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人口“被减少”一千万

－－－这个数字不仅违背事实，甚至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金小丁

2011.5.31

1. 人口疑案：

      2007年我写了《“饿死三千万”质疑》一文，讨论那些认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或超过三千万的论文，用简单的事实和分析说明所有这些文章都有严重的矛盾和错误，不可信。“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就更没有根据了。在此之后，又有人出书宣扬这种说法，如杨继绳的《墓碑》。这些作者都没有提出新的数据和分析，只是重复引用以前那些错误的结论，最多提出一些无法核实的所谓中国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言论，缺乏严肃性和可信度。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和研究，在我看来非正常死亡人数低于两千万的结论是可靠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挥之不去。所有关于困难时期人口变化的研究都依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发表的一个关键数据，即1960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整整一千万。这个数字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当时没有马上公布，公布后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改变了人们对饥荒严重性的看法。可是这个一千万的整数出奇的巧合，令人难以相信。而且，该《年鉴》同时发表了另一个与此直接矛盾的数字，既196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7‰。1959年底中国总人口数为六亿七千二百万，60年底为六亿六千二百万，平均值为六亿六千七百万，由此推算当年的人口减少数应当是66700万×0.00457，即305万，与一千万相差七百万，很难用计算误差来解释。这个差别已经政治化了，右派总要引用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字，左派则倾向与相信－4.57‰的增长率。究竟哪一个数字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历史和政治争论都无法取得基本的共识。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06年底曾经登门拜访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他的回答是，一千万是巧合，万位数以下不是整数，矛盾的结果是用两种不同算法得出的。我当时对此答复感到满意。可是后来我觉得这种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我相信李老先生讲的都是实话，但他在1964年人口普查时，还在中南海担任李先念的秘书，没有参加统计局的工作。所以他的解释应该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二手资料，不一定绝对准确。通过对新材料的分析，我逐渐觉得，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据不仅违背事实，甚至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2.一千万不可能：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了。根据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60年出生的人口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次增加，显示64年的普查漏报了出生人口，所以人口减少一千万是不准确的。然而，有人会说，出生人口可以漏报，死亡人口也会漏报，所以一千万的结论仍然有可能。其实，无论我们怎样修改死亡人数，也无法让一千万的结论合乎情理。根据2000年普查结果，60年出生仍在大陆生活的有14,684,726人。如果这个数字准确，当年出生的人数一定更高，因为这些人在40年里有的死亡、出国打工、上学和移民。假设实际出生人口是此数的1.2倍，即1762万人。按60年总人口平均数六亿六千七百万推算，出生率为26.42‰。如果当年人口真的减少了一千万，则死亡人数应该是2762万，死亡率为41.41‰，远高于《年鉴》公布的25.43‰。这样高的死亡率，人们维持生存都很困难，出生率也会降低。可是26.42‰的出生率却高于59年的24.78‰和61年的18.02‰，而这两年的死亡率只有14.59‰和14.59‰，显然很不合理。所以，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说法肯定过高了。

      但是，从这个结论我们无法判断一千万的数字高了多少，更不知道这个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年鉴》公布的数据。

3. 两组矛盾的数据：

      我们知道，人口统计的总人数变化与增长率不相符是正常的，前者是两年人口数之差，后者是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的。由于总人口数、出生和死亡人数的统计都有误差，二者经常会出现矛盾，但是这种误差不应该太大。我们前面提到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与－4.57‰增长率之间的矛盾就太大了。类似情况也发生在1961年，《年鉴》公布的年底人口数是65859万，比一年前减少348万。可是，当年人口增长率为正的3.78‰，按此计算1961年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大约二百五十万，差距大约六百万。这样的差别超过了允许的误差限度。其实，不仅这两年，其他年份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读者可以从下面的表格里看到。

      我们在下面的表格里给出《年鉴》发表的1950－1983年数据和由此计算出的结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年鉴》公布的历年底人口数（万人）和人口增长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的人口数和增长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数，第四列是第三与第一列之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为基数，不考虑其他年份的总人口数据，完全按照历年人口增长率算出的历年底人口数，最后一列是第五与第一列只差。

1950－1983年人口变化

      从表上第四列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83这34年内，有些年份里《年鉴》公布的人口总数比较接近按照增长率计算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差别可以用计算误差来解释。60和61年不仅出现了七百万和六百万的最大差距是，而且在此前后的八年里出现了34年里七个最大的差距，最小的一个也位列第10。尤其巧合的是，60年以前的三年，即1957－1959年，按照增长率计算出来的人口数字都明显低于公布的人口总数，分别低366万、226万和541万。在包括60年在内的以后五年里，增长率得出的人口总数全都高于公布的人口总数，分别高出693万、598万、342万、366万和585万，这种现象恰好在1964年，即人口普查那一年以后突然消失了。这种奇怪的现象显然与正常的统计规律不符，不是随机误差能解释的。

      从第四列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反常现象，在68－79的12年里，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全都低于《年鉴》公布的人口数。如果人口总数与增长率的矛盾源于计算误差的话，他们的差异应该是随机分布的，很难出现连续12年类同的现象。 

      现在我们观察一下第六列的数据，即以1950年总人口为基数完全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总数与《年鉴》公布的人口数之差。这个数据组也有明显特征。从1950到1960年的所有结果都是负数，即按照历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总数低于公布的人口数，或者说公布的人口数高于按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1961年第五和第一两组数据完全一样，即计算的人口数等于公布人口数。在此之后，62到83年所有结果都变成了正数，意味着增长率偏高，或者总人口数偏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逐年减少，最后在83年几乎完全消失。事实上，第六列与第四列的的结果是相符的，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口总数与增长率出现偏差的同一个现象。

      这些偏差的根源都是由于《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与增长率不符。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叫做“数率差”。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如此显著和规范的数率差，就不知道究竟那组数据更可靠，也就无法真实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下面我们尝试来解释这些数率差的来源。我们分开讨论61年前后的数率差。

4. 61年以后的数率差：

            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数率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4年的人口普查有严重的漏报现象。首先，从第六列我们看到，64年按增长率算出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人口数多1324万。如果前者是正确的，则64年的普查结果肯定大大低估了人口总数。而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如我们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的人数在64年人口普查中肯定被低估了。类似的证据不止这些。李成瑞老先生1986发表的《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61页上的图3－3列出了64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各年龄组到82年普查时的存活率，该图如下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到，64年23岁的男性，2岁和4岁的女性到1982时的存活率都超过了100％。换句话说，64年23岁的男性人数少于82年41岁的人数，2岁和4岁的女性人数少于82年20岁和22岁的人数。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口随着历次人口普查逐次增加的现象是类似的。64年19岁的男性，82年的存活率几乎是100％。这些现象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十八年后这么多条好汉是怎么冒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了解为什么64年普查人口被低估的关键。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与流动人口有关。大饥荒造成不少灾区农民逃荒，常年在外，甚至永久移民。64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记的。这些居无定所的群体很可能被漏报了。64年19岁至24岁的人在60和61年大约15至21岁，这个年龄的男性即有独立能力又无家庭拖累，饥荒期间外出谋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应该最多。这些人在64年以后逐渐回到正常社会，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这应该是82年普查中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存活率超高的原因。

      上述女婴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两个的原因，一是逃荒移民携带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往往没有户口，二是饥荒期间许多婴幼儿被他人领养。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婴幼儿经常没有正式登记，不算常驻人口，而在64年普查时被漏报。60－62年出生的婴儿正遇上粮食最缺乏的时候，被领养的机会较大，又因为重男轻女，女婴被送人多于男婴。82年人口普查时，这些人已经回到正常社会，重新被记入人口统计。所以这一年龄组的女性存活率出现超过100%的最高值。

      如果我们的以上解释是正确的，则这种逃荒移民造成的漏报现象绝不可能仅限于以上两个年龄组，只是由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原因，这两个组的漏报现象容易暴露而已。我们目前没有60－64年全国流动人口的准确数字，但是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资料来推测其规模。根据中国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见http://210.72.100.6/aspx/grid.aspx?D1=901），正常年景的55年有流动人口52万，主要是逃荒要饭的。64年普查时由饥荒造成的流动人口有173万。61年被送人或卖掉的子女人数为67万。当时流动人口的去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区。按照政府公布的数字（见Banister《中国变化中的人口》302－303页表9－2)，1957－64年内蒙古人口净增313万，年增长率4.5%，吉林省净增312万，年增长率3.4%,黑龙江净增527万，年增长率4.7%,新疆净增163万，年增长率3.9%。这些地区明显接收了移民。

      这种移民漏报现象不会仅出现于64年，在60－63年都可能出现，但是60和61年的规模应该不大。逃荒人口被漏报的时间应该比他们离家出走稍晚一些，中间有一个滞后期。他们的原籍户口一般不会在离家出走的时候马上被取消，因为他们当时不可能有长期打算，明确宣布放弃原籍户口，事实上很多人不久又回到原籍。只要那些在外地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离开原籍较长时间之后，当地政府才会把他们正式除名。在确定永久迁居之后，很多人会返回原籍接走亲属，这些家属的原籍户口可能会被立即消除，但这种情况一般也要在最初逃荒者离家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生。照此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第四列的62－64年间连续出现显著的数率差。由于大量逃荒者从户籍系统中消失，人口总数暂时性地“减少”，从而使得按照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高于公布的人口数。

      表上第四列显示，62－63年期间的数率差逐年增加，这并非意味着逃荒人口逐年增加，而是滞后效应的结果。特别显眼的是，数率差在64年达到585万的最高值。这是因为在64年人口普查过程中，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对户籍进行清理，很多离家出走一段时间而仍然保留原籍的人，在清理中被除名。所以这一年里暂时消失的人口最多，造成了数率差的高峰。而在普查之后，保留原籍的移民剩下的不多了，也就不再出现人口暂时消失的现象了。因此，64年以后的数率差突然下降，回复到57年以前可以用统计误差来解释的状况。

      按照这个说法，不仅62－64年的数率差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还可以解释64－83年数率差的变化。64年以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逃荒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开始了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户口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随着被漏报的人口逐渐回到统计系统之内，这些“复活者”在不增加出生率的情况下使人口总数增加。所以，在68－79的12年里，表上第四列的数率差连续出现负数，表示按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低于公布人口数。同时，按照历年增长率算出的人口总数与公布的人口数差距缩小，即第五列高出第一列的部分逐渐减少，使得第六列的绝对数值降低到计算误差所允许的范围，在83年几乎为零。

      在这个期间，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数率差的变化。比如，70和71两年第四列上的数率差出现了较大的负数。此前不久，中国发生了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战备疏散等大规模人口流动。有些人不愿失去城市户口，所以很可能出现一人两户的现象，使得总人口虚增。这可能是70和71两年出现较大数率差的原因。

      总之，61年以后数率差的明显和有规律的变化是可以用逃荒移民等因素合理说明的。除去这些因素以外的数率差剩余部分，基本上属于正常的统计误差。下面我们将探讨61年以前表上第四列所显示的数率差。

5. 61年以前的数率差：

      我们从表上第四列看到，在1950－1961年之间，57年以前的数率差很小，可以用统计误差来解释。需要探讨的是在57－61年这段时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如果这段时期的增长率大体正确，《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就是错的，包括60和61年人口减少1348万的结论。这样的错误很难用计算误差来解释。反过来也同样，如果总人口数正确，增长率就错了，而且错得很有规律，也难以用误差来解释。

      57－61年这段时间的数率差很难用我们前面讨论的逃荒移民现象来解释。首先是数量太大。60和61年的数率差之和与62－64年基本相等，如果都是逃荒移民造成的，则这些人的总数要高达2584万，不太可能。其次是时间不对。虽然逃荒现象在60和61年已经出现，逃荒者的原籍户口不会马上取消，而应该如我们前面说的，有一个滞后期。第三，第四列的数字表明57－59三年的数率差总数与60－61两年接近，正负值相反，大致相互抵消，似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第四，从表上的第六列我们可以看到，61年底《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和按照历年增长率计算的人口数相等。这似乎表明，在此之前的数率差与在此之后由于逃荒移民造成的数率差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很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

      那么，57－61年这段时期的数率差是什么原因呢？很难找到一个自发的原因。也许有人会说，57－59年不少农民进城做工，可能保留两地户口，造成人口数虚增，60和61年他们回乡务农，城市户口没有了，造成人口数减少。这个说法很难成立。农民进城时心甘情愿，不会贪恋原籍户口。后来由城镇返乡的人口不到两千万，而60和61年的数率差高达一千三百万，如果是后者来源于前者，大多数返乡者必须都有双重户口，这是很不现实的。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说法。而57－59年的数率差一致为负，60和61年正的数率差规模惊人，不可能是随机出现的误差。因此，无法回避一个可能是，有人对数据做了修改。

      对这个可能性的怀疑从《年鉴》公布之日起就存在。西方学者认为，一千万整数出现的概率很小，因而有被人修改的嫌疑。如果数据被改动了，他们认为肯定是中国政府压缩数字。国内的右翼人士普遍赞同这种说法。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左派人士认为一千万被高估了，但鲜有造假之说。

      这个争论其实不难解决，只要把当年各省人口数字公布出来就行了，人们可以验证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一千万的数字是否与之相符。可是我们迄今没有看到这些资料。可能性有两种，一是政府不愿意公布，这很令人费解，一千万的数字已经公开了，各省数字保密有什么用呢？为了省领导的面子？他们大多死了，活着的也没有影响力。可能各省的人口数据与一千万不符，所以不能公布。第二个可能性是政府没有原始数据。这也不合常理，为什么要销毁数据？难道有人改动了数据，要消灭证据？因此，两种假设都让人怀疑一千万数字有人为制造的可能。

      如果数据被改动，只能是普查领导而非专业人员所为。专业人员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只有领导可能有这种动机，也有能力。但是，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不了解两组数字多大的误差是合理的，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矛盾。可见，改动数据没有得到专业人员的充分配合，否则他们会减少矛盾到可以允许的程度。那么，为什么迄今没有人来揭露呢？知情者可能很少，普查结果20年后才发表，专业人员可能也不知情。即使知情者发现了问题，当时的政治风向也不利于揭露真相。文革后多数人痛恨大跃进，说出反面意见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觉悟。

      我们现在来分析被改动的是人口总数还是增长率。首先让我们考虑增长率造假。在这种情况下，造假者的目的是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但这种改法不太合理，因为人口减少数更引人注目，放着一千万的数字不改而只改增长率，并不能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另外，假如有人要提高60和61年的增长率，没有必要改动其他年份的增长率，57－59年总人口数与增长率不应该出现显著的误差。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三年的数率差之和为1133万。所以，有人改动人口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假设很难成立。

      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假设，即60和61年的人口减少是人为改动的结果。要使这两年人口数出现骤减的现象，需要大大提高59年底的人口数。但是这样一改，会造成59年人口的骤然增长，而该年已经进入困难时期，人口不可能增长太多。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必须顺势提高58年底的人口总数。同样，为了不使58年的人口增加太多，57年底的人口总数也得提高。这样一来，60和61年的人口额外减少的数量就得分摊到57－59年的人口增量上，使这三年公布的人口数明显高于按增长率算出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现象，60年以前的三年，数率差分别为负的366万、226万和541万，与60和61年需要减少的1348万大体相当。因此，人口总数被改动的假设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十分吻合。如果真是如此，60和61年的人口减少是用移山填海的办法，把这两年的部分人口数挪到前三年来实现的。

      毋庸置疑，以上的结论尽管与数据相符，仍然令人难以相信。人们肯定会问：中国政府官员为什么要人为减少60和61年的人口数？为什么要恰恰减少一千万和348万？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6. 一千万的来历：

      如果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人为制造的，我们需要解释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64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是谁，没有直接领导的支持，改动人口数字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普查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杨尚昆。巧合的是，他的确有理由选择一千万这个数字。根据网上广泛传播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曾经到北京当面向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间减少了一千万。杨尚昆问他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事实上，廖伯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是，杨尚昆显然完全相信了廖的说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写道：‘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既然杨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减少一千万，他自然相信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而不相信政府部门统计的数据。这在他与廖伯康的谈话中明显流露出来，即担心地方政府瞒报死亡数字。

      同时，根据廖伯康的文章介绍，他还告诉杨尚昆，1961年仅四川陪陵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二百万人。如果一个地区就如此，四川省肯定更多，全国饿死人的程度不会比60年相差太远，人口减少数肯定大大超过两百万。

      所以，杨尚昆有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和61年人口减少两百万以上的数据，因为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实”，是应该展示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设想一下与以上分析相反的结果，即一千万数字不是人为制造的。如果如此，首先，真实的人口减少数的确是整整一千万，这是一个巧合。其次，这个巧合的整数又恰好非常接近廖伯康告诉杨尚昆的四川人口减少数，这又是一个难得的巧合。第三，统计数字出现巨大而又很有规律的误差，还是出奇的巧合。三个很小的可能性同时出现，这样的概率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这是一个可信度很低的假设。按照我们数据被改动的说法，这三个现象都可以解释，没有一个是巧合。所以，两种可能性当中，一千万人为制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合理得多。

      在此我没有谴责杨尚昆数据造假的意思。我认为，他相信改动以后的数字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政府的统计数字本身是错误的，大大压低了死亡人数。这种对一种错误倾向矫枉过正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他绝没有想要造假，诬蔑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意思。即使如此，他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常规，让人难以理解。所以，要得到我们的结论，还需要对几个疑难问题作出回答。

7.可能性分析：

      首先，假如杨尚昆确实修改了统计数字，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修改后的数率差如此明显，至少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否则他会把4.57‰的人口负增长率改为14.9‰。这个假设可以得到证实。根据网上的材料，杨尚昆在1996－1997年间曾向周围工作人员谈到64年的人口普查，他说：“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由此可见，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减少一千万与增长率－4.57‰之间的矛盾，至少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对数据可靠性提出的挑战。这与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吻合的。

      其次，为什么杨尚昆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廖伯康报告的情况，而要采取改动数字的非正常手段？可能他认为这不会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否则他应该不至于舍近求远。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以上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说：“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从杨尚昆这段陈述里，看不出他当时感到特别的沮丧，似乎有点意料之中的意思。既然毛泽东连人口普查的结果都不相信，当然更不会相信廖伯康那根据不足的惊人之论了。如果杨尚昆对此预料在先，自然有可能放弃直接汇报，而是挺而走险采用更有“说服力” 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是，杨尚昆采取的非常手段对他自己具有相当大的风险，也可以说打破了常规。这与他的为人是否相符呢？我们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杨尚昆在此之前做过风险更大更加违反常规的事，也就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就是导致杨尚昆文革中几乎最早挨整的窃听器事件。此事广为人知，我们无须详细描述。根据文革以后为杨尚昆辩护的文章介绍，1961年毛泽东无意中发现自己乘坐的火车车箱里隐藏着录音机，非常生气，认为有人对他搞窃听活动。其实，杨尚昆等人安排录音机的目的是要全面记录毛的指示，是经过中央讨论的。只是因为有些领导人对录音机不习惯，工作人员就把录音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又“无意中”没有把录音的事告诉毛泽东本人。

      这种说法明显违反事实。没有人原意别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记录他的非正式谈话。毛泽东在1959年已经明确批评有人没获得他的允许就私下录音，尽管是会议上的谈话，相关人士还作了正式检讨。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偷录他人讲话，而且涉及非正式场合，长期如此，当然是窃听。在西方即使警察对老百姓搞窃听都算违法，更何况在中国对最高领导人这样搞了。窃听和录音时把录音机藏起来完全是两码事。以杨尚昆的才智连这点都分不清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搞窃听，当然不可能100%出于善意。这件事一旦被追究起来，杨尚昆是很难给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相比之下，改动人口数字更容易解释。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汇报，证明自己相信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有根据的，改动数字的原因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纠正下面官员掩盖饿死人真相的错误。因此，改动人口数字的风险要低于安放窃听器，既然他勇于承担后者，当然也不会被前者吓倒。而且，窃听器事件61年被发现，毛泽东发了一阵脾气以后，并没有对杨尚昆严厉处罚。所以，杨尚昆承担风险的勇气在64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改动人口数字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个问题是，杨尚昆虽然是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未必能够一手遮天，改动人口数字这样的大动作很难瞒住副组长们，如果他们不同意，杨尚昆想干也干不成。所以，如果数字确实被修改了，副组长们有可能参与，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的结论就很难成立，所以我们要考虑副组长们的政治态度。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如果他们参与了数字修改，肯定会赞同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观点。因此，他们肯定对党内的左倾路线十分反感，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必然会站在党内右翼一方，很可能会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历史证明，事实与此完全相符。

      徐子荣正是当年中央派到河南信阳专区调查饿死人事件的领队，他又是河南人，对此事件的印象极其深刻。后来，他又恰巧被卷入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关押在他自己规划设计的秦城监狱，67年在狱中含冤去世。根据他的秘书邢俊生2007年写的纪念文章，徐子荣在狱中“绝食抗争”。周荣鑫在文革中也很出名，因为江青在公开讲话中说他是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后台。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与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邓后周荣鑫下台，1976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不幸去世。所以，他们两人不会真心赞成大跃进，很可能相信人口减少一千万，完全有可能支持对人口数字的改动。

      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的政治立场来看，他们不可能故意掩盖饿死人的现象，不会把60年人口减少的数字压缩为一千万，也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这个结论支持我们前面分析的结果。

      改动人口普查结果这件事并不证明杨尚昆等人要篡党夺取，只说明在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共产党高层之间已经失去互信，各个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即使同样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要人们接受的信息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自然会有斗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杨尚昆等人当时可能已经参与了这些斗争，而且勇于担当个人风险，打破常规。所以，修改人口数字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年鉴》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是比较可靠的，由此计算的历年人口总数，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更接近现实。根据《年鉴》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8%，大致相当于1950－1952三年过渡时期的水平。建国后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大约2.5%)相当于建国前富裕省份和平时期“黄金十年”的最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