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华国锋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前中共主席华国锋病逝，中共为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从出席者看，规格甚高，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应届政治局常委均有出席，而包括江泽民在内的第三代领导层，除了卧病在床的李鹏，也都有出席，相关讣告和官方评语，所显示当权者的复杂心理。

官方终于承认，华国锋在整肃四人帮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想当年邓小平把华国锋赶下台时，为了贬低华的历史地位，邓及其控制的喉舌，曾一度否认华在整肃四人帮事件上的首要作为。而把所谓主要功劳，归到叶剑英头上，当私底下叶剑英和李先念却都证实，是华通过李首先找叶，主动提出要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说干就干，行动果敢，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所起作用，不过辅助而己。事后叶曾亲口说，整肃四人帮这件事，我做不来。换了邓小平也做不来，只有华国锋。

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在手段上，属于宫庭政变或军事政变，政变在民主国家，不合法，被视为大忌。但在极权国家确是天经地义，华看似愚钝，却胆略过人，颇有些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魄，照四川话说，是莽胆大。连中共元老陈云都后怕的说，党内斗争，下不为例。然而就在这种莽胆大，往往在关键时刻，开启历史新页，所谓厚重少文，除吕安刘，当代周勃，等溢美之词，都被错放在叶剑英身上，但显然这个比喻，放在华国锋身上才恰如其份。四人帮原本是毛指派的托孤人物，华国锋的四大顾命大臣，竟被一锅端，可见华之胆略非同寻常。四人帮中，有江青、张春桥等政坛老将，竟毫无防范。反衬华在动作之前的静气，全然不动声色，江青居高临下，张春桥老谋深算，王洪文曾为勇夫，姚文元笔杆子了得，竟不敌华国锋。

为确证自己继承大位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解决四人帮之后，华国锋让中央高层出示毛泽东写给他的三张字条，也就是毛临终前的三道手谕，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然而若干年后在四人帮受审法庭上，江青却念出毛的完整手谕，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华腰斩毛的手谕，其厚黑，不可小觑。多年后邓小平指控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了决策，我们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但话并不符，事实上抓捕毛宠信的四人帮，让邓复出位职，平反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变等，证明华维护毛，又颠覆毛，在那个依然沉浸在对毛崇拜和迷信的年代，作为毛亲近的接班人，短期内华就做出一系列改变，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说华是凡是派，其实邓也是凡是派，邓竭力保毛，不亚于华。华有两个凡是，邓四个坚持就是四个凡是。华一当政就提出拨乱反正，抓纲治国，虽然那个纲还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有名无实。华的要旨就是治国，毛泽东式的激烈阶级斗争，从华国锋那里暂时停了下来，重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很粗糙，但华总算把那个疯狂的党，扭转到经济建设方向上。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于华国锋，尽管他没有这样表述。

通常解读改革，只改革现行体制弊端。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真正的改革如果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算起是一九七六年，如果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算起是一九七七年，如果从赵紫阳万里大胆尝试农村改革算起是一九七八年。

改革伴随开放，一九七八年华国锋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归国后，感慨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合作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批评说，中国关门一起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因此华提出吸收外国贷款，结束闭关锁国。

中共新闻元老胡绩伟指出，一九七八年初华国锋派团到西方考察取经，应是中共对外开放的起点，换言之中共的“改革开放”在华那里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华国锋与邓小平最大区别，华不善于为自己谋，改革家的名义都被邓包走了，中共党内不少人说华老实厚道，对他颇有好感。但奸诈之党岂能容下老实人？华被逼退位，应在情理之中。

华国锋最大失策在于顶不住叶剑英等人的压力，耐不住邓小平的求情。而应允恢复邓小平工作，等于放虎归山，纵虎出笼，等出山后暗自结党，反客为主。华的政治生命被亡于邓之手，退位后华国锋曾对陈永贵发感慨，搞阴谋诡计邓小平比四人帮厉害多了，我们对付四人帮还可以，哪里对付的了他呢。

可见厚黑学华国锋略略胜于四人帮，却远远输于邓小平，华的厚黑水准至多接近厚黑学的第一层次，也就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而邓的厚黑水准超过李氏厚黑学的第二层次，那就是厚而坚硬，黑而发亮，民间盛传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私生子，对此传言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出面否认，毛、华二人先后做古，历史谜团依然无解。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领导人外界划分，通常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二大类。被划为改革派的人物先后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乔石、李瑞环等，至于华国锋虽早就被邓小平排挤在梁山排座次之外，但其开创时代的做为，却无可否认，仍然算上改革派，按照中共正史邓小平被封为开改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1978年当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施行农村改革时，邓小平却不敢表明态度支持万里和赵紫阳。

联产承包的实验很快见效，四川、安徽二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迅速获得温饱，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顿时成为天下美谈。随后四川、安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套了几十年公社化所祸害的农民温饱问题，显然这是赵紫阳和万里对“改革开放”事业立下的头一桩功劳，而且他们的开创在邓小平之前。

至于政治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功则推胡耀邦，先任组织部长，后任总书记的胡，大力排除干扰，高调开展工作，昭冤雪恨不留余地，对照之下邓大有保留，他说对57年反右不能完全否定，对有些右派还是应该反的，只予改正不予平反。

198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那一年，赵紫阳升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1981年胡耀邦出任总书记，80年代也是邓小平迈向权力颠峰的年代，邓大权独揽，于其说是凭借新功劳，不如说是依仗老资格，邓全权委托由胡、赵负责党政一线工作，尤其赵，涉及面更广，先任总理后当总书记，在此之前赵还先后主管沿海大省广东和内地大省四川，邓本人基本上属于怡养状态，抱孙子，打桥牌，冬眠上海滩，夏游北戴河。

正是赵紫阳和胡耀邦实际担当了“改革开放”的重任，成为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继农村改革出现绩效后，1984年他们又开起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党政分家，政企分离，胡赵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中共大染缸里的厚黑风气对他们二人不可能完全免疫，胡耀邦曾被邓小平当棋子，充当攻守华国锋的急先锋，其间或许也用过一些厚黑技术。

例如在会议上临时动议，改变会议主题或议程，对华发动突然袭击，赵紫阳本人曾对其老战友杜导正坦承，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很显然胡赵二人从共产党的冷血官僚变身为亲近民众的开明派和改革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二人身上的厚黑成份，相对而言到底要低的多，甚至说的上不善权谋。

典型的例子是邓小平假意提退休，胡耀邦竟不知是试探，一口同意，令邓不满而且疑惧，胡被邓为首的老人帮逼退时，竟不做抵抗，还违心认错，甚至于嚎淘大哭。这些都反映胡在政治上的稚嫩，也就是罢楚的生活会上邓一语双关的对胡说，你对华国锋始终恨不起来，邓的意思至少有这么一层。胡对华没有厚黑到底，在邓小平的哲学里厚黑不够，竟也成为胡耀邦的一条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