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反思与教训（二）

钟国强

2.     六四事件出现的背景

要对89六四事件进行反思并汲取教训，首先就要弄清楚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并理清有关的事实。要做到这一点，了解这一事件出现的背景就显得十分必要。

1976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发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三件大事：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邓的复出在这一年启动，最终的复出是在1977年）。

邓小平复出之后，对中国当时频临崩溃的国家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于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全方位地平反冤假错案，并正式开始实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众所周知，文革造就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但要纠正这些冤假错案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主要障碍就是当时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来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具体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为了突破“两个凡是”所造成的束缚，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部分元老的支持下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从而使人们解放了思想，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的老干部。这次的大讨论不仅达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目的，还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华国锋下台，胡耀邦于1980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9月赵紫阳接替华国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二是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带来了清新之风。人们敢说话了、敢说实话了。

政治气候

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纷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大胆的讨论。尤其是在各大学，青年精英们更是关心国事、政事，形成了空前的自由开放的政治气氛。

1986年夏天，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天体物理学教授的方励之返回中国任教，之后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巡回演讲关于自由、人权以及权力分立的议题，并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党独裁，进行政治改革【1】【2】。方励之的演讲让大学生们大开了眼界，每次演讲都是场场爆满、掌声经久不息。自此，方励之几乎成了中国自由、民主的化身。

经济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出口贸易的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提出了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实用主义政策。

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首先推出了“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政策；不久， 四川（省委书记为赵紫阳）、内蒙、 河南、贵州也都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政策。包产到户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流传的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城市，“个体户”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中国的个体经济开始有了蓬勃的发展。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教授的薪水还远远赶不上一个个体户，形成了严重的“脑体倒挂”。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也为后面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价格双轨制与价格闯关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计划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国家采取的是“逐步转化”的方式，即，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保留一部分的计划经济。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同一种商品有两个价格：一个是较低的“计划经济”价格，另一个是随市场波动的、较高的“市场经济”价格，这就是当时所实施的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谁能拿到计划内的商品，甚至还没有拿到具体的商品而仅仅是政府的批文，然后在市场上倒卖，谁就无疑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谁能拿到这种计划内的低价商品呢？肯定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做得到的只能是有权势的官员或其子女。因此，对这类人和这种做法老百姓称其为“官倒”。

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中国最大的“官倒”有两个：一个是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倒卖彩电获取了巨额的不义之财；另一个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他的华康公司。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邓小平被打倒，邓朴方受到了牵连，被造反派从四楼丢下，造成了从胸部以下瘫痪的终生残废。邓朴方创办的华康公司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名下，这样就又有了一个优势——无需缴税。

因此，在后来出现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初期，学生们提出的“打倒‘官倒’！惩治腐败”就是针对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国政坛上的实际掌权人物邓小平的。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商品价格应该由供求双方来决定才是正常的。基于此，在1988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同意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来让价格体系恢复正常【3】【4】，这就是当时实施的“价格闯关”。价格闯关导致了物价的飚升，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官方所提供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在1987年至1988年期间，北京市的物价增长了30%（根据我当时的感觉，这物价的增长何止是30%呀？我们永远不知道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如何来的?！他总是和百姓们的实际感觉相差甚远，而且这个偏差永远是朝着“光鲜、漂亮、美观”的方向），而众多的工薪阶层也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5】。与此同时，过去的国有企业由于无法确保在市场中获取收益而不得不为了降低成本而裁员，这又导致了当时的中国总共有数百万名工人处于失业状态【6】【7】。物价上升、铁饭碗不保、生活压力增大，“官倒”导致的社会不公等因素无疑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来一个小插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当时物价的飞速上涨程度。1988年，我打算去买一台彩电，因为，再不买，也不知道价格会上升到什么程度了。我和我的朋友转了很多的商店，最后决定买武汉电视机厂出产的18吋“莺歌”牌彩电，因为虽然它不是名牌，但价格还算是比较低的；质量嘛，据说还是可以的。

当我们又走进一家商店，看到这款彩电的标价是2680元（在物价上涨之前只是一千多元），我就决定买了，因为它毕竟比其他商店的价格还要便宜四、五十元。但是，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和老板商谈价格。女的挺着个大肚子，明显已经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了。男的问老板还能否再稍微便宜点，老板说：这已经是最后的一台了。如果你不买，明天再来就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于是，他们就打算付款了。

我看他们要付款了，就用他们绝对可以听得到的声音对我朋友说：“这台彩电的色彩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正”。听了我的这句话，他们犹豫了。等他们稍微一离开，我立马付款。于是，这台彩电就是我的了。

这是我一生中购买的第一台彩电，居然是用这么一种方式买到的。事后，我还真感到有点对不住那对夫妇的，真想对他们说一句：对不住了，这位大哥！以后可要汲取教训，要有自己的主见，千万不能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了！

当时在我工作的大学还流传着这么一件事情：有位教师去买彩电，结果发现自己带的钱差了一点。他想：过几天就要发工资了，也不想向朋友们借钱。几天之后他又去买，发现钱还是不够，因为价格又涨了。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才买到的。这位教师感慨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晚看了几个月不说，还白白地让几个月的工资打了水漂。

这就是当时物价飞速上涨的状态。

国际气候

198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尝试在苏联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 “新思维运动”。具体地，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实行“多元化”，实质上就是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用别的思想或主义作指导。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在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实施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以所谓的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在经济上搞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他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国际上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盟友。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停止武力干预。这个政策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89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地震”，史称“东欧剧变”。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运动”在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亦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并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8】。这也为后面将要出现的群众运动积累了条件。

1987年的学潮

实际上，在1986年底和87年初，中国已经爆发了一次较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这次运动首先由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动。学生抗议的目标直指官员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也批评对政府完全无法进行监督的人大代表制度。随后，上海、北京、武汉、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的高校都有大批的学生上街进行抗议游行。

然而，这次学运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其结果，胡耀邦被认定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由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位（军委主席为邓小平），成为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直接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同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由于“煽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全国性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也随即展开。

（第二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