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太虚谦人-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中国，在后邓时代的威权体制下，特别是最近几年急剧地向新极权主义转向后，就开始进入了这样的没有故事的时代。党怀着一种怕被某种外部力量推翻和清算的深刻恐惧，努力地扩展着自己权力的边界，党不断地镇压着社会中一切异己的力量，清除着一切异己的声音，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最细小的，边缘化的领域都要打上自己权力意志的烙印。

然而，有趣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政治规律的作用，正是在党用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维稳经费构建起一支无敌的维稳力量，以“高射炮射蚊子”的压倒优势消灭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整肃了非政府组织；用监狱、精神病院和让人失踪的“指定居所”钳制了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批评之声后，整个无敌的党国体制却在自己的权力中心发生了裂痕和动荡，恰恰是最高的维稳力量无可避免地自己转变成了这个体制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在整肃、控制了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地会聚焦到党内，聚焦到党的权力中心，只能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为整个社会下一步的发展选择方向。而党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斗争就越是不受任何现存规则的约束，越是激烈和残酷。

王立军事件是执政党自“六四”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文革”以来，最重要和最激烈的一次党内斗争的前奏，邓小平通过“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正在逐渐走向自己的尽头，这场估计将蔓延相当长时间的斗争最终将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变革方向。

从王立军事件开始，党精心织布的意识形态的帷幕发生了大面积的破损，大量的不受控制的事实，从帷幕的后面显露出来，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故事”开始了！

目前，不管是十八大前的党内权力斗争，还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政治路线的博弈，都已聚焦到如何为薄熙来问题定性这个焦点上。是的，由于薄熙来的个性和作风，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已经成为有可能导致现有体制破局的不稳定因素，在立刻终止他现有的政治表演这一点上，党内高层大致形成了共识。

但是，在把薄熙来拿下之后，党立刻发现这次捧上的是一只前所未有的“烫山芋”。在如何处置薄熙来的问题上，党的高层再也无法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意见，而在党已不再有一个能一锤定音的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相当长时间的磋商、博弈和斗争，才可能重新形成统一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在焦虑地等待党快速作出裁断时，等到的却只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

事实上，出现这种局面一点也不奇怪。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使一贯“强有力”的党中央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是因为在薄熙来以及他所竭力倡导的重庆模式身上，确实汇聚了当下中国党内党外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

“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在这一听上去如此平稳、正常，并可作多义解释的言说背后，事实上，薄熙来已在党的强制下失去了自由，但在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罕见的分歧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党这个使用暴力的艺术家，这个得心应手地运用强制力惩戒个体的行家里手，在处罚一个人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前所未有的犹豫和摇摆呢？

因为，党在试图运用强制力来处置这个有着很深的政治渊源和影响力，并且是党中央25分子之一的核心层的成员时，它必须考虑如何向自己的国民交待，如何向整个世界交待，如何向自己的党的上层集团交待？作为唯一一个曾对王薄事件公开表态的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所作的承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承诺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一定会“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当时，这番话表面上看只是对王立军事件说的，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他更是针对几个小时后将要发生的，更为棘手的薄熙来事件说的。

人类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会由暴力来解决。我们看到，在丛林状态下，或者在黑帮的内斗中，出手快的就把出手慢的“做掉”了，不需要有什么“交待”和“检验”；在一个纯粹的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也不用为能否“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发愁，因为，极权主义政党的领袖深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天命，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约束地使用专政暴力，而且，每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者都轻松地超越事实来给失败者抹黑，给自己涂上神圣的油彩，“历史”完全是胜利者可以自由创作的作品，所以，在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所需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拘手段地追求彻底的胜利。

然而，目前的中共正处在从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向法治国家中的执政党的艰难转型中，在任期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党的领袖使用暴力的方式开始受到习惯和规则的约束，同时，在一个信息时代中，其创作“历史”的自由度也大大地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形下，温家宝作为执政党中最具有学识和历史感的现任领袖，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能让人们普遍信服和接受的标准，那就是“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从纯粹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温家宝承诺的意思是：存在着作为普世价值的法理学的原则，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学意义上的事实，在处置薄熙来时，只要尊重事实，遵循法理，那么，在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任何一个人，假如他以中立的立场来理性地考察这一案件时，都会得出结论说，对薄熙来的处置是合乎正义的。

是的，温家宝的承诺，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正义的承诺真的能实现吗？

二

对薄熙来的处理之所以变得如此艰难，首先是由于重庆事变汇聚了当下中国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对此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一是从十八大前争夺党的最高层领导权的权力斗争的维度；二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应朝什么方向变迁的路线斗争的维度；三是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纯粹法学的维度。

首先，我们从权力斗争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重庆事变。

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旨在“入常”，这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许，他也确实如传言所说，不无觊觎党的最高领袖位子的野心。但是，假如仅仅如此的话，是否就构成了用暴力来惩戒他的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呢？

确实，要是用中国传统的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逻辑来衡量，（作者之所以提及它，并不纯粹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萎后，这一逻辑在党的现实政治中，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悄悄复活。）那么，薄的行为也许已经够得上杀头，甚至灭族。因为，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任“君主”的不敬，和对继任“君主”的挑战。在传统中国，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王子即便什么也没做，仅仅因为他有实力对未来的权力核心——皇储构成挑战，就会被老皇帝或顾命大臣除掉，因为绝对君主制下的最高的政治正确就是，不拘手段地维护最高核心的权威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不然整个体制就会崩溃。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套政治逻辑在中国100年前就随着帝制的倒塌而失去了合法性，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中，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以合法途径追求最高权力。因此，仅仅说薄熙来是一个野心家就打倒他，无疑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上，作者看到，有许多并不关心（甚至反感）薄熙来推行政策的具体内容的人，仅仅因为他有挑战现有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勇气，而对他表现出某种钦佩和赞赏。

有人也许会说，薄熙来之所以受到党的处罚，是因为他的追求权力的方式违反了党现有的权力游戏的规则。确实如此，薄的许多行为违反了党的权力游戏的规则和潜规则，因此，他受到党的惩戒并不奇怪。我们在这儿关心的是，党的规则和薄的规则，从纯粹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究竟哪一个（或者，它们各自的哪些方面）更正确，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薄违反党的规则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露了自己的权力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公开了党的上层的分歧。共产党权力博弈的一贯特点是，一方面权力斗争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而异常酷烈，另一方面根据党的教义，这些终生追逐权力的职业政治家必须表现得对个人权力毫无兴趣，同时，不能向外界表露和自己政敌的任何分歧。因为，只有这样党中央才能显示出不具有任何人性弱点的神圣性，和不具有任何矛盾的绝对正确性，才能维系住要求他人绝对服从的极权权力的正当性。

可这套极权政治的逻辑，虽然党的寡头们还在竭力维系，但在当下中国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观感中，早已千疮百孔，虚伪不堪。和“我自己并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举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记得吗谁说的？）的宣示相比，薄熙来不大掩饰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反倒显得真实和坦率些。“权力”就是政治家的生命，身为政治家无法不追求权力，只是追求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

自从邓小平当政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党的新一代领袖（常委）选拔的惯例，即按照年龄、资历等标准，由党的几个最具权威的寡头磋商和博弈于密室之中。官员想要晋升到最高层的唯一渠道就是设法获得寡头的青睐。于是，想要晋升的官员，除了暗中积极活动之外，在场面上无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

薄熙来也想尽办法去走这条惯常之路，但是，2007年当他被挤到重庆后，意识到仅仅走惯常之路想要“入常”已希望渺茫。于是，他开始独辟蹊径，在时刻强调保持一致，容不得半点个性的党国官场上，竟然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施政纲领，希望通过自己的政绩和宣传造势，以一种竞争性的姿态，由下而上地攻入“常委会”。

读过新闻专业的薄熙来，很懂得如何宣传和包装自己，他的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使他在国内外传媒上，成为党国体制下最吸引眼球和富有个人魅力的官员。他在中共官场中注入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使他的下台获得许多人的同情。我们看到，有些外国观察家说，假如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一人一票的话，也许薄熙来就会获得胜利。作者自己的许多学生，特别是一些女学生对薄的下台深感伤心，她们问我：“中国以后的政治又要彻底回到千篇一律的和XXX保持一致’的平庸、呆板中去了吗？”

薄熙来不按党的现有游戏规则博上位的做法，无疑引起高层的普遍不满，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他真是由于这一原因受到处罚的话，那么，无疑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因为，党国现在选拔自己领袖的这套规则和潜规则，不仅仅不符合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下的合法性的标准，而且也不符合一个正统的列宁主义政党选择领袖的标准。

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必须是在革命实践中久经考验，得到群众衷心拥护，并且自己直接向历史负责的真正的“雄鹰”。而在现有的选择规则下，除了年龄、资历这些硬框子之外，寡头们总是会选择那些规矩、听话、易掌控、能最安全地保护自己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长期来看，经过这样一代一代的选拔，必然使党国的领袖从总体上看，个性越来越呆板；才干越来越平庸；眼界越来越低俗。

有意思的是，按正统的列宁主义的领袖标准来衡量，薄熙来似乎比体制选拔出来的人更像是党的“雄鹰”，而后者更像“家雀”。和同辈的党内竞争者相比，薄似乎经历了更多风浪的考验，更有干劲和政治手腕，最重要的是和他的竞争者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党内高层的密室政治不同，他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以某种方式重建了党和群众的紧密关系，重塑了党的政治基础，他的施政纲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方案，按照薄设计的道路走下去，看起来党好像能够更加强有力地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

3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反对和破除自由主义》，文中严厉批评：“不听招呼、不守纪律、自以为是，成为今天我们队伍中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是党内的一个重要派别对薄熙来问题的定性[1]，按照这种定性，将薄熙来当作“自由主义”来批的话，那么，接下来党就会高喊“和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的口号，大大削减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吏的“自由”。

而自由派学者对重庆事变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吴思认为，假如因为薄熙来个人的问题，导致重庆在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上的探索被迫停止，对以多元的方式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好事；孙立平也不赞成从“削藩”的角度欢呼薄熙来的倒台。

总之，假如以违反党的游戏规则追求更高权力的名义，来剥夺薄熙来自由的话，显然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相反，党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由寡头策划于密室之内的选择领袖的方式。近年来，在确立领导职位的任期制和按龄退休制后，中共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干部更替的制度化和有序化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告诉我们，这其实只是一个错觉。政治局委员以下的官员，因为是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地任命的，基本能有序进行，而恰恰是在党的权力最大的寡头和核心的产生方式上难以解决的麻烦产生了。极权的党国体制要能有效地运行，必须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核心[2]，而这个核心只能在超越任何法律约束的长期酷烈的党内斗争中产生，只有如此他才能使全党彻底臣服于他。

那些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在“集体领导”下，可以永远有序地运作下去的人，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是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这个第三代核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江的接班人，正是借助邓小平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巨大政治权威，现有体制这20多年的运行才获得了它的“第一推动力”。而这个动力目前正在被消耗殆尽，在第三代核心退休和衰老之后，真正的第四代核心始终没有形成。

既否定宪政民主（即按照法定程序，通过选举来确立权威），又没有一个核心的寡头统治，从历史经验来看，最难以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体。从这次事件的发生来看，假如连像薄熙来这样的在体制内经过多年历练，显现出过人的才干，并且拥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机会公平、公开地去竞争常委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为13亿人民选择未来统治者的这个圈子是多么小，整个过程又是多么地密不透风。假如这个选择过程连党的高层成员自己都不认同的话，那又如何能使人民普遍地信服，又如何能确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

目前，在王薄事件后的权力博弈中，进攻的一方希望进一步快速扩大战果，防守的一方则运用围棋的腾挪战术，将令政敌畏惧的薄熙来当作一颗颇具价值的弃子，用以交换对自己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游戏在每一届党代会前都曾有过。这次的不同在于由于争斗的部分失控，使党国这条船发生了更剧烈的颠簸。

敏感的观察家们不难发现，现有体制在逐渐耗尽邓小平剩余的政治权威之后，正不可避免地在进入一个动荡期。从逻辑上说，这个动荡期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终结，要么，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诞生出一个真正的新核心，要么进行宪政民主导向的改革或者革命，最后通过选举来确立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新权威。

三

其次，从路线斗争的视角考察重庆事变。和陈希同、陈良宇不同，在薄熙来事件中，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还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成分。

薄熙来一到重庆之后，就竖起了毛像，发动了旨在对市民进行精神控制的“诵读传唱”活动，以及运动式打黑，喊出了吸引底层民众的“分蛋糕”和“共富”的口号。薄熙来极其罕见地以地方诸侯的身份，提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政治路线。这条现在已被称作“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固然是薄希望用来“入常”的敲门砖，但另一方面也是他用来解决当下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真实的手段和方法。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真的是要回归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吗？对此，最热烈地拥护他的“乌有之乡”的毛派和最坚决地反对他的自由派人士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薄熙来自己宣称“唱红”并非要回到“文革”，同时，也有许多为薄辩护的人说，薄在引进外资等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上做得很不错，他并非真的想回到毛时代，“唱红”不过是一种宣示自己政治正确的外包装罢了。

薄熙来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拯救全人类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薄并不相信他天天要别人唱的“红”[3]，不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了。但是，认真研读过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史料的人，就会发现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远不像当时的其他人这么狂热和虔诚。共产主义在毛看来是一个可以快速地搅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用它作为旗帜可以召唤无数人的忘我投入，用它作为理由可以打造一个绝对听命于自己的政党，和一支受钢铁般纪律约束的军队。

在狂飙突进的极权主义运动中，倡导它的领袖和积极参与的群众对其意识形态总是有着不同的内在态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薄熙来真正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神髓。毛泽东是用什么方式来构建极权体制和自己的极权权力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在用一个神圣的理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同时，再用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笼罩在自己的每一个追随者和自己统治地区的每一个人身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种一般的恐惧，而必须是让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到自己随时可能横死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对权力的驯服和崇拜将油然而生。

如何以自然、合理，最好是神圣的理由来打造这种普遍的恐惧，构成了极权艺术的关键之所在。从打AB团，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利用的是人们在阶级之间进行生死决战时，对内部隐藏的敌人的仇恨，来一遍又一遍地以我划线进行队伍的清洗。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但他故意让恐怖之风蔓延，当有人说，延安整风整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时，毛纠正道，是整了百分之百。正是在将恐惧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红太阳升起来了。

薄熙来深谙此道，他通过“唱红”和“分蛋糕”将人们的革命情绪调动起来之后，通过打黑和反腐，将所有的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都笼罩在灭顶的恐惧之中。在当下中国，由于有权者的普遍的腐败和受贿；警察的普遍的滥用暴力；经营者的普遍的行贿、偷税和涉黑。由于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普遍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当薄熙来用现有的刑法使他们处在普遍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中时，他制造恐怖的理由与毛泽东的“抓特务”相比，甚至显得更加合法，更加合乎事实。当薄熙来通过以我划线的有选择的打黑和反腐，用暴力对财富进行了大面积的再分配，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之后，一轮朝阳就开始在重庆上空冉冉升起了。

极权主义在不同的情形下，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薄熙来的政治路线的本质是，根据当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开发出将重庆，乃至整个中国进一步推向极权专制的新动力，并在这一过程中锻造自己的极权权力。由于以鼓动底层民粹情绪的“分蛋糕”为号召，用超越法律的方式大规模使用暴力，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极左路线。

虽然，薄熙来这颗“太阳”才刚要出山，重庆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抓人、酷刑，乃至杀人，薄熙来的政治路线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除了指责他目无中央之外，会不会公开批评他的政治路线呢？

尽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暗示了薄的做法和“文革”的关联，但看起来这只是他个人，或党内部分人的看法，还远远没有成为党的高层的共识。目前的党中央要想彻底否定所谓的“重庆模式”是很困难的，因为：

1.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极权主义思潮正是“重庆模式”得以产生的温床

关于近年来党内崛起的新极权主义思潮，作者曾在多篇文章[4]中加以论述。所谓新极权主义，就是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不断加大的裂隙，不是通过宪政民主导向的改革来增加人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一味依靠暴力来加强党对社会的单边控制。新极权主义的主要兴趣和激情体现在致力于构建党对整个社会，乃至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上，并将其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正是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要学古巴、朝鲜”和“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大踏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背景下，“重庆模式”应运而生了。

薄熙来在会见海外媒体时曾经说过：“其实我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薄熙来虽然野心勃勃，但毕竟只是一个地方诸侯，他打造“重庆模式”一方面固然是以竞争性的姿态向上施压，但另一方面更是想炫耀政绩，讨好上峰，“重庆模式”这支山歌本来就是唱给今上听的。[5]

当薄熙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时，虽然，口气确实有些狂妄，但是，我想他的内心里是真的认为自己的“重庆模式”做了胡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胡锦涛应该为他所做的这一切感到高兴。

对比一下“胡式维稳”和“薄式极权”之间的差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前者纯粹是依赖党组织和暴力机构由上而下地推动的，由于这一推进过程的机械和官僚，使上下间对立情绪加大，维稳成本越来越高，难以为继。而薄熙来则有一种调动民众情绪，为自己使用暴力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提供支持的能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薄熙来是毛泽东之后，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依凭个人魅力来进行统治的政治家。领袖依凭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操控，这一胡锦涛想在全国实施而没有完全做到的理想，薄熙来在重庆则彻底实现了。

不过，由于薄熙来习惯于超越法律，依凭个人魅力和专断来行事，因而，“薄式极权”在为党国体制注入新动力，更有力地强化党对社会的操控的同时，它也加剧了内斗，使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态趋于恶化和不稳定。但是，在党遇到越来越大的外部挑战（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茉莉花革命）时，它就无法拒绝饮鸩止渴般地尝试一下“重庆模式”的诱惑。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薄熙来风风火火地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唱红打黑”，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律师陈有西、法学家贺卫方为代表的法律界人士的集体抵制时，高层的一些大佬却对其赞赏有加。党中央对薄熙来的态度是暧昧和矛盾的，一方面对他的不听话，野心勃勃很是反感，另一方面又乐于看到他去探索强化党的极权统治的维稳新模式。

总之，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极权主义思潮，为薄的“重庆模式”提供了生长的空间。薄虽然因为行事极端而被党抛弃了，但只要执政党不能摆脱新极权主义思潮的统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对薄熙来所代表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2.仅用邓式的“改革开放”来否定“重庆模式”同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提《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暗批薄熙来违背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违背了“文革”后党内高层通过《决议》形成的政治共识。确实，薄熙来的行为跃出了邓小平划定的政治框架，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能令人信服地说，薄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吗？

1978年，当邓小平终结“文革”路线，支持改革开放时，他无疑是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当他通过1989年的武力镇压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体制强行嫁接在一起时，尽管付出了精神自由等多方面的代价，但是在他划定的政治框架中，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20年的高速增长。

但是，现在是2012年，不是2002年，更不是1982年，正像邓小平剩余的政治权威正在消耗殆尽一样，邓小平政治路线的现实适用性也正在走向自己的历史尽头。过去，人们曾感叹于一个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搞基本建设时的高效率，现在则越来越苦于它的自我膨胀和无法无天。

在邓小平设定框架内的良性改革，在加入WTO之后就基本终结了。由于无法确立宪政民主的价值导向，即明确地将扩大公民权利，限制和制衡政府和党的权力作为改革的目标。执政党领导的改革早已迷失方向，在强化党的极权统治前提下的改革，变成了越改革司法越不独立，越改革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空间越小。

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的强行嫁接，导致的不再是个别的腐败，而是普遍的权力寻租，权力的拥有者已公然将权力当作私人物品到市场中去交换利益。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出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改革已沦为权力集团鲸吞国家资产的借口和遮羞布。

拿最近的例子来说，有人以反垄断为由，提出了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私有化的改革目标。确实，按现代经济学理论，垄断导致不公，国有导致低效，这一改革看上去似乎既追求公正，又追求效率。问题是现代经济学所揭示的这些关于效率和公正的规律，只有在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即在完善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中）才能成立。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形下，它必然导致权贵对国家资产的瓜分，从而产生重大的不公。[6]

以拒绝政治体制的宪政化改革为前提，以权力寻租为特征的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感到恐惧和憎恶。

是不是承认普遍的权力寻租已经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蔓延；是不是承认由于制度性的机会不等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不是承认由于阶层的板结使大量底层的民众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薄熙来之所以会得到部分群众的拥护，是因为他面对了这一真实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法去重新唤起民众的希望。

是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薄熙来是用错误的方法面对真实的问题。然而，和那些一味鸵鸟般地回避问题，或者用空洞的口号掩盖和敷衍问题的政治家相比，薄熙来是更为危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更像个男人，拥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敢于面对真实问题的强度。

所以，谁假如仅仅想安全地躲在邓小平开辟的现存的政治路线中去批薄熙来，自欺地（或假装）认为它的剩余权威还没有耗尽，那么，非但难以服众，恐怕还会让人轻视，让人觉得他和薄熙来不是一个量级的政治家。

一个政治家只有以比薄熙来更坦率，更有勇气的方式，面对当下中国政治中最尖锐和最深层的矛盾，能够用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有效地和民众对话，令人信服地指出薄熙来路线中包含的错误、危险和欺诈性，这样他才有可能开辟出一条真正超越薄熙来，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希望的新的政治路线。

四

再次，从法律的维度来考察薄熙来事件。假如以中国现有的刑法作为准则来衡量的话，那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无疑，薄熙来和薄熙来集团的其它主要成员都犯有大罪。对党来说，现在头疼的问题反而是，由于薄熙来的罪实在是太多，太大，不知道究竟应该选择用什么罪来起诉他。

仅仅从现在浮出水面的情况看，薄熙来就涉嫌多方面的犯罪：

一是有关财产方面的犯罪。这包括在大连和重庆当政时，通过批地等各种方式的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非法收入；在重庆打黑时大量地随意罚没私人财产；将巨额财产通过非法途径转移到海外；除了用超越法律的权力攫取私人财产之外，还将自己控制的大量公有财产用于私利的目的，如收买国内外的媒体和学者吹捧自己，攻击和抹黑政敌等。

二是对他人的人身伤害方面的犯罪。除了海伍德案外，现在浮出水面的还有为了掩盖此案刑讯警察致死和致残的案件。事实上，在薄熙来的政治上升的道路上，一旦出现了挡道者，他就会通过枉法追诉等手段搬掉绊脚石，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有姜维平案、李庄案等。

除了对自己的挡道者的直截了当的谋杀和伤害之外，还有一些人则是在薄熙来主导的各种运动中遭到伤害，比如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受冤屈的人。还有一些运动并非薄所主导，如消灭所谓的邪教和气功的运动，但薄积极执行，在法律之外对无罪之人加以迫害，导致被迫害者的死亡和伤残。

三是破坏国家法制方面的罪。如在重庆打黑时，用文革“专案组”式的办案破坏了既有的法律程序；非法窃听政敌和其他公民；将国家的警力变成自己的私人卫队；甚至通过收买、拉拢等方法将军队变为自己私人的政治势力。

什么才是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做法呢？无疑应该将薄熙来所有的犯罪事实彻底公诸于众，并按现行的法律加以处罚。但是，党会发现它已无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有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下，党作为专政的主体早已习惯了凌驾在法律之上。根据列宁主义的政治哲学，法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者自己作为专政主体无须受法律约束。这样，越是党的上层的行为就越是普遍地超越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外。

因此，我们看到，当政者正处在两种逻辑的纠结之中。一方面，假如彻底按照法治的逻辑来办案的话，将薄熙来入罪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将薄熙来的全部罪行公之于众的同时，必然也会将党的上层的政治运作和日常生存的样式加以曝光，[8]这时，不光是薄的亲属和支持者，任何一个中立的第三者都会说，薄固然有罪，但用治薄的同样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的话，那么，整个党的上层都已处在普遍的非法生存的状态，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而已。只处理薄就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选择性执法。在长期的信息屏蔽下，因为名实分离而“耐光性”越来越差的党国，眼看着要经受不住因薄熙来事件而难以避免的大曝光。

另一方面，假如党不是用现代法治的逻辑，而是用依然高挂在自己旗帜上的政治哲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逻辑来审视薄熙来事件，那么，非但薄和目前的党中央之间究竟谁对谁错变得更加模煳，而且从各种意义上看，薄反而比其他人更接近党赖以诞生和走向强大的那个政治传统。

这不仅仅指他出生在一个自称打下了“红色江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世家，更是指他的思想和做派也更符合党至今建基其上的革命哲学。比如，他的“分蛋糕”的口号，比起“做蛋糕”来，更符合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直接诉诸群众，从民意中汲取政治力量的做派，比起那些整天策划于密室，离开官僚机器就寸步难行的宫廷政治家来，更符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更像一只能够掀起和掌控革命风暴的列宁主义雄鹰。

他在现代法治的视角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传统的革命哲学下，非但可以得到辩护，而且可以得到升华。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以彻底摧毁产权制度为前提的。既然在温家宝推崇的《决议》中，依然认定暴力剥夺私人土地的“土改”是正确的；认定强制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即全体中国人民）的私人资本的“三大改造”是正确的；既然党现在还在宣称不搞私有制，那么，薄熙来以他煽动起来的民意为基础，暴力剥夺一些行贿、偷税和涉黑企业的财产又有什么错，按照共产主义理论，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剥夺得还不够彻底。

也许，有人会说薄熙来杀了人。但是，重庆打黑杀的人，和“土改”杀的人相比，薄熙来杀的人和毛泽东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杀的人相比，恐怕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杀的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从杀AB团开始，一直到整死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毛泽东正是靠不断地屠杀党内的政敌和消灭形形色色的政治上的挡道者，才发出了“红太阳”的耀眼光辉。

不管是毛泽东的杀人，还是薄熙来的杀人，都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来辩护和升华。只要能够以共产的理念，唤起群众的激情，那么，党的领袖作为专政的主体，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来使用手中掌控的暴力。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以及党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当薄熙来决心要通过群众运动去重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时，杀人和酷刑都不再是什么问题。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只列宁主义的雄鹰，当他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决心献身于这一真理时，他就不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和法律的束缚，他将直接向人类的历史负责。而所有的血腥和罪恶，都会在整个社会向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前进的过程中，自动地得到洗涤和净化。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多年来受党教育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薄熙来的罪被不断地揭露出来时，依然不改对薄的崇敬和拥护。因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当毛泽东这么做的时候，他作为开天辟地的伟人，画像依然供奉在天安门城楼上；薄的父辈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作为开国元勋至今被人敬仰，他们的家族享受着无限的荣耀和特权。

现在，当薄熙来这个天生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按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继续用暴力推动神圣的红色事业时，对党来说，他有什么错呢？！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还不够强大，所以失败了。假如薄熙来能够鼓动起更多的群众，能够联合更多的武装力量，能够强大到杀更多的人，那么，一个新的“红太阳”就升起来了。

用党的政治哲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薄熙来的错误不在于他杀了人，而恰恰在于他杀的人太少了，在于他没有强大到能够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自己所有党内外的敌人，从而现实地重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五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看到，本来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一个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唯一应该考虑的就是法律的因素。但是，薄熙来就如有的评论家所言，是“黑帮中的黑帮”。党的上层本来就如黑帮般凌驾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这些法律他们制定了只是为了让普通百姓遵守的，当然为了维护基本秩序他们还在法外建立了“帮规”。

而薄作为“黑帮中的黑帮”，当用“唱红”鼓动起喧闹的民意之后，他不但无视法律，也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帮规”。党能够容忍他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越出法律的特权，却不能容忍他败坏“帮规”。这些“帮规”只有党的最高核心才可以打破和重建，也就是说，薄熙来只有在抢到最高核心的位置后，才能使他所做的一切在党内合法化。

在一个典型的极权社会中，“帮规”就是最神圣的，违反者就会以“帮规”的名义受到处罚，我们看到，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以我划线，使他的反对者以“左倾”或“右倾”路线代表的名义而身败名裂。然而，在一个已经开始引入法制，意识形态式微的后极权社会中，党的最上层虽仍然只会因违反“帮规”而受到处罚，但却必须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暴力的使用，具有可以向大众公开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

在处理薄熙来案时，党发愁的不是他的罪太少，而是实在太多。假如按照现有刑法，将薄熙来的全部罪行一一列出，依法处理的话，那么，一方面足以使全体中国人民震惊，为什么薄熙来有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假如不是野心太大触犯“帮规”的话，他似乎可以安然无恙地将这些罪永远掩盖下去，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这么一个如此纵容权贵犯罪的体制，是不是已经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党这么做的话，也会引起薄熙来的亲属，以及他在党政军内的盟友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倒不是因为对薄熙来的指控是诬陷，不符合事实，而是因为党假如以同一标准来彻底调查其它高级干部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毫不冤枉地将自己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全部送进监狱。在党的高层已习惯凌驾于法律之上生存的现状下，对谁严格地依法处置，反而成了专门“欺负”他的选择性执法，成了他的亲友们忿忿不平的理由。

可以想见，为了在这些矛盾之间维持平衡，党对外会强调薄熙来刑事犯罪的事实，对内则会强调他违反了“帮规”。而最让党感到难以拿捏分寸的是，究竟应该在他众多的犯罪事实中，选择哪些部分来加以公布和定罪。这就像医生要在一个已全面腐败的机体上，切割下腐败得最厉害，最危险的那部分组织，从而延续机体的生命一样困难。

为了将各种内外的冲击减到最小，也许党会在薄熙来的全部罪行中，选择那些较为独特的，其它的高层不大会犯的，而且和别人较少牵连的那些部分来定罪，同时，薄的正式向外公布的罪行会减少到使民众不会感到震撼，不会产生危险联想的程度；而对内传达时，则会披露更多的罪行，好让其亲友闭嘴。可能只有最核心层的人，才会掌握薄劣迹的全部秘密。

假如党真的是用这种内外有别，“外法内术”的方式，为了眼下的稳定，权宜地摆平薄熙来事件，那么，法治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同时，对薄案的处理也就没有任何推动体制进步的意义。就像将一个已经溃疡的伤口草草地包扎掩盖起来一样，要不了多久党国的机体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溃烂。

真正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做法是，不仅仅要追究薄熙来由于个人化的原因所犯下的罪，也要追究他利用在体制中的特权，包括他在服从体制的命令迫害无辜者时所犯下的罪。对党来说，要做到这些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只有通过首先认定这些罪，并进而反思其深层的制度性根源，才可能使对薄熙来的处理，转变为推动政治体制宪政化改革的有意义的事件。

薄熙来是触犯了刑法，但是，他又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罪犯，就像毛泽东的罪，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下的一样，薄熙来的罪，也正是他作为“根正苗红的革命江山的继承者”和享有特权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所犯下的。正是反宪政的党国体制和支撑这一体制的红色革命的政治理论，才是酿成薄熙来骇人听闻的大罪的制度性根源和思想性根源。

就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的，从权力竞争的维度来看，薄熙来事件的爆发，说明现有的党国体制，不仅仅没有找到能使全国人民认同，而且连党的高层能普遍认同的选择党的领袖集团的，有序的可复制可预期的法理化制度，也远远没有形成。而最高权力层更替过程中的这种自然状态（或者说丛林状态），恰恰正是这个党国体制不稳定的根源。

从路线冲突的视角来看，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政治实践的兴起和失败，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将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制度简单嫁接的政治路线已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想通过回到极左路线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此路不通。[7]

我们不难理解，站在新极权主义的立场上，为什么要竭力将薄熙来事件刑事化和孤立化。新极权主义的致命伤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这就使得它势必死死抱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成分，不可能对酿成薄熙来事件的体制性和思想性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事实上，薄式极权主义和胡式维稳体制相比，更懂得极权心理学，更懂得如何从群体中去开发支撑体制的精神能量。眼看着纯粹依靠由上而下的官僚警察体系进行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胡式新极权主义者虽然在权斗中打倒了薄熙来，然而在精神上也许将不得不承认只有薄熙来指明的道路，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党对社会极权统治的唯一道路。

所有简单地站在邓小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薄熙来，认为邓倡导了改革开放，而薄想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人，都回避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按照邓的政治路线无法避免的权力寻租和权贵资本主义，目前已经泛滥到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义的地步。

是的，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当他将毛共的政治权威转而用到引进外资和构建市场体制上时，确实在众多的转轨国家中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邓小平始终回避，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完成之后，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和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专政权力辩护的理由是，在无产阶级用激烈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时，必须将绝对的权力赋予一个洞察历史规律的先锋队；然而，当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在牺牲了几千万人后悲惨失败，不得不进行重新面向普世价值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宣布了不争论，他的潜台词是在这么一个体制大转轨的非常时期，需要一个明智的权威进行独裁。

那么，现在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中国也开始重新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轨道时，非常时期已经结束，政治必须重归常态。执政党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重新加以明确的界定。

薄熙来案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党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放在党面前的归根结蒂是两条道路：一是用暴力和欺瞒的方法继续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由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理念已经彻底崩溃，坚持这条道路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警察国家[8]，也就是用赤裸裸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镇压和掠夺人民；另一条道路则是执政党在宪政民主的原则下，重建和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在全新的法理基础上，寻求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从党现有政治素养来看，走第二条道路是艰辛和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它真正地找回失落的理想，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错，在政治哲学上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而走第一条道路对党来说，相对要驾轻就熟得多，而且，用暴力和欺瞒来应对挑战是人性的弱点，符合人的低级本能，这种策略只有在被外部的强力彻底征服之后才会走向终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党只要走第一条道路，就必然会立即在现实政治中遭遇失败，也许恰恰相反，走第一条道路党还能维系一段时间的统治，走第二条道路，一旦无力把握，党的统治很快就会崩溃。怎样用“枪杆子”征服人的肉身，用“笔杆子”征服人的精神，党已经有了90年的丰富经验，而中国人民也有了60年接受和配合党的征服的经验。

古时候，一个长命的王朝能维系200多年，现在，朝鲜的金家王朝也已传了三代，在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警察国家之后，党继续维持对中国社会20年，乃至50年的绝对统治并非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想说的是，一旦中国的政治走上全面维稳的警察国家的道路，不仅仅全体公民的基本尊严将被剥夺，个体人格自主生长的空间将被封死，而且，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将急剧地转向全面和公开的对抗，党不仅需要坚决消灭外部的反对者，而且需要全面肃清党内依旧抱有人道和公义幻想的各种“糊涂的软蛋”，只有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重新诞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新太阳时，这第一条道路才可能真正地走通。

也就是说，党除非真的能在薄熙来事件的强烈震撼中，觉悟到薄的全部罪错都深深地植根于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党国体制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哲学之中，党的领袖们能由此警醒到，假如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最后他们都无可避免地会堕落成像薄熙来一样的罪犯。从而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宪政民主化改革，只有这样，对薄案的处理才可能真正地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相反，党的领袖假如自欺地认为，薄案只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只是薄个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和党国的基本制度和政治哲学毫无关系。只要“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用震荡最小的方式包扎好党的伤口，党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就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无恙地维系下去。

假如党的领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惊恐地发现，在他刚刚切割和治疗过的党的机体上，又出现了更为严重和全面的溃烂，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他会变得越来越怀念被他“依法处理”了的薄熙来，变得越来越多地从薄的“唱红打黑”的政治路线中去汲取灵感。他的认为可以通过正派的，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维系一党专政的自欺的幻觉将被彻底粉碎。

最后，他将不得不承认，假如一定要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守党绝对统治整个社会的魔鬼般的极权权力，只有要么把薄熙来重新请回来，要么在彻底清洗党内形形色色的异己者、动摇者、投降者，包括具有正派的幻觉的自欺者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比薄熙来更加心狠手辣和更加无法无天的强有力的新权威和新核心。

注：

[1]笔者猜测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锦涛对薄熙来问题的看法。

[2]邓小平对江泽民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到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向江泽民交底的话，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这个党国体制的运作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洞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假如你说了不算的话，党国就危险了。

[3]关于什么是“红”的本质内涵，可参见拙作《从《共产党宣言》看“红”的本质和“唱红”的危险性》。

[4]想更详尽地了解新极权主义特征的读者，可参见拙作《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和《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解析》等。

[5]不难想像，假如是邓小平或江泽民当政的话，薄也不会那么卖力地唱红了。不过，应该说除了投机之外，薄对极左政治的那一套确实是一往情深、驾轻就熟。这从他要求报道他的记者熟读毛泽东著作，讲话时脱口而出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中就可以看出来，红卫兵闯将的气质早已深入他的骨髓。有人感到疑惑的是，毛发动的“文革”迫害了他的父亲，害死了他的母亲，他自己也进了监狱，为什么薄还会热衷于这一套呢？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革”确实给薄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它又以“触及灵魂”的方式塑造了红卫兵一代人的人格特质。对许多红卫兵来说，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文革”经历，除了毛泽东示范的样式之外，他们无法想像可以按别的方式来实现内心最神圣和最具有强度的高峰体验。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灵魂深处的那个红卫兵闯将就会跳将出来，薄熙来是这样，称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的张庆黎也是这样。从精神的维度来看，可以说，他们正是“文革”的最深的受害者。

[6]在1997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乡镇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改制中，已经产生过私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普遍不公，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将其看作是向一个宪政框架下的现代市场体制过渡时，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性的代价。谁知真正的宪政化改革迟迟不肯推出，在石油、煤炭等许多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反而用行政和暴力手段吞并私企，搞国进民退。现在又要以反垄断的名义再次私分大型国企。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真的要开始沦落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抢劫，又以勇于改革的名义分赃的周而复始的掠夺性体系。而执政党本身则开始黑帮化，它不再有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只是一味地通过欺瞒和暴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顺便说一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成为了分赃的借口，使现代经济学本身在许多中国民众的心目中蒙上了阴影，成了被人诋毁和厌恶的对象。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积极宣讲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时，更加关注这些规律得以成立的边界条件，同时，要特别警惕它们在当下中国的制度语境中被误用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现代经济学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受到极左情绪影响的民众重新恢复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心。

[7]衡量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透明度，它的承受曝光的能力——“耐光性”，现行政权在新极权主义政治路线下，越来越将权力运作的真实过程掩盖起来，让人民生活在其精心炮制的幻觉之中，试图以此来维持稳定。而其虚假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名实分离，更使其神经质地绝不让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长期屏蔽真实信息和炮制虚假信息的维稳努力，使现行政权变成了一个“耐光性”越来越差的，见不得光的虚弱政权。

[8]我们说，用薄熙来的政治路线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此路不通，不是指他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假如他的政治理念是有道理的，他失败了，还会出现新的代言人。而是指他的极度荒谬的言行背离，导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彻底破产。我们看到，正是在他“唱红打黑”高扬“爱国主义”的过程中，薄熙来为自己非法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国外；当他雷厉风行地强制基层干部下乡和贫困农民同吃同住时，却让自己的家属在西方公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样悖谬的行为，是连“红太阳”毛泽东也不敢做的。而薄熙来的言行背离又绝不仅仅只是他个人品格的问题，这种悖谬和荒诞深深地植根于执行了30多年名实分离的邓小平路线的整个党国体制之中。薄熙来事件使中国的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认识到，只有引入权力制衡和公开选举的宪政民主化改革，才是治疗权贵资本主义的良药，而想要打造任何形式的极权权力来遏制权贵资本主义，都只可能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9]从政法委的不断扩权和日益成为党内具有独立性的权力中心的趋势来看，中国正走在快速地向警察国家蜕变的道路上。但将这一现象仅仅归罪于政法委又是肤浅的，政法委之所以能成为政法委，是党寻求对社会的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