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評價劉曉波，就得先評價《零八憲章》。

從價值理念的層面，《零八憲章》並無任何出彩之處，其追求的憲政、普選、三權分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張，可以換算成一個熱門詞彙叫“普世價值”，這是中國思想界長期爭論的一個話題。這場爭議延續至今，在如何看待“普世價值”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者（右派）在與威權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統稱為左派及新左派）的思想論戰中，不管在學理層面還是在社會影響方面，都未占據上風。

也就是說，《零八憲章》所體現的價值理念，本身並未在中國社會取得共識，因此，其在中國追求建立符合這種價值理念的政治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是否符合中國社會的普遍期待，是個未知數。不管自由主義者如何為之臉上抹光，都不能改變這個現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儘管《零八憲章》的傳播被中國官方所壓制，但是中國知識界普遍知曉這份文件的存在，如果其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確實具有振聾發聵般的引領性作用，並符合中國社會的普遍期待，那麼在其後的幾年中，儘管劉曉波被捕，這份文件也不會被知識界和中國社會所普遍忽視。

從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零八憲章》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以何種手段實現憲章所設想的政治願景。這一點，別說其他學派學者對此有異議，就是自由主義陣營內部，也存在很大的爭議。毫無疑問，《零八憲章》是純粹理性主義的政治建構設想，它根本沒顧及到這種政治設想如何和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政治現實的銜接問題。

以經驗主義的視角去分析，這是十分危險的，具備激進主義的思想特點，那就是純粹的理性建構，缺乏社會經驗的支持，並具有徹底性和不可調和性。比方說，以這份文件為衡量標準，別說當今中國，就是目前號稱正宗民主國家的西方世界，即使政治制度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在實踐中能完全達到這份文件所宣揚的價值標準的國家，恐怕也不多。

筆者在《零八憲章》發布時，曾對其序言部分作出過評論。筆者當時就認為，該序言部分把中國近代以來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源，歸結於“普世價值”的缺失和憲政民主制度的缺位，是典型的價值至上主義和制度決定論。因為它缺少另一個關鍵的視角，那就是激進主義對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發展的傷害。歷史的看，從清末洋務運動到君主立憲到辛亥革命到國民黨執政，一直到中共建政，它固然體現中國社會變革的制度短板，更體現激進主義不斷戰勝保守主義的歷史過程，由此才有中國災難性的近現代史。《零八憲章》號稱具有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雄心，卻看不到這一點，無疑是十分偏頗和短視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從現實政治的層面，《零八憲章》是一份政治綱領性文件，具有政治反對派的政策宣示作用，其聯名簽署的方式以及呼籲民眾支持這種政治綱領的內容，都說明這份文件的發布，已經不是言論層面的思想探究，而是明顯帶有行動層面的政治意圖，這一點是其簽署者和支持者所無法否定的。

因此，劉曉波以此獲罪，從普世價值的角度，對中共的各種指責都不無道理，卻不能說劉“因言獲罪”。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這種政治性宣言是很難區分言論和行動的界限的，只不過不同國家體制的容忍度有差異。而國家體制的不同是一個現實存在，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別忘了《零八憲章》發布時，前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餘波未了，“阿拉伯之春”也正在醞釀之中，這些國家所面臨的社會動盪，其背後都有類似的政治綱領性宣言在起作用。但後果呢？是這些國家普遍陷入無止休的政治動盪甚至戰亂中。

換成中國，如果《零八憲章》確實起到了動員社會大眾，並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面，那麼現在的中國會是個什麼樣的中國？沒有人能負責任的回答這個問題，包括劉曉波本人。而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還是抱着一種理想圖騰，而不顧現實限制，無頭無腦的去實踐這種帶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政治前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那就不是劉曉波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了，《零八憲章》歷數的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亂象根源，恰恰是這種悲劇造成的。

據說一個六四事件，已經讓劉曉波的下半生幾乎都在懺悔中渡過，由此才有其人性的升華和人格的完善，才有其目前這種“殉道者”的道德形象。如果《零八憲章》在中國社會引起一場遠超六四事件的社會動盪，甚至引發國家和民族的又一場災難，作為這份文件的執筆者，那時將變成引領這場運動的政治領袖，劉曉波又該如何面對這一切？作為思想者的劉曉波可以追求思想和價值的純粹性，但是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劉曉波，就得直面中國歷史上暴烈的極端主義和血腥的建政傳統。

如何評價劉曉波？作為個人的劉曉波，他也許是一個好人，許多人都被他的個人人格所折服，這應該是真實的；作為一個思想者的劉曉波，雖然在思想上有爭議之處，但其不乏對中國現狀的深刻洞察。其對中國社會和體制的批判，不無啟發意義，並很有知行合一的思想者的風範。

但是，又該如何評價作為一個政治反對派的劉曉波呢？對一個政治人物，只能說，以不同的價值體系去評價他，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劉曉波作為一個政治異議者，要想在中國得到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不是取決於他的思想同道們可以理解的道義拔高，也不取決於西方世界對中國社會一如既往的想象，更不取決於他身上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而是取決於將來中國會是一個怎樣的中國。

這個未來中國到底是憲政民主體制下的中國，還是兼顧中國文化傳統和現代性價值的中國，又或者是毫無改進的中國，一切都尚無定論。因為那時的中國，將是千千萬萬民眾和國內國際各種勢力從各種方向作用下的結果，這個結果有各種可能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中國的最佳結果是中國社會通過實踐一點點積累出來，而最差結果就是，被一個或幾個先知般的群體根據某種價值所設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