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争议一片，批评者最起劲的理所当然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莫言的自由立场、自由意识、自由写作、“自由发言”等等自然成为攻击的靶子，当然还有其独立的作家身份，但是独立只是自由的结果，批评者当然是直指其内心的自由精神。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诛心是一种话语模式，是另类的“中国模式”。

首先，我承认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持批评态度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来自于两个方面：1，莫言本身的文学成就是否值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个学术问题，这样的批评相信对文学本身是有益的；2，公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应有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期待与他们眼中的莫言所体现的差距，这是个价值问题，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由主义者当然有自己的立场。

这两个合理性成立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事实和依据，这个事实指的是莫言的文学作品和相关言行，依据指的是相关的文学理论及思想观点。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和依据，那么批评者关于第1点的批评是能力问题，关于第2点的批评是逻辑问题。

我认为，关于以上两点的批评与争议都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多元观点的讨论空间。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却在质疑莫言的道德问题，宣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是对“诺贝尔奖和文学的侮辱”，甚至认为莫言是个品德低下的体制恶人。要知道，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内心世界丰富，讲究精神灵性的作家来说，这种道德指责，是对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和残忍的。尤其是这种指责只凭着似是而非的借口。

要判断莫言是否有道德问题，攻击者必须要提供两个必不可少的依据：1，莫言在作家与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是否有违背人类良知的言行和行动；2，且这种言行与行动是以博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实际上，这两个依据与莫言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是否是个作家已经毫无关系。

迄今为止，攻击者只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的一个借口，即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和某些为官方立场的“抬轿”行为。

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和某些为官方立场的“抬轿”行为并不见得就是违背人类良知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本人是否主动向体制献媚，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内心是否真正认同这种状态。在凤凰网的曾经的访谈中，莫言对中国作家的生存现实表示过无奈，并表示对“莫主席”头衔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攻击者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莫言的这种言行与行动是以博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

莫言并不是这个体制的构建者，也没有公开成为体制的鼓吹者，也许他是个体制的顺从者，他也承认“懦弱”。莫言因为这原因引起争议，反映的恰恰是其本身也受累于这个体制，否则，莫言也不会在获奖前就深陷各种是非漩涡了，作为一个深具“人文关怀”的自由主义者，怎么不对此表示同情，反而去攻击作为体制“受害者”的莫言呢？自由主义最大的价值恰恰是其本身所蕴含的对人类个体的深切关注和同情精神，即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人文关怀”。此时的“人文关怀”在哪里？这是需要那些把自由作为道德大棒挥来挥去的自由主义者要解答的第1个悖论。

那些攻击者还有一个怒发冲冠的理由，象莫言这样的中国体制内作家居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还是这个首重人文精神的文学奖，岂非说明了世界主流文明对中国目前体制的认可？

诺贝尔评委会确实承认了目前体制下中国有着莫言这样诺贝尔奖级别的作家，但是反过来理解，即使这个被视为扼杀作家创作精神的体制下，莫言居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成就，岂非更加说明象莫言这样的中国作家的艰辛和不易？这个悖论的解答，自由主义者还得好好做一下功课。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命题，而是逻辑命题，是政治命题，我不愿把它解读为他们的道德命题。

退一步说，即使莫言自觉成为这体制的一分子，这也仅仅是其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你可以说他作为作家的社会价值缺失，缺乏勇气，但并不能证明其个人品德有问题。对一个文学成就非凡的作家来说，面对僵硬的体制，横眉怒目固然值得欣赏，顺其自然的未必就不值得诺贝尔奖的赞誉。

自由主义者首先要能够区分价值和道德是两个不同层面、社会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简单言之，价值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而道德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这两者有交叉，但是有很大不同，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价值是对事的判断，道德则是对人的判断。莫言也许处事不当，但是怎么就成了“黑暗体制”下的品德低下、助纣为虐的恶人？

莫言确实不是个大张旗鼓的反体制者，但这并不影响多数评论者对其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定位，在攻击者狭隘的眼界和极端思维中，批判体制就是反对体制，他们所理解的“批判精神”相当于“造反精神”。同时，莫言作为一个作家，其批判精神的表达方式必然是隐晦和间接的，它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文学表达方式和一个个的故事叙述中，这当然没有政论文章来得那样直接和雄辩，那些 以自由主义标签为荣的“政治”作家以己度人，不知所云。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对诺贝尔奖有一个关键误读是把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宗旨简单的理解成了“自由主义”，从而树立了一个非此即错的标签，使诺贝尔奖评委会躺着中枪。理想主义泛指对美好事物想象和坚持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立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不乏与自由主义想去甚远的获奖作家。

自由也许是确实是美好事物的基础之一，但是自由主义却不一定是，这一点，有文化学者曾经有一个精辟的反问“自由何须主义”？ 或者说，真正出自个体内心的自由有主义吗？自由这个精神层面上的个人理念，一旦成为“主义”这个思想层面上的泛指概念，尤其当自由主义成为某种强制性的思想大棒时，那么还能成就个体意义上的自由吗？

自由主义者以自由的名义为另一个深陷牢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声疾呼时，人们大声为之叫好，因为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体制外的，其逻辑相当顺当；但是当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体制内时，自由却被当成如此凶狠的砍杀异己的工具，人们可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还是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