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亂局正引起西方和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抗，克里米亞能否脫離烏克蘭而獨立成為這場對抗的焦點。

 西方明確反對克里米亞獨立，主張“保證烏克蘭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俄羅斯則支持克里米亞獨立，認為克里米亞人民主要是俄羅斯族裔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普京在一份聲明中還不忘提醒世界：“既然有科索沃獨立的先例，克里米亞也可獨立”。

 與普京前述聲明相呼應，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11日宣布獨立，並同樣援引科索沃的情形當先例。對於這一情形，西方政府、西方媒體及其大批“粉絲”，至今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駁理由，西方話語霸權面臨罕見的失聲狀態，科索沃獨立的前例成為西方國家反對克里米亞獨立的最大話語軟肋。因為“普世價值”必須要有“普世”邏輯，否則，“和尚做得，我為什麼做不得？”的 質問是西方輿論無論如何都難以自圓其說的，不管它們能怎樣的舌燦蘭花。

 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並立即被西方國家“迅速而堅定”的承認，西方國家完成了對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徹底肢解，瓦解了俄羅斯在南歐的最後一個戰略支點。從戰略上來說，這是以北約為核心的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一次戰略完勝，體現了國際政治中真實的力量對比。

 但是其對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帶來了深刻的破壞，它極大的弱化了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的根基----國家主權。西方國家高舉“人權高於主權”的大旗，為這一行為披上了美麗的價值觀外衣，這一全新的超國家理論令人想起中世紀時羅馬教廷對歐洲各國的思想統治和政治干預。筆者曾在當年的《科索沃獨立啟示錄》中分析過科索沃獨立對國際政治體系所帶來的深刻而長久的影響。

 同科索沃獨立一樣，克里米亞獨立將為全球各國的分離主義勢力建立起一個個難以抗拒的“示範效應”，對世界來說並非好事。一是這種單方面的獨立行為會引發一個國家內部各民族之間的種種“新仇舊恨”，從而導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政局動盪，社會失序，這並非當事國人民之福；二是一個個微型國家的出現 會導致國際政治主體的“碎片化”，從而與世界逐漸“全球化”的社會經濟趨勢相背離；三是易引發大國干預，導致當事國國家主權的弱化，從而破壞現有國際政治秩序的根基。

 現有的以國家主權為根基的國際關係體系確實有改進的必要，比如當今國際社會對某國國內反人道或反文明的行為如何進行干預就是個難題。但是從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建立的歷史過程來看，這種改進應該是個長期的累進過程，決不會僅憑西方國家及其他大國一系列動聽的價值觀口號就能速成，尤其是這種口號下還夾帶着種種不便明說的私貨時。

接下來的情形將會是2008年科索沃獨立的翻版，克里米亞將會毫無懸念的通過獨立的全民公決，俄羅斯將會第一時間予以承認，西方國家將會一直抵制，克里米亞將成為烏克蘭主權難以企及的“政治飛地”，如同現在的科索沃相對於塞爾維亞，世界上將會又出現一個不被聯合國所承認的“准國家”，只不過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角色將會調換。而中國將會象對待科索沃一樣，不會承認克里米亞的獨立。至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們的命運將會如同地圖上上的那一小片顏色一樣，逐漸被世界遺忘，直到下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也要獨立時，才會被人拿出來示範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