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志传】第十七卷   众口皆碑 师生称道[1]

在1996年春天，为了准备庆祝龙志去世10周年，虽然俗称“十年生死两茫茫”，但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的高尚情操和丰功伟绩，在笔者和弟子们的倡议下，山西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和山西省畜牧兽医协会曾经向龙志生前好友、同事、学生征集过去照片、回忆纪念文章以及一些来往通信，准备为老人家出专辑。那批稿件所抢救的回忆内容非常珍贵，绝对不可能复制替代，因为后来许多老教授，老同事也一一不久人世。专辑的征文初稿在文焕和好友严惠生先生的帮助下中文输入，计算机存档，内部发表。后来在2007年山西农大出版的“张龙志文集”，和本书的引用回顾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来自该专辑。

一、理论实践 各有千秋

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和家畜育种学的奠基人，中国农业大学  吴仲贤教授是龙志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前，龙志经常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去北京农业大学访问。那时位于马连洼的农大还没有通公共汽车，龙志经常步行走过从颐和园到马连洼那8里地。1959年，龙志曾经在北京农业大学做学术报告，郑重提出“玉米饲料单位”。1962年吴仲贤教授曾经到山西农业大学访问，并且做了 “家畜繁殖力计算方法”的学术报告。吴教授在参观实验猪场后，对于龙志领导的猪不同营养水平下的杂种优势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紧缺，山西的情况更为艰难。吴教授擅长数学、统计学和遗传学，在当时我国的个体饲养家畜的情况下，有规模的畜牧场很少，生产性能的记录就更少的可怜。吴教授擅长的数量遗传学利用生产性能记录的统计分析，对于家畜的选择和遗传改良有巨大的作用，在国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吴教授的许多工作是在理论上和书本中完成的，是一个应用理论科学家。他著作《统计遗传学》是标志着中国人在理论上达到了国外同期水平的里程碑，对于我国动物育种科学研究和生产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龙志则是一个实践科学家家，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通过科学实验来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两人互有侧重，各有千秋。1979年，龙志作为山西省教育界的唯一代表，参加全国第九届工代会并且光荣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文灿那时作为吴先生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曾经陪同龙志曾经探望吴先生，吴先生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参加全国工会代表会，有什么成绩啊？”。龙志满怀自信地回答说:“我在山西干了几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吴先生也对老朋友的奋斗精神所感动。那时节，广大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能够“逆水行舟”干点事的人确实不多。吴先生在”回忆张龙志教授”一文中回忆道：

“岁月匆匆，我国著名养猪学专家张龙志先生与我们永别已经是二十年了。想到这二十年中我国各项建设中所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农业建设与养猪事业的发展，例如在猪肉瘦肉量的提高，猪肉总产量与人均食用量的提高所取得的进步，更联系到这些进步与奠基人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分不开的，真是令人感慨万分。谁能想到在我们亲眼见到的短短几十年中，在受尽帝国主义欺凌，抗战艰苦和十年动乱的磨炼后，我们国家会一跃而变成举世瞩目的强国，即将洗刷我们国家民族几百年来受尽的耻辱，即将收复我们的失地香港、澳门呢？谁能忘记在我们幼年时所见到我国凹背肚大的猪种的面貌与现在我们农场和农家所到处饲养的猪的区别呢？国家兴旺了，各项事业发达了，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切是必然的，而容易忽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大小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性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固然有许多伟人的业绩，但同时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奋斗，作出贡献和牺牲，从而造成这个时代的伟大。

龙志先生的岗位是在大学教书，但他的科研工作是在农村，在广大地域的实验场，他为中国猪的改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用国外猪种，也用国内猪种，如内江猪改良山西猪，积累了许多杂种优势的资料，这些工作又启发了以后的兼用国外猪种和国内猪种的三交猪的发展，把猪的杂交改良推广到广大的农村中。我之所以说这些资料极其宝贵因为大家知道，虽然杂种优势的利用甚为普遍，但其数量遗传的理论却很贫乏，至今还谈不到预期的质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回想在学校中进行猪的杂交试验，条件是多么困难，不仅经费难得，而且规模又不能太大，是与果蝇的研究有天渊之别的。况且在十年动乱中，张先生也受到种种的迫害，而他始终对党和国家无限的忠诚，方能有今天如此高的成就和荣誉，这又是使我们十分欢悦庆幸的。此外，龙志先生又非常注意人才的培养，他的学生中不少都在国内外深造，成为猪的育种接班人，这也是我们动物科学家中大家都很熟悉的。祝愿他在这些美好的回忆中永活在我们大家心里！”

二、岁月峥嵘 手足兄弟

北京农大张仲葛教授是龙志多年来情同手足的战友和同事。1996年在龙志逝世10周年时，张仲葛满怀深情地写了文章“我国养猪界‘三张’中的老大，张龙志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

“张龙教授作为新中国的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养猪学家，他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养猪事业。多年来他从事猪的育种、品种改良、猪的饲养管理，特别结合农村实际，倡导节约精料的适合广大农村条件的饲养方式，颇为广大农民所喜爱。他倡导的节约粮食把猪喂好的研究和示范工作，是符合当时我国农民的意愿和希望的。他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基础。在进行猪的育种和杂交试验时，他总是从实际出发，在大量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寻求其规律性，故得出的科学结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我们合编的华北地区养猪学教材在试用期间获得好评，农业部在1960年委托山西农学院党委组织并主持全国《养猪学》统编教材，乃请张龙志教授具体负责担任主编之责。第一版主编为山西农学院 （张龙志、唐显作、林成谷），北京农业大学（张仲葛），山东农学院（陈唯真、孙玉民），内蒙古农牧学院（罗明）。编著者：东北农学院（齐守荣），西北农学院（路兴中），四川农学院（罗安治），华南农学院（黄伟胜），广西农学院（李琼华）。

龙志先生从五十年代起，他带领学生深入华北农村，从事我国猪种资源（定县猪）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他又主持着全国近60个单位的“猪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工作。1957年，他第一次把我国南方地方猪种“内江猪”引到山西。经过试验，提出了南方优良种猪来改良和提高北方猪生产性能的观点。这一观点打破了只能用外国猪种改良我国猪种的观念。改变了过去一直沿用国外的传统做法，并且主张养猪的研究工作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因地制宜地走我国自己的道路。1983年，经长期努力终于培育成了现有中国猪优点，又有外国猪长处的“山西黑猪”新品种。

第二版《养猪学》的修订和再出版是在1982年，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养猪规模化的呼声的提高，旧的教材已不能适应养猪事业的发展需要。客观形势迫切要求新版，养猪学。的修订。为此龙志先生受到农业部教育厅的嘱托，迅速组织养猪教师们，组织力量，从事修订工作。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会议。在龙志先生的主持下，安排了各章节的修改补充工作。正待开始进行之际，不料龙志先生积劳成疾，不幸于1986年在太谷逝世。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中国养猪事业贡献了自己最后一份力量。一代学者卒然长世， 令人万分悲痛！遗下未了的工作，落于年轻人身上。但愿他们继承龙志先生的遗愿，把猪的遗传育种工作圆满完成，以告慰养猪界一代宗师张龙志教授在天之灵！

龙志先生幼年即胸怀大志，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不远千里，求知于太谷铭贤学院。虽然家中没有提供任何学习费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半工半读，完成了中学学业，并且完成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的学业。他再接再厉，于1947年获得美国著名的依阿华大学动物科学硕士学位。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读书报国。这中间的艰难险阻是令人敬佩的。他的坚韧不拔，从不向困难低头的意志是值得称道的。

此外另一个可贵之处是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始终不渝走科技兴农的道路。虽然建国后多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和迫害，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却毫无怨言。对国家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是忠心耿耿，忠诚热爱，毫不动摇，作出了重大贡献。

龙志先生对待同事、朋友言而有信，坦诚相待。对待青年学生和教师，则循循善诱，亲如家人。他的研究生蓝玉辉曾经回顾龙志先生对待她像亲生闺女。对待工人朋友，也没有架子，问寒问暖。秉公办事，认真负责，以身作则，故无论上下左右对龙志先生的领导都服从，对他的工作推动予以支持，配合。也说明龙志先生知人善任，领导有方，指导有力，故能成就大事。

龙志对青年教师关怀备至，积极培养，放手重用。在《养猪学》教材编审过程中，他选派罗明同志留下来一个多月，全面负责整个书稿的校对和文字处理工作，最后送交出版社。罗明教授最终成为江西省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农大校长，并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可见龙志先生任人唯贤。”

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全国养猪界“三张”之一，江苏农学院 张照教授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道：”张龙志教授逝世已十年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朴素的形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

回忆四十年代初，我在桂林中央畜牧实验所和许振英老师一起工作时，经许老师的介绍，已知道张龙志教授在四川从事养猪科研工作情况，并阅读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建国后，我得以多次和张龙志教授在一起参加养猪学教学、科研工作会议和编写教材工作，合作共事数十年之久。1986年9月，他约定我在北京讨论《养猪学》教材再版修订工作，在我将出发去北京之际，突接辞世噩耗，深为惊愕，他为我国教育事业辛劳备至，直到最后一息，令人悲痛不已。

张龙志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其后又留学美国，在衣阿华州立大学攻读畜牧学，获硕士学位。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他经常深入农村和农牧场生产第一线从事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的教学内容丰富新颖，既有翔实的科学理论，又有生产实践技能。他和我在一起参加审订《养猪学教学大纲》和主编《养猪学》教材等工作，深感他工作认真负责，细致踏实，完成了适合我国高等农业学校采用的养猪学教学法大纲和教学用书，为我国高等农业学校的养猪学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龙志教授善于运用畜牧学科学理论运用于我国生产实践中去，并吸取中外之长，创有独到的见解。他五十年即主持猪的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工作。他改革单纯的只应用外国猪种改良我国地方猪种的陈旧观念，在山西采用外国猪种和引入我国优良地方猪种内江猪与本地猪杂交选育，培育成既有中国猪优点，又有外国猪长处的山西第一个培育猪种山西黑猪。他又在总结群众养猪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家畜营养学原理，就我国农业生产具体情况，倡立以玉米为标准的饲养单位，改进当地沿用的养猪饲养标准以及饲养方式，对推进科学养猪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张龙志教授热爱祖国，为祖国的农业教育事业勤奋工作，成绩卓著。他品德高尚，对公私财物都很节约。他为人正直、诚恳、坦荡、谦让。他诲人不倦，扶植后辈，现虽已离开人世，而他辛勤耕耘浇灌的桃李，都已深根叶茂，花繁果丰。他的高尚品德和为我国农业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树立了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永留人间，令人深切怀念。”

四、知人善任  集思广益

1．罗明教授回忆

参加全国《养猪学》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编著工作的江西农业大学 罗明教授“深切怀念龙志老师”一文回忆道：“龙志老师认识我，是1960年在山西农学院召开全国养成猪学教材审编会议的时候，以后保持经常联系，不断得到他的关心、教诲和培养。虽然没有直接授过我的课，他的渊博常识，他的坚强事业心，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老师之一。

龙志老师尽管遭受过不少挫折，对祖国却忠心耿耿，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没有听到过他的一句怨言。他把热爱祖国的赤诚，化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为了发展养猪事业，不仅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其中有些已成当今的专家教授，而且致力于向广大农村普及科技知识，千家万户的农民深受其益。

龙志老师无论是从事教学，或是进行科研，都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各地区的特点，来研究养猪生产，来指导养猪生产。在我国50—60年代时期，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饲养的肥猪多是耐粗饲的地方品种，龙志老师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农民长期养成猪经验后，提出大力推行充分利用青粗饲料喂猪，这在当时的农村经济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对养猪生产的发展有利。以后，随着我国农业的大发展，人均粮食水平的提高，商品猪越来越多是杂种，龙志老师又提出要充分利用工农业副产品和青绿饲料，按照猪的饲养标准，进行科学养猪，大大促进了养猪生产的发展。我们从龙志老师主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养猪学》初版和再版的内容中，可看出他是如何运用科学理论联系生产实际来研究和指导养猪生产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启迪着年青的科技工作者。

龙志老师坦率诚恳，清廉简朴，严以律已，宽厚待人。他对自己的老师，十分尊重，即使在他晚年地位很高了，态度也没有变化，堪称尊师楷模。他对年青一代，也非常慈爱，不仅传授知识，还教如何做人。记得我参加教材编写时还只是一个年青的助教，知识十分浅薄，就是在龙志等到老师的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的。龙志老师的一生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永垂千古。”

2．齐守荣教授回忆

参加全国《养猪学》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编著工作的编者东北农业大学 齐守荣教授在“缅怀张老二三事”一文回忆道:“我同张老交往始于60年代初编写全国教材之时，直至1986年8月24日即临终前的13天给我来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有幸我还珍藏着晚期张老寄给我的几封亲笔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张老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和深入实际的作风，可以归纳了出以下三点：

  1）为全国教材建设鞠躬尽瘁，从96年8月8日，8月15日，8月24日通知单上的提名，即在临终前的11天还为教材事紧张的操劳。

2）作风民主，广泛征求他人意见。深入实际，一切亲自动手，不依赖他人（如秘书和助手）。

3）张老的后半生为全国教材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把养猪学编写成为中国的、实用的、先进的教材，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议汲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在教材改革过程中，使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按生产环节改编猪的饲养管理和繁殖部分。另一件是将猪的杂交单独列为一章。两个问题都有是教改中讨论的焦点，前者是解决课程体系及与其他课程的重复问题，后者是结合国情重点突出问题。我先后二次建议都得到了张老的首肯，并采纳实施。作为一位长者、师长、学术权威能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尤其是年青人的意见，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令人敬佩。遗憾的是最后修改教材计划未能实现，可谓壮志未酬身先逝。

张老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为社国教育事业奋斗的终生。他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集思广议群策群力的精神；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精神，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3．李琼华教授回忆

参加全国《养猪学》1960年第一版和1980年第二版编辑工作的广西农业大学李琼华教授在“回忆我们敬爱的张龙志教授”一文中写道：“我与张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59年在华南农学院，那是在编写《养猪学》教材会议上，当时我刚毕业不久，是来参加旁听的。张教授对我很客气，他说：“欢迎您来参加会议，希望多多提出意见”。张教授很谦虚，对人很友好，他经常和大家谈笑风生，共同欢唱；先生平易近人，对别人提出问题，有问必答，使人乐于和他接近，谈心，先生是我们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教授是一个实干家，一位爱国主义者，他考虑问题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先生观点，在我们第一次编写“养猪学”教材时，他根据我国农村养猪饲养水平，提出：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养猪办法，并编入教材中。同时根据我国养猪饲料，多以玉米为主，又提出改革养猪日粮计算单位，把西欧大麦单位和苏联燕麦单位，改为玉米单位。当时虽然试验设备条件比较困难，但他花了许多时间，把养猪饲料单位，换算成为玉米单位，提供大家使用，在当时养猪生产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张教授为人诚实朴素，作风稳重正派，深受养猪同仁的尊敬。1978年在山西农业大学集中讨论修改教材时，他是主持会议者，但先生一直回家吃饭，在教材会议结束时，他还设家宴招待全体编写人员，先生虽有高血压，但由于他很高兴，与大家频频举杯痛饮一场。他这种热爱同仁的崇高品德，使我们永远怀念在心中。

张教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先生一生忠诚教育和养猪事业，1986年在他生病时间，还积极筹备养猪学教材修改工作，他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张教授去世10周年之际，我回忆他的往事，作为我们对先生永远的怀念！ 。”

五、唯猪为重 为人师表

山西省农业厅高级畜牧师 师骏华先生是龙志的榆林老乡，1950年曾经在铭贤学校畜牧站当工人，在龙志的鼓励下刻苦学习，1955年考入了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奶牛场担任工程师，退休后成为享受国家津贴的省农业厅奶牛专家。他在“回忆和张龙志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里”写道：

“我初认识张龙志老师是1950年在成都，当时我只有17岁，在铭贤学院实习牧场作工，场内有一块荒地，我没事就去掘地。有一天张老师很温和地和我谈起家常事，问东问西、问长问短，我感到张老师很慈祥、亲切、平易近人。以后我经常陪鞠有阳老师到张老师家作客。据说张老师非常重爱人材，鞠有阳老师就是他器重的门徒。的确鞠老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不愧是位深受学生爱戴欢迎的优秀教师。我上大学后和张老师接触机会更多了。1959年我和张老师还有动物科学系59届毕业班学生下放长子县，快结束时，他提出几个学生名字作留校任教考虑，我听后又补充了两个名字，他突然大声说道：“噢！把他们忘了”。59届毕业留校生都为动物科学系教学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张老师对养猪事业真是呕心沥血，1950年铭贤学院由成都搬回太谷，学校房产、设备都不要了，唯有几头约克夏猪他舍不得，于是研究定下由我和鞠有阳老师坐汽车负责运四头约克夏小猪和两只成都鹅到宝鸡，又由我和陈永宁由宝鸡坐火车到太谷。他见了我们和运回的小猪高兴极啦，用他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姿态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放，边笑边说：“好！好！好！”。

五十年代自然科学界米邱林学派占统治地位，张老师讲繁育课时把受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和育种方法讲了很大篇幅，他说：“科学不应有界限，把它作为工具应该可以的”。实践证明现在的育种学内容也是以孟、摩遗传理论为基础的。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像在听讲故事，深受欢迎。下放长子期间我和张老师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学生下乡调查长子猪，晚上整理材料，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劝他白天不要出去调查，他坚持还是要出去以身作则，后来我和同学们共同对他说调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请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强同意了，但晚上还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晚上用电时间长了，农场会有意见”。这话很灵，以后晚上最迟10点睡，由我掌握时间。为了照顾他饮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面条（每天一顿细粮）留在晚上给张老师吃，时间长了他发现我们晚上都吃粗粮，他坚决不接受给他“一碗面条”特殊待遇。张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长子猪的育种方案，我很高兴接受并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张老师退给我原稿说：“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没通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全给划掉了，我没敢多说等着挨批，张老师没批评而是耐心告诉我应如何写。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保存着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为座右铭。山西出版社约写一本养猪小册子，教研组每人承担一章，但给我两章任务，我写好交了稿，张老师看后让师兄唐显作看，并征求唐的意见，师兄说：“写得不错”，张老师也没表扬我，而是吸一口烟一笑，这是他高兴时的表情，我的稿通过了。

文革期间，张老师是被“审查”对象之一。有一天，我回太谷家中，顺便看望张老师，向他讲了社会上的情况，要他多保重身体，张师母说张老师每天还冒着枪林弹雨危险到猪场喂猪。临别时张老师在门缝里边依依不舍向我点头送别，“四人帮”把人整成什么样了。“四人帮”垮台后，张老师来到太原农牧场调查指导工作，我们见了面，他说：“这几年（文革期间）把时间耽误了，要抓紧时间作点成效培育一个猪的品种”。经过他尽心竭力，多年后，山西黑猪培育成功了，为了保留从五十年代培育的太原花猪不断种，经常从他不多的研究试验经费中资助太原花猪，为后来继续培育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太原花猪是全省瘦肉型当家品种之一。

在张老师逝世十周年之际，撰文追忆师长，缅回张老师热爱祖国，清廉简朴。为人师表，宽厚待人，教书育人，为祖国养猪事业贡献毕生的楷模，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六、克勤克俭 不耻下问

四川内江市畜牧中心高级畜牧师 唐显作先生是龙志到山西农学院后第一个毕业留校的助教。曾经参加《养猪学》第一版的编写，并且参加了1971年龙志文革中刚刚解放后对全省养猪状况的调查。因为爱人在四川，家庭两地分居困难，唐显作于生于1972年调回了四川。唐先生在“永恒的怀念”一文中回忆道：“一九五二年底在一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张龙志教授，他那慈祥、端庄的尊容，使我至今难忘。此后，我便在他的关怀与教导下渡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又十分荣幸地被组织分配到张龙志教授身边协助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十六年，在这前后20年的时间里，时刻都受到张教授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致使我由一个不大懂事的毛孩子，逐渐步入养猪教学、科研的大门，今天自己能在这方面为社会做点工作，都与20年来张教授的教诲分不开的。                                       

张教授的一生是简朴的一生。在我跟他的十六年中，见他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很简单、朴素，从未有大教授的派头。记得一九七一年我们在对全省从南到北调查、收集内江猪杂交后代的效果时，吃饭要菜，他总是点些蔬菜、豆类，从不要今天所谓的高档菜。并常对我们说，蔬菜的营养好，肉食多了对身体并不好；他虽然整天烟不离手、茶水不离口，但从未见他用过高级的香烟与茶叶，用的大都是些中、低档的东西，口袋里偶尔也装有较高级的香烟，但大都是为了给别人抽的（请客）；在与张教授认识、协助工作的20年中，从未见过他穿过高级的衣服，出外开会时，也总是穿一套的卡的中山服；在与张教授去全省调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不少时间是要步行几十华里才能到达生产队，当时，他已是60出头的老人了，一路上他总是对我和冯永富同志说，我们这些常坐办公室的人，多走走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今天的社会较七十年以前发展进步得多了，在衣、食、住、行方面也现代化了，但我总觉得张教授的这一简朴风尚仍值得我很好地、认真的学习。

张教授在教学、科研之余，常深入到养猪生产第一线，向广大的养猪生产模范和饲养员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有益的经验，然后加以总结、提高，成功的将它们运用在教学中，因此他在讲授养猪课时，语言生动，大众化，并能深入浅出。对了解，发现的问题，就将它作为科研的题目和内容。记得我常陪他去晋东南的长治、长子、屯留一些养猪场和生产队，每到一处，他总是首先去拜访养猪模范（如长子的黄富水）和猪场的饲养员，与他们在猪圈墙跟就地坐下，一边散烟，一边抽烟，一边摆谈，大家对他都倍感亲切，无话不讲，摆得差不多了，最后才去找行政办公室与组织上交谈。   张教授在教学中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1958年开始组织华北地区养猪学统编教材的编写。1960年又在华北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又主持了全国养猪课程通用教材的编写。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他极为重视将群众经验总结编入教材中，为此，便有了1960年在我院专科部召开的全国养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座谈会，会上交流、收集了不少有益的教材素材，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另外，张教授更为重视养猪科技的普及工作。1961年在完成全国养猪教材编写之后，紧接着便组织编写养猪六关小册子；1972年在71年对全省内江猪的杂交效果调查的基础上，张教授又组织大家编写了《猪的杂交与改良》一书。这些科普读物对当时的广大农村养猪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

七、超然旷达  虚怀若谷

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杨忠源教授回忆道：“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在左的思潮干扰下，龙志老师必然是改造的对象之一，因他既是系主任、大学教授，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家。但每次不论他个人遭受到多么不公正的批判和委曲，他总能冷静地细心地解剖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和劳动人民群众不相适应的东西，在自剖之中，虚心接受批评。

文革期间他还曾下放到猪场、牛场劳改，但从未对党有过什么怨言，而是和普通工人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和同志们都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很融洽，从来没有表现出恃才傲物，轻视劳动人民的那种毛病。龙志老师在业务上兢兢业业，对党的事业也一贯忠诚，矢志追求进步。在文革之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却了他一生的宿愿，他还历任山西农大校长和全国人大代表。说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的这种超然旷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懈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感到由衷的赞赏和佩服。

龙志老师平日里生活俭朴，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追求，最大的关心莫过于促进山西及全国的养猪生产了，那年头‘猪为六畜之首’他是十分高兴的。就我所知他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烟瘾太大，还喜欢喝浓茶。如果那个年代就提倡戒烟，我想他也可能长寿，晚年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他的才能，做更多的贡献，现在说这句话只能算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一种良好的祈盼吧。值得人欣慰的是龙志老师的三个孩子都先后继承了父亲的专业，学有所成，今天看龙志老师毕生为之奋斗的我国畜牧事业也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全世瞩目的成绩，我想这些已经足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八、导师表率 大家风范

文革后龙志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山西农大韩俊文教授曾经与龙志朝暮相处，他在“导师与表率”一文中写道：“张龙志教授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我作为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开门弟子，此时此刻，心情万分沉痛！1986年9月6日，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永远难以忘怀的忌日！先生的去世，不仅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的导师，而且是中国养猪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伟大的教育家。

我与先生共处八年时间，深深体会到，张龙志教授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而且是我生活上、工作上、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的表率。先生的杰出才华、高尚情操、辉煌业绩、高大形象，永远是促进我成长的营养、鼓舞我攀登的动力。

1．学术表率

1947年，年仅37岁的张龙志先生，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获得硕士学位，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以其杰出的才华，晋升为教授系主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的精深的学术造诣在我国学术界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先生根据中国人均资源少、粮食产量有限及经济落后的国情，提出了以中国南方优良猪及外国猪种改良中国北方猪种、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低成本养猪方式、以及以玉米为标准作为饲料单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养猪学术思想，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发表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和专著近40篇（部）；培育了生长快、抗逆强的新品种—山西黑猪；并为太原花猪的培育奠定了基础；主持了全国60多个单位参加的”猪的杂种优势利用研究”项目并取得显著效果。成就辉煌卓著，不愧为中国养猪界的学术带头人。

2．工作表率

张龙志教授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尤其在任山西农业大学校长期间，除科研或开会外出外，每天（包括星期天）提前半小时就坐在办公室，认真批阅文件，或答复往来信件。晚上还要在办公室工作到10点左右。他的工作作风民主，凡事都与有关书记、副校长共同商量、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有些工作（比如建筑）还要亲临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听听我的看法—这是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先生任校长期间，兴建教学楼（理化楼）1幢、办公楼1幢、招待所大楼1幢、学生宿舍楼2幢、学生食堂1个（第三食堂）、教职工宿舍楼21幢（单身楼1幢、独生子女楼2幢、讲师楼11幢、教授楼7幢）。短短5年时间，建大楼24幢之多，使山西农业大学的教学、生活环境大为改观，锦上添花，张校长起了主导作用。他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确实堪称表率。

3．科研表率

张龙志教授不仅注重学术理论，而且更注重生产实践。为了调查、收集、研究我省的地方原始猪种。早在50年代、70年代，先生亲自带领学生在太行山、吕梁山翻山越岭深入山村，历尽艰辛，终于组建了山西马身猪育种类群。并同省有关部门合作，创建了大同市种猪场、长治市种猪场、临汾市种猪场、太原市种猪场及原平县种猪场，作为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为山西黑猪新品种培育奠定了基础，为山西省的畜牧业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更为感人的是先生身先士卒的科研精神。先生经常吃住在猪场，甚至为了某些科研数据而下榻猪舍；母猪产仔时，先生能同饲养员整夜整夜地守在猪舍且亲自接产；在我完成‘用体重体尺和胴体性状估测猪的胴体瘦肉研究’的硕士论文时，先生亲自动手同我一起测量有关数据；在选育山西黑猪新品种的过程中，先生亲自跳入猪舍，抱起小猪，检查小猪是否有遗传疾患、瞎乳头、赫尔尼亚，并进行实践教学。

张龙志教授主持的‘山西黑猪新品种培育研究’科研项目，1983年通过省级鉴定并获农牧渔业部、山西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提高猪肉品质的研究’科研项目，1987年通过省级鉴定，1991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指导下完成的‘山西本地猪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攻关项目，1984通过省级鉴定，1986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山西的教学科研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山西乃至全国，养猪方面的累累成果，与张龙志教授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实干精神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4．钻研表率

天才出于勤奋。张龙志教授所以能够在学术上造诣精深、科研上成绩卓著，与其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博闻强记分不开。

先生的办公室有手摇计算机和英文打字机，先生对两机的使用非常熟练，应用自如、神速。80年代初，日本的小计算器在我国尚不普及的时候，先生买了数台，一有空便仔细研究其用法，很快就能应用小计算器解决一些统计学上的烦琐计算问题，真是‘剑锋利从磨砺出’。先生为了掌握学术动态，订购了大量有关书刊，并且经常翻阅，因而对满满三个大书架上的书刊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对一些重要文献、论文，先生不仅记得登载杂志名称、在书架上的位置，甚至记得在杂志上的页码数。我曾几次想查找一些资料，在书架上乱找，半小时也未找着，以为无此资料，先生问明后，立即告诉我此资料在书架上的位置。按先生的指点，果然找出了要找的资料，使我非常吃惊，不能不使人敬服。先生的英语词汇量很大，其大莫测，我在先生身边翻阅英语资料时，先生就是我的活字典！无论是对打字机、计算机的熟练使用，无论对书架上资料的熟悉以及其大莫测的英语词汇量，都蕴含着他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5．处世表率

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山西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山西农业大学校长、高薪教授、高级学者的张龙志先生，虽然身居正厅级高干之位（副省级），但是生活非常俭朴，衣着平常，饭食家常，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无任何派头和架子。这是认识张龙志教授的人的共同看法。家中的家具没有一件新潮，尽皆普通家具。一只坐了30年的藤椅修了又修，尤其是那条断了的椅腿，不知修了多少次；先生的饭食很少大鱼大肉，而是家常便饭，而且常常将剩馍剩饼在稀饭中泡泡吃完了事，更可贵的是碗内从不剩米粒。偶尔掉在桌上的饭食，也要拣起吃掉，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更何况高干！

张龙志教授一心扑在事业上，与同行们坐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谈论养猪业的国内外动态、研究科研项目有关事宜，灌输他的低成本养猪学术思想，从来没有以大压小，攻击他人的现象，更没有当众侮辱过任何人，因此，学术界正派的同仁，对先生非常敬重。

更令人敬佩的是，先生自己身患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多种疾病，但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次外出总是吩咐我多带点衣服，可他自己服的药有时却没有带全。记得，1983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去主持河套大耳猪选育的科研鉴定会，为了给与会同行们带西瓜，自己该拿的衣服都没带。当时购买卧铺票非常紧张，先生的身份自然可以买到，我只能买硬座票，但先生怕我在普通车厢吃饭、喝水不方便（确实很困难），亲自找到列车员、列车长，以照顾他的名义把我留在卧铺车厢，同先生轮流休息。每到一次猪场，总是对新老饲养员问寒问暖，每个饲养员的名字他都叫得出。大家对先生也十分敬重，非常怀念，每当提起张龙志教授，都十分感慨地一言以蔽之：“真是一个好老汉”。

九、处世治学 若水如山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2]”。”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3]”。故可以用“若水如山”来比喻龙志的“处世治学之道”。一方面，他胸怀广阔，持经达变，像一个道家和佛家，如水一样的谦卑、柔韧、适应、灵活、包容、慈爱、平静、纯正、随和、穿越。另一方面，他坚定信心，坚韧不拔，又像一个儒家，像山一样的高大、雄伟、正直、原则、坚强、威严、支撑、挺拔、人格、不移。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这对立两方面的精髓真谛统一起来，达到运用自如，炉火纯青境界的伟人。他的顺应客观环境的人生智慧以及“滴水穿石”，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认真学习，感悟升华和承传继承。他的精神将如同祖国的山山水水一样山高水长，生生不息，进入永恒。有诗为证：

    【七律】《山水真道》

持经达变智若水，使命气节仁如山。                                         

身先士卒严律己，包容饶恕待人宽。                                         

忍辱负重仁爱心，以柔克刚直报怨。                                           

日三省身[4]悟真理，正道正行克难关。

十、 竖立铜像 重返校园

到2005年10月，天助人愿，山西农大为了迎接教育部专家教学科研评估审查，需要创造学术氛围，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决定在学校主楼两侧为山西农学院首任院长，大豆专家王授教授和山西农大首任校长，养猪专家张龙志教授塑立铜像。

   当然，龙志先生毕生付出奉献直到最后一息，为自己树立了光辉形象，学校领导集思广益，审时度势，将龙志的光辉形象以铜像的形式请回来，竖立在学校幽静的校园里，供后人瞻仰，乃大慈、大善、大智、大德，功彪史册之举。在10月2日铜像揭幕那天，全校师生举行揭幕庆典，董长生校长和郭传甲先生讲话。石杨令书记、董校长与文焕亲自为铜像揭幕（见下图）。天若有情，在铜像揭幕仪式开幕的那一刹那间，天公突然刮起一阵秋风，响了几声闷雷，哗哗啦啦，悉悉索索地下起了霏霏秋雨，天人共泣。几个时辰，旋即云开日出，呈现了一片彩虹，以示纪念和庆祝。

如果算算龙志历史，他从1929 年第一次到铭贤中学算起，1940年从中央大学第二次返校执教，1947年美国留学得到硕士学位后第三次返校，1978年从雁北分院回来为第四次返校，此次应当为他第五次返校了。

有诗为证：

                     《龙志铜像》    

毕生奉献几荣辱，精诚坦荡憾天地。                                           

再应召唤回母校，形象铜像铸一体。                                           

师生共弹重逢泪，天人同庆化秋雨。                                           

耳闻规模成倍增，目睹高楼春笋立。                                           

富贵如烟瞬时尽，唯独精神铭天宇。

到2007年，山西农大庆祝建校100周年。山西农大和山西省畜牧兽医学会正式出版《张龙志文集》，有龙志发表的论文摘要，著作封面，封底，生平照片，塑像照片，以及1996年和后来征集的回忆文章。龙志的门生郭传甲教授，特别是文焕教授为文集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精力。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似乎冥冥之中有神灵感应，文焕正好在文集出版之前，整理资料时有意无意首次发现了龙志“我的自传”珍贵遗稿，为龙志的生平破解谜团，画龙点睛，大大增色，文集出版后，受到各界好评。

有诗为证：

  《君子龙志》

儒生龙志身寒门，少小失母少知音。                                

边城婚约留不住，千里求学离榆林。                               

铭贤工读誉铜匾，燕京医科榜题名。                               

抗战求学到中大，母校执教识桂琴。                               

远洋留学延婚期，跨洲苦恋月传情。                               

铭贤之子回铭贤，遥拜高堂庆晚婚。                               

大地易帜迎新主，神州抗美执新政。                

顺天应时多仁智，若水如山悟道深。                 

接踵审查无所惧，运动间隙插探针[5]。                               

基因差异巧利用，中西合璧辟蹊径。                 

遗传营养新突破，人大代表进京城。                               

文革蒙冤百宗罪，清队添愁千朵云。                

三尺猪舍洒碧血，万言日记录心声。                  

五年劳改如一日，愚公故事广传颂。                

惊魂稍定赴边村，八千里路查猪种。                                                                 雁门关外寒冬雪，晋阳大地暖春风。                               

十年长夜终有尽，一声春雷国家兴。                               

暮年荣归铭贤地，科教兴校担重任。                 

育成新种成史命，保留土种记头功。                                                       勤育桃李满天下，主编教材创意新。                

心血滴尽凌云去，久愿成真道殉身。                

朝夕相处竟永诀，生死相思欲断魂。                

再应召唤入铜像，天人共庆泪倾盆。                

回首百年书长卷，相会悦在无言中。

临江仙 《天地人生之二》

浩瀚宇宙广无垠，生命日月星辰。                      

循环往复越时空，                                  

大小无外内，轨迹精毫分。                                                            大千世界幻风云，经济政治纷争。                    

左右交锋反相成，                                  

造反乱天下，中道正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