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们所期待的时代转变
2014-06-19 10:09:45
刘再复/文
此次韩国“世界作家节”拟定的讨论题目为“梦想时代的转变”，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题目。题目出得好，我作为会议参与者，就会产生思想，就想说一些新话。
二十年前，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开始《告别革命》的长篇对话。那时候，我们在开篇中就说，虽然我们不再追求“理想社会”，但还是要有一点“社会理想”。或者说，不再相信乌托邦，但还是要做点梦。当时，我们就作了“时代转变”的梦。所谓“时代转变”，是指时代基调与时代大思路的转变。我们期待时代基调的转变是从独语走向双音、从对抗走向对话，即从单向性思维走到双向性思维的转变。我们认为，当下世界有三种哲学在较量，一是斗争哲学，即“你死我活”的哲学；二是“和谐哲学”，即“你活我也活”的哲学；三是“死亡哲学”即“你死我也死”的哲学。第三种哲学是同归于尽、“与汝皆亡”的恐怖主义哲学，我们当然要拒绝。而第一种“斗争哲学”，属独断、对抗的单向性思维，也应扬弃。总之，我们还希望用妥协、让步、协商的“你活我也活”方式替代打倒、颠覆、暴力解决的“你死我活”方式。我们希望，历史的平台应从“战场”转向“饭桌”(谈判桌)，人类应放下枪炮的语言而使用谈判的语言。中国的古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期待世界能进入君子时代，即不动刀枪和原子弹、只动文明语言和人性语言的时代。即走出革命的时代、战争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主宰一切的时代。
大约十年之后，我和另一位朋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在香港又作了一次共同的演讲，题目是“走出二十世纪”。我们的共同意见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不仅意味着“自然时间”的转变，而且意味着“时代内涵”的转变，生存思路的转变。我们认为，应当正视二十世纪曾有过的历史性错误，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人类经历了两次空前规模的集体死亡体验；例如发明并使用核武器从而带给世界以永久性的死亡阴影；例如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地球东西两半的对抗性分裂从而消耗了数不尽的人力、财力与资源。走出二十世纪，就是要走出对立、对峙、对抗的阴影与噩梦。我们还认为，二十世纪产生的各种大思潮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质量和成就，以至出现了以理念取代审美、以政治取代艺术、以现代性取代永久性的现象，从而造成相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水准的艺术大退步。走出二十世纪，包括走出“现代性”新教条和各种时髦的思潮。
无论是与李泽厚先生的对话，还是与高行健先生的对话，其思想的基本点都是反省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梦想时代的转变，思想的基本点也应当是反省的。我们不仅要反省二十世纪，而且还要反省新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就像正视二十世纪的偏差与错误，我们也要思考当下世界的大思路、大格局、大理念是否又存在着偏差与错误。例如，当下世界正在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的路上急速行走而不自知。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不生产只消费的消费阶层。人类神经正在被金钱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抓住，地球变成一个绕着“财富太阳”转动的消费体。消费取代生产而成了世界的原动力，人类成了愈来愈浮华的消费群落，不仅在消费机器、电脑等，而且在消费文化，消费自然，甚至消费上帝，即把文化、自然、神明也当作商品，而最为可怕的是把人本身也当作商品，有才卖才，有貌卖貌，有肉卖肉，有灵卖灵，有八卦卖八卦，有知识卖知识。学校变成产业，文化变成“经济软实力”，一切都是交易。人在全球化的商业狂热中失去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如果用意象性语言表述，可以说，地球正在发生四项严重倾斜：(1)在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上，向物质倾斜；(2)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向资本倾斜；(3)在武化与文化的天平上，向武化倾斜；(4)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倾斜。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人类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即变成欲望愈来愈膨胀、灵魂愈来愈衰弱的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可以称作“肉人”即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子所概说的二十五种人中最无价值的第二十四种人)也可称作“金钱动物”。面对地球倾斜与人类集体变质的大现象，面对“人类未来”这一基本问题，政治活动家们实际上无法反省，因为专制政治只有权力情结与地位情结，没有普世关怀；而民主政治已变成党派政治和选票政治，他们只能考虑浅近利益(三、五年间如何赢得多数选票)，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媒体也无法反省，因为当下的媒体在生存的压力下只能着眼新闻效应，迎合读者现实需求，无暇顾及人类的终极前途；至于银行家，他们更是唯利是图，脑子里只有经济数字，全然没有子子孙孙与千秋万代。能够冷静思考、理性反省的只有天生就充满人间情怀的、超功利的作家、诗人与思想者，因此，我们今天应当义不容辞地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而提出一些真问题，例如，一味消费、一味开发、一味竞争的习惯性思路是否正确？消费模式、发展模式、竞争模式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佛教讲“观”与“止”两大法门，人类社会是不是可以考虑停止习惯性的大思路？即是否可以选择另一种走向，例如不把“消费”作为动力、不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不把“财富无限增长”作为“绝对精神”、不把“改造世界”作为“社会目标”、不把“暴力革命”当作天经地义、不把“劫富济贫”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等等。我觉得，当下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其背后乃是人文思想的危机，也就是面对生存困境未能摆脱思维老路的思想危机。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面对现实，跳出已有的思维框架，那么“危机”就不是坏事，它正好可以提供我们思考、提供我们找到“转机”的可能。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尽管期待时代的大思路应当有所转变，但我并不希望中国和人类世界发生戏剧性的大变动，尤其是战火纷飞的戏剧性大变动。这种所谓戏剧性变动，便是通过大革命、大战争的手段改变现存的政权形式、制度形式、历史形式、领土形式的暴烈行动。这种变动与行动虽然壮观，却只能让人类重复二十世纪的各种灾难性悲剧。而我们所期待的时代转变，恰恰是希望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没有大战争、没有大革命即没有巨大死亡体验的世纪。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写于美国，作为在韩国“世界作家节”(2013年10月2日)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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