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政治上的失意者
洪燭
屈原總給人失戀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戀還痛苦?不能怪楚懷王,他哪裡考慮得到詩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裡,詩人比女人還麻煩。)要怪就怪自己的單相思:居然相信君王應該是多情的。還是多看幾眼山多渡幾條河吧,山水反而是講道理的。
詩人原本跟藝人一樣,分為兩種:偶像派與實力派。大詩人注重形象,小詩人看重實力——期望以作品代替自己的面具。中國古代第一位大詩人屈原,就是偶像級的,他的懷才不遇,他的憂國憂民,奠定了傳統對大詩人形象的要求——就該是精神上的巨人。
甚至他投水自盡的悲愴結局,都為巨匠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戲劇性。一個時代為什麼需要大詩人?因為它需要巨人來代言自己,“大寫的詩人”確實使他立足的時代背景變得偉大起來。大詩人豈止深得一時一地之垂青,連渴望永恆的詩歌史都需要他作為形象代言人。這就是自古至今的傳統:詩人除了打造作品,還要下意識地塑造形象乃至選擇立場——此即俗諺所說的“作人第一、作詩第二”?過去的偶像哪怕是經歷史之手纂改甚至捏造的,也會有更多的粉絲,因為他身上——他的形象,一定程度地暗合了社會或民眾的期許。為什麼要叫詩人?讀者豈只滿足於讀詩,更是為了讀人——文本背後的人格力量才最有殺傷力。說到底,是讀者按照自己超越性的理想來模式化地塑造大詩人。所有的偶像都是製造出來的,並非本身單方面的努力即可獲得成果——某些情況下,他僅僅是在配合,配合別人的願望。
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李賀是詩鬼……可屈原是詩魂啊。在詩人僅僅是詩人、連大詩人都缺席的時代,應該呼喚魂兮歸來,而不是用下半身反對上半身,或用上半身反對下半身。丟了魂的詩歌,才會發生身體的內訌。有本事就鬧一場靈魂的政變吧。
余光中說過:“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我寫詩慣用的蘸水鋼筆,也有着古老的淚腺。
寫詩時你覺得自己就是屈原:已經死過一回了。死過了的人無法再死。屈原拯救了你:你用他的死,換取了自己的生。你欠屈原一份人情。
焚詩,直至它燒成骨灰。詩最適宜火葬。詩是無法兌現的紙錢。借來紅泥小火爐,做我的焚詩爐。端午節,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龍舟,只有詩人,把它過成了一年中的第二個清明節。焚詩,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讀到……
其實,屈原是中國文學史的精氣神,中國詩人的集體形像最初以屈原的生平與性格為藍本塑造的。我們卻遺忘了自己的原型。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也就不知道自己是誰,要去哪裡。難怪詩人在現代社會像丟了魂一樣盲目且失重。
魂兮歸來——為屈原招魂,就是為詩歌招魂,是每一代新詩人的必修課,而不僅僅是與每年一次的端午節相關的儀式。
詩神屈原,與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一起,構成中國詩歌史的“三位一體”,是一代又一代詩人尋找自我的參照系。我們生活在巨人的下游,就該以尋根的方式向他們靠攏。踮起腳,再踮起腳,用力去夠冰峰之巔的雪蓮。詩人都是這樣一邊致敬一邊長高的。
如果說當代詩歌一度給世人以精神矮化的印像,那是我們失去了崇高感,丟掉了自屈原即占領的制高點。沒有信仰的詩人必然成為侏儒,放棄了風起雲湧的天際線,地平線也不見得能守住。重溫屈原,等於是在重新學習仰望,等於是在補課,補一堂不該漏掉了的基礎課。
怎麼讚美屈原也不過分,那是在讚美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明。那是在讚美我們的精神祖先。中國人的精神枝繁葉茂、根深柢固,其中就包括屈原的貢獻。屈子和孔子一樣,正如長江與黃河,構成中華民族兩大文化淵源。就文學性而言,《離騷》比《論語》更為超凡脫俗、出神入化。就文人的風骨而言,屈子比孔子更為孤絕、清高、激烈,眼裡容不得一點沙子,對世俗的黑暗絲毫不願意妥協。說白了,屈子比孔子更不容易啊,更不容易做到。學孔子難,學屈子難上加難。孔子比屈子更富於人性,而屈子比孔子更接近神性。孔子是現實主義者,屈子是理想主義者。詩歌註定是理想主義者的事業,詩人就該承擔神聖的使命。
怎麼讚美屈原也不過分,那是在讚美我們自己。讚美我們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理想,讚美人性里升華的神性。也許屈子無法在現實中代表我們,卻可以代表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夢。沒有夢的民族是空虛的。沒有理想的民族是沒有骨頭的。幸好我們有屈原,屈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老骨頭、硬骨頭。
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李賀是詩鬼……更多如我這樣的平凡之輩只能老老實實做詩人。其實中國詩歌還是有神的,能夠算作詩神的,恐怕只有屈原了。一方面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詩人,另一方面,還因為他那大起大落的人生已成為一段傳奇。
作為大詩人的前提,似乎不僅寫出充滿戲劇性的作品,而且一生還要充滿戲劇性。屈原做到這點了,哪怕他演繹的是悲劇,可這場悲劇兩千多年來一直在感動着後人。他豈止是進入文學史,還深深地影響着民俗,成為端午節的惟一主角。這是專門為他一個人而設立的節日,卻帶有詩人節的性質,全中國的詩人都沾光了。
大多數傳統節日,都是為天地或鬼神而設制,偏偏端午是用來祭奠一個人,一個詩人——屈原獲得了一般的帝王都無法享有的永久榮譽。
隨着年復一年的推進,屈原的形象逐漸被神化,快要成為詩神的化身——唉,與西方的繆斯不同,東方的詩神是愁眉苦臉的。粽子、龍舟之類,更是為這個悲愴的文學神話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具。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豈是俗人所能做到的?簡直已達到神的境界,吸風飲露,纖塵不染。即使屈原比神多一具肉身,也相當於“半神”(英雄)了,也遠遠超越凡人,詩人這一概念因之而帶有超人的力量。詩人的力量是要通過超越世俗而體現的。
屈原無疑是東方文明中最大的詩歌偶像,連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中國的詩人都該算作屈原的後裔。
屈原精神上的高海拔,給後世的詩人(或者說知識分子)提供了攀登的目標:詩人就該是超人,超人就該是詩人;詩人不僅要富有人性,更難得的,還要具備幾分神性。“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那簡直是站在神的高度,對芸芸眾生的憐恤。詩人就該像神一樣無私,像屈原一樣忘我。
端午,是為屈原招魂,呼喚偉大的詩歌精神;詩歌是有人格力量的,詩歌是要切進現實的,關注現實的,屈原在這方面是典範。
端午,是一次盛大的檢閱,又重新勾勒出了詩人的形象,詩人的形象就應當是屈原的形象。近些年,詩人們都抒寫小我,格局窄,境界低,要麼風花雪月,要麼雞毛蒜皮,詩人的形象模糊了,也沒有了應有的高度,詩壇顯得單調、枯燥,缺少活力,現在是到了恢復新詩強健體魄的時候了,是呼喚屈原精神的時候了,呼喚大詩人的時候了。
屈原開創了大詩人的傳統。在他之前,《詩經》的時代,都是些無名的小詩人(隱形的作者);恐怕連詩人這個概念都未誕生。
自從屈原誕生了,作為創作主體的詩人身份也就出現了,而且是以具體的個人形象來出現。可以說屈原使中國的詩人第一次擁有了名字。況且,這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詩人,即使跟他無數的後裔相比,也算得上巨人。他一出手就是《天問》,站在萬物的對立面,站在神的對立面,站在命運的對立面。跟頂天立地的屈原相比,我們即使穿上世貿中心那樣的高跟鞋,也會顯得渺小。
屈原是站在汨羅江邊的一個問號。他在問天,問老天爺也回答不了的問題。跟老詩人相比,哈姆雷特則要年輕得多,他是站在莎士比亞戲劇里的一個問號——不,他代替莎士比亞站着。他在問自己(莎士比亞也在問自己):“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人類中所有瘦骨嶙峋的問號,都被自己問住了,都把自己難倒了。
屈原所提出的“天問”,在汨羅江上空迴蕩着,在嘴唇、竹簡、紙張之間迴蕩着。如果什麼時候能找到答案的話,詩人就沒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時代,詩人們已日漸孱弱。他們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問題。而詩人的使命恰恰是為問題而活着,為答案而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