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 论持久战 天磨铁汉

一、五次宽严  次次落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些内查外调材料难以查证落实，对于龙志的审查由清队运动初期暴风骤雨式的狂轰滥炸慢慢的缓了下来，变成了旷日持久、不死不活的持续审查。龙志日记中对于1970年5月13日到1970年7月14日两个月内决定命运的5次宽严[1]大会的前前后后都有详细的纪录。第一次宽严会：1970年5 月13日，第二次宽严会：5 月22日，第三次宽严会：6 月6日，第四次宽严会：6
月22日，第五次宽严会：7 月14日。

每次“威震敌胆”的宽严会都由全院师生员工参加，在学校的大礼堂或者大操场（现在为小操场）举行。在全校师生员工按照“连、排、班”次序入场坐好以后，学校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到主席台上庄严就坐。全体起立，在高唱“东方红”和“文化革命就是好”等革命歌曲之后，龙志与那些被审查的“牛鬼蛇神”，身穿褪色劳改服装，在震耳欲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一个个龟首夹尾，排队鱼贯而入，他们被安排在前三排指定地点接受教育，那些被从严处理的人员则一直站立在主席台上，接受审判。以下由学校领导讲解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由另外一位领导宣布阶段审查和“宽、严”处理结果，然后安排各个连队（系）群众代表发言。大会结束之前，全场起立，那些仍然没有定案的审查对象在一片口号声中和众目睽睽之下率先退场，回到劳改单位。而那些被从宽处理的审查对象则留下来，成为革命群众一员，被称作“归队”，和大家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主持人宣布散会。

对于龙志和那些被审查的人来讲，参加宽严大会的经历不亚于那些在押未定罪的囚犯在法庭上等待被定罪宣判，因为在会上可以决定自己是“敌人”还是“朋友”，是“一小撮坏人”还是“人民群众”。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在学校领导宣布被解除审查者名单的那一刻，望眼欲穿，忐忑不安和盼星星，盼月亮，盼解放的迫切心情。

按照龙志日记 ，5月13日第一次宽严会从宽处理了9人，拘留了杀人犯的同案人一人[2]，揪出态度恶劣，对抗运动一人。虽然没有自己，但龙志却体会到“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到了5 月22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宽严会 （1970年5 月22日日记），会上从宽处理了13人；从严处理了1人（开除公职）；揪斗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刘XX
。龙志感到恐慌，因为剩下来的人可能就是要从严的“一小撮”，但不知应该如何努力交待更多的问题。 龙志在日记中写道：

       “已经处理了两批清队对象了，这两批都没有自己。看来被处理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也就越来越孤立了。而在剩下来的，未加处理的人之中，就有最顽固的，被驱逐到死胡同的阶级敌人了。言念及此，忧心忡忡，煌煌不安。自己不知道如何努力，迎头赶上。”

两周后的6月6日召开第三次宽严会（1970年6月6日日记），会上从宽处理5人，拘留了一人（杨X）[3]，其中对于一位留日教授XXX的从宽处理对龙志震动较大，感到自己落后了。龙志在日记中写道：

     “学校今天上午召开了第三次落实政策大会。会上从宽处理了XXX等5人，拘留了杨X 。这一步说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说了算数的。

       会上宣布摘掉了右派分子陈经纲的右派帽子，陈含着眼泪，激动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再过两周后的6 月22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处理第四批（1970年6月20日日记），从宽处理了17人，还是没有他，龙志受到巨大震动，因为学校的所有主要“牛鬼蛇神”（都是旧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被解放了。龙志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上午学校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处理了17人，孙虎城、张石城、程悦卿、乔启明、李德仁、邹仲康等获得了从宽处理，对刘忠仁的问题，王主任作了介绍，让大家讨论。今天处理孙、张、康、程等，使我震动更大，为什么一批、二批、三批、四批都没有自己的份。这是因为海外关系和铭贤问题还搞不清楚，着急也无用，要经得起政策的考验。”

特别是时隔20多天之后的7月中旬，那时动物科学系的审查学习班仅仅剩下最后他们同命相怜的3个人，在第五次宽严大会时之前那天晚上（1970年7月14日）龙志的确沉有点不住气了。那天晚上，因为他们学习班其他2人在晚上学习的时间突然找不到人了，龙志误认为他们是被通知去参加准备解放的学习班去了，恐怕自己将成为最后剩下的被孤立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竟然惊惶失措，四出打听，甚至彻夜不眠。结果第二天一早才搞明白原来是自作多情，那两位同事是被紧急安排了劳动任务，并没有被组织上叫去做“有关解放问题”的谈话，结果是虚惊一场。龙志当时朝思暮想，渴望解放和“惊弓之鸟”的心态可见一斑。

龙志1970年7月14日和15日连续两天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按规定明天就要召开第五次落实政策大会，我很渴望有人唤我去参加学习班去，可是等着没有讯息。晚8时到老冀（一伦）家学习去，老杨（兴周）和老冀都不在，等候了许久，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我想明天召开大会，领导上和他们谈话去了。和他们谈话是否有我在内是个疑问，我恐有人到我家去找我去，我又回家，但是，没有人来。

     思想上起了波动，学习班的3个人，这次处理他们2个人，领导上和他们两个谈话去了，不包括我在内，否则为什么不唤我呢？我又分析我们3个人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的问题比他们两个人的要严重的多。如果把他们两个人处理了，听说孙志民的问题也近于扫尾阶段，那么动物科学系就剩我一个人了。我66年在农场集中劳动时预言，大家都解决了，我一个人还会仍然在农场，实现了。总之，疑难重重，忧心忡忡。

       夜间也不能入睡，幻想如果领导和我们三个人谈话，我不在家，先和他们谈话去了。假如有我在内，他们谈完话后会来告诉我，所以在家等着，他们没有来找我。这更增加了我的疑难，和他们两人谈话没有我，找我做什么？

       以上这种思想说明我仍在“私”字的圈子内打转转，越转越深。既然自己决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群众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那么处理不处理照样可以闹革命吗。为什么还忧心忡忡呢？私字在作怪，大公无私的人则能相信党，相信群众，遇到类似的情况则稳如泰山。

1970年7月15日（节选）

今早天黑时就起床，打算早到猪场将猪喂了，去参加上午举行的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可以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大会因故推迟举行了，这将我昨天晚上的疑难问题解决了。特别我到南（猪）场后看见老冀他们将昨天下午堆的草堆已经堆好了，这说明昨天晚上他们两人不在家学习，是来劳动堆草了。当然组长决定不学习也应当告诉我一声，以免我疑难重重。

以上日记反映了他在全校最后一次宽严会之前望眼欲穿的心境和任人宰割的无奈。

龙志朝思暮想的第五次宽严大会因故推迟到7月20举行，但是，他还是失望了。他成为全校没有定案处理的8个人之一。他非常恐慌，认为“被从严处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龙志在7月21日日记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他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昨天第5批处理清队对象没有我，我已经成为96案剩余的8案中的一案，使我思想上负担很重，惊惶失措，形成了包袱。

       我想没有处理我，总是我的问题不好处理。王主任，周师傅都不认识我，对我一无冤、二无仇，他们在不偏不倚地执行党的政策。我之所以没有被处理，责由自负，我自己没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问题。没有严格地要求自己，自己有幻想等。将来最顽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在这8个案中，我被从严处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自己对自己的缺点认识不足，于是向搞（调查）我问题的小将请教。我是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出发，愿好好努力，促进自己的问题早日解决。

       他们的意见是：如果有问题，应当立即交待；如果自己的问题的确交待清楚了，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处理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处理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还不成熟。不要形成包袱。应当一分为二的看自己，巩固优点，找出差距，立即改正。

     这一席说，虽然解决了我的一些思想负担，但是，思想顾虑仍然存在，仍然是忧心忡忡。

当然，在每次宽严会之后，领导都要找他谈话，敦促他继续交待，他总是自责，保证继续“深挖细找”所谓“不敢怒”，更“不敢言”。因为理由很简单，既然为你立案，你一定有重大问题。既然不给你定案，那就是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没有查清楚。

到了8月底他思想上的包袱更加沉重，因为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了“一小撮”，遭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感到恐慌，困惑和不解 。

实际上，龙志最后能够顽强地坚持下来，和他老伴桂琴的鼎力支持和关爱息息相关，也和龙志为了完成自己的父亲责任，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息息相关。魂系家庭的温暖、关爱和责任，是龙志在长达2年的漫漫寒夜里，他那岌岌可危的精神大厦的主要坚强支柱。

1970年8月25日

       八月份快完了，这月解放的可能性不大了，不了解问题的关键何在？

       一篮子桃子中一个腐烂了，离这个烂桃子近的桃子也遭殃了。自己不好犯了错误，革命群众以阶级敌人对待，大多数和自己划清界限。家里的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待，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桂琴觉的真倒霉嫁给你了，连累的我抬不起头来。孩子们认为，真不幸迂着你这个不成器的爸爸，连累的我们分配不了工作。有的群众说，清队的对象，有三种力量促使他们自我革命：一种是专案组；一种是学习班；一种是老婆、孩子们。

       客观压力无论如何大，我不应该被这些压力压碎呀！为了爱我和我爱的人一定要顽强活下去!

一直到来年1971年2月17日，龙志获悉，革委会宣布全校90多案中，除4人国内外关系复杂没有定案，其余的人都搞清楚了，龙志哀叹自己成为仅仅剩下的4人之一，而且“看情况最近又不会解决。”

1971年2月17日

       听说革委会最近宣布，清队对象90多个专案组，其中除4人国内国外关系复杂没有定案，其余的人都搞清楚了。这个成绩的确很大。

     我又联想到我自己，这4个人之内恐怕有一个人，就是我。看情况问题最近又不会解决。

实际上，“黎明前的黑暗”最黑也最为难熬，龙志万万没有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仅仅在这篇日记的3 天之后的2月20日，他就被“解放”了。当然，在此之前还有许许多多曲折流离的故事。

二、主席声明 洗耳恭听

文革中每年照例有元旦社论等一系列的学习文件，龙志日记基本上反映了一年中的重大事件，龙志对所有的文件的学习是认真的，当然，其中难免也有一些官样文章。包括 1970年4月25日成功发射人造卫星，龙志第二天的日记还是记录了当时的人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喜庆情况。

譬如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反美的声明发表后，他当天的日记仅仅几行：

       今晚8时，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支持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庄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 。我们连续听了几次并听了纪录录音广播 （分页）。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专案组刻意在5月21日晚审查日记，发现他日记内容少，对龙志的态度提出了批判。龙志在5月23日日记中检查道：

1970年5月23日

21日晚革命小将们检查了我们的日记，发现我们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庄严声明后，所写的日记，仅仅是几行，提出了帮助意见。我认为这个帮助很好，及时地加以改正。

在被“革命小将”指出他日记中对毛主席的“5.20”声明没有表明态度后，龙志诚惶诚恐，连忙彻夜补充改写，巧妙的是在5月20日的日记几行字的右面和背面又增加加了整整两页内容。而将撕下来的一页（原5月21日的日记）粘粘贴贴，修补插入到后面，可谓用心良苦。龙志修改后1970年5月20日日记 。

三、劳动改造 不惧殉道

文革以来，龙志多次受到多次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所谓七斗八斗，几乎每次批斗后都要“勒令”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虽然文革中提倡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一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是，对于审查对象，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说，劳动是一种惩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劳动改造”是每天除了开会被批斗，检查交待问题外工作的主要内容。龙志当时已经是60岁的老人，患有肺气肿、高血压（高压200 mmHg 以上）、心肥大和心脏病，也没有看病吃药，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他没有把劳动看做是一个负担，还要象年轻工人农民一样参加同样的体力劳动，完成同样的任务。特别是因为他在1967-1969年间曾经全职在猪场喂猪3年，到了清队时，虽然他暂时离开了喂猪的工作岗位，而是到其他地方参加“劳改队”的劳动。当工人休假时往往想到利用他这个可靠的“劳动力”回到猪场顶班劳动。平心而论，让其他生手顶班，工人们可能还不放心。由于兢兢业业，积极肯干，龙志成了一个“多面手”，清队期间所干过的农活和其他工作有：

1.  挖地道（反修洞）

2.  顶工人班全职喂猪（清队中顶班3次，每次10天到20天）

3.  为母猪配种、接产及护理仔猪

4.  用石灰修补猪圈（一个月）

5.  打草喂马、喂牛、喂猪

6.  出圈翻粪(龙志最吃力的一种农活)

7.  修水渠浇地

8.  为农田除草

9.  打麦场看麦场（守夜）

10. 盖房和泥搬砖 （当小工）

11. 业余时间打扫科学楼和学生宿舍厕所

12. 为体育教研组浇冰场

等等几乎所有农活和其他劳动。作为劳改分子，龙志虽然多次遭到工人和学生喝斥和侮辱，大部分时间他都尽心尽职地完成任务，受到好评。这种劳动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的。龙志自己在努力和工人一样完成相同的任务，他把劳动当成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力手段，是立功赎罪的机会。另一方面，文革中知识被视为是“万恶之源”，旧知识分子都是“罪人”，千千万万象龙志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他们的所有学术才华，科研教学工作甚至人生道路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于是，劳动便成为他们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志，龙志甚至用自己的劳动成绩证明自己还对国家和人民“有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能做到的立功赎罪的事，就是能为革命多养活几只仔猪（1970年3月22日） 。”

顶替工人喂猪，特别是临产母猪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不能出任何差错。前已述及，为了防止母猪压死初生仔猪和豺狼袭击，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夜晚，龙志甚至常常在猪舍中点一堆火，蹲守在狭窄、矮小、潮湿的猪圈里彻夜守候为母猪接产。

1970年3月31日龙志为了帮助另外一个工人胡青莲接产，他生平第一次在狭窄、矮小（大约3-4平方米）的猪舍中与临产母猪头对头睡觉。经过实践和自我批评，龙志联想到自己过去设计的猪圈脱离实际等问题，那天日记披露了当时的情况：

       仅余的四只大白猪仔猪，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结合实际的措施，看来或许能够保留下来。反正，初生关已经过了。

胡青莲同志的三只母猪同时产仔，她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为此，我晚上没有到学习班去。她要我帮忙是首先问我是否吃了饭，结合她在家里看孩子们帮助我煮了饭。一只巴克夏母猪生产了11只仔猪，库章伦的意见，让我到猪圈通夜看守去。组长好象送一位同志到征途上去的关心我，他说你把雨衣带上，大衣带上，你在猪圈里躺下，比你坐一夜要好些。我和母猪头对头躺着，和母猪一块睡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时我发现，我们猪圈后面的小窗子，原来留下小窗子的是想给饲养员喂猪时能看见猪及饲槽内的饲料的情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窗口会在晚间受到寒风袭击。这个寒风吹到猪体上，特别是产仔母猪，袭击到初生仔猪的虚弱身体上，他们怎么受得了。我由寒风袭击了我，我才联想到母猪和仔猪来。我这个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所谓“养猪专家”，许许多多事，是从我凭空意想的，看来作了许多笨事、蠢事。这些蠢事害了革命事业，也害了自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从书本上的来的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跳过龙门”，享受成功，就必须“先钻狗洞”，忍受生活带来的委屈。其实不止是曾国藩，凡是有大志向的人，都能忍受命运的不公。龙志在此刻能够委屈他那尊贵的教授之身体，与母猪同眠，岂是普通人的行为？

为了改造自己，龙志干活兢兢业业，十分卖力，甚至拚上老命，和年轻工人们摽着膀子干。夏天经常被淋漓汗水打湿透了衣服。他觉的是“用汗水来洗掉自己的旧思想（ 1970年7月7日）”。

到了麦收“龙口夺食”季节，山西农民有一句话“女人害怕坐月子，男人害怕割麦子”，一年四季，夏天“龙口夺食”割麦和打麦场时最为苦重。因为不但要起早割麦，还要在烈日下将小麦运回打麦场。晚上还要在场上连翻动麦秸，晒场，碾场，脱粒，扬场，装麻袋，再把麦秸象山那样高高垛起来。特别是在打麦场劳动，要连续作业，昼夜不停，满身汗水和麦芒混起来，扎的生痛。因为老天爷会下雨，小麦不及时收藏就会发霉腐烂。

1970年夏天，龙志被分配到打麦场劳动。他白天在打麦场和工人一起劳动，晚上留下来睡在麦堆里看场，24小时不休息。他乐观的认为睡在麦秸上，被蚊虫叮咬比睡在“钢丝床还柔软”。 劳动之余的休息时间，他还主动跑到几里外的锅炉房给大家担开水喝，干的很欢，一刻也不休息。晚上别人走了，他还要留下来看场守夜 ，他在日记中写道（1979年6月28日）：

       “今天是星期天，可是在场上的大麦还没有打完。因为天下雨，工人早晨不能来，我的任务是看场。我发现一堆没有打好的大麦在冒气，过去用手一试，里面很烫。于是我竭力将它铺开。有的人观察事物很精细，当他来接班时，发现那一堆大麦不见了。他怀疑是否有人拿走了。我向他一解释，他才恍然大悟。”

       晚上我守夜，在一间小屋内满堆着没有干的大麦。我在墙边找了一块地方，下面铺着扫帚，上面又铺了麻袋。我睡在上面，好象钢丝床一样柔软。虽然点着电灯、湿气较大。蚊子也来袭击。可是我睡得很好，因为累了在什么地方睡都是好的。”          

第二天天刚亮，新的一天开始，还要连轴转，接着坚持干，每天从早上四点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也竭尽全力象年轻人那样玩命干，一直干到脸上发冷，身上发抖，还咬牙坚持下来。龙志在日记中写道（1970年9月4－5日日记） ：

昨天晚上照场，今天白天打大麦。

       一天从早晨四时半到下午七时在劳动着。我想，革命群众尚且这样干，为的是突击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工作。我在下午脸上发冷，的确累的支持不下去了。但是我想到活一天就要拚命干一天，还是坚持下去了。

       5日上午和班里的人们一块积肥。任务是将牛运动场里的粪，挖掘起然后运输到运动场外边。在休息时，我到学生灶担了一担开水给大家喝。

昨天拌肥，是同工人们一块搞，分配我往水里和粪汤，后来，渠道下陷，必须改道。改道后，水流不上去，要人一桶一桶地往渠道里掏水。后来，我和老薛两人每人掏30桶，轮流地掏。这个工作让我来干不易，反正，拚命地干吧！

龙志学习了“老愚公战斗队”后的口号是：活着干，死了算。他甚至幻想“思想上入党”,
谈到要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身殉道）。

实际上，有时龙志在劳动改造中往往忘记了他自己是被监督的“罪人”身份。当自己和“被定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刘XX一块劳动时，虽然他有意不和刘一块走，甚至喝斥刘。后来，他又为自己的行为深深自责，并且理解到自己和刘在别人眼里为“一丘之貉”（1970年8月16日）。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当军代表让别人捎话让他把人力平车从他喂猪的南猪场拉到学校，以便让教师学生打扫卫生使用，他甚至感到军代表能够想到他，“重用”他，而非常激动和欣慰（1970年12月29日） 。

龙志1969年清队开始以来就一直被“勒令”每天清晨打扫科学楼和学生宿舍的厕所。后来，一年多之后的1971年1月份，他被通知和群众一起参加早操，但是他还是主动放弃早操，继续参加打扫厕所，以证明过去的工作是“正确的革命行动”。他自我惩罚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定案解放，必须自己把自己“打入另类”，以区别“好人和坏人”，他在1971年1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今天起连里开始早操，以前在早操时间曾让我们搞清洁卫生。那样做是革命行动，今天虽然让参加早操，我没有资格和革命群众一块早操，还是搞卫生好。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以前在早操时间让我们搞卫生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我想坚持、以区别好人和坏人 。” 

虽然不能说这些努力没有给他自己的定案处理带来任何帮助，至少他的精诚还是会撼动那些审查者的良知的。当然，在日记中他始终没有提到拚命劳动是为了自己早日定案处理，因为那就太“自私”了。而“无私无畏”则是另一个崇高境界。

由于龙志本身的上进秉性和素质，虽然是一个被审查的“阶级敌人”，他还想拚命地劳动和学习改造，时时事事以当时的一些英雄人物为榜样来鞭策自己，有时，他也认为那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但是，他幻想做个英雄人物的想法始终贯穿了他整个人生，不过此刻他忘记了自己“劳改囚犯”的身份而已。他那时已经是60岁的一介老书生，还有高血压（高压200 mmHg 以上）和心脏病，体力上和年轻工人不能比。但是，龙志一生忠烈，事业心极强。即使是被勒令劳改，也要劳改个样子，不甘落后，超过他人，和年轻工人摽着干。甚至不惜一死，以身殉道。

四．孩子前途  切肤之痛

如前所述，龙志一辈子最为关切的事情实际上只两件，一个是事业，简而言之就是“猪”。清队中由于处于被立案审查的处境，于是劳动改造，交待问题争取定案处理是头等大事。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梦想回到他对猪的教学和科研之中。另一件事是三个孩子们的培养和前途，这一点在文革前后没有变化。不过，因为文革中学校关门，孩子们的出路只有参军，或者就业当工人。因此，龙志在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儿子们分配就业的问题。他也十分关心孩子们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后来又十分关心
他们读书学习文化知识。

清队把解放以来的“阶级路线”上升到另一个高峰。单位中的政工组是权力的核心，政工组出具的政治审查材料是百分之百决定家庭及其成员的命运的“杀手锏”。正是由于孩子们的前途是父母的切肤之痛，专案组也利用孩子的“生杀大权”来促使被审查人员交待问题，实际上就是“父子连罪”，具体体现“无产阶级专政”。下面三篇日记详细记录了龙志孩子们的就业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1970年5月11日

       孩子们也逐渐认识到，我害了他们。

       我们的孩子们开始还抱有幻想，总希望我的问题不会太严重，对他们不至于有较大的影响。可是这种幻想，越来越与客观不符合了。

       开始他们想当人民解放军，结果不行。那时他们也知道入不了伍。所以，思想波动还不很大。

       有一些工厂，如753（利民机械厂，军工单位）、太谷纱厂向学校要人时，要的人数有限，轮不到他们，他们就有点思想波动。

       手工业、服务行业向学校要人时，兽医院向学校要人时，他们虽然也报了名，但是也没有结果。

       只有苗圃要临时工时，谁去都行，他们感觉不到什么。

     最近介休工程队向学校要合同工，要的人比较多，他们也报名了，还幻想他们有希望去。结果呢，名额虽多，但是招工的同志坚持原则，宁缺勿滥，那就是，凡是清队对象没有定案的子女，一律不收。他们的伙伴中，其父亲不是清队对象的，愿去的都走了。他们的认识明朗了，我害了他们。第三个孩子说：“反正怨你自己，还是你不好，不然别人可以定案你就定不了。”我爱人也站在孩子们一边，她说，“咱们害了孩子们了。”孩子们采取了消极的办法，向我斗争。

       我想，消极抵制仅仅是孩子们向我造反的开始。很有可能，不少的清队对象，不久可以定案处理。而我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将会把他们较长时间内挂起来。那时他们会越来越比较孤立，因为他们的小朋友在学校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分配了工作了。还可能骂我一生，说真倒霉遇到了，那个坏蛋父亲害了我们一生。

       为此我也感觉到，我有罪，孩子们无罪，是我害了他们。但是这种思想也不很正确。孩子们是国家财产，他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对他们要争取的，要关怀的。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家庭中，中我的毒很深，他们的品质与劳动人民出身的以及非清队对象的孩子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需要在艰苦条件下得到锻炼和改造。如果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有些工作不能分配给他们，因为，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如果说，我害了他们的话，那就是他们中了我的毒较深，而不能说，因为我是清队对象，致使许多工作不能分配给他们。这件事，我也不再去想它了，想也没有用处。

       昨晚在学习班学习时，组里张名堂和另一位同志把我唤到反帝楼，询问我参加（第一次宽严）大会的体会，由国家大会形势，说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他们苦口婆心地动员我继续做彻底的交待。后来工宣队老王和高作信也来了，老王也说要丢掉幻想，彻底交待。关于孩子们胡说的：“老子定性，儿子定性；老子解放，儿子解放。”老王说，这是错误的，老子的问题不是孩子们的问题，不能说，你是地主分子，孩子们也是地主分子。你影响孩子们是暂时的，对孩子们，我们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

1970年5月17日（节选）

       今天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学习完了。

       学习班布置做学习班总结，解决了那些问题，思想有些什么变化？

       孩子们在敦促我交待问题。在所有清队对象中来说，只有我们一家所有的三个孩子都被挂起来了。他们看见他们的伙伴中找到工作的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孤立了。有点着急发慌。特别有一个小孩子（老大文炳），果树所想要他，要他征询学校政工组的意见。也征询领导他们知识青年同学的意见。他和这位同学谈话时，遇见工宣队的一位同志。他们说，学校为了区别对待清队对象，也为了借此敦促一些清队对象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不会放你去的。所以，你的问题还是回去敦促你父亲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孩子们也在动员我彻底交待问题。

      株连九族不仅仅是用来体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日记中也看到，家庭压力也被专案组用来敦促清队对象“交待问题”，并且作为和专案组，学习班的作用放到同等地位的一种手段(1970.8.25日，前已述及）。1970年8月份开始，由阳泉砖瓦厂来太谷招工，文焕和文灿都报了名，最后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而不了了之。龙志于是含蓄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
作的生命线。’我重温这一伟大教导，倍觉亲切。”

1970年8月11日

       有两件事易于引起我的思想波动：定案处理没有我；学校散发太谷县招工处填写的表格没有我们孩子们的。

       最近阳泉砖瓦厂来太谷招工，孩子们照例报名了，可是人家说，家里没有定案的不要。

       昨晚听说，发了4个孩子的表，家里父亲够杠杠[4]的没有发。我就对孩子们说，定案是很要紧的，可是，定了在杠杠以上也很麻烦，我的意思是定了案在杠杠以上，和挂起来一样。

       然而事情的情况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今天听说有些孩子，他父亲定案在杠杠以上，可是从宽处理了，也给了表，而且很有希望到阳泉去。

       我体会到，一个人挂起来，一家人都挂起来的味道了。这都怨我不好，影响了孩子们的出路。

       当然，有些政治条件比较好的，还不想到砖场去，咱们的孩子则对于找个工作，如饥似渴，有工作就好。文灿说：“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不想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重温这一伟大教导，倍觉亲切。

文革中间，“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的政治地位非常高，龙志的孩子想参军是“异想天开”。文炳小学的同学任亥生参加了空军，大家非常羡慕。任亥生家庭是后母，感情不和，全家已经搬回了山西洪洞老家。但是，文革中他多次来太谷农学院“探亲”访友。桂琴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下面的日记记录了其中一次来访的情况。

今天上午1970年8月27－28日

       今天上午任亥生从山东回洪(同)探亲，路经太谷时特别下车来看望小龙来。

       他和小龙是同班同学，初中三未参加考试即挑为空军，他在解放军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几年来经过党和解放军的培养，进步很大。

       下午小虎领着亥生到果树所去找小龙去，下午他们三个人一块回来了。

       今晚（8月28日）12时，亥生回洪(同)去了。

       我们的孩子们，不要说被选为空军，当兵是无望的，是不是能做一个工人也是问题。这些都归启于政治条件，即家庭影响孩子们的前途、出路。

一个最为典型的情况是1970年8月份，临汾冶金工程队招工是太谷县插队以前的最后一次招工，龙志的两个儿子文焕和文灿都再次报了名。其实条件很宽，只要问题清楚，定了性的，有重大历史问题的都可以，甚至不定案的也可以，但招工组要求学校政工组书面写出问题的范围，或查看挡案都遭到拒绝。

1970年9月6日

       孩子们争取到临汾参加工程队的事，以不成而告终。

       招工组的意见：没有定案，也可以但应当把问题的范围书面写出。虽然嘴上有人向招工组谈过问题的范围，可是书面写出学校政工组有困难。后来招工组的人要求看看档案，因为档案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让人看。

       这次招去的人员有白峰、刘启新，他们两人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昨天下午，小虎又去找招工组的人，人家不理睬他。

       其实条件并不怎样严，只要家庭历史清楚就行。已定案的不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地主出身的，人家都考虑。

       我的问题不解决，虽然学校推荐也不好解决，因为人家考虑为什么没有定案，既是没有定案，也要求知道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哩。

结果龙志的三个儿子，除了老大文炳善于外交，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贾毓芝特别批准放行，于1970年5月早早到山西农科院太谷果树研究所当上了农业工人外，老二文焕和老三文灿都到太谷范村上安大队插队。那是学校里的一批没有找到工作的，有问题的“牛鬼蛇神”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父母“问题”的株连而对他们全家的处罚。
日记详细记录了9月24日太谷县动员大会和9月25日学校动员会的情况。

1970年9月25日（节选）

       从9月17日到24日，我没有坚持写日记，这是错误的，从今天起立即改正。在这今天内，全校突击搞三秋工作，蛮娃带着我和刘（岗）仍然坚持为牛割玉米杆，我们到处找，有时要自己割下，切碎，拉回。平均每天拉四车。切四车约8000斤重。

       为孩子们争取去临汾工作的事，我的思想每天在波动着，最后以招工的不要而告终。去临汾是当工人最后的机会，因为招工组相信我的问题不能定案，不考虑孩子的工作。

       24日学校动员知识青年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今天下午，县革委会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

       昨天城里动员后，晚间学校抓紧时间对知识青年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孩子们经过斗私批修，认清形势，愿意紧跟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个（孩子）都写了决心书，这是好的。

       这次山西省吸收外地的经验，争取下放干部、医务人员、知识青年三结合的形式，所以他们生产上有人教、政治上有人抓、生活上有人管。按照我们的政治条件，就是再有招工的，恐怕也是徒劳无功，这样下去，孩子们很难学好。看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其深远意义现在我虽比以前了解一些，但仍不深刻。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显现出来她的伟大作用的。

       这次我院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男孩子们，其家里或多或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女孩子们大多数出身好，家里也无问题的。可见，党和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出身和家庭政治情况的条件的。

在龙志的两个儿子插队那天(1970.10.7日），龙志早早把喂猪的工作干完，一个人悄悄地从劳改农场步行到4-5里地以外位于太谷县灯光球场的欢送会场，默默目视两个儿子“头顶草帽，胸戴红花”，在大儿子文炳的护送下上了汽车，龙志的三个儿子都对父亲的到来浑然不知。龙志心中象翻了五味瓶，一方面有负罪感，更大的是一种解脱。因为20左右的年轻人，与其在家整天不上学（学校关门），不工作，还不如去农村学习学习，锻炼锻炼，了解一下农民的痛苦和农村的情况，对于他们的成长是必要的。这一点，龙志当时的看法已经超越了孩子自己认为“被连累，被惩罚”的看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在孩子成长和前途问题上，龙志的高瞻远瞩。

1970年10月1日

       今天是伟大祖国建国21周年纪念的国庆。我还没有被解放不能参加城里的庆祝会。

文灿拿回一朵大红花，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穿着兰衣服、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特别在胸前挂了一朵光荣红花。这红花是很珍贵的，因为这是解放21年以来，我家第一朵红花。希望孩子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在政治上向上看，在生活上向下看，破私立公，为党的事业，为贫下中农立功，争取更大光荣。彻底改造人生观，争取做无产阶级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1970年10月7－8日

       今天学校、太谷县欢送首批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焕、灿两儿子到范村公社、上安大队去了。

       我本来不拟欢送他们，所以按时到猪场喂猪去了，工友同志们说我应当送他们去，在工作完毕后，我到灯光场参加欢送会，看着他们走了。

       太谷县革委会、社队的贫下中农，为了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而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费尽了苦心、作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排。我衷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对于伟大领袖为青年一代指引的这条航道，我现在比过去有些体会，但体会不深，了解不透，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从事实看出他的伟大意义来。

       孩子们的问题，按照党的安排解决了，对于我来说，也释去了精神上、思想上的负担。我反复地说，为了孩子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肃清家庭中对他们的毒害，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他们去农村中去安家落户，的确是很有必要。

“一切交给党安排”，对于他的孩子插队，龙志认为是一件好事，年轻人需要锻炼。“孩子们的问题，按照党的安排解决了，对于我来说，也释去了精神上、思想上的负担。我反复地说，为了孩子们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肃清家庭中对他们的毒害，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他们去农村中去安家落户，的确是很有必要(1970.10.7日）”。

实际上，龙志更担心的是政治上世世代代不能翻身。“自己政治上落后的情况，集中于孩子们的分配工作上，我这一代不好，影响了下一代。孩子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争取作左派，彻底扭转政治上右派的状况，使孩子们的孩子，从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面貌上都不至于拖孙子辈的后腿。所以目前家庭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我连着一个普通群众的资格尚不具备……孩子们应该卧薪尝胆地，艰苦卓绝地打好政治上的翻身仗(1971.1.13日) ”。

五、工资补发 经济缓解

另外，日记也准确地记载了龙志在1970年9月12日一次领到自从1968年6月到1970年9月的扣发的27个月的工资。龙志12日和15日日记中一再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并且告诫自己，自己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虽然经济上解放了，政治上并没有解放，不能有松懈，觉得“沉甸甸”的。

理论上如此讲，龙志还是在9月16日到9月24日之间，几乎10天没有写日记，有一点麻痹放松。到了9月25日，由于两个孩子插队的事情，使他猛醒，他又觉得自己不应当如此，仍然需要继续“夹紧尾巴”，必须天天写日记，以促进政治问题的早日解决。

       今天补发了二十七个月的工资 。从这个月起不再扣发工资了。这是党的政策，可是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愧。喜者经济上同群众一样了；愧者，罪人尚蒙党的优厚经济待遇。我把我的情感总结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与同学愚公战斗队一块劳动，这些家庭妇女们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干劲很大。我荣幸地和她们一块劳动，在她们的带动下，也尽力而为。

       今天是中秋节，小龙回来了，虎儿去太原去，晚间也回来了。这是几年来（全家）第一次团圆，桂琴千方百计地准备了些食物，这个团圆是党和毛主席赐给我们的，如果经济上不解放，则9月份领的工资还过债就剩的不多了，不可能放手花钱。虽然经济上解放了，也应当勤俭持家，和以前一样过日子，千万不能随便花钱。

       最近虽然经济上解放了，但我们一家人内心仍然觉得沉甸甸的。这充分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啊！

       好好努力，再写一份证明人的材料，促使问题的解决。

据龙志精心保留的1970年9月的工资条考证 (见下图，注意其中“职别”一栏，应当为“教授”，为空白)：他补发的工资总额为“+3825.50元”（注意图中增加补发和实发数两行）。按照3825.50÷27=141.5，即每月扣发工资为141.5，扣发工资27月间实发工资为每月60元（注意图中“应发工资”一栏，原来的60.0
元被勾掉，换为201.50），基于本人30元，三个小孩每人10元。）。在当时，普通人月收入为30-50元，所以补发的工资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 （下图）。

P_11.2. 龙志文革后补发工资的工资条（1970年9月）。

六、学习走神 胆战心惊

       下面的一篇日记则详细记录了在又过了度日如年的4个月之后，到了1970年底，龙志还在苦苦等待审查定案之际，却发生了另外一件节外生枝的大事情。那是在12月7日一次晚间政治学习关于“向模范养猪饲养员叶洪海[5]学习决定”，因为60岁的老人家白天参加劳动改造，晚上听报告时已经筋疲力尽，偶尔闭眼睛休息一下。谁知不幸被另外一位年轻教师看到，抓住不放，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在学习班上报告严重事态，揭发批判。因为龙志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养猪教授”和“学术权威”，而文化革命提倡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提倡工人、农民、饲养员这些“小人物”不仅远远胜过了那些大学教授，而且是大学教授的老师，大学教授要向他们接受“再教育”。特别是龙志这个“养猪教授”在听取学习“向模范养猪饲养员叶洪海学习的决定”时打瞌睡，就是藐视那些“小人物”，藐视“模范饲养员”，是不可饶恕的新罪行。

日记披露了当时久久不予定案，四面楚歌，已经成为“一小撮”的龙志任人宰割般的无奈，惊恐万状的焦虑，和捶胸顿足的追悔与自责。他想方设法四处打听、解释、补救，担心自己多年来处心积虑的积极努力会功亏一篑，担心会影响到他梦寐以求的定案与解放。他甚至准备正式写一个检查，以免被批斗或者取消学习班资格。龙志还向他过去的助手（郭）传甲先生寻求帮助意见，幸而郭通情达理，给了龙志清队以来一贯的表现一个“客观评价”，并且让龙志找（黄）庆贺先生（可能是学习小组长）解释一下，才及时给龙志吃了定心丸，解除了精神负担，虚惊一场。

1970年12月7日

       昨晚学习时，徐XX揭发我在听连领导宣布向叶洪海学习的决定时打瞌睡，说这个打瞌睡是在“养猪专家”听向模范饲养员学习决定时就严重了。早晨学习后（黄）庆贺找我留下不知说什么。（郭）传甲说，你去吧，不说了。因此，使我顾虑重重，忧心忡忡，我很害怕我又犯错误了。轻则在工地上批斗我，重则班里不让我参加班里的活动。在自己争取群众谅解的时候，领导和群众考虑给自己做结论（定案处理）的时候，自己又在关键时刻，做了“精彩”的表现，这和文化大革命前夕，自己在老挝外宾前出丑[6]是一样的！是不可饶恕的！

     下午王来好通知我让我替庭温喂猪去，我向传甲说到此事时，他问起我XXX所揭发的事，我作了解释并说在把外调材料写好后写个检查。他以关切的态度说，大家对你的看法很客观；向(黄)庆贺说说，以后注意些！这才使我豁然开朗了，放下害怕的重担子了。

盼星星，盼月亮，又过了两个多月。实际上，甚至到了来年（1971年）2月份，龙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不能参加教师的学习班，而一直在和工人一起工作（劳动改造）和学习（思想改造），但是工人们开会有时也不能参加，还没有一个普通群众的资格（1971.2.12日和13日日记）。

       最近常有些会，我不敢去参加，唯恐去了以后，别人又让我出去。

       今天工人们搞五好总评，王来好、老赵说让我去参加，他说，评议党员的会议我不能参加，群众的会，我可以参加。我去参加了，可是开会时，又让我出去干别的去吧。意思是说，我不能参加。这也说明自己在政治上，连做一个普通群众都没有资格。

1971年2月13日

       对于自己问题的解决，使自己能够以普通群众一员的身份出现，有时不能不想起来。近来，有些会不能参加，更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够早日解决。昨晚到小组开会去，有人在关灯说到连部开会去，我跟着到了连部，小心翼翼地注视是否有人会通知我回去吧。

七．生死之道 真情流露

读者不难发现，龙志其实是一个为了事业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人。在日记中，龙志几次讨论过革命的生死观，因为当时的口号是“革命加拚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龙志之所以拚命劳动改造，实际上与其自杀抗争，得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还不如死在劳动中，死在猪圈中，幻想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来解脱那种窒息的生存状态。甚至幻想以一死作为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在后来被解放，恢复职位和工作后，他也是拚命干工作，视死如归，一直想倒在工作岗位上，做一个英雄人物留给人民记忆。

龙志日记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引用毛主席语录：“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这段语录在整个日记的前半部分被引用多次。可见是学习班里学习和政策攻心的主要内容。另外常学的文章有“敦促杜律明投降书”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主席语录。多次表示要向人民“缴械投降”
“认罪伏罪”；改造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日记中还几次谈到对于劳动的态度和认识，对于“苦”和“死”的态度。他在1970年5月14日（节选）写道：

       关成富的病越来越重了，可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的步伐没有减慢，而且越来越快。他是在和生命赛跑啊！在全休的一个月里，他一天也没有歇，全休的一个月，变成了最忙的一个月。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在作辅导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报告时，光荣地死于讲台上了。他可以说为革命、为宣传毛主席思想和时间赛跑啊！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啊！

      拿我自己和焦裕禄、关成富相比。英雄人物们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这就是先进人物的生死观。而自己呢，为“我”而生，为“我”而死，始终逃不出“我”字这个小圈圈。”

龙志关于“关成富光荣地死于讲台上了，。。。。。。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啊！”的表白，对他自己是心灵的震撼和认识的升华！虽然当时他自己属于“劳改囚犯和审查对象”，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看待自己，而是感悟到那样去死才值得，才“大丈夫”。读者可以发现，在往后的16年里，即使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龙志都时时刻刻都准备象关成富那样光荣地“倒在讲台上”。可见他虽然当时他身陷囹圄，没有上讲台的机会。但他绝对不会不明不白的“自杀”，尽管有时也有过轻生的念头，可能很快就被更高尚的境界战胜了。不仅仅是为了过关而在日记中“积极表现”，是他发自内心的中真实思想的第一次披露！

经过学习曹思合的事迹，严肃地提出了自己如何死的问题(1970.6.16日）。“人固有一死，我也不能例外，我怎样死耶？天天兢兢业业于活命哲学、苟且偷安而死呢？还是为保持自己晚节，为革命、为立功赎罪、做人民的老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何去何从，主动权在自己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就本来是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问题，譬如受到大会批斗或者劳改中受到喝斥训骂，龙志一律正确对待，称之为帮助。

八、才俊屈死  铁汉后生

到了1971年2月20日，龙志终于接到通知，准备和他的老同事，留美教授冀一伦先生一起在学习小组上汇报自己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收获。这是被审查者要“解放”的标志。那一天龙志写下了他自从清队以来的最后一篇日记：

1971年2月20日

       今晚已经定案的人们，在班里向大家汇报一年来思想改造的收获、体会和存在问题。之后群众提出帮助意见。党这样做，是从政治上关怀每个有历史罪恶和现行罪恶的人。使他们做脱胎换骨的改造，迅速地赶上革命群众前进的步伐。

       会上，班长宣布让老冀和我准备，也向大家汇报。我很想向大家汇报，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意见。

历时近两年的清队审查正式结束，龙志终于可以象其他人一样，可以“抬起头来”名正言顺地参加教研组的活动，参加大会小会了，不必以“被审查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在“另册另类”里做一个每天除了被呼来喝去地劳动改造，就是规规矩矩地检查交待“问题”，没有任何基本权利和尊严的“监下囚”了。

到了1971年2月20日，一年多之后，日记随着龙志脱离被审查状况，脱离劳改，参加教研组集体活动而截至。清队工作算是告一段落。由于努力改造，更因为当时学校工作重点转向整党，党内开始解放干部。他终于成了一名普通群众。可以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如开大小会议，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有限的教研组业务活动。这个微小的进步对于龙志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许多报道，大部分人都低估了运动审查对那些“被解放者”的伤害。当然，只有亲身体验的人才会刻心铭骨。被践踏的人权的恢复，解放意味着自己身上的千钧枷锁的解除，可以参加普通人的活动，家属、亲戚都获得了社会的部分认可，朋友可以来往，那种心态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对于龙志来讲，这仅仅是他万里长征的开始。因为他终于获得了监督下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力，那是他梦寐以求的。

当然，清队最后审查结果也倒是应验了龙志一贯以来“相信党，相信群众”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坚强信念，所以龙志又是极其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每个被审查对象都像龙志那样幸运。

在文革中期清队那段近乎窒息的政治空气下，由于种种无情政治审查迫害，身体摧残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学校前后有好几位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和普通讲师，因武斗或因病没有及时治疗或自杀而相继不幸去世。除大豆专家，院长、留美教授王授先生（1972年病逝，76岁）和农业经济专家，省政协付主席乔启明先生（1970年病逝， 73 岁）年龄较大外，大部分去世者年龄60岁左右，有的属于英年早逝。如养马专家，教务主任，留日教授朱先煌先生（1968年被外调人员毒打后卧轨自杀，
65 岁）；作物育种专家，农学系主任，留美教授黄率诚先生（1969年麦田劳改时不幸中弹，53
岁）；农学专家，讲师XX先生（1970年清队投井自杀，51岁）；经济专家，旧铭贤董事会主席，留美教授刘惠芝先生（1971年劳改时心脏病突发， 59岁）；果树专家，园艺系主任，教授贾麟厚先生（1972年病逝，62岁）；兽医专家，讲师刘岗先生（1973年病逝，54岁）。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清队的最终审查结果，在学校所立案审查的近100专案中，除了个别现行犯罪命案和其他案件外，绝大部分都是捕风捉影的“冤假错”案。实在是没有必要让全院师生员工停工停产花费近两年时间，内查外调，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最后结果是所有审查对象几乎全部“平反解放”，也就是一开始的立案审查的“假设敌人”几乎被全部否定。清队运动不仅是在文化革命中最为荒唐、后果极其恶劣的一场闹剧，更是有关政府和“革命群众”对于知识分子人权的严重侵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以致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

在清队运动中，花甲之年的龙志在当时“天下无道”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对自己人生道路上最为严峻，最为惨烈，历时最长的揪斗、隔离、审查、交待、诬陷、屈辱、迫害、劳改和考验，以
“不怕审查，不怕迫害，不怕诬陷，不怕苦，不怕死”和不惜“以身殉道”的大无畏勇气，表现出了他的精诚，坦荡，正义，忍耐，献身和智慧。他一直采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认认真真面对每一天、每一刻的挑战，没有逃避放弃，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任何抱怨。真正做到了在烈火中死里求生，天磨铁汉，百炼成钢，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终于幸运地九死一生，脱离虎口，与死神擦肩而过，绝地后生。读者不难发现，无论“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龙志的这种不惜“以身殉道”的拼搏精神始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另外，龙志又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在为公家和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龙志一贯以来不惜以身殉职（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更是时时刻刻准备以“倒在讲台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文化革命中，龙志虽然遭受不白之冤，毕竟是国家政府代表“公家”对自己审查，是“公家和个人”的关系。他清楚知道那些审查他的人和自己并没有“个人恩怨”，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个人对于“公家”的驯服，特别在“公家”误解误导，执行错误路线，对他进行无端打击迫害的时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谦卑自责，宽恕理解，以德报怨和既往不咎；也表现在劳动改造中奋不顾身，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和一如既往。

龙志这个来自陕北的憨厚汉子的这些优良品质来源于他毕生不断勤奋学习，与时俱进，吸取营养，闭门思过，感悟超越。从青少年时期受“仁义礼智信”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后来受基督教影响和牧师指点到铭贤求学；青壮年时期受铭贤
校训“学以事人”和基督教“认罪、悔改、饶恕、谦卑、仁爱，驯服，奉献”伦理道德的影响。这些历史经验对于龙志能够忍受文化革命和清队运动中种种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都有很大帮助。

龙志在清队运动中所遭受的那一次次无情的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坦白交代和劳动改造都是因为他的那些历史和现行“罪行”，那些“罪”与基督教里的原罪、知罪、认罪、服罪、悔改、忏悔和赎罪有本质不同。前者大部分基于“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阶级仇恨，阶级敌人”理论，后者是基于基督教中传播的神对人的慈爱、怜悯和救赎。基督教中每个人都是不洁净的“罪人”，如人的骄傲、嫉妒和贪婪等都属于罪，都需要不断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同于人们普遍认同的“刑事犯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还有“爱你的仇敌[7]”和“爱人如己[8]”的教导。

虽然龙志不能算是一个虔诚和洁净的基督徒，但是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缺点的“罪人”。正是由于龙志早期受到基督教伦理道德对“罪”和“爱”的熏陶和浇灌，在他清队时期的“思想汇报”和“改造日记”中不但能够深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认罪服罪”，而且充满了对自己事业，对党和国家，对于整肃他的学生、教师和干部，对于他的孩子们的宽容，忍耐，饶恕和热爱。“服罪”与“慈爱”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战胜了“骄傲”与“仇恨”，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当局，也战胜了打击迫害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也正是正面吸取了这些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精华，得以帮助龙志渡过了人生道路上的一道最大的难关。

漫长10年的文化革命走过了前一年的造反夺权、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中间两年全面内战、枪林弹雨的两派武斗，到后两年无中生有、腥风血雨的清理阶级队伍，5年时间走到了社会动乱、黑白颠倒、群魔乱舞和诬陷整人的尽头。到1971年到达最艰难，最寒冷的最低中点。

严冬尽了，春天还会远吗？虽然春天的到来，万丈冰川的融化还将是另一个漫长的5年。毕竟物极必反，大小相等，力量相反，相反相成，无人能够阻挡历史巨轮前进的脚步。

有诗两首为证：

《挑战厄运》（清队第二年，1970-1971）

百案皆定留孤影，愁云窒息霜雪鬓。                                                                                        
政治标签累妻儿，代代株连何时尽？                  

为永翻身立壮志，挑战厄运勇冲锋。                                                                                                                  
夏夜守场卧麦秸，大地当床天作蓬。                  

冬夜护仔伴猪眠，梦中就义与狼拼。                  

蒙冤愈深愈奋进，天若有情也动容 。

《天磨铁汉》（清队第二年，1970-1971）

久陷囹圄无罪证，何日还我清白身？                  

位卑未敢忘忧国[9]，魂系我爱爱我人。                                                     
三尺猪舍洒碧血，万言日记录心声。                  

唯有疾风知劲草，更值乱世识忠臣。                                                                                           
才俊含冤英年逝，铁汉天磨绝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