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反思與教訓（二）

鍾國強

2.     六四事件出現的背景

要對89六四事件進行反思並汲取教訓，首先就要弄清楚這一事件的發展過程，並理清有關的事實。要做到這一點，了解這一事件出現的背景就顯得十分必要。

1976年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裡，發生了直接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三件大事：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復出（鄧的復出在這一年啟動，最終的復出是在1977年）。

鄧小平復出之後，對中國當時頻臨崩潰的國家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其標誌性事件就是於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全方位地平反冤假錯案，並正式開始實施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平反冤假錯案

眾所周知，文革造就了大批的冤假錯案，但要糾正這些冤假錯案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主要障礙就是當時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兩個凡是”。“兩個凡是”來源於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具體表述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為了突破“兩個凡是”所造成的束縛，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部分元老的支持下發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全國大討論。從而使人們解放了思想，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的老幹部。這次的大討論不僅達到了平反冤假錯案的目的，還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華國鋒下台，胡耀邦於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年9月趙紫陽接替華國鋒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二是為當時的政治空氣帶來了清新之風。人們敢說話了、敢說實話了。

政治氣候

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全國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紛紛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大膽的討論。尤其是在各大學，青年精英們更是關心國事、政事，形成了空前的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

1986年夏天，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天體物理學教授的方勵之返回中國任教，之後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巡迴演講關於自由、人權以及權力分立的議題，並指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一黨獨裁，進行政治改革【1】【2】。方勵之的演講讓大學生們大開了眼界，每次演講都是場場爆滿、掌聲經久不息。自此，方勵之幾乎成了中國自由、民主的化身。

經濟體制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出口貿易的開放。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鄧小平提出了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的實用主義政策。

在這種政策的感召下，中國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首先推出了“聯產承包”、“包產到戶”政策；不久， 四川（省委書記為趙紫陽）、內蒙、 河南、貴州也都普遍推行了包產到戶政策。包產到戶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當時流傳的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城市，“個體戶”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中國的個體經濟開始有了蓬勃的發展。但這也造成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教授的薪水還遠遠趕不上一個個體戶，形成了嚴重的“腦體倒掛”。當時廣泛流傳的一個說法“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就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這種明顯的社會不公也為後面的社會動盪埋下了隱患。

價格雙軌制與價格闖關

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是“計劃經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把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國家採取的是“逐步轉化”的方式，即，在推行市場經濟的同時，保留一部分的計劃經濟。這就形成了一種現象：同一種商品有兩個價格：一個是較低的“計劃經濟”價格，另一個是隨市場波動的、較高的“市場經濟”價格，這就是當時所實施的所謂的“價格雙軌制”。

價格雙軌制的實施必然會帶來一個後果，那就是誰能拿到計劃內的商品，甚至還沒有拿到具體的商品而僅僅是政府的批文，然後在市場上倒賣，誰就無疑可以獲得巨額的利潤。誰能拿到這種計劃內的低價商品呢？肯定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能夠做得到的只能是有權勢的官員或其子女。因此，對這類人和這種做法老百姓稱其為“官倒”。

當時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中國最大的“官倒”有兩個：一個是趙紫陽的長子趙大軍，倒賣彩電獲取了巨額的不義之財；另一個是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他的華康公司。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鄧小平被打倒，鄧朴方受到了牽連，被造反派從四樓丟下，造成了從胸部以下癱瘓的終生殘廢。鄧朴方創辦的華康公司在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的名下，這樣就又有了一個優勢——無需繳稅。

因此，在後來出現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初期，學生們提出的“打倒‘官倒’！懲治腐敗”就是針對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和中國政壇上的實際掌權人物鄧小平的。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商品價格應該由供求雙方來決定才是正常的。基於此，在1988年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鄧小平同意以市場經濟作為基礎來讓價格體系恢復正常【3】【4】，這就是當時實施的“價格闖關”。價格闖關導致了物價的飈升，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根據官方所提供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在1987年至1988年期間，北京市的物價增長了30%（根據我當時的感覺，這物價的增長何止是30%呀？我們永遠不知道統計部門的統計數據是如何來的?！他總是和百姓們的實際感覺相差甚遠，而且這個偏差永遠是朝着“光鮮、漂亮、美觀”的方向），而眾多的工薪階層也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5】。與此同時，過去的國有企業由於無法確保在市場中獲取收益而不得不為了降低成本而裁員，這又導致了當時的中國總共有數百萬名工人處於失業狀態【6】【7】。物價上升、鐵飯碗不保、生活壓力增大，“官倒”導致的社會不公等因素無疑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來一個小插曲，讓大家體會一下當時物價的飛速上漲程度。1988年，我打算去買一台彩電，因為，再不買，也不知道價格會上升到什麼程度了。我和我的朋友轉了很多的商店，最後決定買武漢電視機廠出產的18吋“鶯歌”牌彩電，因為雖然它不是名牌，但價格還算是比較低的；質量嘛，據說還是可以的。

當我們又走進一家商店，看到這款彩電的標價是2680元（在物價上漲之前只是一千多元），我就決定買了，因為它畢竟比其他商店的價格還要便宜四、五十元。但是，有一對年輕的夫婦正在和老闆商談價格。女的挺着個大肚子，明顯已經有六、七個月的身孕了。男的問老闆還能否再稍微便宜點，老闆說：這已經是最後的一台了。如果你不買，明天再來就肯定不是這個價格了。於是，他們就打算付款了。

我看他們要付款了，就用他們絕對可以聽得到的聲音對我朋友說：“這台彩電的色彩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太正”。聽了我的這句話，他們猶豫了。等他們稍微一離開，我立馬付款。於是，這台彩電就是我的了。

這是我一生中購買的第一台彩電，居然是用這麼一種方式買到的。事後，我還真感到有點對不住那對夫婦的，真想對他們說一句：對不住了，這位大哥！以後可要汲取教訓，要有自己的主見，千萬不能別人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了！

當時在我工作的大學還流傳着這麼一件事情：有位教師去買彩電，結果發現自己帶的錢差了一點。他想：過幾天就要發工資了，也不想向朋友們借錢。幾天之後他又去買，發現錢還是不夠，因為價格又漲了。就這樣折騰了幾個月，最後還是向朋友們借了錢才買到的。這位教師感慨地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呀！晚看了幾個月不說，還白白地讓幾個月的工資打了水漂。

這就是當時物價飛速上漲的狀態。

國際氣候

1980年代世界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3月當選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改革，嘗試在蘇聯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 “新思維運動”。具體地，就是在指導思想上實行“多元化”，實質上就是不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不再把共產主義作為蘇聯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用別的思想或主義作指導。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推行的一套理論。在政治上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實施全盤西化的政治改革，以所謂的多黨製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以議會制度取代蘇維埃制度。在經濟上搞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當時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軍隊建設上搞非黨化、非政治化。他對軍隊的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其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主動放棄了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在國際上放棄過去的社會主義盟友。1988年，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特別是停止武力干預。這個政策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89年內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地震”，史稱“東歐劇變”。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運動”在其他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內部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隨着中國的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亦開始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並且認為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8】。這也為後面將要出現的群眾運動積累了條件。

1987年的學潮

實際上，在1986年底和87年初，中國已經爆發了一次較大規模學生抗議運動。這次運動首先由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發動。學生抗議的目標直指官員越來越嚴重的貪污腐敗問題，也批評對政府完全無法進行監督的人大代表制度。隨後，上海、北京、武漢、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的高校都有大批的學生上街進行抗議遊行。

然而，這次學運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其結果，胡耀邦被認定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由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及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位（軍委主席為鄧小平），成為中共新的最高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直接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同時，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由於“煽動學潮”而被開除黨籍；全國性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運動也隨即展開。

（第二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