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戰呂布是膾炙人口的成語，源起《三國志》，後來泛指三人或三方對一人或一方的圍攻。通常情況下，這個成語描述的各方都是正面人物或是英雄，而孤獨被三方圍攻的那一方自然是特別的牛逼厲害，究竟鹿死誰手，短時間內難以定論。

    其實呂布與桃園結義三兄弟並非不共戴天之敵，至少與其中二人有過那麼一點交情，所以三英戰呂布並非是出於私怨而是由於選邊站隊的結果。

人們通常把中共治理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說成是前後兩個時期，兩個反差很大的三十年的周期。毛澤東當然是前三十年的霸主，而鄧公自然是後三十多年中國政治的第一強人。

    如果把鄧公比喻為三國第一悍將呂布，那麼誰是挑戰鄧公的三英？誰處於最有利的位置可以暗地或公開修正鄧的治國方略或政治經濟方面的大政方針？

    鄧公的治國思路集中體現在過去二十年中共主要政治決議和媒體反覆強調的這些“口號”之中：改革開放，（在任何情況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決不動搖，發展是硬道理。當然，鄧為中國制定的外交路線與他的政經大綱高度一致，那就是全力維持與美國和歐洲大國的友好關係。

    顯而易見，發展國際化的市場經濟必須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必須絕力保持與美國或西方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換句話來說，與美國西方的良好關係是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基石。

現在的中國媒體就中美關係有何言論呢？人們看到的是美國在關島的導彈瞄準了中國的城市，中國二炮瞄準了美國的航母。

    從正面來說，鄧公的治國方略帶來了中國經濟幾乎是長達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國力大為增強，中國大城市中人民的生活迅速接近西方水平。從負面來看，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成為了嚴重腐敗的溫床，導致了驚人的貧富懸殊和經濟結構極不平衡的狀態，同時也使黨內傳統派對是否能在市場經濟中保持黨的絕對權威產生了驚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2012年習總上台的二十多年中，鄧的思路和制定的治國方略好像是成了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精英的共識。隨着習總幾年前成為中共總書記或掌舵人，鄧的路線開始受到明顯和強有力的挑戰，主要原因應該是黨內傳統派認為只有大肆修改鄧的路線，才能抑制腐敗才能恢復經濟的平衡發展。最重要的是，只有拋棄鄧的“修正主義路線，” 中國才不會墜落到憲政主義的和平演變泥坑，使共產黨的江山永葆紅色，讓自由派知識分子沒有“竊起革命果實”的可乘之機。

    帶着如虹的氣勢，習總是真正夢想開啟中共革命的第三個三十年。上位之初，習總和他的團隊幾乎是同時狠狠砸下四個大錘。第一錘砸下去是大力反腐，贏得滿堂喝彩。第二錘砸下去是打擊維權律師，打擊言論自由或“資產階級自由化”，絲毫不懼怕國內外民主力量的反感。第三錘砸下去是利用釣魚島和南海問題拉開中國與美日之間的距離，同時鼓動起盲目民族主義浪潮。第四錘砸下去是公開排擠政治局中鄧派和溫和派勢力，為傳統派統領中國政治開闢出康莊大道。

    幸好，市場經濟還不是傳統派重錘敲擊的對象。幸好，被打擊的維權律師和自由派大嘴只要有認錯認罪的態度，都會留有活路一般不會被一棍子打入地獄。幸好，那些願意為拉開中美意識形態上的距離出力的將軍們都還懂得，中美之間正在到來的非敵非友的狀態決非意味着走向戰爭。

    眼下看來，習總和他團隊的綱領是嫁接鄧公的全球市場經濟的視野和稍帶有封建性質的斯大林主義。

    這種史無前例的嫁接能否順利實現當然首先取決於手中的權力。事實上，習總的權力基礎並非是擁有政治局的大多數票友，而是紅二代對中央軍委的有效控制。三十多年來，鄧派第一次失去了對中國軍隊的控制。造成這樣的局面，中共前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胡錦濤當然是脫不了干係。沒有習與胡和當時軍委副主席郭軍頭的密切協作，現在的軍委就不會是紅二代的一統天下。

    儘管在胡總的任期內人們在網絡上還可享有一些言論自由，中國民主化在那個時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不僅如此，胡在任期內也沒有對黨內嚴重的腐敗採取有效的抑制措施。如果說胡控制不了軍頭還情有可原，難道他面對文官的貪腐就真的是無可奈何？客觀上來看，胡退位後留下的官場爛攤子和給人造成的弱主印象，為習強人的橫空出世埋下了重重伏筆。

    胡退位之前，中國海軍就在南海上占領了黃岩島，悄悄開啟了南海推進的大劇。胡退位之前，就喊出了開創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口號，就已經是開始偷偷修改鄧制定的中美友好關係的基調。習總在上位的第一天就顯現出無可質疑的霸氣，如果沒有胡的撐腰實在是難以想象。

    俺以前認為，改革派和鄧派在中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眼下還占有多數的局面應該是江core奮力爭取的結果，江core不愧為是鄧的好學生，鄧的合格的繼承者。客觀的說，二十年來中國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形成，江可以說是居功至偉。當然這一切離不開總理朱鎔基的運籌帷幄。

    看着中共傳統派在中國政局博弈中的高歌猛進和改革派溫和派的節節敗退，俺對江所扮演的角色不禁產生了一點懷疑。改革派在中共內部有着三十多年持續培育的根基，如今在傳統派的攻勢下怎麼就顯得那麼不堪一擊？

    老江是不是一直在偷偷玩着超級大型苦肉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種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那就是江core認認真真花大力氣實現了鄧的市場經濟夢想，讓黨國通過大肆吸收西方資本和科技精華為自己積攢功力收取民心。黨國應該是繁榮昌盛到處鶯歌燕舞，而不應該是需要救濟或是四處破爛的景象。

    不過老江同時也有可能同意，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盡頭，中共今天的首要任務已經不是發展經濟，而是儘快展開政治上的自保運動，讓黨員與西方美國劃清界限，讓人民特別是年青的一代變得有點敵視藐視西方政治體制西方歷史文化和西方對東方的虛偽，讓義和團狂躁的鬼魂回歸到這個民族的心靈深處。

     有什麼跡象或證據說明江core也有可能是三英戰呂布三英中的一員？

二十七年前，江在天安門事件後被選中為中共黨魁，其實是兩個頂級傳統派人物李先念和王震合力推薦的結果。當然老鄧應該是做了仔細的考察。李先念過世之前數次致信江core，告誡千萬千萬別讓黨和國家改變了顏色。作為聰敏絕頂之人，江可以用二十年的時間完成鄧公在經濟上的遺願，然後可以再回過頭來，與胡和習聯手按照李先念的政治遺願推動中國邁向紅色封建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

    如果說韓正是典型的江派人物，韓正這次是為習核心的概念能夠出台喊得最響最為賣力的人物。不要忘了習通向北京權力頂峰的墊腳石是在上海當了兩年的書記。中央軍委成形之後，習最重用的是南京軍區的人馬：現任武警司令王寧上將來自原來的南京軍區，現任中部戰區（原北京軍區）司令韓衛國中將來自原來的南京軍區。原來一直是北京軍區或者是瀋陽軍區參加中蘇聯合軍事演習，去年一反常態是由南京軍區作為中方參加聯合演習的代表。

    南京軍區與老江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呢？老江當時在軍委的左膀右臂是來自南京軍區的張萬年上將，而南京軍區在去年軍事改革之前的司令一直是蔡英挺上將，此人以前就是張萬年的秘書。在維護習的權威在支持中國在南海的挺進這兩個方面，蔡英挺上將無疑是嗓門最高調的一位。

    江胡習三人，可以讓改革派鄧派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占有多數席位，這既是默認中國經濟改革的慣性也算是賣給鄧派一個長度可能只有四年時間的面子。習的衝勁當然來源於紅二代對中央軍委的掌控，不過同時也依賴江胡二人的支持。大概是覺得大勢已去，王岐山作為改革派的中堅人物也只好是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三緘其口，也不得不在中紀委的重要會議上帶頭高喊堅決支持習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核心。

    俺個人認為鄧公的許多做法和說法比較明顯地是把中國推向憲政的方向。在思想和政治上，我們看不到江胡習三人有任何跡象願意讓中國走上憲政之道。之前，俺認為江可能暗中屬意於憲政，因為江好像是認同經濟高於政治，好像是與李光耀有種特殊的來往，江也沒有說過任何敵視西方的言語也沒有讓人挑動過反西方的義和團狂熱。不過現在看來，江的開明和對西方的友好有可能是歸於他的大度思維和聰敏，而不是堅定的意識形態。

    鄧公也許是把國家和民族置於黨政或紅色江山之上。相比之下，江胡習三人大概更願意看到中國是一片紅色巨大的黨天下。按照鄧的思維，經濟比政治重要。按照三英的思維，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永遠是黨的第一優先考慮。

    當外籍人士請朱鎔基說說他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看法時，朱毫不猶豫表現出悲觀。原因我猜想大概是他認為現在的掌權者不是把經濟而是把預防顏色革命放在了首位。

    缺乏民主的紅色對人民沒有多大實質性的意義，如果人民在政治上不是國家的主人，如果紅色意味着中國與西方的敵對。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政黨都不是人類歷史的終極概念。和平世界大同和人類的福祉，這些才是歷史的終極概念，這些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價值觀的交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