘，十分的乾淨利索。頭一兩次看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掃興，覺得怎麼這麼平淡呀。倒是豬圈裡那些待宰的豬驚恐萬分，不停地在圈裡奔跑嚎叫，使得現場的氣氛十分熱鬧。

豬殺死後，屠夫在豬的一條後腿上用刀割一個小口子，把那根細鐵管子插進去，然後用氣筒打氣。很快那死豬就被吹脹起來，最後屠夫用繩子把那個氣口捆上，把一隻氣漲如鼓的死豬扔進那口大開水鍋。幾分鐘後，一隻被刮乾淨了毛，鮮亮白淨的生豬就躺在案子上了。

宰狗的場景則不太一樣。每到星期三，屠宰場的空地上就堆放着幾十個大鐵絲籠子，每個籠子裡有五、六條從鄉里收購來的狗。屠夫用個一頭帶有鐵圈的鐵夾子從籠中夾住一條狗的脖子，把狗頭夾到籠子外，對着狗的鼻梁骨一棍將其打昏，然後再宰殺，剝皮。有句俗話說“殺雞給猴看”，可這裡是殺狗給狗看。籠子裡有幾百條狗，可整個過程靜悄悄的，聽不到一聲激昂的狗吠，甚至聽不到幾聲哀鳴。

和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女孩子好像從來不去屠宰場看宰殺，估計是她們怕血，而男孩子們則樂此不疲，常看常新。

打架

“欺生”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詞兒，特別是如果你處在“生”的位置上。剛到城關中學上學時，發現我們都處在“生”的位置上， 欺生的“生”。更不幸的是，我們不但生，而且還小，因為當地的孩子上學一般都要晚些，所以年齡較大，很自然地要欺負欺負我們這些剛來的“小生”了。

我當時上初一，可不知為什麼比我還小一歲，該上六年級的王寧也到中學來上學了。他的父母給了他個“寧”字，大概是希望他能生活安寧，會息事寧人，可實際上，他更喜歡用“寧（四聲）”這個字來解釋他的名字。這一天在學校里，幾個當地的大孩子欺負他，把他按在地上打了一頓。當他終於掙扎着、紅着眼睛爬了起來後，他沒去撣身上的土，也沒去撿被扔在一邊的書包，而是到牆邊撿了半塊紅磚，又一聲不吭地向那幾個大孩子走了過去。息縣的孩子可能對板兒磚的非正常用途不是很熟悉，所以並沒在意。於是幾秒鐘後，那幾個孩子之一躺在了地上，另外幾個則一面狂奔，一面驚恐地大喊：“冒血了，冒血了”。

用我們的話說就是王寧一板兒磚拍過去就把那小子給花了，用他自己的寧勁兒息了一回事，寧了一回人。這件事的結果就是負責管我們的李叔叔提着一斤江豆角和一網兜兒的水果到被花了的孩子家去道歉，當然了，我們總被欺負的事從那開始就不再發生了。

打架往往是男孩子們磨合的一種辦法，特別是在那個年代。

十萬個為什麼

對想看點書的人來說，七十年代初無疑是最悲慘的幾年了。如果說文革初期除四舊後還留下了些沒打掃乾淨的角落，到了七十年代初，整個中國基本上是“淨土”一方了。在我的印象中，浩然寫的《艷陽天》是僅存的幾本還能公開看的小說之一。小說的頭一句好像是：“簫長春死了媳婦兒，三年沒續上。… … 一家人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兒。”沒書看嗎，對能看到的自然記得清楚。

大家住在集體宿舍里，有一天不知從哪旮旯里翻出張舊報紙來，上面有一條介紹新版《十萬個為什麼》的消息，還附有上海新華書店郵購此書的方法和地址。一幫幹部子弟兜里還都有幾個閒錢，於是你兩毛，他三毛地湊足了書錢和郵費，到郵局就寄了出去。從那以後，這十四本《十萬個為什麼》成了我們這幫禿小子的精神食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在我腦子裡很多的科學常識，對的和不對的，都是從那幾本《十萬個為什麼》中學來的。

後來發現這方“淨土”其實並不那麼乾淨。《三國》，《水滸》，《風神榜》，《說唐》之類的封建餘毒還是頑固地隱藏在一些不為人注意的角落裡，而且有時還會出現在“學習班”的集體宿舍里。在那種宿舍里，任何書都是藏不住的，所以大家乾脆就不藏，就壓在枕頭或被子下面。叔叔阿姨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當沒看見。

一天，一個家長來到我們的宿舍，這位叔叔能說會道是在單位里是個有名的，有個外號叫“尚鐵嘴”。他進來後一眼就看見床上扔着一本《三國》，於是就問是誰看這本書呢。王寧說是他在看。這位尚叔叔拿起書，隨便翻開一頁，調侃道：“能看得懂嗎？我問問你，‘魏延謂曰’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魏延評論道的意思，”我在邊上忍不住把話接了過來，覺得他太瞧不起我們了。

“您還在看《三國》哪？可我聽人說，老不看《三國》。”王寧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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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去

轉過年一開春，從縣武裝部傳來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七零年的徵兵就要開始了，所有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的未婚男青年都可以報名應徵入伍。

那年月誰不想當兵去呀。掰着手指頭算了算，自己到徵兵開始的時候就十四周歲了，差四年。按農曆虛一歲算，差三年，按虛兩歲算，還差兩年。四下一打聽，還沒聽說有虛四歲的，可是聽說幾個十六歲的朋友想虛報兩歲去應徵，我一想，自己先虛兩歲，再學着他們虛報兩歲，正好十八歲，怎麼算都對，於是就報了名。我有個優勢，就是長得早，當時的身高已有一米六多了，從背後看，沒人能說那是個不滿十八歲的孩子。

報名，容易，填張表就行。體檢，輕鬆過關，甚至沒人問我一聲到底多大了。記得體檢的最後一項是驗血，要求所有其它體檢項目都合格的人帶着鋪蓋捲兒到武裝部去住一夜，因為血一定要在半夜的時候抽。一大屋子睡在地鋪上的小伙子被一個一個地叫起來，在耳垂兒上劃了一刀，擠了一滴血走。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那滴血為什麼偏偏要在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抽。

政審是最後一關，我被毫不留情地刷了下來。原因很簡單，不管是審我爸還是審我媽，當是他們全在敵方。儘管我在填表時，出身填得是革干，幻想着能矇混過關，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估計除我之外只要有一個人還想當兵，就得把我給刷下來。多少年後才明白，夢想還是有可能實現的，可幻想只能是幻想。

那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當兵的機會，差點兒就混上了，可到底沒當上，好長時間之後仍耿耿於懷，每次想起來都覺得十分遺憾。當然後來也想開了，那不有句老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 嗎，可對特想當兵的男孩子來說，這句話和吃不上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一樣，純粹是給自己寬心而已。

拉二胡

“學習班”的宿舍里有二胡，笛子還有手風琴。我開始學了學吹笛子，才把五個音都吹齊了，就又想學拉二胡。剛開始抓起二胡的時候，弓子一動，出來的絕對是噪音。小孩子反正不在乎，沒事的時候就抓着弓子，說好聽點兒是來回拉，說確切點兒是來回鋸那把二胡。有一天我正鋸得起勁，一個大孩子走了進來，聽了一耳朵後就說，嗨，行行好，你抬抬腳。我一時沒明白，就問他說抬什麼腳。他說你沒覺得你踩着鴨脖子了嗎。雖然後來不再踩鴨脖子了，可終於沒能把二胡拉好。不過喜歡聽二胡和民樂曲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當時息縣有好幾個中直機關的幹校。物資部幹校的宣傳隊【注】在縣電影院裡曾有過一次演出，別的節目記不太清楚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他們的民樂合奏《地道戰組曲》。《地道戰》是那時除樣板戲之外少數幾個能放的電影之一，從那個時候過來的人都看過很多次。真虧了這些有心人，居然把譜子記了下來，重新配器編排，又搬上了舞台。

我們這些孩子人不大，可也有革命任務，就是要宣傳毛澤東思想，歌唱黨，歌唱祖國。在幾個成年人的指導下，我們也組織過一台節目，雖然沒能在縣裡演出，但在棉花廠禮堂演過幾場。我被選中來了段獨唱，上台高歌了一曲：“革命風雷激盪，戰士胸有朝陽，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兒要對您講 ……”。第一次站在台上，心嘣嘣直跳，眼睛也不知往哪看，不過總算沒露怯，完整地把歌唱完了，好像還得了幾聲掌聲。可後來那個獨唱節目被取消了，我唱歌的天份自然也就被埋沒了，一直到好多年後出現了卡拉 OK才再次顯露出來，當然那是後話了。

【注】文革期間，所有的業餘文藝組織都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宣傳隊”。

救火

一天放學回家，走在路上看到前面不遠街上的一排民房失火了，一股股的濃煙從那排房子中冒了出來。見到這種境況，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跑到失火現場去參加救火。那時救火和現在不一樣，縣裡既沒有救火隊，也沒有自來水，救火全憑人力。

民宅救火，最重要的是要在附近找到足夠的水源和運水到火場的辦法。這時已經有人在指揮救火，組織大家從周圍的幾口水井汲水，挑到或提到火場，再由專人澆滅明火。我趕到火場時，只見房子中不斷冒出濃煙，時而可見房內的明火。這時一個中年男人從一間房子中踉踉蹌蹌地沖了出來，臉色蒼白，渾身是土，雙手捧着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他恭恭敬敬地把主席像放在安全的地方後，轉身又衝進了屋裡。

我參加了運水的隊伍，一趟一趟地從附近的一口水井向火場提水。眼瞧着火越來越小，煙也越來越淡了。心中正在高興，一抬頭看見“學習班”里的兩個大男孩子身上乾乾淨淨地站在看熱鬧的人群中，聊着天，悠閒地看着大家救火。

那話是怎麼說得來着，什麼時候等火上了房，你就知道了。

鋼琴協奏曲《黃河》

小時候，家裡有一台蘇制波羅的海牌的電子管收音機，體積巨大，有一個八寸的紙盆喇叭，能聽四個短波波段。那時候，算是一件非常奢侈的高檔家用電器了。我從小就喜歡趴在收音機旁，聽小喇叭節目，聽孫進修講故事，袁闊成說評書，侯寶林、馬季說相聲，留下了無數美好的記憶。後來這一切突然都沒了，換成了語錄歌，各種各樣的頌歌和樣板戲。大概是從六九年開始，有一段時間，連各種各樣的頌歌都沒了，音樂節目裡只剩下東方紅，國際歌等四五支歌曲了。可唯有樣板戲還照播不誤，任何時間打開收音機，都能聽到李玉和，楊子榮那氣沖霄漢的二黃腔。當然，還有一段極短的音樂，也許大家都沒注意到，就是每當整點時刻，從收音機里就會發出嘟、嘟 …… 的六響，接着是播音員的聲音：“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幾點正”。不知當時這段五低一高的音樂是怎麼合成的，大概可以算是中國的第一段電子音樂了吧。

在這種情況下，電台里的每一首新歌，一個新的文娛節目都會引起廣泛地關注。一九七零年五月一號，鋼琴協奏曲《黃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公演並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實況轉播。在這之前，報上登了消息，電台里還有不少介紹。我們這些自認為愛好音樂，但基本上聽不到什麼音樂的孩子們，雖然誰也不知道協奏曲到底是怎麼回事，可在公演的好幾天前就開始熱切地等着公演的這一天了。

那時“學習班”里沒有收音機，我們大家誰也沒有一台半導體。為了能聽到這場實況轉播的音樂會，我們找到了一個住在附近，家裡有收音機的朋友，說好了“五一”那天到他家去聽實況轉播。那天晚上我們幾個人按時到了他家，可因為他家房間小，去的人太多，所以朋友的家長不讓大家進屋。於是我們只好把他家的紅旗牌八管半導體拿到外面來，大家在地上坐了一圈兒，圍着那個半導體聽《黃河》。為了能讓效果好些，朋友把家裡最大的碗拿了出來，把半導體放在碗裡。這樣聲音能稍大些，還能有點回音的效果。

五月初的夜晚，天還有些涼，好幾個十幾歲的半大小子，坐在一棵大樹下，圍着一個搪瓷大碗，哆哆嗦嗦地聽着高亢激昂的《黃河》。雖然有些不知所云。可大家心裡卻都有些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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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圩子

楊圩子是一個只有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幾十間草房的周圍是幾個水塘，外面是一大片多為水田的耕地。田中溝渠縱橫，其中點綴着四五個大小不一的水塘。為了給幹校一個地方種地，息縣把這個小村子的原住民都遷到其他村里去了，留下了這幾十間草房和幾百畝平整、肥沃的耕地供這些北京來的五七老領導們改造思想。

隨着人數的增加，那些草房就不夠住了，於是幹校就在村外蓋了三排磚房。等我們到幹校時，那三排房子也住滿了，而幹校的人還在增加，為讓大家都有住處，幹校又蓋了兩排磚房。當我們在縣城住了四五個月以後，那兩排房子蓋好了，“學習班”告別了縣城的棉花廠，搬進了大家嚮往已久的楊圩子。

大隊中學

六、七十年代交替的時候，學文化是件很不重要的事，可在人們心裡，孩子還是得有個學上。所以我們到了楊圩子後，幹校領導為我們想到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找個地方去上學。說起來容易，可要給一幫從八、九歲到十五、六歲的孩子都找到個合適的學校還真不是件那麼簡單的事。

小學生都去了孫廟公社的小學，每天往返十里地，辛苦些，可正是從小學習、實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好機會。中學生就有些難辦了，雖說方圓十里內有三所農村中學，可問題是當地的初中學制為兩年，我們中間有好幾個初三的學生。眼瞧着這幾個初三的學生就要失學的時候，有人打聽到何營大隊辦的中學裡有個高中班。文革中高中在多數地方都停了，這裡的農村中學裡居然還保留的有個高中班，可見當地的教育辦得還是不錯的。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十幾個大孩子就全都到那所中學上學去了。

在當地農民還都住草房的時候，這所中學有三排瓦房，就在何營大隊的大隊部旁邊，緊挨着息縣唯一的那條沙石公路。四周是一大片旱地，種得有小麥，棉花和白薯。學校離楊圩子大約六、七里路的樣子，可是因為那是方圓幾十里內唯一的一所有高中班的學校，所以學校還有學生宿舍。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住了一段時間的校。大通鋪，一人占一條，當然這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小時候曾在山東農村住過，和貧下中農有過直接的接觸，但那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是當客人，覺得還沒玩夠呢就回北京了。這次就不一樣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在這住多久，沒準兒這輩子就扎在這了。

和貧下中農的孩子們在一起，頭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就是當地不一樣的國罵。國罵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版本，在息縣就是“日他姐”，聽當地人說話，你總能聽見這句國罵。大概是因為用得太頻繁了，所以被簡化成“他姐”或乾脆就一個字“姐”（發入聲。不是普通話里的1234聲中的四聲，而是古漢語聲調里“平上去入”中那個短促，響亮的入聲）。就像北京人把“丫頭養的”簡化成“丫”，把“他媽的”簡化成“他媽”似的。就連受人尊敬的老師們說話也隔三差五地帶出許多的“姐”，當然他們在課堂上仍保持着一副師道尊嚴，可你要是聽他們私下聊天兒，那就不一樣了：“你‘姐’中午上哪去了，我‘姐’到處找你，也 ‘姐’找你不着”。翻成北京話就是：“你‘丫’中午上哪去了，我‘他媽’饒世界找你，也 ‘他媽’ 找不着你”。

我們在這所農村大隊中學上了兩年初中，有不少的新鮮故事。

農忙假

和城裡的學校不一樣，農村的學校不放寒暑假，而放農忙假。一到“雙搶”（收麥子，插秧）和秋收的季節，地里需要人手，學校就放農忙假。在農村，甭管多大的孩子，能自己走穩道了，就應該能幹活了，到了農忙的時候，一律到地里幹活去。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回幹校幹活去。

有一回去收麥子之前，大家都激動得很。開鐮的前一天，每人分到了一把嶄新的鐮刀。發鐮刀的叔叔說，新鐮刀沒法用，得好好磨。要不然，割麥的時候累死你們。鐮刀要磨得立起來看不見刀口，在手指甲上輕輕一刮，指甲得掉沫才行。最後又加了一句：“磨鐮不費砍柴工，小哥幾個，今天就好好磨磨你手上這把鐮刀吧。”

那天下午，那幾塊磨刀石成了寶貝，大家排着隊磨鐮刀。人家會磨刀的，磨新鐮刀時得先戧一下開刃兒，然後再磨。《紅燈記》裡有句特有名的唱詞，“磨剪子咧，戕菜刀”，說的就是這個技術。我們那會兒，誰都會這句唱，可誰也不懂那個“戕”字是什麼意思，就楞生生地在磨刀石上給新鐮刀開刃兒。“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這話一點都不假。幾個小時之後，把鐮刀立起來，確實看不見刀口，哥幾個試刀試得每個人的手指甲蓋兒都薄了一層。雖然沒敢把刀掛在肩膀上試試能不能直接就卸下一條膀子來，可真有人從腦袋上拔一撮頭髮，放在刀口上吹。結果呢，腮幫子都吹酸了，頭髮也沒斷。於是只好自己給自己找台階，說不是我們磨得不好，而是這刀不能和楊志那把刀比，鋼口不靈。

“磨鐮不費砍柴工”是我體會得最深的一句俗語了，後來聽說孔老夫子兩千多年前就說過這句話，不過聖人就是聖人，他的措辭就講究多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是那麼回事。當揮動着磨得飛快的鐮刀一把一把地割麥子時，心裡着實佩服勞動人們的智慧。

在息縣，收麥子和插秧是同時開始的，一共一個星期左右，是一年中最忙的幾天，也稱“雙搶”。麥子熟了，馬上就得收上來，不然一場大風或大雨，煮熟的鴨子都得飛了；季節到了，稻秧得儘快插下去，不然到秋後就得減產。插秧這活頂累人，站在水田的泥水中，彎着腰，一撮一撮地把秧苗均勻地插下去，用不了一會兒，腰就開始發酸，一天下來，真不是滋味兒。可我們這幫孩子不怕這個，為什麼呢，按那些大人講話，人要到十八歲才能長出半截腰來，你們這些孩子，還沒有腰呢，當然也不會有腰疼的感覺。

對於小孩子來說，所謂政治思想工作沒什麼用。一幫孩子往田裡一站，不用說什麼，誰也不服誰，誰都想干在前面。腳底下拌蒜，手裡掰不開鑷子的，那只能認栽。當年我從沒有拌蒜的時候，當時只有一個對手，他比我大一歲，插秧的時候不分上下。說句不誇張的話，我們倆要是誰不得已直起腰打個噴嚏，那這一趟就甭想趕上對方了。

幹活幹得快自然不免要得意，除了這個唯一的對手外，別人根本就不在眼裡，不過有一天可栽了個大跟頭。平時都是我們都是孩子們在一起插秧，不是為什麼有一天我們和那些五七戰士們混在了一起幹活。那些三、五十，甚至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當然不是我們的對手，可他們中間有幾個非正式的學員，不到二十歲，是幹校學員的大齡子女，老三屆的學生，沒去插隊，混在幹校里。其中有一個女孩子，大概有十八、九歲，號稱幹校插秧第一快手，那天鬼使神差地站在了我的身邊。我往身邊一看，心中頓時一股豪氣往上撞，心說今天可到了第一快手換人的時候了。

要說第一快手確實不是吃素的，兩手擦着地皮左右移動着，左手捻，右手插，噌噌地往前走。我也一點不含糊，使出了全身的解數緊追不放，可緊趕慢趕還是落在了後面。一趟下來，比第一快手慢了兩三行。當我心裡很不服氣地站在田埂上往回一看才發現，人家這一趟插了六列，而我插了五列還慢了兩、三行。看着在田埂上甩着手走遠了的第一快手，我都沒敢跟過去，再比一回。這跟頭栽的，從此明白了什麼叫“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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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學別樣

放農忙假是回到各自的村里幹活，可平常上學時也得幹活。我們學校後面有挺大一片旱田，是大隊劃給學校的。種的有棉花，紅麻和許多不同的蔬菜，就是從來不種糧食。後來想起來，也許是生產大隊把那條“資本主義的尾巴”留在這塊不為人注意的角落裡了。“五七指示”里有這麼一句話：“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學校里種些經濟作物，首先能讓學生做到“兼學別樣”，以此為幌子，還能不引人注意地弄些錢來養學校，弄得再好些還能給隊裡增加些收入。一舉好幾得，何樂而不為呢。

種經濟作物是件細活，首先一條，那塊地得伺候好了，肥料一定得跟上。我們學校有幾十個老師和學生，就一個廁所，那大概是學校最寶貴的財產之一，就差每天派人站崗看着了，因為那是學校最主要的肥料來源。看過《西遊》的人都知道那猢猻的刁鑽古怪和無法無天。可不知有沒有人注意到，那猴子雖然上打天，下打地，連如來都不服，可從來不放粗口。除了偶爾惡作劇，要當一當別人的外公外，連廁所，茅房這樣的詞兒都不願意用，生怕髒了口。實在要用的時候，就用“五穀輪迴之所”代之。沒去過農村的人，理解這“五穀輪迴”的意思也許會有些困難。

在息縣，村旁和田中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塘，因為雨量充沛，這些水塘總是滿滿的。經過長年的淤積，水塘下會有厚厚的一層富含有機腐殖質的淤泥，所以水塘在當地是一個很重要的的肥料來源。學校有一口不大的水塘，是我們學校第二個重要的肥料來源。

那年入冬之前，學校決定挖塘泥肥田，勞力自然就是所有的學生。挖塘泥是件力氣活，在挖之前，先得把那滿滿的一塘水掏干。那個水塘看上去不大，比個標準的游泳池還小些，最深的地方也末不了人，可水塘的地勢挺低，沒地方放水，學校沒有抽水機，那一塘水全憑人力掏干。掏水用的工具叫戽，藤編的，看上去像個斗，一邊一個耳朵，每個耳朵上繫着兩根四、五米長的繩子，每根繩子的末端拴着一根不到一尺長的木棍兒。扈水的時候兩個人在塘邊相距十米左右站好，把扈斗甩起來，讓它口朝下進水，然後拉直繩子，把一扈斗水拉出水面，拋向岸邊。這可是個高強度，高技術的體力活。我沒幹過這活，說實在的，在那之前，見都沒見過。上手練了好幾回，才基本找着了那個勁兒。扈水的兩個人必須配合得極好，幹得好時，那個戽斗就像小孩玩的“悠悠”似的，隨着繩子的一張一弛，在兩人之間有節奏地穿梭往來。用了整整一個星期，才把那一塘水一斗一斗地掏幹了。

學校里有一年種了挺大一片紅麻。在地里的時候，那麻杆開始是綠的，等到秋天就變成紫紅色的，有大拇指粗細，一人多高，配上墨綠的葉子，十分好看。到秋後割下來捆好，成捆地扔在一條小河溝里泡着。我當時不懂，就問為什麼要泡，他們說得泡透了才能把麻剝下來。等快到冬天了，哪一溝水漚得都綠了，稠呼呼的發出一陣陣的臭味。在結冰之前，大家把泡在水裡的紅麻全撈了上來，然後就一根一根地開始剝那紅麻的皮。剝下來的皮放在一旁，曬幹了後摔打摔打就是原料麻，可用來織麻袋，打麻繩；剩下的杆兒單放，留着當柴火用，從頭到尾全有用，什麼也不能浪費。雖說還沒上凍，可水裡也已經見冰碴兒了。天倍兒冷，水倍兒涼，更難過的是，麻倍兒臭。在水溝旁蹲着剝了好幾天麻後，估計連骨頭都給熏臭了。

在那上了近兩年學，真沒少幹活。從耕地，下種，除草，打藥，施肥，採摘，收割，基本上全套的農活都練了練。有一點遺憾的是，那些收下來的農產品，都讓大隊拿走了，我們從來沒體驗過收穫後帶來的那種物質享受。

打落水狗

這天的語文課講魯迅的雜文《痛打落水狗》 （注）。“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為都近於卑怯 ……”，把課文的第一段念了一遍後，甄老師闔上書，開始不緊不慢、逐字逐句地解釋先生的話：“魯迅先生說，現在有些人把打死老虎和打落水狗這兩件事相提並論。相提並論這個詞的意思是把不同的事放在一起談論或看待，往往是說兩件事意義相當。”甄老師停了一下笑着說：“把老虎打死和打落了水的狗怎麼能相提並論呢，也難怪先生要批判他們。”

聽了甄老師的解釋，我差點兒沒笑出聲來。可往四下一看，見同學們都在挺認真地聽講，好像對老師的這個解釋都沒什麼異議。我以為是我搞錯了，可把課文又讀了一遍後，覺得肯定是老師搞錯了。於是我也沒舉手，張嘴就來了一句：“魯迅先生的意思是打一隻已經死了的老虎而不是把老虎打死。”

甄老師是個十分和藹可親的老師，班裡的同學都很喜歡且尊敬他。我是個從大城市來的孩子，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類，但卻不知天高地厚。此言一出，班裡頓時有點兒亂。雖然文革開始已經有幾年了，可在農村的學校里，老師還是像家長一樣，受到孩子們無條件地尊敬，極少有人敢挑老師的眼，像我這樣毫無顧忌地說老師有誤，實在不太招人待見。當時課堂上就分成了兩派，當地的孩子們是一派，無條件地認為老師是對的，而幹校來的孩子們是一派，站在我這邊。這時甄老師停止了講課，仔細地看了看手裡的書，又想了一下，然後對大家說：“我覺得幹校來的同學說得對，課文的意思應該是打一隻已經死了的老虎，而不是將老虎打死。”

我已記不清那堂課是怎結束的，可我相當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很為能指出老師的錯誤而得意。多年後想起這件事來，很佩服甄老師的為師之道，能在課堂上向學生承認自己的失誤，也為自己能有這麼個老師而感到慶幸。

註：《痛打落水狗》是魯迅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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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

國畫名家李可染有許多幅以牧童為題的大寫意，無聲的畫面後面透出陣陣的暑熱和蟬鳴，池塘，樹枝，水牛和牧童協調自然地勾勒出一幅幅怡然恬靜的田園情趣。有一年回北京時，曾專門去買了幾幅榮寶齋的木版水印畫，其中就有一幅李可染的牧童。現在那幅畫仍掛在家中，常看常新，也時常引起我對小時候在幹校生活的回憶。

淮河在息縣境內有一條很小的支流叫小清河。小清河從縣城旁邊流過，那裡河岸很寬，長滿了青草，是放牛的好地方，也是孩子們玩耍的好地方。除了游泳，追逐打鬧外，我們還在河岸上燒過牛糞窯，就是把河灘上那一堆一堆曬乾的牛糞撿來堆成一大堆，下面放些乾草、樹枝後點火，留下一堆灰燼後繼續游泳，追逐和打鬧。

剛到幹校時，讓我們這幫孩子，特別是讓我們這幫男孩子最感興趣的東西就是幹校養的那十好幾頭水牛了。水牛比在北方常見的黃牛大多了，一般有六、七百公斤重，寬寬的脊背，滾圓的肚子和一對長長的犄角。這些牛閒的時候就願意在水塘里泡着，或在泥地上趴着，搖着尾巴，嘴裡永遠都在不停地嚼着什麼。最初見到這些龐然大物時，心裡還有些害怕，不敢接近。後來才發現，這些水牛溫順得很，那對可怕的犄角長在它們頭上真是可惜了。對我們來說，那對犄角是一副爬上牛背的梯子，而且還是聲控的。只要抓住牛脖子，蹬着牛角，然後對它大喊抬頭，水牛就會緩緩地抬起頭來，把你穩穩地送到它的背上去。

牛的溫順和鵝的高傲都是有名的。牛體重千斤，力大無窮，對人卻永遠都是低眉順眼的；而鵝不過是一隻飛不起來的大鳥，可對人永遠是高昂着腦袋，不時還要用它那扁嘴對人攻擊一下。據說牛眼看人大，人在它們眼裡是巨人；鵝眼看人小，人在它們眼裡不過是些不起眼兒的小不點兒，所以牛和鵝才有這種的區別。

到了夏天，水牛就基本上不幹活了，於是白天這群水牛就交給了我們這幫男孩子。只要不上學（記不清為什麼了，我們好像有很多時候都不上學），我們就一人拉一頭大水牛，到外面去讓它們吃青草。放牛最好的地方是在稻田裡，因為那一條條窄小的田埂上長滿了野草。整天不緊不慢地走在田埂上吃草，大概是牛一年中最愜意的一段時間了。

那會兒我放的那條水牛是十三號，因體型巨大又極為訓服，基本上不發牛脾氣，所以得了個名字叫小象。每天的頭一件事就是先把它牽到水塘里，把它背上的泥洗乾淨，然後就騎上它，順着田埂走進稻田，信牛由韁，任它在田埂上隨便走。小象很懂事，長長的舌頭只卷田埂上的草吃。當然偶爾也會偷偷地卷一把稻子到嘴裡，被我發現後，就會一面在牛背上大罵，一邊用手在牛背上猛捶。小象從來不和小孩子一般見識，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且有錯就改。我們一般是幾個小夥伴一起出發，可往往很快就走散了，各自和自己的牛在一起，帶着頂草帽，趴在牛背上，一面專注地看着牛吃草，一面做着自己不着邊際的白日夢，和牛一起融化在一大片翠綠的稻田中。

鱔魚・青蛙・蛇

一個初冬的晚上，收工回來的母親很掃興地對我說，今天她在田裡挖到了一條凍僵的黃鱔，悄悄地扔在田邊，準備在收工後帶回來打打牙祭，可惜回來時又忘記了。一面惋惜一面說那條鱔魚是多麼長，要是帶回來做該有多好吃。說到後來，覺得要放棄這頓來之不易的美味太說不過去了，於是披上衣服，拿起手電，摸着黑去找那條黃鱔去了。在幹校那幾年，我不太記得母親有過真正高興的時候，可那天晚上，當母親手裡提着那條凍僵的鱔魚回來時，她臉上那副由衷的笑容，讓我永遠都忘不了。

有句成語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其實鱔魚比螞蟻對水渠，田埂的破壞性更大，它們喜歡在泥里鑽來鑽去，在水渠田埂上留下許多的洞，久而久之，水渠田埂就四處漏水。管水的人最恨黃鱔，一到夏天，他們手裡的就會拿着一根長長的，用細鐵絲做的鈎子，上面穿一條蚯蚓，一看見黃鱔鑽的洞，就把鐵絲鈎子慢慢地伸進去釣黃鱔。記得幹校水班門口有一口大缸，裡面總是有上百條黃鱔。那時我常想，他們是怎麼處理這些好吃的黃鱔呀。

釣黃鱔的技術性太高，還得有合手的工具，我們只好放棄，可逮青蛙卻簡單得多了。估計是因為稻田裡有很多青蛙的緣故，所以青蛙也叫田雞。逮青蛙的工具就是一根在稻田裡隨處可見的稗草，拔下來，去掉那些枝枝杈杈的葉子，在尖兒上留一小撮草籽，捕蛙器就做好了。田裡有的是青蛙，看見一個，把那根稗草伸到青蛙眼前晃一晃，青蛙會把稗草頭上的那撮草籽當成飛過的小蟲子，吐出它那長舌頭準確無誤地將稗草吞到嘴裡去。可憐的青蛙就這麼成了一幫頑童的獵物。

宰殺，紅燒等技術也是那會兒學會的。說是紅燒，其實就是一口鍋，一瓢水再加幾勺醬油。蔥姜、花椒、大料之類的東西那會兒也不懂，就算懂也沒地方找去。可田雞的美味從那時起就種在心了，什麼時候提起來，總忍不住要咽兩口口水。

我怕蛇，見了那玩意兒哧溜哧溜地在地上遊走，心裡就不是滋味。可男孩子不應該怕任何東西，於是見了蛇我就站住不動，做出一副量你也不敢怎麼着我的樣子。雖然怕活蛇，可對做熟了，乘在盤子裡的蛇卻情有獨鍾。頭一回吃蛇肉也是在幹校。有一天幾個成年人在一間草房的房頂上發現了一條四、五尺長，手腕子粗細的草蛇，於是他們就想辦法把蛇逮住了，然後又做熟了，燉出來有好幾碗。他們逮蛇時我在一旁給他們鼓勁，吃蛇的時候當然也不能落後，雖然下第一筷子時猶豫了一下，可吃了第一口以後就有點收不住手了。

拉練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地方了，七零年的時候，老毛為了讓沒吃過苦的學生吃點兒苦，發令讓所有的中學都得組織幾回拉練，出去走走。要說讓城裡的少爺小姐們鍛煉鍛煉也還說得過去，可我們在農村上學，天天風裡雨里的，拉哪門子練呀。可最高指示不能違背，拉吧，於是兩個班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每人書包里踹了小半塊土坯，走了五里路，就算拉了一回練。真不知道那是哪跟哪呀。

背小半塊土坯走五里路實在算不了什麼，可抬着一張桌子走十五里路可相當費勁。有一回學校要把幾張辦公桌送到十五里外的公社去，既沒有汽車，也沒有板車（在當地叫架子車），只有幾根扁擔。

我和我們班班長抬一張桌子，農村的孩子上學晚，他至少比我大三、四歲，十七、八歲的大小伙子，和他比，除了個兒不比他矮以外，那樣都比不上。可扁擔上了肩，那就是愛誰誰啦。他在前面走，倆手揣在袖子裡，倆腿搗地倍兒快。想換肩時，頭一低，背一拱，扁擔就從一肩膀換到另一肩膀上去了。我在後頭可忙活慘了，得跟上他的節奏，又不好意思說咱們走慢點兒，更不好意思說咱們歇會兒。想換肩就得手忙腳亂地用倆手托着扁擔換，而且越到後來換得越勤。十五里路就在中途歇了一回，等終於到公社門口把桌子放下時，我倆腿肚子都快朝前了。

踢毽子

小時候在北京的時候，踢毽子，跳皮筋等是典型的女孩子的玩意兒，哪個小小子手裡要是拿個毽子，非招人笑話不可。可到了息縣，踢毽子絕對是個男孩子的玩意兒。街頭巷尾，房前屋後，從來看不見女孩子踢毽子，玩那玩意兒的全是禿小子。入鄉隨俗，我們這些禿小子自然地也加入了踢毽子的隊伍。

想踢毽子自己先得有個毽子，可沒地方買去，得自己做。做毽子並不難，兩、三枚銅錢，一把雞毛，一條布，一段線。那會兒銅錢不難找，當地好多人家都有，要幾個不費事，張嘴就成。不太好辦的是那把雞毛。做毽子最好用公雞脖子上的毛，五彩斑斕，又軟又長，做出來的毽子成一團，便於攜帶，踢起來漂亮，而且穩定性好。為了那把雞毛，不少平常趾高氣揚，在一群小母雞面前耀武揚威的大公雞可倒霉啦，別讓這幫禿小子看上，看上了就得被他們追得滿地亂跑，到最後被按在地上，活生生地被拔成了個禿脖子雞。

踢毽子從看誰踢得多開始，慢慢地加上另一隻腳，加上腳弓的兩側，加上膝蓋和腳面，踢的過程中還要不斷調整姿勢。當時我們中間有一哥們，踢得不錯，就是那雙手總是擺不好，用右腳踢的時候，右手就跟着一上一下的，用左腳踢的時候，左手就跟着一上一下的，看上去總覺得像個吊錯了線的木偶似的，怎麼看怎麼彆扭。毽子在腳上踢穩了後，就可以想着怎麼進步了。跳起來，左腿抬高，右腳從左腿後面踢出叫“別（bie 4）”；跳起來，左腿蜷起，右腳從左小腿下踢出叫“跪”；半蹲，右腳從左腿下踢出叫“掏”。能左右開弓地“別跪掏”，就可以算高手了，自然受到尊敬。後來我們又發明了一種，用腳面接住毽子，然後向後甩出，是毽子在空中畫個弧線後回到身前再接着踢。這個動作太複雜，成功率低，所以也沒名字。好多年後在電視上看到有人這麼踢，有個漂亮的名字叫“探海針”，估計是從太極拳中的一個動作名稱演化而來的。

那會兒踢毽子踢得上癮，一下課幾個小哥們就湊到一起踢。先踢的人出踢法，踢出來後，後面的人得能照樣重複，輸了挨罰，極具競爭性，所以個個爭先。贏了的得意洋洋，輸了的垂頭喪氣，回家後要找個沒人的地方悶頭苦練。

離開河南後就再沒踢過毽子了。不想前幾年有一次在朋友家聚會，主人家拿出了個從國內買的，做得相當漂亮的毽子給小孩子們玩。我一見，童心驟起，在後院和孩子們一起踢了幾下，沒想到三十多年前的手藝居然還沒全扔，雖然老胳膊老腿的踢得不夠流暢，但左右開弓地“別”了兩回，也得了個碰頭彩。朋友有些詫異地對我說：“瞧不出來，你一介書生的樣子，還會玩兒這個哪。真是屎殼郎爬竹簾，不時地還露一小爪兒。”

“我要是再露幾小爪兒，你就得把那個‘一介書生’換成‘一代儒將’了，開眼吧你。” 露了一手兒後，我免不了有些喜形於色。

“說你胖你就喘，還知道北在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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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

楊子榮：欒平！
欒  平：有。
楊子榮：這一向交待得怎麼樣了？
欒  平：我是願意坦白的，有什麼交待什麼。
楊子榮：你還有一樣東西沒交待。
欒  平：長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無所有！

…… ……

七零年到七一年的有一段時間裡，每到吃午飯時，幹校廣播站準是以這段《智取威虎山》選段開場，以配合當時那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隨着清查運動的發展，能用楊子榮那種聽似隨便卻暗含着無限威嚴的聲音說話的人越來越少，而像小爐匠（在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裡，欒平又稱小爐匠）那樣小心翼翼，心懷鬼胎的人卻越來越多。誇張點兒說，隨便往人群里扔塊磚頭，准能砸着一個“五一六”。

唯一沒有清查活動的地方就是我們這幫孩子住着的“學習班”了。可那並不說明我們那是一方淨土，因為我們的家長有的是小爐匠，有的是楊子榮，有的開始是楊子榮，後來又變成了小爐匠。也有既不是小爐匠也不是楊子榮的，那是因為他們早就是“牛鬼蛇神”的一員，被打倒在地，連當小爐匠的資格都被取消了。每天聽見那聲“這一向交代得怎麼樣了”，我們中間誰心裡的感覺都不好。要是再從喇叭里聽見自己父母的名字，甭管是作為小爐匠還是楊子榮，臉上都訕訕的。你想啊，今天我爸斗你爸，明天你爸都我爸，後天他爸斗咱爸，那誰他爸倒是誰爸也沒斗過，可那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讓咱爸鬥倒了，再也沒爬起來過。

等運動到了最後，整個幹校就剩下一個小爐匠了，那就是我爸。每次受審的時候，他連“我是願意坦白的”的這句話都不說，總是說他不是“五一六”，沒什麼交待的。而且居然表現得心中坦蕩，能吃能睡。我媽後來告訴我，以至於專案組中看着他的人都說：“我們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饅頭還要蘸糖。”終於有一天專案組想出了一狠招，他們對我爸說：“這樣死頑固，明天帶你到‘學習班’門口斗去，看看你兒子的臉往哪兒擱！”這句話，使我爸破例地一晚上沒睡着覺，輾轉反側，思前想後，第二天一早，最後一個小爐匠終於交待了：“我參加了五一六。”

站在“學習班”門口挨斗是免了，可我爸更睡不着覺了。後來當要他進一步交待同黨和更多細節時，他又翻供了。不幸中的萬幸，到“學習班”門口挨斗的事他們竟忘了再提起。又過了一段時間，隨着運動“排除”階段的開始，他這個死不認帳的小爐匠和所有認了帳的小爐匠一起被一個一個，無一例外地“排除”出“五一六”組織之外。最後的結論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那段讓每個人聽着都哭笑不得的《智取威虎山》也從此銷聲匿跡。

文革中老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十年裡不知釀成了多少出悲劇，也不知上演了多少出鬧劇。那場持續了一年左右的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就是一場以鬧劇形式結尾的悲劇。從悲劇中走出來的成年人脫了一層皮，而在台下的孩子們，則練就了一張死豬不怕開水燙的二皮臉，那後面有茫然、無奈；從中學會了忍耐、妥協；還懂得了同情、寬容，同時也長了一根有時不免顯得有些麻木的神經。

春節

那幾年在幹校過的春節都是“革命化”的春節，不放假，大家一起吃頓餃子就算過年了。好幾百人的餃子食堂那幾個人包不出來，於是他們就把面和餡兒準備好，連同擀麵杖和蓋簾兒一起發到各個宿舍，然後燒上幾大鍋水。哪個宿舍的餃子包好了，就端到食堂去煮，再端回宿捨去吃。雖無闔家團圓的親情可言，倒也不失熱鬧。不過我們這幫從小吃食堂長大的男孩子，確實不知道怎麼下手才能把那一大坨面和一盆餃子餡兒變成一個一個的餃子。想起《紅旗譜》裡有個瞎了眼的孤老頭子朱老明，為了過年能吃上餃子，愣是用一坨面，一塊肉包了一個餃子。難道我們也得學朱老明不成。幸好後來來了個會包餃子的阿姨，在她的指導下，我們不但吃到了餃子樣的餃子，還學會了怎麼揪斤兒（在沒有刀的情況下，那坨面得用手一下一下，均勻地揪成小塊後再擀成皮兒），擀皮兒和捏餃子。

只有七二年的春節不是在幹校過的。當時幹校的大部分人已經搬到羅山縣去了，可“學習班”還在息縣。節前我媽托人捎信來說她要趁過春節的機會到武漢去看看外公，讓我趕快搭車到羅山和她一起去武漢。可天氣不好，一時沒車，等我終於趕到羅山時，媽媽已經走了，留下話來說我可以和我爸一起在羅山過節，也可以自己到武漢外公家去過節。

好不容易能出去一趟，這機會不能放過，於是跟我爸要了點錢我就上路了。先走了十五里路到羅山縣城，可到哪後發現，當天去信陽的長途車已經走了。再走三十里打一個來回坐明天的車太不值，而且也不趕趟了。我來到公路邊上，開始打量那些過路拉貨的卡車。轉了兩圈兒後，看見一位挺面善的司機正坐在他車邊上啃乾糧，我走了過去，先叫了聲叔叔，然後和他聊了起來。半小時後，我和他拉的一車雞蛋一起，上了去信陽的路。

這不是我頭一回去武漢，自以為到武漢肯定不費什麼勁就能找到外公家，可下了火車一會兒找不着北了，於是只好在街上問路。熱情的湖北人一張嘴把我嚇了一跳，以為自己做錯什麼事了呢，過後才明白，人家就那麼說話（後來聽到“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的說法後，深以為然）。好不容易快到外公家了，卻怎麼也找不到那幢熟悉的樓房，前後轉了一陣子，終於又開口問了一回。這回問的是一老者，在問之前我就準備好了，你沖我怎麼嚷嚷我也不會吃驚了。說是問路，實際上是問人，因為我記不得外公家的門牌號碼，所以只能提外公的名字，問那位老人知不知道外公住在哪。出人意料地是，這位老人聽我問完路後，一句話沒說，轉身就走。我實在是不明白，到底是哪句話說錯了。老人走了兩步回頭見我沒動地方，就沖我招招手，意思是要我跟着他。走了沒多遠，他指了指路邊的一幢樓房，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他自己的路去了。我一看，認得，就是以前來過的那幢樓房。回過身來想對老人說聲謝謝，可他已經走遠了。

上樓後發現外公家的門沒關嚴，我推開門走進去，見外公正靠在藤椅上，閉着眼睛養神。廚房裡有人說話，還有嘩嘩的流水聲。我正想叫人，可一眼看見桌子上放着半塊綠豆糕，那可是久違了的好東西呀！等他們發現屋裡多了一個孩子的時候，還發現桌上少了半塊綠豆糕。

乒乓球

不知是哪出了個岔子，居然有人從北京的機關里運來一張乒乓球檯，正經的紅雙喜牌木質比賽用台。雖不是全新的，但毫髮未損，擺在食堂前的一個四面漏風的大棚里。五七戰士們每天累得臭死，幹完活還得學習，鬥爭，當然再沒有一點力氣去打球娛樂，那張案子就歸我們這幫孩子所有。那會兒我們每天上學來回要走十四、五里路，可放學後從來不做作業，實際上也沒作業可做，頭一件事就是抄起拍子拿球，占盤兒比什麼都重要。

七一年初，一個冬天的中午，我們吃完午飯後，在教室里聊天。這時從外面有說有笑地走進來幾個知青，其中一個手裡還提着把吉他。那時的知青在城裡練完文革，被他老人家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肚子的無名之火。偷雞摸狗，打架起鬨，用北京話說，那就是一幫三青子。所以受教育的都跟大爺似的，而教育人的反而得處處賠小心。不過幹校的孩子和當地知青的關係相當特殊，應該說還挺不錯。第一大家都是城裡人，見了面有點老鄉的意思；第二大家都是被轟下來的，總有些同病相憐的感覺；第三年齡上有好幾歲的差距。所以知青們還是拿我們這幫幹校的孩子當小孩子看，從來也不欺負我們。學校這地方他們常來，那天這幫知青進來後往桌子上一坐，就開始抽煙，說笑，唱歌。知青不唱革命歌曲，也不太唱樣板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歌，一般是集體重新填詞的民歌小調。記得他們常唱的一支歌的歌詞是大概是這樣的（曲子是從青海民歌 《花兒》演變出來的）：

第一次我到你們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人家說你在地里摘呀嗎摘棉花呀；
第二次我到你們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人家說你在後院摘呀嗎摘苦瓜呀；
第三次我到你們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人家說你正和人談呀嗎談戀愛呀；

…… ……

第七次我到你們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你家的大黃狗呀咬住我褲腰帶呀；
第八次我到你們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你爸爸走出來呀給了我一鍋蓋呀；
最後一次我到你家，你呀不在家呀啊，人家說咱們倆的事真是扯JB蛋呀！

唱到高興時，大家就開始起鬨，亂鬨鬨地鬧成一片。嘈雜聲中，一個個兒不高，臉上很有幾分英氣的男知青問我說：“你們剛才聊什麼呢？”

“聽說這次我們要派隊參加在日本名古屋打的三十一屆世乒賽了。”我回答說，“不知道原來的五虎上將還有幾個能去。”我從小最喜歡打乒乓球，對文革前國家隊的事門清，所以一說起乒乓球，我就開始來勁。沒想到那小伙子聽了後，臉上不知為什麼多了一絲惆悵，像是自言自語地說：“要不是文革，我肯定早進國家隊了，說不定這回還有我呢。”

“你？！”我驚奇地睜大了眼睛，不知該說什麼好。

“不信？”小伙子臉上的那一絲惆悵轉眼間又消失了，“你跟他們打聽打聽去，從六四年開始，知道是誰一直占着河南省男單冠軍的位子嗎？洪敏傑，認識認識吧！”小伙子說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怎麼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位居然連拿過三屆河南省的男單冠軍，而且還大言不慚地說他能和莊則棟一起代表中國去打三十一屆，這現實和傳說好像怎麼也捏不到一起去。（後來河南隊曾出過像張力、葛新愛、鄧亞萍、劉國梁這樣的世界冠軍，可見實力相當不凡）

“那你現在還打球嗎？” 我問道，話里明顯地已帶有崇拜的語氣了。

“還打個球啊！”河南人不像北京人用“屁”來表達帶有忿然情緒的否定，而是用“球”這個色彩更為強烈的字。

“那什麼，我們那有張案子，還行，紅雙喜的，你什麼時候沒事，上我們那打兩盤？”能和專業的過過手，我太不想放過這個機會了，可一着急，連話也說不太利索了。

“和誰打，你？”冠軍很不以為然地說，“你打到過哪了？”

“什麼打到過哪了？” 我一下沒轉過彎來。

“區里還是市里，得過第幾？”冠軍可能覺得，敢跟他說打兩盤，說不定練過兩下子。

我一聽，知道冠軍弄擰了，連忙解釋說：“還區里市里呢，連校隊都沒進過。這不，我們幾個就是喜歡比劃兩下子，隨便玩玩。” 我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你是專業的，什麼時候到我們那，教我們兩板。”說完我轉過身去對另外兩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們說：“知道這是誰嗎？洪敏傑，六四，六五，六六，連續三屆的河南省男單冠軍！” 【注】

這下可不得了了，哥幾個一下就圍過來，倒把我擠一邊去了。沒轍，誰讓我小呢。七嘴八舌地一陣吵吵，最後商量的結果是：等學校放假後，請冠軍到幹校去住兩個星期，教我們打球。至於那兩個禮拜的工分兒，冠軍不要了，但作為補償，我們集體掏錢負責冠軍這兩個星期的伙食。

那兩個星期，是我從記事以後最愉快，最興奮，也最投入的兩個星期了。每天哥幾個一起排着隊和冠軍練球。從最基本的持拍，站位開始，然後就是推擋，進攻，發球，接發球，搓球，擺短，加力和減力推擋，提拉過渡，側身攻，發轉與不轉的球，最後甚至還學了兩板弧圈。一板一眼地，學生們學得非常努力，冠軍教得還真挺耐心。兩個星期一晃就過去了，把冠軍送走的那個晚上，我覺得當年把父母送走時都沒那麼失落過。我小學二年級時入過少先隊，曾對着紅旗宣誓要時刻準備着，心裡也激動過一回，可和這次比起來，那簡直就算不上什麼。

之后冠軍又來玩過幾次，順便又指導大家幾下。後來幹校從息縣搬到了六十里外的羅山縣，我們一幫孩子連再見都沒機會對冠軍說一聲，就離開了。

【注】為了寫着方便，把人物和時間稍微做了些調整。那段時間裡，我們其實遇上了不止一個冠軍，有河南省冠軍，還有鄭州、開封，上海幾個地方不同級別的好幾個冠軍，合在一起就成了文中的這個冠軍。另外冠軍名字的寫法是根據記憶中的河南口音猜的，不一定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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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羅山

隨着幹校的人逐漸減少，息縣的那個分校被撤銷了，所有的“學員”都被合併到六十多里外的羅山縣總校，我也轉到了羅山縣城關中學去繼續上學。第一天上學，我很自信地用很地道的河南話和當地的學生打招呼，聊天。可聊了沒幾句後就發現我說的河南話不太地道。這個發現讓我納悶兒，怎麼相距僅僅六十多里地，兩個縣的口音居然不一樣。又說了幾句後有了個讓我更驚奇的發現，在羅山縣城年輕居民的眼裡，我這個說一口外鄉農村話的人，是個讓人看不起的鄉巴佬，一個從大城市來的鄉巴佬。

四十四個零分

那時河南的初中學制是兩年，所以我到羅山後上的是高中一年級。課程也確實是高中課程，比如說數學課的內容有對數，任意角三角函數之類的高中數學課內容。我們班的班主任就是我們班的數學老師，看上去有四、五十歲的年紀了，講起課來有板有眼的，只是聽課的人多數都毫無節奏感，跟不上他的板眼。

不知是哪個地方出了毛病，在第一學期上了一半多的時候，縣教育局有位仁兄突發奇想，要到縣高中檢查一下教學質量。要知道那個年代，學文化在所有不重要的事情中是最不重要的，教學質量一詞的意思都變了，數理化之類的文化課學得好壞和教學質量沒什麼關係。可這位仁兄卻偏偏要測驗一下居數理化之首的數學課，而且居然還搞突然襲擊。

這天早上一上課，縣教育局來的幾位走進了各班的教室，每人手裡拿着一捲紙。他們先讓學生們把自己的桌子收拾乾淨，然後對大家說，這節課考數學，不難，內容絕不會超過這學期大家學的內容。說完後，髮捲子，大家開始做題。我看着那張卷子着實有點發呆，哪道題看着都熟，可哪道題也沒把握，眼看着要下課了，可卷子才做了不到一半。抬頭看看班裡，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人做得都挺快，到這會兒已經沒幾個人還趴在桌子上寫了。把一張基本上只能算是半成品的卷子交了以後心想，這回好了，不但說話像個鄉巴佬，考試也是個鄉巴佬了。

要說那次考試確實很簡單，記得第一道題就是寫出以10 為底的對數的定義，寫出來就得10分（或 5 分？），類似難度的題不少，要是在現在的中國高中里，這類考試應該沒有不及格的，多數學生甚至會覺得這種考試簡直是浪費他們的時間。可是第二天公布成績的時候，我們班四十八個學生，四十四個零分。只有從幹校來的四個同學的卷子上有分，其中一個得了95 分，另外兩個將及格，慚愧得很，我不及格。

後來想起來，那是我上小學以後的第一次考試不及格，從那以後，還不止一次考試不及格過，以至於五年後第一次考大學時，幾乎每門課都不及格，看着重新打開的大學校門，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

那位得了95 分的同學一下成了明星，當問及是怎麼學得那麼好時，他說出了一個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都在使用的簡單辦法：每天抽空看看上禮拜學過的內容，要是還沒忘，就算了，否則就花點兒時間複習一下。估計我這輩子也不會忘了這個簡單而有效的學習方法，儘管我從來也沒真正好好用過。

困難嚇不倒英雄漢

縣城裡的學生都是城裡人，平常沒有勞動的機會，所以要專門組織去干幾天農活以“改造思想”。在羅山的半年中，學校組織過一次到附近的部隊農場去參加勞動。

部隊其實不缺人幹活，那幾畝水田根本就是種着玩的。為了給這幫“城裡的學生”一個改造思想的機會，他們特地收拾出幾間營房讓我們住，那是一個星期住集體宿舍、吃食堂的生活。對我們這些幹校來的學生來說，這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了，可對那些縣城裡的學生來說卻是個相當新鮮的生活體驗。

最有意思的就是吃食堂了。部隊給這幫學生單開伙，因為是初夏，天氣不涼，所以食堂設在露天的籃球場上。每到開飯的時間，球場的四角上是四大筐饅頭和四大笸籮米飯，場子中星羅棋布地擺着十幾桌菜，桌子是虛的，菜其實就擺在地上，四菜一湯，十個人圍成一圈吃。菜每頓就那麼多，可主食管夠，吃完了再去添，添多少次沒限制。在這種吃法的鼓勵下，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吃完最後一碗飯後撐得都站不起來了，四仰八叉地躺在球場上喘氣，足足歇了小一個鐘頭才爬起來。後來我在工廠當工人時，車間裡有人打賭吃紅燒肉都沒撐成那樣，要不怎麼說大鍋飯有百害而無一利呢。

吃飯的樣子是有點散德行，可學生們干起活來還是有聲有色的。有一天修水渠抬土，干着干着天上忽然下起了雨，可幾個班的同學沒一個往回跑的，天越來越暗，雨越下越大，嘩嘩的雨聲之中不知是誰唱起了《沙家浜》裡那句高亢的西皮散板：“困難嚇不倒英雄漢，紅軍的傳統代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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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隊

考試不及格並沒讓我沮喪，有人比我考得好也沒能激勵我從那時起開始努力。往上比，只有三個在我前面，往下比，有四十四個整齊地排成一排在我後面。那年月，讀書太不重要了，玩兒才是重中之重。

縣裡有個燈光球場，晚間的球賽是縣城居民為數不多的幾項娛樂活動之一。因為我住在學校里，所以只要晚上有球賽，我就會和幾個同學一起去看球。球隊就那麼幾個，有學校，縣人武部，當地駐軍和縣化肥廠的， 球賽也往往就是這些球隊互相之間的比賽。縣人武部的球隊是縣城的本地球隊，當然是觀眾的傾向所在。有一次他們和當地駐軍賽籃球，有一個又高又壯的戰士搶球時摔倒在場邊，然後爬起來接着去搶。這時聽到場邊上一個觀眾評論道：“這麼一大塊，砸在誰身上都得夠他一嗆。”頭一回聽說人還可以論“塊”的。

球賽一般是籃球，可有一次是當時很少能看到的排球賽。在這之前只在北京看過一場中日女排的比賽，那還是文革前的事了，對那場比賽，唯一還能記住的就是日本人發球時，總是把球發得極高，幾乎都要到體育館的頂上了。可在羅山看的這場比賽，卻記得很清楚，一方是羅山縣隊，其實就是臨時湊起來的幾個會打排球的人。另一方是物資部幹校隊，那時的幹校已經不像剛開始的那兩年那麼緊張了，所以幹校的一些年輕人居然組織了個排球隊，在勞動之餘玩一玩。

縣隊裡的主攻手是我們學校的數學老師，那可是個大玩家。田徑，球類無所不能。文革前的河南省跳高記錄保持者，省足球隊的正選大門兒，籃球、排球也都拿得起放得下。估計是那場球賽勾起了他的排球癮，於是出面在學校組織了個排球隊，找了幫愛玩的學生，自任教練，每天下午下課後就練了起來。這種事跑不了我，當時在乒乓球隊裡沒對手，打得沒勁，於是就從乒乓球隊逃了出來，參加了排球隊。從最基本的墊球，托球，發球，扣球學起，你別說，一招一式地還挺認真。

八十年代有個日本電視連續劇叫《排球女將》，裡面的那個女主角小鹿純子天天扣一個掛在籃球架上的球，直到有一天把球打破，發現了裡面那張決定她命運的紙條。我們那會兒練扣球跟那差不多，用得是一種特殊的練習排球。那個球有兩個耳朵，上面繫着兩根長長的粗橡皮筋。練習的時候拴在兩棵樹中間，你就跳吧，累死你也不可能把球扣在地上。練到後來，一看見那個掛在樹上晃晃悠悠的球腿就發軟。

學打球的時候也能學文化。記得學發上手飄球時，教練說發上手飄球的要點是將球垂直拋起後，用手掌擊打球的重心，使球在飛行中完全沒有旋轉，因此在球到達對方場地時，就會產生不規則的漂移，從而造成對方球員接球的困難。開始我不懂這裡面的道理，教練也沒講。可有一天拿到一本武器雜誌，裡面有一篇講步槍來複線的文章，讀後恍然大悟，原來發飄球就是使用一支老式的，沒有來複線的步槍。

到美國後還喜歡打排球，周末時常和一些朋友在附近的公園裡，支個網子打幾局。有一次在公司的野餐會上，幾個部門之間打了幾場友誼賽，賽後有個美國同事很不理解地問我：“看你那樣，剝皮去骨後剩不下四兩精肉，怎麼發出來的球那麼難接？”

我想了想，覺得以我的英文水平要把空氣動力學的道理講清楚不太容易，於是就挺認真地告訴他說：“我曾經練了二十多年的氣功，發球的時候會運起一股真氣，從腳底下開始，經過腰，再到手，最後這股真氣隨着球走，帶着球晃動，沒點兒功夫的人接這球有困難。”

回北京

七二年初夏，幹校的領導給當年所有被“疏散”下來的幹校學員的家屬，當然包括我們這些小孩子，發了個通知：我們要回北京了。領導沒說原因，但我想那一定是因為林彪和老毛鬧翻了，在溫都爾汗摔死後，他所做的一切都得翻過來。我們是執行他的一號通令才被“疏散”下來的，現在想必是要翻過來，“集中”上去才是。

七月底的一個深夜，經過好幾次晚點，火車終於了到北京站。我們帶着一身的疲倦，一腦門子的興奮和一張被太陽曬得黝黑的小臉走出了喧鬧的北京火車站。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燈火通明的車站廣場，我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這地方真熱鬧啊，這麼晚了，街上還有這麼多人；夜這麼深了，可周圍還是這麼亮！

五・再訪幹校

回到北京，還是住在那個“學習班”里，可昔日的熱鬧已不復存在。許多大孩子初中畢業後參加工作走了，更多的夥伴因家長從幹校返回，搬回家去住了。這時的“學習班”只有不到十個人，擠在三間集體宿舍里。因為文革中的混亂，北京的中學改成了寒假畢業，所以我回去後，還要上半年的初三，從高中一年級學生“蹲班”到初三接着上學。我總說我沒上過高中，現在想起來，我還是上過高中的，儘管只有半年，所以那句話應該改成我高中沒畢業。

蹭車

北京人常用“蹭”這個字表達占便宜的意思：坐公共汽車不買票叫“蹭車”，找地方白吃白喝叫“蹭飯”，不花錢看戲看電影叫“蹭票”。“蹭”成功的主兒往往自鳴得意，被逮住了往往也不以為然，臊眉搭眼地補票或走開就是了。記得侯寶林有一段相聲《空城計》，他在裡面講到小時候蹭票看白戲的經歷，堪稱蹭票的經典。

眼看要放寒假了，我們有四個小夥伴要到羅山去看望父母，過春節。可當一切都準備好了，要上火車的那天卻出了件意外的事。

那天早上起床後，發現宿舍門上的一塊玻璃被人用相當專業的手法打碎了，玻璃在被打碎前橫七豎八地貼上了許多紙條，所以碎玻璃全掛在門上，而我們幾個居然一個都沒被驚醒。小偷從破窗戶伸手進去開了門，把我們哥幾個的財產洗劫一空。說是財產，就是仨錢包，一共二、三十塊錢，可要命的是，小偷連錢包一起偷走了三張火車票中的兩張。因為我沒把車票放在錢包里，所以我的車票還在。四個人中有個女孩子，所以我們四個人只剩下兩張車票。再買票？沒錢了，也沒時間了，可年不能不過，於是我們決定蹭車去羅山。

在北京站花一毛錢買了兩張站台票，四個人上了開往信陽的火車。因為快到春節了，車上非常擠，所以一路上也沒人查票，順利到信陽後下了車。那是個陰冷的清晨，下車時天剛亮，站台上陰沉沉的，冬天的寒氣透過棉衣直往身體裡鑽。那時的信陽還是個很小的城市，下車的人不多。我們幾個磨磨蹭蹭地等別人都走了後才慢慢地向檢票口走去。

檢票口設在站台的盡頭，是一個像傳達室似的小屋子，從牆上伸出來的煙筒向外冒着煙。屋子旁邊是個小鐵柵欄門，所有出站的旅客都得從那檢票出站。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我拿着票走在頭一個，兩個沒票的哥們走在中間，最後是那個拿着第二張票的女孩子。我走到檢票口後，先把手提包放在地下，然後一邊和檢票的打招呼，一邊開始在兜里找票，左翻右翻，一直翻到第四個兜時才把票找到。天特冷，檢票的那位沒穿棉衣，只穿了件鐵路制服，凍得他在原地直跺腳，我覺得他一定想趕快把我們這幾個打發了好回去取暖。於是我就和他用河南話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說天氣這麼冷，你怎麼就沒披件大衣呢。他說要不是你們幾個這麼磨蹭，我早就在屋烤火去了，用什麼大衣呀。趁這個功夫，沒票的兩位從我身後溜了出去。當最後那個女孩子又一個兜一個兜地找她的車票時，檢票員早已不耐煩，對她揮揮手就讓她出去，然後關上柵欄門，一溜小跑地回去了。

媽媽的貓

這時的幹校和一兩年前大不一樣了。既沒有了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也沒有了劍拔弩張的階級鬥爭的火藥味。牆上的大字報已不見蹤影，高音喇叭還在，一到中午還按時開播，可播出的是歌曲，樣板戲，雖仍不失鏗鏘，但比起聲嘶力竭的戰鬥口號來還是要中聽多了。多數學員都已離去，剩下的基本上是些多少有些“問題”的人。往日的集體宿舍變成了一家一家的住房，所有的雙職工都有一間大房子。整個幹校冷冷清清的，有點像個大村子，可最根本的區別是，不管在哪，幹校里看不見小孩子，那是一個沒有人味兒的村子。

春節前，我和姐姐和未來的姐夫先後來到了幹校，一下使這個冷冷清清的家溫暖了起來。回到家裡，我一下就注意到，家裡還有一個新成員，一隻大貓。它懶懶地趴在窗台上，對新來的人置之不理，儼然一副主人的架勢。

媽媽自然是最高興的人，她從自由市場上買來了活雞和活魚，準備一家人好好吃一頓團圓飯。忙了一陣回頭一看，發現養在盆里的活魚少了一條。家裡這五個人顯然都不會活吃生魚，於是媽媽把眼睛轉向了她那隻寶貝貓。那隻貓顯然久經考驗，仍然懶懶地趴在那，從它的臉上看不出半點的慚愧和慌張。被看得時間長了，它甚至張開嘴打個哈欠，然後轉過頭睡覺去了。於是我只好在房內到處亂找，最後發現，那條魚沒成精，或者說真地成了精，變成了床下的的一灘水跡，還留下了幾片魚鱗。

一說起這隻貓，媽媽好像有很多話，講它如何饞，如何聽話，又如何能幹。說它有一回生了四隻小貓，在小貓走穩了道後，就逮了幾隻老鼠來，把嚇得半死的老鼠放在小貓面前，手把手地教他們抓老鼠。從小到大，我們家從來沒養過任何小動物，我也從來沒見過媽媽對小動物表現出過任何興趣，可這回她對這隻貓這麼投入，使我很有些吃驚。

一天我在桌上看見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於是就問媽媽說：“學馬列啦？”

“沒別的書讀，就讀讀馬列。”然後就開始對我說恩格斯是多麼有學問，他用了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給他的哲學思想作論據。聽着媽媽如數家珍般地講着恩格斯怎麼用零度的水和零度的冰之間的形態轉換來證明他的哲學論斷，我心裡頗有些不知所措。當時父母都正值壯年，一肚子學問和一副好身體，雖然已經沒人再有興趣斗他們了，可他們整天無所事事，兒女還未成年就都已不在身邊，所以只好用貓和恩格斯來打發時間。

多年後想起這段，覺得其中另有一種意境。老貓教小貓逮老鼠是出於本能，媽媽在失意之時讀恩格斯應該是出於天性。也許正是這種不經意間的傳授，小貓學會了生存的本領，而我從中得到了如何對待生活的啟示。

六・在那少年的記憶中

當年一起到幹校去的髮小中有一個在報社當記者，在席間聊起楊圩子時他說幾年前他又到息縣去過一回，還專門去看了楊圩子和我們當年上學的大隊中學。那地方變得讓人都快認不出來了，可楊圩子裡原來的那六排磚房還在，現在成了縣裡一個養殖場的房子。他居然還見到了幾個當年大隊中學的同學，一個個都是貨真價實的老農了。

可不管怎麼變，那個地方在我的印象中永遠還是那一毛錢一根的油條，衣衫襤褸、提着根打狗棍的叫花子，搪瓷碗裡傳出的《黃河》，悠哉悠哉、聽話老實的水牛，滿地金黃的稻田，雞毛和銅錢做的毽子，勞動競賽取勝後的得意，美味的田雞，讓人崇拜的冠軍，四十四個零分，當然還有那句高亢響亮的的西皮散板：“困難嚇不倒英雄漢 ……”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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