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存在决定意识

假如让群众来选举，人们势必要想：“为什么要党来领导？因为它正确，起码它犯错误的机率比别人或集团要小些。这又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从不认为政党所以正确是由于个别领袖的天才，而是认为，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先进地位。那么，党、以及它所代表的阶级在今天的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过去的雇佣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起对立面资本家也消失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已扩大到除了农民以外的一切社会阶层。而广大农民进入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国家垄断所有制）已经几十年。在当今农工联合企业逐步发展的情况下，他们的自留地已越来越不成为与工人本质上的差别了。广大农民的私有观念即使比城里人强，也并非由于留恋过去的生产关系，而主要是因为生活太贫困、文化水平太低。绝大多数农民都渴望当工人，哪怕是临时工。这就说明，经济地位并没有使他们在政治上比工人落后很多。

总之，对工人阶级来说，敌手已经消灭，同盟军已跟了上来，自己的队伍又迅速扩大，作为一个阶级的先进性，已不象过去那样明显了。

更有意义的是，党已日益成为工农两大阶级的代表，即全民性的党。它的成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如果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公民确实比一般的“主人”更正确，则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应当不大寻常，乃是认识真理的“近水楼台”吧？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起“领导一切”作用的，主要是几十万党的干部，其他党内群众对党的影响甚微。党能否具有先进性，一般说来当以这些人为准。

这些同志基本上不参加体力劳动。不少人虽然从事脑力劳动，但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他们再怎样“联系群众”也不可能象群众本身那样了解自己的疾苦。他们的优越之处，是过去曾经革命。革命精神并不是一种惯性，它要不断从现实中添料加油。而年龄和功劳倒增加惰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许同过去的一贯正确有关，而周恩来所以万民拥戴，恐怕部分是由于他从早期的错误中获得了免疫力。况且，岁月的流逝将把这一长处磨平，象现在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死光。另外，他们对国家某些情况的了解比较多，但这要归功于老百姓了解这些情况的权利比较少。

因此，从认识真理的地位来说，他们即使不比一个普通公民更糟，也不见得更优越。他们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是有权。而权力即使不是人与真理之间一道鸿沟，也绝不是搭了一条通向真理的便桥。总之，党与人民相比，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不再具有必然的优先权。党在社会上的先进性，并非必然“加强”，从而它的领导地位，就不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加强”。

六．       新阶级

难道说：如今社会彼此彼此，再没有什么先进的集团了吗？有。国外称之为“新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应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新阶层。

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它的精神武器，而这个哲学则把工人阶级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为什么呢？其中重要的根据，乃在于无产者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决定力量，只有这样的阶级才有资格获得社会的统治权。他当时看到的，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的人数，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增长。他们的纪律性和团结精神，也必将在大工业的促进下日趋强固。

今天世界上，产生了一个迅速壮大起来的知识分子队伍。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他们将成为先进文明的主要创造者。科学的发明、工艺的革新、管理的改进、智能机器人的使用，越来越降低了体力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在美国，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级”人数上已经超过生产领域中的体力劳动者“蓝领阶级”。各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趋向。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付出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作为管理者的一部分，他们的资本不是金钱，而是知识。他们的纪律性和团结精神不是来源于一个工厂的流水线或同行业的罢工，而是来自于整个世界的合作和情报交流。

美国的古尔德纳写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说：“新阶级认为，世界将由那种具有高超的才能、只会和科学知识的人来管理------也就是说，由他们来管理。. . . . .他们都受过批判性论述的陶冶，. . . . .怀疑一切权威，甚至对自己的方法也提出疑问，试图对一切主张都要么证明其正当，要么予以反驳的做法，对一切都不信任。. . . . .（他们）到处皆是------在美国和欧洲，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苏联，都有他们的成员，而且现在中国也有了。现代世界需要他们”。

这套观点，忽视了这个“阶级”的内部，尤其是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中的差异，夸大了它的独立性。然而它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

他们的成长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但在走上领导阶级的道路中，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迫害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垄断权力压制它。一位印度诗人梅达曾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但是，权力的集中是同资本的集中同样危险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能扮演同样的角色，即束缚生产力，限制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

既然新一代知识分子是最进步的社会力量，那么是否党应当尽量吸收他们，增加党员成分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由他们“领导一切”呢？

不行。因为，人民让他们来领导，是由于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没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如果用它来为人类服务，那么，人们只是服从自然法则，不是服从党。新阶级的职能是对物的管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管理人。当然无权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一切”。比如，在产品分配上，可不是知识越多，分得越公平。

古尔德纳说：“新阶级认为它的高度文化代表着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最深远而古老的智慧和最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它认为这些为人类的幸福和富裕做出了贡献，所以他们也应该相应地得到较多的报酬”。可是，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要的太多呢？

当他们的欲望不受社会制约时，就会代替官僚阶层或者跟它结成同盟，压制人民群众。铁托同志指出：“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是现代社会上一种难以医治的顽症，其根源不仅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在于维护社会上的特权地位和垄断地位的主观愿望”。

可见，即使党员全是专家，也不应该领导一切。

七．       反党罪

既然任何党都不是绝对权威，那么，反党是否构成犯罪呢？

什么叫“反党”？一种是行动上的，如刺杀党员、捏造事实损毁党报信誉，均属犯罪。但并非是反党罪，而是刑事罪。难道杀老百姓、污蔑其他合法团体就区别对待吗？

第二种是言论上的“反党”，即同党的政策唱反调。因为党的本质正由政策来体现，在反对政策和反党之间，找不到客观的分界线。我们知道，党之所以需要，正是由于它的观点还没有被全体人民所承认。而人民的不同意见，不能认为是非法。因此，存在着合法的“反党”思想，是党存在的前提。党的工作，就是要转变这些合法的不同意见， 这只有通过合法的思想斗争。而思想表达为言论，意见外化成宣传，正是思想斗争能够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些要是非法，党的职能岂不成了与公安局一样？

因此，一个公民，对党的政策态度如何，只是个正确不争取的问题，根本不牵涉到合法不合法。只要在行动上，不用非法手段来反对党以合法方式所取得的领导权，就没有违背宪法上“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条文精神。

现在，人民应当有争辩的权利了。而争辩的目的，当然是要纠正他认为不正确的观点。有人说：“党的错误只有党自己来纠正”。既然如此，人们的争辩岂不成为多余了？多余的“反党”岂不是犯罪？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犯错误，人民也必然跟着犯。而这个错误，既只有党能“自己纠正”，则人民就不能“自己纠正”了。比如批判马寅初，坏了民族大事，人民得不到党的允许就纠正不了。四五运动是人民起来纠正自己国家错误的尝试，可因为当时党还不曾“自己纠正”，结果失败了。可是，不论哪个个人、团体或一国的人民，竟不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吗？而这个错误又只能靠别人来纠正。谁呢？当然是领导一切的党了。如果它纠正了人民的这个错误，则人民既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就必须能纠正党。这样，党的错误就不是只能“自己纠正”了。假如它不纠正人民只有靠它才能纠正的上述错误，则这本身也是个错误。而这个事实，岂不又否定了党总能“自己纠正”错误的说法？

毫无疑问，那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民的争辩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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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比较抽象的领域里转够了。在此基础上，一下的讨论要涉及中国社会和共产党了。这就更易于激动那些具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同志。为此，先敬赠一段讲坛社会主义者布伦坦诺的话，以降血压：

“科学的研究只认识一个目的：即认识现实。对它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更神圣的了。真理渗透一切，不管研究者由于敬畏、喜爱、忠诚、宗教或者偏袒而对被检验者多么钟爱，真理不应当害怕检验或者分析。真理必然会不顾得失，不图赞扬，不怕谴责，而坦白地说出检验的结果”。

八．       先天不足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时期，以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为首。两年后，就有了共产党，然后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二七年后，军事斗争成为最重要的任务。直到四二年整风，都没有充裕的时间使党在理论上打下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过来也是一样，使用武器的人并不一定会制造武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时，出版《湘江评论》，开展驱张（敬尧）运动。蔡和森不太赞成，希望多半教育、培养干部。可惜，历史不象人们脚下的三轮车，去向由人。

中国的条件决定了：它的党不可能有俄国党那样一个主要做理论准备工作的《火星报》时期，没有产生象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样的理论著作。只有少量简短的分析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因此，党的策略较多地凭着革命者的直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若按重要性来排列，大概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我党的元老们，当初寻求它时的主要兴趣和注意是在第三者，如周恩来的旅欧通讯中，就较多地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这是由那时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决定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核心辩证法，在建党初期所进行的宣传和研究似乎比较薄弱。

这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还有一个证据，试看党的主要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伟大的是毛泽东，从其一生活动来看应算半个理论家，也没有正确到底。相反，实际工作领袖大多结局较好一些。这不应只是看作笔杆子们的个人悲剧，站在历史角度看，这是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