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壇發生的男乒退賽事件對國家政治體製造成的衝擊，應該不是小事一樁。一幫體育名流為了保持自我感覺良好，竟然放棄為國拼搏為國爭光的大好機會。其實在體壇發生男乒“集體兵諫”之前，中國文壇也並非平靜。湖北作協主席女作家方方去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軟埋》遭到左派大聲口誅筆伐，勢頭看來有點像是想抓住方方這個典型發動一場圍剿文化和文藝界自由派的政治運動。

   《軟埋》描述的是一個地主家庭在六十多年前土改過程中的悽慘命運，一位地主的年青老婆如何差一點就隨着老公被暴怒的農民活埋的故事。張藝謀早幾年的電影《歸來》也曾經遭到幾個左派的激烈攻擊，說是作品的基調無非是抱怨甚至是控訴，目的和效果就是顏色革命，也就是說中國的文人無權把自己所遭受的災難公諸於世，儘管文革是中共自己早已定性的”一場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張藝謀沒有遭受任何官方的處罰，卻仍然擔任着國家重大文藝表演場合的藝術總監。理由當然是因為文革是被中共正式的政治決議所徹底否決的歷史性災難。寫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災難好像也不會帶來嚴厲的處罰，就因為毛髮起的人民公社確實是導致了慘烈的大饑荒而且早已解散。那就是為什麼像《老農民》和《平凡的世界》這些影視作品可以展示農民在新社會遭受飢餓的事實。

   土改的正義性是中共合法性的基礎，這點方方應該是清楚的。對土改任何非正面的描述極有可能帶來麻煩，不知道作者本人或授予作品“路遙文學獎”的評委是否有充分的認識。這一次，批判方方的不只是幾個左派文人或小官員。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軍方的一位退役一位上將也對《軟埋》表達了出奇的憤怒。還有人明顯的是要向中共湖北組織部問責，希望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

   方方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煩，中國作家作為一個整體也許也遇上了麻煩。不幸的是，方方至今所做的辯護好像並沒有說到點子上。作者應該是站在馬列唯物主義的高度，慎重聲明作品並不是否定土改這場歷史性的變革，並不是要求農民把分到的土地還給地主。只有當農民把土地退還給了地主才是真正地否定了土地改革。其實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擁護平均地權的，只是對一些地主紳士在土改中所遭受的肉體折磨和被殺害的苦難深表同情。在土改中馬列主義要到達的主要目標是物質化的，土地到了農民的手中革命就基本到達了目的。很明顯，作者不是反對土改，而是對土改過程中出現的暴力現象表達出了些許抱怨。

   文學可以歸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也可以設法與政治保持距離，專寫人的情感，揭露政治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非人性的因素，希望人類今後的政治變動可以減少一點暴力行為。事實上，中共就土改中出現的暴力行為，出現的不少地主遭到殺害的現象發出過通知，要求不要再出現類似的暴力事件。所以，方方的描述確有其歷史依據並非杜撰。 

   當然，土改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剝奪地主的政治權力，改變了以往地主在鄉下里“稱王稱霸”的局面。方方的《軟埋》顯然也不是要為地主奪回這份“稱王稱霸”的政治權力，試圖把農村的基層組織拉回到解放前的局面。歸根結底，《軟埋》既不是要求把土地退還給地主，也不是在暗示地主鄉紳比中共選定的幹部是管理中國鄉村更合適的人選。作品的實質不過就是向世人展示一些地主在那場歷史性的變革中所遭受的苦難。土改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大致上是平和和富於理性的，難道方方沒有權利描述那些非理性的苦難的事實？

   白鹿在現實中的化身白靈在陳忠實的小說中是被中共內部的極左分子活埋，難道陳忠實的《白鹿原》是挑戰整個中共革命的性質？呈現中共極左派所造成的殺戮和苦難難道只是中共內部的權力，而普通人只能是保持沉默，作家們只能避而遠之？ 

   土改的性質和勝利果實絕不會被文學作品所更改，這應該是常識。一些左派人士所極力維護的並非是土改本身， 而是一種左派歷來追求的完美無缺至高無上的榮耀，一種中共決不能被下層黨員和黨外人士所批評的權威。在頂級文豪莫言的作品中，解放後農民所遭受的饑荒飢餓是頻繁出現的現象，由是莫言也同樣招致了左派的抨擊。幸好，莫言筆下的飢餓分散在幾個不同的短篇之中，也是乘機在言論較為寬鬆的時期發表。方方的中篇《軟埋》在眼下這種政治收緊的時候發表，自然就成一些人眼中的重磅炸彈。 

   方方要為自己辯護，最好的方法不是指責抨擊者的心態還是屬於黑暗的極左傳統，而是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以高屋建瓴的氣勢，懷揣着老師開導學生那樣的耐心向他們指出《軟埋》決非是企圖說服中共動員農民把土地退還給地主或他們的後代，也不是建議讓舊時代的鄉紳或富豪來管理現在的鄉村。作品所傳遞的不過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不過是為那時無辜的受害者獻上的一束花絮。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標準，文人在字裡行間顯露出的抱怨情緒是渺小的，那種為了一個政黨一個統治集團極力營造一種完美無缺至高無上榮耀的衝動，在歷史的長河中同樣也會顯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