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岛兴风作浪的日人，当然不只石原慎太郎一个，但石原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发起的募捐买岛运动也最令人费解。

稍有点国际法知识的人都知道，主权和产权是两码事，前者指国家对领土的防卫和管辖，后者是对资产的支配和使用。主权的行使可能导致产权的更迭，比如战时对土地和房屋的征用，而产权的划分和更迭则一般不会改变主权状况。

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拥有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地产，但洛克菲勒中心仍然是美国的领土，纽约州和纽约市依法对其征税，如果有日本人妄想在那里行使主权，不交税金，那新新监狱的囚饭就等着他们去咪西。

石原慎太郎现在做的，和想把洛克菲勒中心变成日本领土，没有什么两样。 殊不知，如果钓鱼岛真是日本的，不要说东京人买了，即使是北京人把它买了也改变不了它日本领土的归属；但如果钓鱼岛不是日本的，那再多的银子转手也不能证明交易是合法的。石原也是读过法学院的，想必知道这一点。

懂法却依然卖力地募捐买岛，当然不是什么悲情出演，石原更多的是指望通过转换产权来“彰显主权”，因为任何人从“岛主”手里购买了钓鱼岛，这个房地产合同肯定是要在日本注册的，而注册这个过程自然就显示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费那么大周折，就是为了在冲绳县的地产登记册上加那么一笔，这种小家子气的事，恐怕也只有“执著”的日本人才做得出来。

但是这就是日本人。能在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上重建一个繁荣的国家，制造出精巧的电器和汽车，当然是凭着这种“执著”，但如果你仔细想想，那种处心积虑想解脱二战罪责，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靠的也是同样的“执著”。这就是本尼迪克在《菊花与刀》中论述的“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一旦选定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地去做。”

石原就是这样一个好钻牛角尖人，又特别执著的日本人。他出身作家，得过日本文学最高奖，但始终醉心政治，1968年就高票当选议员，却一直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政治异类，没有什么深刻的逻辑思维和政治韬晦，只要他觉得该做的，该说的，他就会无所顾忌地说、全力以赴地去做，即使是做不成也不在乎。他本人也在电视上说，买钓鱼岛要比解散议会、竞选首相更重要。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生在中国，倒也有几分可爱。

但是，石原毕竟不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他是东京都的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市委书记。东京离钓鱼岛千里之遥，直线距离超过从北京到舟山，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作为首善之区的行政长官，不去管当地民情，却要去千里之外的钓鱼岛横插一杠子，就好比北京市委书记不管暴雨山洪，却募捐去买普陀山的地产，这好像不是负责任的地方官应有的作为。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决领土纠纷是中央政府外务省的职责，“尖阁列岛”行政上也属冲绳县管，和东京都八杆子打不着，石原的所做所为，有越权过问外交和别的地方政府的事务的嫌疑。这种事发生在在欧美是要面临违宪的诉讼的。远的不说，美国司法部去年就把犹他州告上了联邦法庭，因为该州遏制非法移民的条例和联邦移民法抵触。但在日本，外务省和冲绳县居然都没怎么反对石原募捐购岛。不仅没有反对，外务省还警告了反对购岛的驻华大使，而冲绳县石垣市的市长中山义隆居然支持石原购岛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

所以，该管事的政府部门不仅不管，而且还默许、纵容越权行为，这不是民主法制的国家应有的作为。

日本政府怎么会成了这样的？

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日本政府二战前，就是这样的。

懂点历史的朋友肯定记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出了很多胆大妄为、僭越违法的军人，他们不断地挑动侵略战争，却没有受到应有惩罚，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于政府的默许和纵容。

这些军人当中有一个也姓石原，名叫石原莞尔。

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

在他还只是关东军的一个中佐参谋的时候，石原莞尔就看穿了中国军阀只会保存实力打内战，而绝不会和日军硬拼。所以他说，“对付张学良，竹子做的刀就够了”，并为占领整个东北做了极为细致的战争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石原莞尔和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变，用一万多日本关东军打败了二十三万东北军，夺得了比日本本土还大三倍的东三省。

令人惊讶的是，那么天大的阴谋，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知道，陆军大臣南次郎不知道，首相若槻礼次郎不知道，天皇裕仁更不知道！

事前不知道也就罢了，事后知道了，日本政府也没有任何惩罚行动。根据日本当时的法律（恐怕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军人是没有擅自开战权的。但是石原莞尔成功了，日本政府就不仅没有惩罚他，还提升他为大佐，最后官至中将。

石原莞尔当然不是第一个打中国东北主意日本军人。在他之前，同样是关东军参谋的河本大作就自作主张把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希望在东北军群龙无首的时候一举占领东北。但没有想到少帅张学良很快继位并实现东北易帜，河本不仅没有得逞，还很快被“雪藏”到了后备役，最后退出了日本陆军。

河本的行径和石原莞尔的没有什么两样，但因为结果不同，两个人的官运就相差很远。这又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以成败论英雄！

普通人是可以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他们喜欢听故事。公司也可以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它们需要业绩。但政府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那是见利忘义。

一个政府，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其合法性很大部分基于一个原则：公正。某个政府可以很残酷，但如果他的法律对人民一视同仁地残酷，那个政府一时半会不会有统治危机，对它的威胁往往来自国外。上古的罗马，近代的普鲁士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如果一个政府选择性执法，对人对事有双重标准，不管它多么仁慈，最终不是被受害者推翻，就是被得益者玩死。

满清之所以被推翻，其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被征服的民族不能一视同仁。蒙古人可以称王，譬如僧格林沁，而汉人即使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再造同光中兴，曾国藩也只不过封了个侯爵。这样不公平，如何服众？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清朝只有法术没有制度”的原因了。所以，等到了预备制宪，皇族内阁一出，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深入人心了。

日本帝国，无疑就是被那些军国主义的得益者玩死的。石原莞尔成功了，他的行动也成了日本军人竞相仿效的对象。他们不断挑起事端，所以九一八之后还有一二八，长城抗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他们蚕食中国领土，一步一步扩大战争，自以为得计，但最后终于在珍珠港把国运赌上了。

石原莞尔其实是有头脑的，拿下东北之后，他马上就想收手消化得到的战果，但是，只要天皇政府仍然纵容日本军人在中国冒险，三个石原莞尔也挡不住他的同僚学他的样，以期早日得到升迁。一次，石原莞尔在绥远阻止日军进一步发动摩擦，日军指挥官居然对他说这是“只不过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这就使日本人的执著和机械。

其实，执着和机械本来就是中性的民族特性。同样的执著和机械，用在工商业上，可以在一个平承的年代里可以为人类创造出惊人的财富，而用在军事上，可以在一个疯狂的时期为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样的民情有不同的政府的引导，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战后的日本政府曾经一直是有效率的，公正的，日本人也是有礼的，和平的。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祥的兆头。

从石原慎太郎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人特有的执著和机械并没有因为战后的民主改革而发生任何改变。这种执著和机械如果被人利用了就会非常危险。

从日本政府的对募捐购岛运动的不作为，我看到了纵容石原莞尔及他身后日本军阀的见利忘义的倾向。一个没有正义感，只是被利益驱使的政府是无法理性地面对国家安全挑战的，一战之前的奥匈帝国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国家迟早是盟国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