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共“执政大周期”的补充

笔者在上一文《中共正在形成新一个执政大周期》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继毛时代的建国周期和邓时代的发展周期后，中共又在形成新一个执政大周期。这个大周期以治理话语为意识形态，以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为手段，以适应中国社会要求价值实现的普遍需求为指向，从治理合理性层面证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执政党，中共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必须得面面俱到。比如说，毛时代虽然以政治建构为中心内容，但也得兼顾经济发展，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邓时代虽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但也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比如说领导层退休制和代际政治的建立。同样的道理，在中共新的执政大周期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化固然以满足社会价值实现这个最主要的社会需求变化为重点，但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对中共施政重点的分析，有时必须跳出宣传部门面面俱到的政策论述，而应该抓住其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中共施政重点的确立，必须是以社会最主要的需求为指向，这是中共建政后执政基本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共如果不能灵活适应社会主要需求的变化，在每个执政大周期，中共就不能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就没有社会民意的支持。

以习总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执政大周期能否完整实现，也要看中共的执政重点能否适应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否则，不管习总的个人权威有多高，政治雄心有多大，都不能有效的凝聚党心民意，一切雄心壮志都将是空中楼阁。

以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为例，在其执政晚期，由于其没有明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并把施政重点调整到符合这种社会需求上来，因此在其晚年，即使拥有帝王般的权威，并以“你办事，我放心”的方式明确指定了接班人，但这个接班人还是在其病故后一推就倒。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成功上台执政，就在于他们能觉察和适应社会主要需求的变化，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

只要留心中共在近几届的人事安排结果，就可发现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

在代际政治已形成制度，并稳定运行了近二十年的背景下，中共的高层人事尤其是最高层人事安排，有两个原则。

一是政治性原则，所谓“政治大局”，指的是人选是否有利于中共体制的稳固和大政方针的落实；二是技术性原则，主要是指人选的个人背景能否符合工作岗位的需要，比如身体年龄、性格能力、政治阅历、学历背景等。

在这两个人事安排原则中，政治性原则是第一位的，技术性原则往往服从于政治性原则。

先看政治性原则。笔者前文已经提到，十九大的最重要政治背景就是中共正在形成新的执政大周期，这就是一个政治大局，新的人选必须符合这个政治大局，这是第一个政治性原则，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个政治性原则是，人选必须有利于中共体制的巩固。中共体制的巩固，一是党内团结，二是体制优化。

党内团结对巩固中共体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它是中共首要的政治伦理，或称之为“政治规矩”。一个一盘散沙的政党是没办法巩固自身体制的，中共能长久执政至今，首先在于其能够团结一致，至少对外团结一致。

中共体制自我巩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体制优化。中共体制作为一个集权体制，相对于民主这样的分权体制，也不能避免集权体制固有的两大弊端，那就是接班人体制不稳定和官场腐败。

中共十四大，邓小平以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权威，为中共开创性的发展出了退休制度和代际政治，使中共和平有序的代际接班成为可能，中共接班人体制不稳定的弊端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是个历史性的进步。

中共十八大后，第五代领导集体声势浩大的反贪腐行动，则从整治官场腐败方面来弥补集权体制的另一大弊端。当然反贪腐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前文提到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使中共的执政大周期能适应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

因此，从政治性原则的角度。一方面，习总在已经确定一定的党内权威的情况下，从政治大局出发，经过党内协商后，可能会有打破一些原有人事规则，因为不打破一些原有规则，有可能会影响形成新的执政大周期这一政治大局。以习总目前的权威，预计有能力和意愿做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习总还必须继续遵循大部分原有的人事规则，因为这些人事规则经过几届人事更替，被证明是成功的，比如领导层的代际更替。如果不遵循这些党内人事规则，意味着中共体制的重大倒退，很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导致体制不稳。习总目前的权威虽有，但还没达到无视党内原有人事规则的程度。

再看人事的技术性原则，首先就是人选的年龄，这就是外界所说的常委人选的“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笔者认为，这个党内人事惯例虽然没有中共官方的公开证实，但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中共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退休年龄规定，不可能在最高层却没有限制，而且分析近三届以来的常委人选，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惯例。

至于人选的其他个人背景，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下文再具体分析。

三，中共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选

从以上十九大召开的政治大背景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结合第五代领导集体尤其是习总的意愿和权威，笔者预测，中共十九大可能的常委人选如下：

1，从政治性原则角度，有四人几乎可以确定入常

习、李、王三架马车的政治结构不会变。十八届常委中，以这三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最大，其他常委则各司其职，主要起到辅助作用。

这三架马车中，习总是核心，起把握和引领全局的作用，李在行政系统，王在党内监察系统，构成习总推行政治愿景的最得力助手。

在这三人中，习李二人继续留任没有悬念。前几年海外舆论大肆炒作习李不和，习要换李，笔者当时就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李若中途下台，意味着十八大的高层权力分配格局被颠覆，立即祸起萧墙，对中共体制的破坏性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事实也证明这一传言是子虚乌有的荒唐炒作。

有争议的主要是王，因为按照常委“七上八下”的党内人事惯例，以王的年龄，王应该到点下岗。

但笔者认为，一方面，新一个执政大周期和弥补集权体制的贪腐弊端，这是中共两个政治大局。纪委书记作为“党鞭”，同时负责新筹划的“国家监察委”的试点，将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习总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此关键位置上予以助力，这一点党内无人能与王岐山相比。

另一方面，王以中纪委书记的身份，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贪腐的主要操盘手，取得了非凡的政治业绩，虽然积累了极高的政治声望，被民间昵称“老王”，但他有极高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智慧，在政治上从无越位之举，因此能够取得习总的信任。

可以这么说，王岐山是目前出任纪委书记的最佳人选。其最主要的障碍是年龄超过“七上八下”的党内惯例。但笔者认为，这个惯例属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原则，而非政治性原则。从政治大局出发，习总应该希望王继续留任，毕竟习想有所作为。以习总目前的权威，如能以“下不为例”来临时打破这一惯例，是能够取得党内共识的。

因此，笔者认为，十九大后，习续任总书记，李继续担任常委并续任总理，王续任纪委书记，三架马车的政治架构不变。

2，胡春华以接班人身份入常。这也是个政治大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的接班体制是否稳定。这一点如果在本届党代会上遭到破坏，则意味着中共体制的重大倒退，党内和民间就有理由怀疑习总未来是否有恋栈不退的政治私利；中共的党内博弈将加剧，党内团结也无从谈起，习总的个人形象和政治权威将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习总个人和中共体制的政治风险太大。

胡在十八大上以接班人姿态入常，也许确实非习之所愿。但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习总在个人权威受到党内外普遍认可后，即使二十大如期退位，仍然可以效仿当年邓的方式，通过执政一代、监政一代、指定一代的路径，来确保自己开创的执政大周期得以完整实现。所以，胡上位，并未越过习总的政治红线。

因此从现实政治角度，习总不会打破这一接班规则，胡入常应该没有悬念。

这里插一句，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去职而入常无望，只是打破十七大时习李双接班的规则，而非打破党内的接班规则。因为十七大的双接班体制目前看来只是个权宜之计，看不出有制度上的必要性。这一点，外界应予以理性区分。

如无意外，胡将以接班人身份入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并接任国家副主席，以积累资历和威望，为二十大接班作准备。

2，从技术性原则预测剩余三个常委的人选

七常委体制最关键的四个位置的人选，按政治性原则确定后。剩下三个位置，即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常务副总理的接任人选，可能会更多的从技术性原则来考虑，即人选的身体年龄、性格能力、从政阅历、学历背景等个人因素。

首先来看人大主任的人选，这个位置十分考验该人选的政治意识。一方面，依法治国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所以最好有法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去推进相关立法，比如说，由于政治原因而迟迟无法落实的《新闻法》，在新形势下，已十分紧迫；另一方面，立法又得符合党管立法的政治原则。

所以人大主任这个人选既要求有技术性的专业背景，又得有极佳的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否则这个位置又得空耗时间，不利于中共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符合这个位置要求的人选，首推王沪宁。

一方面，王以学者身份从政，其专业能力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王多年以党内首席智囊身份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其对宏观政治的把握能力，党内无出其右。且其担任过一届政治局委员和一届相当于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党内资历不成问题。因此，王将是人大主任的最可能人选。

第二看政协主席的人选，政协是中共建政前统一战线在建政后的延续，其性质就是联络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精英，使之能成为中共执政的助手，“参政议政”。

这个位置对个人魅力有所要求，最佳人选应该经验老到、擅于言辞、眼界开阔、思路灵活、善于沟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有两个人选最为合适，那就是韩正和李源潮。

韩正的从政经历基本上都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个人能力和形象能够适应这个位置的要求；李源朝则是胡总时代的得力干将，精明强干，官声民望都不错，十八大后，虽然有负面传闻流传于海外舆论，但是真假难辨，其最不利的因素还是在政治上，就是作为胡总的得力干将，在工作上与令计划交集较多，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综合比较，还是韩正略微占优。

第三，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人选。这个人选最有可能是汪洋，汪洋曾是胡总时代的政治明星，当年曾与薄熙来有一时瑜亮之称，当过两届政治局委员。从技术性原则角度，汪洋此次入常的可能性极大，且由于其已担任过一届副总理，在经济管理方面经验丰富，能力出众，是常务副总理的最佳人选，“以资熟手”。

汪洋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其年龄很敏感。因为汪到二十大时才刚满67岁，按照七上八下的惯例，其还可续任一届，这样不但跨届，更要跨代了。以汪洋的性格能力和上代常委的资历，届时第六代接班人将极难驾驭，不利于党内大局。因此，汪洋本次入常，恐怕还要跟“组织上”有所交代，那就是保证二十大时主动退位。此举也可算打破“惯例”之举，与王岐山的留任恰好互为对应关系。

因此，按照笔者的观察，十九大常委的最有可能人选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王沪宁、韩正、胡春华、汪洋。

四，结语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十九大人事安排的预测，无任何高层内幕消息为依据。对中共高层，笔者也无任何的个人好恶。笔者所依据的只是长期以来观察中国政局所形成的一套观察方法和心得，虽然难免带有主观意识，但是基本上做到了以事论人的原则。

笔者经常会听到一种言论，那就是由于中共制度太不透明，因此中国政局是难以分析和预测的，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是，中共体制纵然有进一步透明化的必要，却不代表其政局就是没法分析和预测的。因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内部体制的变化信号，必须要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释放，否则就无法取得社会民众的配合，只不过这种信息的释放往往是模糊，零碎的，这就需要政局观察者长期的去关注和积累。所谓“留心处皆学问”，这是观察中共政局变化的最重要指南。

观察和分析中共政局的另一个重要指南是，不能把争权夺利、亲亲疏疏等一些庸俗眼光作为分析中国政局的主要依据，从而把中共政局庸俗化和故事化。

因为自中共执政以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那就是事情能够“摆上桌面”，这个能“摆上桌面”的事，必须能符合党内公认的政治传统和政治原则。从人性角度，高层官员也难免有争权夺利、亲亲疏疏之心，但如果违背这个政治伦理而“摆不上桌面”，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写此文，一是想借此来检阅笔者多年来对中国政局观察所得出的一套观察方法和心得，是否与中国政局的实际走向相符合；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共的制度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因为，一个制度化程度越高的体制，其变化就越可为外界所预测。

 由于本文纯粹是个人所为，不代表任何机构，因此，此文可称为“十九大人事预测（沙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