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此，我愿给希望薄“必须死”而罗列一大堆冠冕堂皇理由的媒体浇一盆冷水，你们这次可能又要失望了。薄熙来被判各种刑期都有可能，就是不可能被判死刑，判死的理由有千万条，但不被判死的理由一条就够了：薄熙来的政治能量已彻底消解。

薄案发生后，许多媒体在各种动机背景下对薄熙来的判断，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薄熙来的政治能量。高估薄熙来的政治能量，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共的组织体制对体制内的掌控能力和对社会的影响能力。

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实际上在十七大已经确定，中共组织体制已经确定其边缘人的政治定位。何为中共组织体制？组织体制即是中共内部的组织程序、人事惯例和用人标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必须以此为基本基础。外界津津乐道的中共内部各种政治算计和交易就是这种体制的外在反应，在后邓时代，没有人能够违背这种体制安排。

作为一个颇具政治野心或者说雄心勃勃的党内另类人物，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走的是一条从体制外寻求支持的道路，从而把其政治雄心诉诸民意，这种做法对薄来说是正常的，对体制却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中共体制自上而下的特点决定了其集权是必然的，否则今天也许就看不到中共了，薄所挑战的看似以习李为首的十八大接班体系，实际上挑战的是这个体制本身，也许薄本人也没意识到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薄之所作所为，恰恰是在解构中共现有的集权体制，你很难说它有何积极意义，但是薄毕竟作出了这一动作。关于此点，在思想界，只有少数学者如萧功秦教授，曾经隐晦的指出过。其他都被几乎所有的右派学者欢欣雀跃和一些脑袋发热的毛左愤愤不平的大合唱给淹没了，中国思想界的思考能力实在让人为之气结。

薄案发于王立军，看似出于偶然，但却是中共体制铲除异己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体制在铲除异端，而不是某个政治人物。因此，在薄案后，各类媒体集中于薄与某人某家族的个人恩怨，基本上都是扯淡，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权谋传统影响下，中共政治哪能这么小儿科水准？

由此可看出，当中共宣布薄从重庆市委书记之位退下之后，体制对如何处理薄的磨合已经结束。薄在党内有大量支持者，但是这种支持是以体制的有效运作为前提的，亦即中共对外所言的“大局”。没有中共体制的支持和任命，薄就什么都不是。至于民意，既是理想的，也是功利的，甚至是投机的，其代表是薄是张是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代表，而不是具体的代表是谁，政治的残酷就在于此。薄案发生后，民间最初的反应从大到小，最后无声无息，就是这种民意心理和中共体制灵活性合力的结果，在薄的支持者中，如王铮老师那样出于信念的不离不弃是可贵的，却也是珍稀的，根本无力影响大局。

明白薄案的基本性质，就可明白，薄案是中共体制在自我手术，而不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恩怨在作怪。薄之犯罪事实尚需审判，但薄之政治能量已经消失殆尽，薄之死活已无关体制的威胁，在此情景下，谁愿去落井下石，在体制约束下，谁又有能力去落井下石？

因此，薄案会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顺利谢幕。也许多年以后，当民主化后的中共完成对现有体制的逐渐解构和重构时，研究党史的学者会重新关注此案，他们也许会惊诧，薄熙来这个体制的另类就像那头无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如果他们有幸，也许还能采访到薄熙来这个垂暮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