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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9)-(12)
   

九.       农民性

 

德国有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法国的蒲鲁东当过工人,英国宪章派首领是工人。中国党则与俄国相似,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党员的大多数,又是农民,这点又与俄国不同。

 

列宁坦率地承认:“毫无疑问,目前我们党从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看,是不够无产阶级的。. . . . .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

 

说中国党亦如此,没人会有异议吧。问题是“大多数”怎样?康生在59年胡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值一驳。那么,他们是否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呢?毛泽东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话是中肯的。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核心唯物辩证法,是总结了十九世纪的科学成果而创立的。在普遍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只能是原始的。尽管可以接受马列的某些重要结论,但长久地处在落后环境里的愚昧生活,使其头脑中所建立的世界图像或模式,自然是保守的、封闭的。

 

即使政治上的信仰,也往往是粗糙的、非理性的。一个放牛娃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解放天下受苦人,建立财产公有的无阶级社会”。这在文艺作品中,常被描绘成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志。

 

请与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做一对比:“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上述二者,仅有微妙的差别,而恐怕一些党员还分不清差在何处。分不清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还不可能从《资本论》所阐述的客观规律上科学地确立自己的理想。而农民的平均主义由于同马克思主义有某些形似之处,一起囫囵吞枣灌下肚去,这就造就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了。

 

可见,我党自身带有农民性“遗传基因”,不过早期是隐形的。随着改朝换代的实现,它渐由隐形变到显性,串演了现代中国的一幕幕活剧。

 

 

十.       东方文化

 

党的农民性,决不应只归功于农民党员。毛泽东同志在列举中国工人的优点时,说到它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反过来说,它的弱点之一也就是未能摆脱农民意识的强烈影响。知识分子党员亦如此。代表农民意识的东方文化传统,总是在他们光辉灿烂的历程上,印下深浅不一的足迹。

 

毛泽东在共产党里,即时最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最佳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集权政治为重要特征的东方文化,在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统一和矛盾,都是最全面而深刻的。对他的思想、性格做详尽分析的时机还不成熟,这里谨指出一个倾向:在他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外来的西方文明是主要的思想动力,而后期则是东方文化传统观念逐渐占了上风。

 

“农村包围城市”曾被人讥为农民意识,而实际上,那时他少年时期所受的封建文化熏染对其影响是很小的,因为他还能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消极作用。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使他对旧的意识进行了较彻底的扬弃。

 

延安时期,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虽然也引用的《水浒传》和《汉书》,但完全是作为通俗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的一些事例。思想方法基本上是欧洲式的。

 

进城后,则发生了变化。61年,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讲,西方人到哪里就把腐败的道德散布到哪里。他对欧洲人比较随便的性关系,已经站在清教徒的立场上,一概反对,却察觉不出其中包含着哪怕一点点的人性解放的积极因素。

 

70年会见斯诺时,谈到个人崇拜,说个人崇拜要有一点,否则人们怎么会读你(斯诺)的书呢?这是用东方人的眼光看问题。他分不清:中国人所以崇拜“最高指示”,是对着毛泽东这个人;而西方人崇拜斯诺,却是为了他写的《西行漫记》那本书。崇拜书是想着真理,崇拜人是向着权力。

 

文革的悲剧,也是党内东方文化势力取代西方精神的结果。最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制的,是铁托,他求助工人自治,从西方民主中汲取合理的形式。赫鲁晓夫上台,不论其个人品质如何,客观上也触动了官僚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当后者向前者靠拢的时候,我党曾坚决反对。匈牙利事件,正是我党力促苏联出兵镇压的。那时中国的官僚化还是隐形的。而当十年之后,毛泽东天才地看到了官僚化倾向的巨大危险时,没有向西边寻求借鉴的对象,而是直接诉诸类似封建皇帝削藩制、灭诸侯的手段,乞灵于一种绝对的精神统治,代替人民有选择性的民主。

 

“最激进的思想家也沉陷在传统之中。他把整个一生用于对旧观念做一些略有不同的运用。而他的追随者一面含糊的咕哝着新术语,一面又很快地返回到那个熟悉的格式中去”。------美国哲学家兰··赫尔曼。

 

这种传统思想的“返祖现象”,不是个别的。这是以毛泽东为旗帜的党所普遍进行的正常发育过程。它有着更广泛的民族背景,就是这个礼乐之邦过去对蒙古人、满人文化所起过的同化作用。马克思主义“嫁”到中国,要是不遵守婆家的“三从四德”,一定会象移植到动物体内的人工器官一样,受到极强的排他性“虐待”。现代中国青年所见到的正统马列,乃是熬着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的骨头、加进浓烈的东方作料、按着集权主义者的口味所调制的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奇怪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虽然有着自己的结论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它的人道主义传统、近代科学成果以及思辨哲学形式等等,统统建筑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上,是这座大花园里的一株玫瑰。如果摈弃了它的生命所联系着的一切,单採下这“花中之魁”,硬插在东方的土壤里,它不会枯萎、变色吗?

 

要彻底地接受它,必须深刻批判东方文化的落后性,更广泛地接受西方近不的价值观念。而这个必须经过的“炼狱”,共产党还未曾经过。

 

这是崇洋吗?对西方的进步,正象对东方的文明一样,不该“崇拜”吗?几百年来,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绝大多数发明创造,皆来自“洋人”。而在此之前,人类历史的一切知识,与此相比,却有点黯然失色。当然,以上仅谈了西方的先进与东方的落后指出,相反方面已由别人说的够多了,故不赘述。

 

 

十一。现状

 

         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中,共产党几乎达到了全民化。苏联早已承认:“工人阶级的利益及其世界观和目标,现在已经成为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利益、世界观和目标”。

 

         因而,它几乎达到了非政治化,任何一个得到全党一致拥护的观点,几乎受到了全民的拥护。如公有制等。至于个别反社会分子的仇恨,不代表任何经济利益上一致的阶级或阶层,因而没有政治性。在党的多年教育下,人民觉悟已提高,党已不再是一个抱有独特信仰的集团。在社会主义改造时,人们还可以看到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观点上的一致。文革中,就几乎没有什么派性是以党为分界的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无论推行改革、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文化开放等等,都看不到党内先于党外在思想上取得基本一致的现象。

 

         只有对民主的态度,能一般地看出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但这是一个新课题,并非由于对民主问题志同道合而结成为党,而主要是因为入了党,才对它有了较相近的看法。今后,这个因果关系也许会倒过来。因而,党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它的一致性,恢复它的政治化,经过“否定的否定”而又失去全民性。

 

         党的这个政治性------非政治性------政治性过程,正与它的阶级性------全民性------特权性相吻合:政治倾向的一致,根源于社会地位的一致。仅只勃烈日涅夫几个人搞特权,不会使党具有政治性。

 

         人们常喜欢把某个高干的特权归咎于其人思想的“蜕化”。如“将军,你不应当这样”。马克思可不爱说“资本家不应当剥削工人”。既然人民放弃了对将军们的监督权、罢免权,还要指望他们一点也不谋私利,这才是“不应当”。将军的地位,决定了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丢掉光荣传统,这是物质作用于精神的结果,是正常的。让他们永远艰苦朴素,却不改变其地位,则是用精神抵抗物质,倒是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

 

         马克思指出:“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变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虚伪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享受特权的人,最容易成为保守的。“思想解放”已近三载,成绩辉煌。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早就确立的,这次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名誉。如实践标准、生产目的等。第二类,是广大群众已经看到、这次官方开禁正式承认的。毛泽东同志有错误、引进外资、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剥削阶级消灭了等等。第三类,是即未发现过也未曾被群众了解,而是象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那样首次发现的崭新的真理。这一类才是真正的解放。很遗憾,虽不敢说没有,可要找出个例子出来,也得费把力气吧?

 

         概览三十年,中国在那些方面发展较快、较先进,那些方面较落后呢?医学、生物学、数学的某些分支、核武器、卫星、基本粒子的理论研究等等,属于前者。人口理论、法律、文艺、生态平衡等领域则归于后者。这里似乎有点“规律性”。

 

         任何一个党委,也不敢领导针刺麻醉在哪定穴位,更不会指示“1+1”的证明应该用筛法还是用堆垒。而在另一个地方,却比较“内行”了,不仅使中国多了三亿“最可宝贵的因素”,还铲除了不知多少后来变成了“重放的鲜花”的“毒草”。更有些象社会学这样的科目,干脆成了“不准出生的人”。

 

         再把眼界放到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许多科学上的重大进步和社会重大问题的发现,如相对论、量子力学、人工智能、控制论、印象派等艺术创新、计量经济学、语言逻辑分析、人口、环境问题等等,等等,总是先给攻击一番,知道它们经人家实践证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之后,再追随着腐朽的资本主义去接受这些东西,还宣布它们正是“印证”了马列主义。就连电子音乐,都检验了二十年才允许百姓享受。

 

         这一切都产生于教条主义,这正是所有苏式集权国家的主要病根。假如过去教条主义还与激进派相连的话,那么今天,它成了保守派的专利。因为它是特权阶级的思想,是既得利益者的旗帜。它又是片面的,决不把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当成教条。

 

         一个政党提不出新颖的革命理论,甚至总是反对新生事物,就无法吸引那些思想活跃、要求变革的青年。党看到仍有大多数青年争取入党,也许心满意足。却未必发觉:当初那些对党的信仰抱着狂热激情的,已悄悄离去,剩下那些对政治始终没多大热情、没什么真切的理想、因而也从不失望的“坚定分子”。

 

         杰出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中写道:“‘信仰’一词对于这大多数人并不意味着‘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而只能理解为‘以此作为生活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第二种信仰比第一种信仰更为顽固、更坚定的多,因为它甚至能够面对直接矛盾的经验而固执己见,因而不能为新增加的科学知识所动摇”。

 

         过去,不想入党的青年,往往是因为具体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排斥耿直之士,收纳阿谀之徒。而今天,却是由于不满党的路线。只为了一个“光荣称号”,对寻求真理的人,有多少吸引力呢?

 

         党要摆脱这个危机,就必须改造自己,使党复兴。这个美好的善良愿望能否实现呢?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早期的基督教,是人民正义感情的反映。当初的大多数传教士,可以说是真诚的、纯洁的。随着他们变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他们的信仰也就变得虚伪了。为了重建在教徒中的威信,曾有过克吕尼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它提倡教士参加劳动,有点象五七干校,让教士们过苦行生活,严守教规。后来又不行了,又有伏多瓦教派等等。还产生了专门约束人们安贫、仁爱、禁欲等品性的宗教团体,如佛兰西斯派的托钵僧、多米尼克派的布道僧之类,性质也许跟3检查委员会差不多。然而,思想教育终不济事,最后爆发了强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过去,普通信徒接触上帝只能经过教士,类似于人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共产党。路德破了这个规矩。从那以后,人人可以同上帝通话,只要用心诚挚。今天,谁都可以读到马克思的书,难道党还有这个垄断权吗?如果对于宗教,牧师的地位都往下降,难道对于真理,他们的地位却要不断加强吗?信仰真理难道比信宗教还难吗?

 

         党要进化,人更要进化,这中间的距离,未见得越来越大。因此,即令社会条件不变,人民服从党的关系也未必要加强,更何况这些条件在变!

 

 

十二。信息社会

 

     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怎样的航道上呢?处于现代化航道上,现代化所要求的社会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的模式应当怎样呢?

 

         经济结构必须成为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专业化趋向势必打破一个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王国。黑龙江的大豆农场和西双版纳的橡胶园将以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连接起来。商品的广泛流通、人员的大量交往、科技情报的迅速交流,使社会按控制论的原理构成一个具有高效机能的大系统。

 

         同时,这个大系统要能灵活运转,又必须使它的各个零部件不能是僵死的、呆板的。任何一个生产单位,要想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个社会,大致可以看成存在着三级结构》一、它的物质财富和政体,犹如一台机器的机件。二、它的精神财富科学艺术等好比开动机器的电力或燃料。三、社会信息及其传递,即机器的自动控制系统。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状况和科学状况能够满足可能提出的种种要求,那就有最大的安全。这样的国家完全懂得,信息作为我们观察外部世界并对外部世界做出有效动作的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是很重要的”。------维纳《人当人来使用》

 

         这里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信息”,包罗万象,如生产计划对于工厂是一个信息,产品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又是工厂传给市场的信息,而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又形成反馈信息,生产单位及计划者收到它之后,才能改进工艺和计划以适应需要。

 

         维纳又指出:“信息的所有权必须忍受这样的不利情况:一些信息要能够对社会的总信息有所贡献,就必须讲出某些同社会已储存的公共信息具有实质性差异的东西。. . . . .完全可以将消息所携带的信息解释为负熵,即其概率的负对数。也就是说,某个消息的可能性越大,它所给出的信息就越小”。

 

         显然,一个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严密的计划经济之下的生产单位,只能提供和接受贫乏、死板的信息,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社会的进步必然使人们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需求多样化,社会信息将会更多、更复杂。而由“铁的纪律”把这样的生产单位统一起来所组成的社会,必将丧失生命的活力。

 

         因此,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而这可不简单,象苏联那样中央集权式的党,都为“一统就死,一分就乱”而苦恼了好久。因为他们都想用党的统一领导这条政治缰绳来驾驭一匹经济之马。

 

         想想看,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奉行着“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一个工厂在出售产品的价格等方面,如何同它的邻居或上司讨价还价呢?而没有讨价还价,全靠官定价格,必然使虚假信息泛滥,真实信息得不到反映。

 

         这些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培养了一种为当时所必需的军事纪律,又把经济置于这样一个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系列呆滞和衰败现象当然必不可免了。

 

     而这种悲剧,并非只是由于党或某人政策上的疏忽。如果这样,倒可指望今后“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并行不悖了。可惜,以党代政、以政代经,对于由封建专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个痼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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