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反思與教訓（三）

鍾國強

3.  六四事件的發展過程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已經下台的胡耀邦因為心臟病發作而猝逝，這成為六四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悼念胡耀邦的活動首先是在北京的大學校園開始的。4月15日當天，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就在校園內設立了胡耀邦的靈堂。之後這一活動很快就擴展到了天安門廣場。當天晚上，北京當地的學生陸續向天安門廣場聚集。次日，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學生集會。

圖片【1】：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學的民主牆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對聯諷刺中共官場現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萬壽無疆；寧作良臣勿為忠臣英年早逝”

圖片【2】1989年4月18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胡耀邦的巨幅畫像，周圍有許多學校獻的花圈，及要求自由與民主的橫幅

4月17日，北京大學的3000多名學生遊行隊伍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很快地清華大學的近千名學生也加入其中。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馬上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這一活動很快就演變成了對政府的示威抗議。學生們對政府起草並提出了7項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也陸續加入，使得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達到了10萬餘人。

衝擊新華門事件

4月19日凌晨，數千名學生從天安門廣場衝到新華門（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南大門，也是正門），企圖將花圈和請願信送入中南海。學生們的情緒高漲、激憤，高喊“李鵬，出來！”部分學生還試圖衝進新華門，但被大部分學生阻攔。當時的新華門只有幾百名公安和武警駐守，如果數千名學生一起沖入新華門，其後果不堪設想。

19日晚上至20日凌晨，新華門前又聚集了約2萬人。這次當局動用了1000多名公安封鎖長安街，同時用廣播車警告圍觀群眾必須於20分鐘之內離去。

至凌晨2點半，大部分學生已經離開了新華門，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了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余名學生，雙方隨即爆發了小規模的暴力衝突【9】【10】。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了警方的虐待，而有關警察實施暴力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11】。最後，更多的學生加入了抗議活動【12】；與此同時，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散發2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意味的傳單【13】。

世界經濟導報

就在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並開始遊行靜坐抗議的同時，上海也發生了一件影響甚大的事件，其後果對整個六四事件的升溫影響極大。4月19日，上海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之專題，而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對於北京市學生發起抗議活動給予了正面的評價，並且呼籲針對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行為進行重新評估。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時任上海市市委書記的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報道內容。但《世界經濟導報》則是以空白頁刊登以抗議文字審查【14】。4月26日，江澤民在市委大會上宣布撤銷欽本立的社長職務【15】。

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激起了記者、藝術界、學者和學生們的強力反彈【16】，有近五百名記者寫信給《世界經濟導報》聲援欽本立；約一千名記者和編輯示威抗議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並首次發出了新聞自由的呼籲。同時，有230名藝術家和學者聯署，要求上海當局恢復欽本立的職位，解散編審會。事態進一步加劇後，趙紫陽曾要求江澤民跟學生對話，但在上海領導與學生的對話中，江澤民沒有出現，因此，幾天后一萬多名學生舉着“審訊江澤民”的橫額上街。

四二六社論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宣讀了悼詞。

在人民大會堂之外，數千名北京的大學生正在靜坐請願。此前，為了阻止學生的抗議活動，北京市當局宣布22日天安門廣場關閉，但北京的大學生選擇在前一天夜間進入了天安門廣場，並一直靜坐到追悼會舉行。靜坐學生選擇三名代表遞交請願信，三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的台階上“跪拜請願”。三個小時後，請願信被一名大會堂職工收下。由於學生請願並未獲得中共領導人的接納和重視，第二天，北京35所大學的學生開始罷課。與此同時，大學生的抗議遊行也開始擴展到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多個大城市。

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該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呼籲所有位於北京的大學全面無限期罷課以表示抗議【17】。

4月22日接近黃昏，在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的騷亂事件。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縱火燒毀車輛、房子並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18】；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搶劫。最後在這兩個城市有超過350人遭到逮捕【19】。而在另外一方面，武漢市當地的大學生則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省政府【11】；同時也多次發生了學生在武漢長江大橋上遊行並堵塞京廣大動脈事件。

隨着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多次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強調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並回到各自的大學複課、動用所有必要的措施以解決當前的動亂行為，同時承諾將會有不同級別的政府官員與學生進行開放式的對話【20】。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要求趙紫陽應該譴責示威群眾，並且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終駁回了李鵬的看法。

由於整個局勢變得越來越動盪，4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指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很顯然，該社論把這次學生示威抗議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所大學的學生從校園出發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的言論。據非官方統計的數字，當天北京大約有近十萬學生參加了遊行，許多學生還寫下了血書，並做好了被政府武裝鎮壓的準備。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次遊行中學生們呼喊的口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折，過去的“打倒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不見了，代之以的是反貪腐丶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萬歲”，以此來表達他們並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而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天的整場遊行進行了十四個小時之久。學生們衝破了北京警方設置的多個封鎖線；而政府在遊行中也表現克制，警方和學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當天，圍觀的北京市民人數超過了一百萬。這是自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

　　4月28日，中國政府安排了一場和學生代表的對話。政府方面出席的官員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學生方面約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絕承認北京大學生的北高聯。吾爾開希在對話會上要宣讀北高聯的七點聲明被拒絕，於是在進場之後不久便憤然離場。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三個小時的對話現場錄像，以表示官方重視對話和誠意聽取批評。兩天之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也和北京大學生舉行了對話，但同樣沒有獲得實質性的結果。

　　5月1日，“北高聯”召開中外記者會，發表一連串的公開信，包括“告全國同胞書”、“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同學書”和“致領導人書”，呼籲人民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學生的學生領袖分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等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他們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大型示威。學生提出對話的條件是以“七條為討論基礎”。

　　5月3日，中國政府召開學運爆發以來的第一次中外記者會，拒絕了學生的所有條件，並指責請願書近乎威脅。所提的條件，例如由 “非法” 產生的學生組織推選代表參加對話，政府難以接受。

　　袁木說：大學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還表現了青年學生的相當程度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袁木還在記者會上強調學運是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劃。他點名了以美國為基地的“中國民主聯盟”，並且暗示方勵之在背後出主意。

　　5月4日，學生再次上街遊行。遊行的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面發表了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這次學運是七十年前五四運動以來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目的是爭取“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並宣布翌日開始複課。

　　當天，來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和學生一道，舉行了自建國以來首次新聞界抗議遊行，抗議“被迫造謠”，博得了北京市民及學生們的熱情歡迎，同時也被認為是對學生運動的有力支持。

　　在此期間，中國官方媒體的新聞報道尺度也出現了不可思議的變化，各種官方報紙包括《人民日報》都大幅刊載了學生遊行的過程和照片。

對話與絕食

　　同一天，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亞洲開發銀行年會開幕儀式，總書記趙紫陽在亞銀年會開幕禮講話。趙強調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應透過改革和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解決。對於嚴重的貪污問題，趙直言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公開化及透明度不夠。趙紫陽希望與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學生展開廣泛對話，交換意見，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趙的講話基調顯然與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顯露出中共中央對學運態度的分歧。這自然也成為保守派日後打擊趙紫陽的“罪證”。

　　在“五˙四”遊行的翌日，來自三十多所高校的學生代表選出“對話代表團”，繼續貫徹學運的長期目的──透過與官方對話影響國策。

　　5月6日，代表團分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呼籲儘快對話，但不得要領。學生與政府的關係進入膠着狀態。

　　5月9日，北京逾千編輯和記者聯合簽署了一封請願信送交全國記協，要求與官方對話，爭取新聞自由以及討論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等問題。

　　5月10日，超過萬名高校學生進行了單車遊行，並在中央廣播電視部和新華社門外高呼要求新聞自由，聲援新聞工作者。

　　政府在此時亦破例地與新聞工作者對話。當時主管新聞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於五月十二日與《中國青年報》工作人員對話，表示中國新聞工作已經到了“不改革不可”的階段。

　　中央更進一步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有系統地與各種媒體工作者對話。但由於中蘇高峰會議在即，預計對話須等到五月下旬才能開始。

　　從5月初開始，大批的外地大學生趕赴北京進行聲援，這再次鼓舞了北京學生心底不滅的激情。於是，各高等院校又相繼宣布重新罷課。堅持得最徹底的北大學生表示：罷課是一種象徵，藉此表明他們對於民主要求的意願；同時又認為運動尚未結束，同學們爭取的目標都還沒有達到。他們表示正在為平等的對話作準備。除非對話有合理的進展，他們才會考慮複課。

　　5月13日上午，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並且邀請到了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劉曉波、陳子明和王軍濤等知識分子【12】。閻明復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個表態使學生領袖們陷入了分歧【12】。

　　另一方面，由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在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但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學生領袖卻不願意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12】。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也在不斷減少的情況下，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呼籲採取更為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是一個誘騙學生就範的陰謀，因此自5月11日起便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12】。絕食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21】。基於此，他們決定採取更為激烈的抗爭手段——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發起絕食行動。

　　5月13日，學生領袖王丹帶領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有2千多名大學生參與。由於廣場上的氣溫炎熱，很多絕食學生因為不適而暈倒。在廣場附近經常聽到救護車的警號聲。

　　5月14日，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間閻明復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12】。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地促使一部分學生願意就此達成妥協，但是由於不同派系的學生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協調，而學生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使得談判變得越來越混亂和越來越困難。不久，學生領袖就以“政府不願意承諾對談判過程進行公開直播”為由，宣告談判無限期中止【12】。在此之後，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國統戰部部長的閻明復又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他對學生們說：“我以我的人格想你們保證：‘4.26社論’的問題是一定會解決的，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如果你們還不放心，我願意作為人質和你們一起去北大”。他希望以此來換取學生們的撤離，然而學生卻仍不為其所動【22】。

戈爾巴喬夫訪華

　　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訪問。這次的中蘇首腦會晤是中蘇兩國交惡之後相隔30年後所進行的正式國事訪問，除了標誌着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之外，同時也被視為中國外交在國際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式的突破。但由於天安門廣場被學生占領，原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只好臨時改在北京機場舉行。

　　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面。在電視轉播中，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表示，中共黨內的重大事情仍需要由鄧小平來拍板。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趙紫陽企圖將抗議活動處理不當的責任嫁禍給他本人。因此，這一言論標誌着鄧小平和趙紫陽這兩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決定性的分裂【5】。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又開始出現同情示威學生的聲音；中央電視台出現廣場示威畫面。

　　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在其他地方，總共超過200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和普通市民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

　　5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北京的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為時50分鐘。李鵬與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在會面時針鋒相對。李鵬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服絕食的學生停止絕食，回到學校，其他問題我們還有時間來解決；吾爾開希則說：現在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也不是我們勸不勸說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有一個學生不離開廣場，我們就都不會離開廣場。

　　5月19日清晨，名義上仍然是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到達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趙紫陽含淚對學生說他來晚了，“來日方長”，請同學們停止絕食。資料顯示，當時趙紫陽已經在黨內高層鬥爭中完全失勢，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當時在全國，多個中國野戰軍部隊頻繁調動，當局暗中積極部署，北京的氣氛日趨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頒布戒嚴令

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隨即，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發了戒嚴令。戒嚴令的全文如下：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緊接着，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發布了三份“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對戒嚴令予以實施。

　　戒嚴令的頒布讓學生極端憤怒。憤怒的學生高呼“李鵬下台”，並且即時宣布廣場20萬人大絕食抗議。

　　當晚，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分批開入北京，但是遭到學生和市民堵截，戒嚴令無法執行。 軍人面對苦苦哀求的百姓和哭訴事件真相的學生並沒有作出強制行動，只是原地待命。幾天后接到命令撤離。

　　5月23日，北京街頭再次出現百萬人大遊行，各界民眾高喊“李鵬下台” 。

撤退與留守

　　與此同時，學生運動的內部分裂則更為加劇。到了5月下旬，學生們所組織的各種抗議活動由於沒有明確的領導人而且這些活動往往又是不一致的使得廣場上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混亂【23】，同時伴隨着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着大量的群眾使得示威現場出現了嚴重的衛生問題【24】。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進行公開選舉以選出學生運動的發言人，但是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5】。另一方面，王丹則認為近期中國政府將有可能發起軍事行動以鎮壓示威活動，因此主張讓學生先從天安門廣場暫時撤回校園並且另外組成相關團體，但這個建議則遭到主張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的強硬派學生反對。

　　隨着派系衝突日益增加，各個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也越演越烈。他們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對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各個派系也開始派遣一些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然後把他們安排成“糾察隊”，回到廣場就開始奪權。還有的為了獲得權利而將對方綁架【22】。

　　5月27日，在美國和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回國，飛機在上海降落後，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留在上海“養病”。當天萬里發表聲明支持戒嚴。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舉行聲援天安門民主示威的遊行。在香港，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大遊行。

　　5月29日，中央美術學院等6所院校的部分學生在晚上仿製了一座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

圖片【3】“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和6月2日的天安門廣場

　　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為“撤退”還是“留守”而猶豫不決、難以為繼的時候，6月2日，北京學者劉曉波、高新、周舵和台灣歌星侯德健，來到廣場大學生中間，宣布展開72小時的有期限絕食，希望能夠藉此重新提振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運動【22】。這四人因此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劉曉波等人在發表的聲明中說，絕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公開批評政府，同時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並且促進學生能夠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25】。

清場

　　6月2日，鄧小平、數名中共八大元老以及李鵬、喬石和姚依林3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再度召開會議，最後決定以實施清場來“結束暴亂並恢復首都秩序”【25】【26】。清場的時間定為6月3日。他們還一致認為應該儘可能和平地完成清空天安門廣場的作業；但是如果示威群眾不配合的話部隊也被授權“使用任何手段”來完成任務。

　　6月3日，政府決定清場的決定通過廣播、電視等在北京市通告。軍隊分幾路同時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設置路障，阻擋軍隊行進。

　　上午10時30分，第38集團軍被迫暫時停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大約5公里的木樨地，並且試圖排除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放置在路上且放火焚燒而成的臨時路障【18】【27】。軍隊方面最後使用裝甲運兵車將電車車廂撞開，並且持續與試圖倉促搭起路障或者組織人鏈的示威群眾對峙【22】。

圖片【4】這些人不是學生。背景中你可以看到焚毀的公交車。在今天看來，這些暴徒會被視為“恐怖分子”。

　　示威群眾中的一部分人用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18】【22】，甚至縱火焚燒軍車【18】，部分軍人被打死、燒死；被打死之後還被吊在天橋上。

圖片【5】這是被活活燒死的士兵照片。脖子上還掛着繩子，腸子露在外面。

圖片【6】另一具被燒焦的士兵遺體。注意另一個死去的士兵被吊在天橋上

圖片【7】看看這些士兵的慘狀，就知道那些暴徒是多麼的殘忍了！

　　到了6月3日晚上，軍隊開槍鎮壓，同時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在這一過程中，木樨地、六部口、軍事博物館附近等都有不少的民眾傷亡。

　　對於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有一個關鍵的事實需要弄清楚：究竟是軍隊首先向民眾開槍，還是一部分人首先襲擊軍隊，然後軍隊才開槍鎮壓？

　　對於這個事實，政府方面聲稱軍隊主要是為了自我防衛而動用武力；而學生及民眾方面則稱是軍隊首先開槍，市民在非常氣憤之下才予以還擊。對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究竟孰是孰非？這恐怕只有當事者雙方才是最清楚的。

　　不過，我們倒是可以通過以下的事實來進行判斷：

1.      請注意：示威群眾中的一部分人“用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甚至縱火焚燒軍車”。如果是軍隊首先開槍，“一部分民眾”被迫自衛的話，“石塊”也許可以在大街上隨時撿到，但“棍棒”恐怕就不是可以隨地撿來的吧？特別是“自製的汽油彈”，能夠在軍隊開槍之後當場做出來嗎？

2.      此次的戒嚴部隊強行推進，可都是實槍荷彈。如果是軍隊不分青紅皂白地首先開槍，還會有士兵被打死、燒死嗎？還能夠在被打死之後被赤手空拳的人們吊在天橋上？

3.      戒嚴部隊上午10：30已經到達了距天安門廣場西側只有5公里的木樨地，晚上10：30左右才到達天安門廣場。要知道，戒嚴部隊可是全副武裝、用軍車、裝甲車向前推進的。如果是軍隊不分青紅皂白地首先開槍，完成這5公里的路程需要12個小時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4.      大量的資料證明：“一部分市民”對戒嚴部隊的攻擊發生在6月3日的白天（見圖片5、圖片6和圖片7，如果是晚上，就不可能拍出這些白天的照片來），而戒嚴部隊的開槍鎮壓發生在當天的晚上【22】。從這事件發生的順序也可以非常容易地證明誰說的是實話，誰在撒謊。

　　以上的事實表明，政府的說法是靠譜的。事情的真相應該是：戒嚴部隊要強行清場，一部分“市民”為了阻擋戒嚴部隊和泄憤而採取了攻擊行動。對此，戒嚴部隊還是採取了忍讓的態度，並沒有及時鎮壓。到了晚上，才開始開槍鎮壓並強行推進至天安門廣場。

　　我們再來看看當天晚上所發生的其他情況。

　　晚7點的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發布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28】。

　　10時16分，戒嚴部隊指揮部在天安門廣場通過高音喇叭重複緊急通告，並要求學生儘快撤離天安門廣場。

　　10時30分，戒嚴部隊包圍天安門廣場。

　　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一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28】；

　　6月4日凌晨12時15分左右，戒嚴部隊開始發射照明彈以提供夜間照明【28】，並有一輛63式裝甲運兵車自天安門廣場西側出現並且從廣場前的道路快速通過【28】。

　　凌晨12時30分左右，有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28】。之後其中一輛裝甲運兵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且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而因為車輛遭到焚燒而緊急逃出的3人則被示威群眾毆打，但學生則組織警戒線並且護送3人到位於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急救站醫治【28】。

　　凌晨1時30分左右，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先頭部隊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29】。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裡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開離。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18】【28】。

　　凌晨2時左右，大部分學生和示威群眾已經離開了天安門廣場，但仍有數千名示威學生和群眾聚集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18】。

撤離廣場

　　凌晨4時，戒嚴部隊已經開始準備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行動。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邵江呼籲由知識分子帶領示威學生與群眾撤離廣場。劉曉波表示不願意撤離廣場，但最後被說服並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與學生領袖商討撤離問題【29】。然而，柴玲、李錄和封從德等人在聽到撤離意見後都拒絕撤離【29】。

　　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2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28】【30】。他們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18】，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往東南方安全撤離開放通道【18】【22】【28】。

　　凌晨4點，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29】【31】。”不過此時學生們並沒有撤離，而是一同唱起了《國際歌》【18】。

　　凌晨4點30分時，天安門廣場上重新開啟了照明並且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逼近紀念碑，隨後部隊在聚集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示威群眾周圍10米處重新部署【28】。而侯德健回來後先是嘗試說服事先知情的學生領袖接受他與部隊的協議。在大約4時32分侯德健透過學生的廣播表示他已經先行和戒嚴部隊達成談判協議，同意讓學生撤離【28】。然而許多第一次知道這次會談的學生則氣憤地指責他過於膽怯。封從德之後則在廣播中解釋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召開緊急會議，而將以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示威學生之後的集體行動。但儘管“堅守”的聲音比起“撤離”還要來得更加響亮，封從德仍然表示“撤離”意見較為多數而決定帶領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28】。

　　清晨5時10分左右，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手牽着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18】。學生們高唱着“國際歌”，高喊着“打倒法西斯”！“我們還會回來的”! 還有不少女學生失聲痛哭、由其他同學攙扶着離開廣場【22】。

　　清晨6時左右，在確認所有示威學生和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膠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22】。

圖片【8】1989年6月4日凌晨，一隊坦克開出天安門廣場，一位被叫做“王維林”的年輕人隻身擋在坦克前。這一畫面後來成為六四事件的一個標誌性畫面

死傷人數

　　在6月6日的新聞發表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23名大學學生、非法份子和錯誤槍殺的群眾在內有將近300人死亡【32】。袁木還提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官和士兵共有5,000人受傷，而平民部分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人受傷【32】【33】。

　　對此紀思道在1989年6月21日的《紐約時報》專欄上提到由於缺乏實物證據使得人們很難確認傷亡的實際人數，但他也提到“大約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喪生應該是合理的數字”【34】。

　　由丁子霖和張先玲等子女於六四事件喪生者共同創辦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則是在2011年8月時提出確認於該事件中喪生的202名死者名單【36】。而天安門母親運動統計的死者數據除了因為六四事件而直接喪生的民眾外，還包括有4名自殺人士和6月4日以後因為抗議活動的緣故而遭到殺害者【35】【36】。

逮捕行動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告全國人民書”，將此次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被當局稱為“黑手”的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和妻子李淑嫻逃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

　　中國其它地方持續爆發抗議當局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的示威遊行。6月5日，四川省會成都市的軍警全面鎮壓已經占領市中心人民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憤怒的市民放火焚燒了位於市中心的人民商場。

　　6月9日，中共實際的最高領袖鄧小平在中南海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

　　6月12日，當局陸續宣布通緝方勵之夫婦和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李錄等21名學運領袖以及工人抗議領袖韓東方和知識分子嚴家其、包遵信等的通緝令。

　　在所有被通緝學生領袖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王丹，同時他也是幾位曾遭到中國政府關押的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被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而如柴玲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則是藉助於香港所組織的黃雀行動而逃往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37】【38】。陳子明和王軍濤在1989年年底準備流亡時遭到逮捕，中國政府指控他們為整個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並且於1990年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

　　6月24日，中國官方正式宣布罷免趙紫陽職務，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以上就是89年六四事件的基本過程。

（第三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