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反思与教训（八）

钟国强

11.   需要对海外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说的话

　　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到达海外之后，有两个做法可以选择：

做法一：首先依靠自己的能力找一份工作，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然后认真思考六四事件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并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状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尽快发展。

做法二：和国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甘心做他们围剿中国的马前卒，从而从他们那里领取一份“狗粮”，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如果这些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是第一种做法，那么我敬佩你们，而且我相信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也会敬佩你们，因为你们还没有失去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还是在为自己的国家着想，而不是出卖国家的利益。

　　但如果你们是第二种做法，那么，全中国人民都会鄙视你们！因为你们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已经完全不再顾及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底线，把自己放在了公然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的位置上。

　　观察这些人在海外的表现，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都是第二种做法，而采用第一种做法的人委实不多。

　　让我们看看他们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最近的“表演”：

吾尔开希：

　　今年的5月30日到6月1日，吾尔开希去到日本，参加在日本东京都举行的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集会。吾尔开希在集会上说：“绝对不能原谅枪口对准学生、屠杀学生的统治者，这个恶梦一直使我非常痛苦。”“中国的民主化将与日本的安全保障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看，25年过去了，吾尔开希还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诬蔑中国政府对学生开枪、屠杀学生！而且，充当汉奸、卖国贼竟然可以做到了丝毫没有廉耻的地步！当年的汪精卫充当汉奸卖国贼还为自己找些理由、弄个说辞，拉块遮羞布为自己遮挡一下；而如今吾尔开希充当汉奸、卖国贼真的是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吾尔开希流亡海外二十多年来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父母而非常痛苦，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宁愿向中国政府“自首”、回来坐牢，以求能够与自己的父母见面，但中国政府都把他挡在了国外。本来，我对他的这种处境还有几分的怜悯与同情，但看到他的这个嘴脸，我只能用这6个字来送给他：你他妈的活该！

王丹：

　　王丹最近也隔空向中国政府喊话：“六四还没有平反，心情不可能轻松。但对我来说，有没有坚持做，比做得到做不到更重要……我想对中国政府讲：不管是25年，甚至哪怕是50年，我们仍然不会放弃。”

　　我想对王丹说的是：你在六四的学生领袖中应该是个相对比较理性的人。可你都已经45岁了，为什么还不会对自己的过去有那么一点点的反思呢？六四期间，正是你们这些学生领袖绑架了学运，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可以说，你们当时的做法完全是对其他学生的犯罪！为什么都不能对自己的过错有那么只有一点点也好的反思呢？想想看，如果自己当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法治概念，自己会走的那么远吗？25年过去了，自己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25年前的水平上，总是在一味地指责中国政府，从不去思考自身的问题，难道你真的要想你自己所说的，“哪怕是50年”，你也“仍然不会放弃”自己的这种顽固的思维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把手放在胸口上，认真地问问自己：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国家吗？你真让人失望！！

　　我们还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次“太阳花”运动，台湾学生占据了立法院，严重冲击了台湾的社会秩序。而此次运动，乌尔开希和王丹马上到场，并用同样的六四时期的语言，来鼓励和煽动学生。让我们听听：“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种荣耀”，“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呵呵。让我们看看：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凡是出现践踏法制、破坏社会秩序的地方，就有这两个人在场！你说滑稽不滑稽？！

王丹啊，王丹！我希望你记住并认真思考我现在对你说的这句话：89六四事件的真相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所以，我劝你还是赶快改变自己的思维，为自己积点善、行点德吧！能够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因为，一旦全部的事实真相被调查清楚并公布于世，就算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这几个现在还在海外蹦达的学生领袖也将会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柴玲：

　　柴玲于2010年6月1日在美国成立“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号称要争取维护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和权益。

　　2011年9月22日，柴玲在美国国会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听证会上，宣称自己曾四次被迫流产——最初两次在北京大学本科生期间，第三次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间【42】。

　　柴玲于9月23日在听证会上作证说，她“就读北京大学时意外怀孕，但由于中国官方严厉处罚未婚怀孕妇女，她只有选择人工流产一途”。

　　2012年6月4日，柴玲在其以英文发表的一篇名为《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的公开信中，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他们仍然继续压制着自由并实行残酷的一孩政策。”

　　柴玲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迎合海外的反华势力，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

　　那就让我们来简单剖析一下她的这个作为吧。

1.      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信息，柴玲1987年从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毕业，1987年到198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这就是说，1983.9~1987.6，柴玲在北京大学读本科；1987.9~8964，在北师大读研究生。另据《维基百科》的信息，柴玲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同时也是另一个六四学生领袖的封从德于1988年结婚。

本人1985年在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可以说对这个时期中国大学的各种纪律和规定非常清楚。在柴玲读大学的这个期间，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国内的重点大学，根本就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谈恋爱已经是违反校纪的行为了，发生性关系在那个时期更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有哪一个学生被他人知道和别人发生了性关系，就凭这一点他/她就会身败名裂了，更何况是怀孕？你柴玲不好好读书，和人乱搞，还让自己怀孕了，你敢把孩子生下来吗？你别说生孩子了，你怀孕的消息一旦被校方知道，就一定会受到学校纪律的严惩。通常是“开除学籍”，最低限度也是“劝其退学”。

在这种情况下，柴玲为了逃避学校的纪律处分，唯一的做法就是偷偷地去把孩子做掉！这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半毛钱的关系吗？又有何来的“中国官方严厉处罚未婚怀孕妇女”之说？你柴玲还说自己是“被迫流产”，那么我问你：你的“被迫”到底是被谁所迫？

你自己在读大学期间犯下了严重的违反校纪的错误，并且还是两次怀孕，不去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是把自己的错误进行包装之后扣在了中国政府的头上，以此为武器对中国政府进行黑白颠倒的诬蔑和诽谤，你的脸都不会红一下吗？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做人的底线吗？

2.      按照你自己所说，你的第四次堕胎是在“1990年流亡巴黎期间”。这时，你已经从中国逃了出来，中国政府可是无法控制你了吧？你为什么不把孩子生下来？你这一次的“被迫”又是被谁所迫呢？？

3.      西方的反华势力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攻击中国，试图来证明在中国是没有人权的，这多少还能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搞垮中国。而你柴玲，生在中国，国家还用纳税人的钱来为你提供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让你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你不思图报，反而和这些反华势力相勾结，同样用“计划生育政策”来攻击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马前卒，做他们的一条狗，从而在他们那里换得一点可怜的狗粮。你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这还是人所做的事情吗？

4.      用一件事情来攻击对方，那就说明攻击者认为对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反过来按照攻击者的做法去做。柴玲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借口来攻击中国政府，那就是说，在她看来，中国政府根本就不该制定和执行这个政策，让人们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只要怀孕就要生下来，根本就不能做人工流产才是对的。我们来看看，她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恶？！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的灾难还不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人口的暴增。1953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的全国人口总数就已经超过了六亿。按照马寅初先生提出的人口理论，最适合中国发展的人口总数应该是4~5亿。因此，在当时就应该开始实施必要的人口控制政策，控制中国的人口发展。但毛泽东的一念之差，不仅没有接受马寅初先生的建议，反而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导致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

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可以用10年、20年的时间就能够使之恢复过来，但人口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文革结束之后，即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采取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想使中国的人口恢复到马寅初先生所提出的4~5亿的理想状态，至少也需要100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就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从文革结束之后就开始实施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把它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宪法里予以确定！然而，即便是如此，我们国家的人口目前还是超过了13亿。如果中国政府不实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的中国人口至少会有20亿！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家现在突然增加6、7亿人口会是什么样子？！食品严重短缺，水资源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还不把整个中国拖垮？导致浮尸遍野、整个国家彻底崩溃？！

中国政府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是必须的！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况且，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的基本国策！你柴玲生在中国，又在中国接受了近20年的教育，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政府实施这一政策之必要！可你现在居然和西方的反华势力一个鼻孔出气，来攻击、抹黑、诬蔑中国政府，你到底是何居心？！按照你的想法，只有中国政府放弃这一政策，把整个中国带领到浮尸遍野、彻底崩溃才是正确的？你的用心是何其恶毒呀？！

　　柴玲啊，柴玲！这样的一个女人！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还想对“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说几句。

　　在很多年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记者在采访丁子霖女士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得知了丁子霖女士所遭遇的事情以及她当时的状况，对她是非常同情的。我当时甚至在想，中国政府真的应该给丁子霖女士一个说法，进而给她一定的赔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六四的材料和信息，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以及逃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的做法，逐渐地对当时的想法产生了变化。在我对六四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地研究之后，这种想法和看法的改变更加是不可逆转的了。因此，我在这里要对丁子霖女士所说的话可能很不合丁女士的口味，但我还是希望丁子霖女士能够耐心地看完，然后认真想一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丁女士，六四事件导致您的儿子没有了，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也非常理解您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有自己的孩子，我能够体会到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一下：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或者说主要的责任究竟在谁？

　　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好吗？我同样知道，下面的分析对您来说可能会有些“残忍”，但我们还是应该直面相对的，因为，他们是事实！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尊重事实对吧？！

　　我们来分析如下：

1.      在当时的北京，当局已经宣布了戒严，这表明北京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或者说是非常的状态。特别是政府已经通过广播和电视反复不断地播放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民都必须要听从当局的告诫，呆在家里，不能出来。一旦出来，就有可能被误伤甚至被打死。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即便是当局采用的是格杀勿论的措施，对于违反戒严令而被打死、打伤者政府不会、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这在所有的国家都是普通的常规性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出去呢？您当时阻拦他，但没有阻拦成功。您之所以阻拦他，正说明您对在这个时候出去的危险性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您的儿子还是要坚持出去从而导致了这个悲剧，把责任都怪罪到政府身上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2.      既然您非常清楚儿子出去的危险性，为什么不拼命阻止他呢？我看了您和您的先生所写的《六四真相：捷连之死》【43】。从您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来看，如果您要是决意拼命阻止他，您有绝对不止一次的机会和办法来阻止他的，为什么您没有这样做呢？

3.      我这里要引用您的一段原话：“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去保护广场的学生，但现在已无法做到’。”您的儿子当时已经处于极度焦急的状态，而且他又只有17岁，还非常缺乏社会经验，他急需从您这里获得必要的指导。然而，您是怎样“指导”他的？您对他讲的话不是明明白白地在“诱导”他要“去保护广场的学生”吗？因为这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唯一办法呀！您前面已经给出了这个信息，后面的“但现在已无法做到”他还能够听得进去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您给他的“指导”是另外的一种说法，事情又会是怎样呢？如果您对他说：“你放心，我坚信解放军是绝对不会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开枪的！他们的清场只是为了让学生们离开广场，以此来恢复现在如此混乱的社会秩序”。如果您这样来“指导”他，他是不是就会不再那么焦急？是否就有可能不再着急出去了？您当时本应这样来开解他，这也的确是事实，但您却没有这样做。您当时是怎样想的？您当时又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会造成自己的这种严重的失误？从这个角度讲，谁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难道这些问题您都不应该去认真反思吗？

4.      从您自己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您当时确实是没有拼命阻拦他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是不是您当时也坚信即便是“市民和学生”做得再过分戒严部队都不会真的开枪镇压的？我相信这个想法您一定有吧？！如果是这样，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您自己从根本上也缺乏对法律的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这是否也是您自己应该去认真反思的？您自己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孩子的行动，导致了这种悲惨的结局，却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误，反过来把这一切都强加在政府的头上，这是不是合适的呢？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孩子那天晚上出去之后做了什么？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然，他那天晚上究竟做什么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其他人都已经无从考证（希望今后会有独立的信息来源能够予以说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线索来做出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的。

我们不妨列出他所有的有可能去做的事情：

（1）    出去自己一个人玩；

（2）    出去探亲访友；

（3）    出去散步；

（4）    出去看热闹；

（5）    出去做了和当时的六四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其他事情；

（6）    出去声援学生和保护学生。

很明显，前5项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因为，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可能出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因此，我们就无需浪费时间和笔墨予以赘述。于是，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种可能，那就是“出去声援和保护学生”。

实际上，从丁子霖女士的自述中就可以完全确定这一点。丁子霖女士于2012年6月28日在《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中说：“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从丁子霖女士的描述可以完全确定：她的儿子蒋捷连当晚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声援和保护学生”。不仅如此，这段话还透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她的儿子是在戒严部队已经开始开枪镇压之后出去的。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蒋捷连的遇难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围观而被误杀；二是因为参与了对戒严部队的攻击而被戒严部队打死。他的死因究竟会是哪种呢？

我们再看看丁子霖女士的自述：“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然后就从厕所跳窗跑出去了。

在丁子霖女士的自述《六四真相：捷连之死》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纪录片《天安门》中也有）：[丁子霖儿子生前走在游行队伍中的照片，着校服的中学生们举着一条横幅“你们倒下还有我们”。一张张年轻充满希望的脸。]

从上述的信息“重要的。。。在参与”、“你们倒下还有我们”、“诀别吧”我们不难看出（请注意：蒋捷连是在戒严部队已经开始开枪之后仍然坚持出去的），蒋捷连当晚很显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去的。在这样的决心下，对于年龄17岁的一个热血青年，出去之后仅仅是“围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在参与攻击戒严部队的时候被打死的。

此外，在丁子霖女士自己收集并编写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中，对其儿子蒋捷连的“遇难情况”是这样描述的：“89.6.3.夜10:30左右离家，11点多戒严部队强行突进至木樨地，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枪杀”。这说明：蒋捷连被打死的地点是木樨地。

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都知道，6月3日晚上，木樨地是警民冲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暴徒”们对戒严部队的攻击规模最大，当然，戒严部队对“暴徒”的镇压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其他地方相比也可能是最多的。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最大的可能是蒋捷连在参与对戒严部队的攻击时被打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而真正的事实真相也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由独立的信息来源予以证实。再说，他是要去“保护”学生的呀！怎样保护？“重要的。。。在参与”呀！这还不能更进一步说明问题吗？

得出这个结论对于丁子霖女士来说，可能有点残酷，但根据现有的信息来分析，这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了。当然，这个结论是否会让丁子霖女士对自己的儿子感到更加自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话，那么，丁子霖女士，您的儿子的被打死，其关键的责任究竟在谁？25年了，您一直不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任何的反思，而是把这个责任全都推到政府的头上，还要求政府向您“道歉、赔偿”，现在，你还认为这是合适的吗？您是一位教授，应该有着较高的智商，也应该有着较好的正确地去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然而，您的做法以及您的思维方式和您的身份相配吗？

我们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您的儿子仅仅是因为“围观”而被“误杀”的，那么，在那么紧急的状况下，还要出去“围观”，其主要的责任又是在谁呢？

6.      如果上面说的这些还是不能让您释怀的话，我想请您再看一下这篇文章中的图片5，图片6和图片7，看看这些被那些疯狂的市民（我这里不想使用“暴徒”这两个字）打死、活活烧死、打死和烧死之后还被吊在天桥上的士兵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他们是仅仅是执行上司命令的士兵，执行命令也是为了尽快地平息这场混乱、尽快地恢复作为我们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您居住的城市——北京市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就被那些疯狂的市民给极端残忍地干掉了！他们也有父母呀，说不定他们也都是家里的独生子！他们的父母怎么办？您是一位教授，有着很高的智商和很好的口才，而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就是连话也说不连贯的可怜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你可以运用您的高智商，把责任推给政府，从而来谴责政府，要他们来“平反、赔偿”，而他们找谁说去？去找那些暴徒？找那些暴徒们的父母？？如果您的孩子真的参与了袭击戒严部队士兵的行动，您是不是也应该对此负起一定的责任？！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也有权利对您进行声讨、并要求您也要对他们做出“道歉和赔偿”？！再看看这些照片，把人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这些士兵死的是多么地悲惨呀！肠子还在外流着呢！调换个位置想想看，如果这些死去的士兵是您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个士兵结果死的这么惨不忍睹，您的心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丁子霖女士，我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和您讲述这些，其目的决不是要在您的伤口上撒盐，而是希望您能够真正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解脱自己，解放自己，使自己今后的生活更有价值和意义。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当然，为了说明问题，有些话我不得不讲的很尖锐。但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说明问题的本质，也无法真正能够让您警醒，从而达到帮助您走出来的目的。对此，我希望您能够理解。

　　丁子霖女士，89六四事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它没有赢家！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他们输了；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他们也输了！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他们同样也输了！这一事件唯一留给我们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可以让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从中得到对我们今后的生活有益的教训，让我们来汲取这个教训，不再犯同样的或者是类似错误；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再次发生！

　　您也是从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走过来的人。40多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给我们的国家带来那么一场严重的浩劫？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从上到下彻底地砸烂了公检法，摧毁了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使得人人都可以不再守法，失去了对法律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真正从中汲取了教训了吗？没有！正因为如此，才又出现了25年前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能够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同样是我们的国家从上至下都缺乏对法律应有的尊重与敬畏，没有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办事。

　　现在，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了。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对此进行深度的反思，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要让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六四事件在我们的国家重来一次吗？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认真的反思并汲取教训，类似的文化大革命或六四事件就一定还会再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个人，法律才是维护我们个人利益的唯一的有力武器；只有做到人人遵纪守法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财产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对于政府，只有建立一个人人遵纪守法的法治社会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好的治理之道！

　　然而，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差甚远。这就需要我们人人努力，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法治社会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丁子霖女士，如果您能够真正反思自己的失误，明白自己的误区，走出个人的怨恨，放弃心中的仇恨，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推动国家的法制建设上，我坚信：这就会使您自己的生活呈现出更多的欢乐，同时也能体现出您自己的人生价值，您说对吗？

　　六四这场悲剧已经使您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无论责任在谁，它都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而且是无可挽回的了。难道您还要继续消沉下去，来亲手毁掉您自己晚年的开心和幸福吗？

　　我真诚地期待着您的反思和醒悟！期待着您的改变与重生！期待着您重新开始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八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