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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贪腐，十九大前习总的最大政治机遇 |
| | 一，胡总的十九大布局
中共十八大，胡总“裸退”的华丽归隐一举奠定其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胡总本来出身团派，思想中间偏左，在党内属于政治光谱中偏红谱系。此次“裸退”占据“接班制度化”和“反对老人干政”的价值高点，深获党内自由派人士的好评，十年无为，一为惊人，顺势与党内政治光谱中的偏蓝谱系接络。民间舆论好评如潮应该是党内对其政治人格的真切反应，可以说，胡总的个人声望随其“裸退”反而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
此举可以看出，胡总确非等闲之辈，这从其拿下陈良宇、薄熙来已可见一斑。胡储君十年，当政十年，上负邓之重托，下承民之所望，可谓“天予不取反咎其身”。胡温十年，政治上，前任所遗政治资源尾大不掉，处处掣肘；利益分配上，各类太子党精英政经通吃，错根盘结，胡出身平民，身处“看门人”之位，处理起来未免投鼠忌器。以致除经济外，碌碌十年无所作为，党内民间恶评如潮。如此情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心中憋屈，可想而知。如有机会，一展抱负，不管是亲手所为，还是假借后辈之手，均属情理之中。
从目前国内的政治格局看，胡总有三大资源：
1是共青团资源。与其他政治派别不同，共青团是党内的正式系统，不会因血缘代际和政治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胡总经营十年，已经确立其共青团系统的政治共主之位，可上接老胡（耀邦）所留的党内民主派资源，下接党内草根出身的政治精英，相较于党内其他临时派系，其组织优势根本不在同一级别。
2是社会资源。胡出身平民，天然亲近国内草根阶层。任内有取消农业税和建立基本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亲民政策，有德政于民，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覆盖了占全国人口大半的农民，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壮举。民间舆论目前对其评价不高，一则是“那山可比此山高”的心理习惯使然，二则中国目前的舆论场“剧场效应”特别明显，那些占据舆论资源的各类人等显得嗓门特大，能否代表国内的真实主流民意，实在令人怀疑。胡当政，则百瑜不掩一瑕，各类恶政可统统算在其头上，胡归政，则情势逆转。在朝在野，政治情势和民间口碑的转化，国际国内莫不如此。
3，政治布局。十八大人事结果一经面世，舆论普遍认为胡在权争中落败，其标志是李源潮、汪洋的“出常”。实际上，这是个错觉，胡看似在牌局上失利，实则留有后手。一是在政治局委员层面上，可以明显看出胡的布局；二是胡属意的小胡（春华）以六零后入局，隐然成隔代接班之势；三是在省部级的中央委员层面，胡系实力雄厚；四是，李、汪二人五年后入常还有机会，尤其是李，官声、民望、人脉均属党内顶尖。其能否在明年接任国家副主席是个风向标，如接任，则其五年后铁定入常，如不接任，则仍有变数。此二人经十八大的一番挫折，其势更向胡靠拢应该没有疑问。
因此，无论从个人声望、内心抱负还是政治资源和实力布局，如胡愿意，仍然可以对习总的第五代构成极大的牵制。其可能性取决于习总能在第一个五年任期有多大作为，如果习总仍然是碌碌无为，坐等党内、国内国际情势恶化，则不能排除胡总五年后以“变革”为名的干政。
二，反贪腐，未来五年中国最大的政治
如上所述，习总必须在头一个五年任期内有所作为，否则，其第二个五年又一次沦为弱主不可避免。一是第一任期时与其派别接近的团队成员五年后必退，取而代之的是胡系最为强势的李汪，以及第六代接班人小胡(春华)，二是民间社会必将给予其更大的压力，三是扶其上马的政治老人基本上已经发挥不了余热。
与外界普遍认为的不同，经济问题并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许多人仍把经济发展视为中共合法性来源的主要资源，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公认的原因，一是政府的强势推动（政府），二是民间经济的自主发展（市场），这构成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双核。以胡温十年或中国入世为分界，胡温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以政府的强势推动为主，民间经济的自主发展为辅；胡温之后，则是民间自主发展为主，政府强势推动为辅，其表现形式是最大支柱产业—-房地产得到极大的发展，而房地产的投资大都来自于民间投资，虽然国有企业仍有较大占比，但是这些企业已经脱离政府的经营，应该属于民间投资的范畴。
两个时期，经济发展对中共的合法性支撑是不同的，胡温当政前，由于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因而其从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合法性支撑最强。胡温当政后，由于民间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因而政府从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撑已经减弱。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重的，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程序的合法性，在现代性论述上表现为各种民主程序，二是治理的有效性，在现代性论述上表现为各类政绩目标，三是治理的合理性，在现代性论述中表现为各种价值实现。
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从治理的有效性上为中共提供合法性支撑，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富足，经济推动力结构的变化，在程序合法性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其合法性支撑正逐渐转移到治理的合理性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胡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却也是中共建政后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十年。
习如果还要在经济上投入过多精力，一则作为空间不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发展西部的政策脉络也已经清晰，所能作为的只是技术性的政策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控而已，中共高层能够把最懂经济的王（岐山）调离国务院系统，应该说已经看到此点；二则必与李（克强）争权，徒增内耗，费力而不讨好，不智之举。
政治上，在体制层面，习不管是个人背景，还是现实情势，都不可能有惊人之举。实际上，政治体制的实质变革并非现在中国社会所急需，甚至并不是国内民众最关注的，那些把任何社会矛盾都往政治体制上扯的声音，只不过是占了民间舆论的资源便利，从而显得嗓门更大而已，并不能反应国内的真实民意。同时，在政治上实施稳妥的渐进改革，几乎是国内各阶层精英的共识。
政治上习还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提高目前中共治理的合理性。分析社会影响最大，民愤最广，能够关乎体制合法性的全局性问题，首推反贪腐。
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呈干柴烈火之势，而最能够点燃这堆干柴的，就是中国官场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各类公共事件和历史记忆，都直指这个集权体制的最大软肋，这是中国社会对中共治理合理性所提出的最清晰的指向。不配合这个社会指向，则中共所有关于公平正义的美好承诺只是句空话，它已经构成中共体制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来源。哪怕是近年来的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利用贪腐丑闻来搞垮对手也几乎成了屡试不爽的致胜法宝，可见反贪腐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
习总前五年，其反贪腐的政治机遇是十分难得的，一是最高层其他成员相对弱势，有利其施政，而唯一强势的王岐山主管的恰恰是反贪，王具有一种干将风范，敢作敢当，只要习有此心，便不难有助力。
民间强烈的呼声构成反贪背后的深厚社会资源，并随时可转化为政治资源，此机遇二。
中共体制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支撑即将耗尽后，急需新的合法性来源，此点与文革后期中共所面临的局面十分类似，此机遇三。
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共目前对社会的掌控力仍十分有效，此两点意味着社会对政治动荡的承受力大大提高，这从薄熙来案可见一斑，此机遇四。
习本身所具有的革命后人的身份，在面对“打工”的官僚集团时具有天然的道统优势，而对付那些同样太子党背景的最大的这批贪腐“老虎”时，那些太子们的背景就根本无所施其长，此机遇四。
习在十八大前的关键时期，突然被外媒爆料家族贪腐而安然无恙，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清白，“打铁尚须自身硬”，相对于其他同僚，具备难得的道义优势，谁若不服，不妨拉出来溜溜？中国体制的集权性，搞定最高层，就能搞定次高层，如此自上而下，层层搞定，则大事可成，此机遇五。
最重要的是，若反贪成功则其执政十年全盘皆活，不但民间支持，到时就连政治对手只怕也只能跟其走了，于国于党于民皆可奠定其一代雄主之地位；若无所作为，或者选错作为的对象，尤其是食“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不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坐等民间社会耐心耗尽，给政治对手以发难的口实，则其沦为弱主是可期的，甚至在其任内亡党亡国都有可能，这与反贪不成而被既得利益集团集体做掉实际上也没多大分别。
三，官员财产公示，反贪腐的最佳突破口
习如确定反贪腐为其主政时代的最大政治动作，有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官员财产公示。这不但具备现成的技术操作条件，更构成反腐这一长期性工作的战略性开端。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成功案例可借鉴，并且国内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实施多年，技术上已经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积累了足够的制度准备。
从战略上来说，一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开始实施，则意味着习开始将民间监督真实引进到体制中来，其产生的震慑效果和社会效应不可估量，习将从民间资源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政治支持，从而减少习在党内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那么如此好事，中共为何拖至现在？纵观中国政局近二十年发展，一是前十年中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是发展问题，反贪并不是全局性问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纠错哲学的指导下，有问题再解决，并没有制度化的政治动力；二是后十年，面对大面积腐败，“反贪亡党”不再是种理论担心，而是一种现实风险了，再加上领导层弱化，哪怕有心也无力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各种制度变革中，实施的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纠错机制，实践先行、制度跟上的底层设计原则构成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社会各种制度渐进改革的基础，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各种先验性的“理性陷阱”。但是，确实有类似反贪腐这样的领域需要预先的制度设计，即顶层设计，否则一旦问题积累严重，则其几乎没有纠错机会，类似的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教训。
所以，官员财产公示必须进行制度补课，为减少政治动荡，官员财产公示应做好预先的制度缓冲设计：
一公开表态，舆论先行。占据社会价值和民意诉求的制高点，形成社会动员之势，逼迫党内成员不得不跟进。
二是“原罪赎买”原则。“原罪赎买”原则指的是，在规定期限内，只要官员交出其非法所得的大部，则既往不咎，可以合法拥有其剩余资产，以此打消大部分官员的后顾之忧。
三是“先高层，后低层”公示的原则。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高层必须先于低层获取政治合法性，只有先经过财产公示而能证明自身清白的高层（不管是确实清白还是被漂白），才有推动低层官员公示的道德权威。
四是官员违法所得且上交的金额，采取“退休解密”的原则，即在任期内予以保密，一旦退休，就予以公布，以保证民间的知情权。
五是官员违法所得全部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全民福利，并定期公布金额总额，取信于民。
六，确定一个制度原点，以免前贪未除，后贪又生，贪腐事业前赴后继，生生不息。这个制度原点指的是，确定一个时间点，此后任何官员的任职前公示，均需同时公示其财产。
从贪腐官员角度，坐拥隐秘巨额财产而不得用，还要百般遮掩，而网络时代遮掩的风险极大，一不小心被人肉一下，成为“表叔”，“房叔”，则大祸不远，不如上交大部，留取小部，漂白后安心睡觉。对普通民众而言，无官不贪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但不到逼不得已，谁愿闹得天下大乱？如能平和得从老虎嘴里扯回一块肉，用于看病养老，且能对今后的吏治保持希望，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理性计算，符合普遍人性，能够为方方面面接受。
四，反贪腐动真格，习总政治风险几何？
大面积贪腐是中共体制目前最大的负资产，却也是中共合法性来源的最大资源。纵观中共历史，其有一个特质十分醒目，即中共有一种“坏事变好事”的独特能力，中共往往制造一个问题，而又靠解决这个问题为自身赢得支持，最典型的是文革，后毛时代的中共恰恰在反对文革上获取了民众支持。中共这种自我变革能力确实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可类比者，而且这种变革能力具有体制和组织的支持，因而具有可持续性。
习如反贪腐，最不需要担心的是其党内的政治对手。前文已说到，构成习最有可能的政治对手是胡系。但是，胡系并不等于胡总。胡系人马良莠不齐，不乏唯恐天下不乱之枭雄，胡总却不是，否则，要对习形成牵制，最佳方案是任内力保薄熙来上位，而不是相反。这说明，不管内心如何不平，胡总还是有党国为重的政治家情怀，并不希望任后天下大乱。
胡系取习而代之的前提是党国体制仍然有效，如果习之反贪腐一旦失败，则中共败亡之日不远，届时党内高层，人人难逃一责。胡总曾为党魁，别人可以撇开，包括曾经的胡系人马，都有可能反身一击，以求自身安全上岸，但胡总怎么撇得开？
对习来说，在反贪与不反贪之间犹豫不决，坐等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政治机遇流失才是最大的政治风险。到时候，内有党内对手逼宫，外有民间社会重压，前景堪忧。
因此，在习头一个五年任期内，必须要开展反贪腐这个唯一可行的政治大动作，而反贪局面一旦实质开启，则越到中共高层越明白同处一船的道理，局面尽有挪腾运作空间。习不但不必担心胡系人马的掣肘，反而可以借助胡总之力来约束胡系人马，集结党内最大力量，为这个即将百年的历史第一大党，冲出一个崭新的生天。
习最要提防的搅局者，是上文所提到的占据民间舆论资源的各类信奉价值优先的“清流”们，动不动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词语，拒绝任何价值上的妥协。可以预期，一旦实施“原罪赎买”原则，冷嘲热讽震天响必定是他们。但是习应该清醒认识到，他们和中共一样，只代表他们自己，某些应声虫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代表不了，并不能代表国内真实的主流民意。对付此类人等，适当的铁腕足够。
退一步说，哪怕前面所分析的政治形势过于乐观，习总还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资源可用，这就是向党外的真实社会民意寻求支持，这个真实的社会民意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千千万万尚须为自身的一砖一瓦，一衣一食而辛苦奔波的人们，是那些面对各种豪强盘剥而无助的人们，中共迟早得面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习总如果能够以官员财产公示的实质性反贪腐动作来赢取他们的支持，趁他们还没有绝望前，提前争取他们，代表中共真心拿出一种自我纠错 的道德勇气来获取他们的原谅，则任何政治势力不可撼动，中共获得类似文革后的历史新生再一次可期。
一代枭雄薄熙来曾经看到此点，并试图挟民意而博上位，无奈手段不正，且所用非人，方向偏颇，最后功败垂成，但已闹出天大的动静，出事后至今使人念念不忘。现今习总权柄在手，与薄所面对情势有根本不同，只要吸取薄熙来的种种教训，找准反贪腐这个大方向，政治推动，制度跟进，这个政治选择的胜算极高。时也，势也，运也，确实是中国政治人物的千古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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