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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執政黨，中共在制定國家大政方針時，必須得面面俱到。比如說，毛時代雖然以政治建構為中心內容，但也得兼顧經濟發展，中國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鄧時代雖然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內容，但也有政治制度方面的發展，比如說領導層退休制和代際政治的建立。同樣的道理，在中共新的執政大周期中，國家治理能力的優化固然以滿足社會價值實現這個最主要的社會需求變化為重點，但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也是國家治理能力優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對中共施政重點的分析，有時必須跳出宣傳部門面面俱到的政策論述，而應該抓住其實質。這個實質就是，中共施政重點的確立，必須是以社會最主要的需求為指向，這是中共建政後執政基本成功的根本原因。因為中共如果不能靈活適應社會主要需求的變化，在每個執政大周期，中共就不能證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就沒有社會民意的支持。

以習總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所開創的執政大周期能否完整實現，也要看中共的執政重點能否適應這種社會需求的變化，這是最基本的前提。否則，不管習總的個人權威有多高，政治雄心有多大，都不能有效的凝聚黨心民意，一切雄心壯志都將是空中樓閣。

以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為例，在其執政晚期，由於其沒有明察中國社會的主要需求已經發生變化，並把施政重點調整到符合這種社會需求上來，因此在其晚年，即使擁有帝王般的權威，並以“你辦事，我放心”的方式明確指定了接班人，但這個接班人還是在其病故後一推就倒。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之所以能成功上台執政，就在於他們能覺察和適應社會主要需求的變化，從而在政治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則

只要留心中共在近幾屆的人事安排結果，就可發現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則實際上是有跡可循的。

在代際政治已形成制度，並穩定運行了近二十年的背景下，中共的高層人事尤其是最高層人事安排，有兩個原則。

一是政治性原則，所謂“政治大局”，指的是人選是否有利於中共體制的穩固和大政方針的落實；二是技術性原則，主要是指人選的個人背景能否符合工作崗位的需要，比如身體年齡、性格能力、政治閱歷、學歷背景等。

在這兩個人事安排原則中，政治性原則是第一位的，技術性原則往往服從於政治性原則。

先看政治性原則。筆者前文已經提到，十九大的最重要政治背景就是中共正在形成新的執政大周期，這就是一個政治大局，新的人選必須符合這個政治大局，這是第一個政治性原則，此處不再贅述，

第二個政治性原則是，人選必須有利於中共體制的鞏固。中共體制的鞏固，一是黨內團結，二是體制優化。

黨內團結對鞏固中共體制的重要性無需多言，它是中共首要的政治倫理，或稱之為“政治規矩”。一個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沒辦法鞏固自身體制的，中共能長久執政至今，首先在於其能夠團結一致，至少對外團結一致。

中共體制自我鞏固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體制優化。中共體製作為一個集權體制，相對於民主這樣的分權體制，也不能避免集權體制固有的兩大弊端，那就是接班人體制不穩定和官場腐敗。

中共十四大，鄧小平以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權威，為中共開創性的發展出了退休制度和代際政治，使中共和平有序的代際接班成為可能，中共接班人體制不穩定的弊端得到了很大的改進，這是個歷史性的進步。

中共十八大後，第五代領導集體聲勢浩大的反貪腐行動，則從整治官場腐敗方面來彌補集權體制的另一大弊端。當然反貪腐還有另一個作用，那就是前文提到的，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使中共的執政大周期能適應社會價值實現的需求。

因此，從政治性原則的角度。一方面，習總在已經確定一定的黨內權威的情況下，從政治大局出發，經過黨內協商後，可能會有打破一些原有人事規則，因為不打破一些原有規則，有可能會影響形成新的執政大周期這一政治大局。以習總目前的權威，預計有能力和意願做到這一點。

但另一方面，習總還必須繼續遵循大部分原有的人事規則，因為這些人事規則經過幾屆人事更替，被證明是成功的，比如領導層的代際更替。如果不遵循這些黨內人事規則，意味着中共體制的重大倒退，很有可能造成黨內分裂，導致體制不穩。習總目前的權威雖有，但還沒達到無視黨內原有人事規則的程度。

再看人事的技術性原則，首先就是人選的年齡，這就是外界所說的常委人選的“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筆者認為，這個黨內人事慣例雖然沒有中共官方的公開證實，但確實是存在的，因為中共各級官員都有明確的退休年齡規定，不可能在最高層卻沒有限制，而且分析近三屆以來的常委人選，基本上都遵循了這個慣例。

至於人選的其他個人背景，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下文再具體分析。

三，中共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選

從以上十九大召開的政治大背景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則，結合第五代領導集體尤其是習總的意願和權威，筆者預測，中共十九大可能的常委人選如下：

1，從政治性原則角度，有四人幾乎可以確定入常

習、李、王三架馬車的政治結構不會變。十八屆常委中，以這三人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力最大，其他常委則各司其職，主要起到輔助作用。

這三架馬車中，習總是核心，起把握和引領全局的作用，李在行政系統，王在黨內監察系統，構成習總推行政治願景的最得力助手。

在這三人中，習李二人繼續留任沒有懸念。前幾年海外輿論大肆炒作習李不和，習要換李，筆者當時就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李若中途下台，意味着十八大的高層權力分配格局被顛覆，立即禍起蕭牆，對中共體制的破壞性影響將是難以估量的，事實也證明這一傳言是子虛烏有的荒唐炒作。

有爭議的主要是王，因為按照常委“七上八下”的黨內人事慣例，以王的年齡，王應該到點下崗。

但筆者認為，一方面，新一個執政大周期和彌補集權體制的貪腐弊端，這是中共兩個政治大局。紀委書記作為“黨鞭”，同時負責新籌劃的“國家監察委”的試點，將起到影響全局的作用，習總需要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在此關鍵位置上予以助力，這一點黨內無人能與王岐山相比。

另一方面，王以中紀委書記的身份，成為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貪腐的主要操盤手，取得了非凡的政治業績，雖然積累了極高的政治聲望，被民間暱稱“老王”，但他有極高的政治自覺和政治智慧，在政治上從無越位之舉，因此能夠取得習總的信任。

可以這麼說，王岐山是目前出任紀委書記的最佳人選。其最主要的障礙是年齡超過“七上八下”的黨內慣例。但筆者認為，這個慣例屬於人事安排的技術性原則，而非政治性原則。從政治大局出發，習總應該希望王繼續留任，畢竟習想有所作為。以習總目前的權威，如能以“下不為例”來臨時打破這一慣例，是能夠取得黨內共識的。

因此，筆者認為，十九大後，習續任總書記，李繼續擔任常委並續任總理，王續任紀委書記，三架馬車的政治架構不變。

2，胡春華以接班人身份入常。這也是個政治大局，因為它直接關繫到中共的接班體制是否穩定。這一點如果在本屆黨代會上遭到破壞，則意味着中共體制的重大倒退，黨內和民間就有理由懷疑習總未來是否有戀棧不退的政治私利；中共的黨內博弈將加劇，黨內團結也無從談起，習總的個人形象和政治權威將面臨難以彌補的損害，對習總個人和中共體制的政治風險太大。

胡在十八大上以接班人姿態入常，也許確實非習之所願。但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習總在個人權威受到黨內外普遍認可後，即使二十大如期退位，仍然可以效仿當年鄧的方式，通過執政一代、監政一代、指定一代的路徑，來確保自己開創的執政大周期得以完整實現。所以，胡上位，並未越過習總的政治紅線。

因此從現實政治角度，習總不會打破這一接班規則，胡入常應該沒有懸念。

這裡插一句，原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突然去職而入常無望，只是打破十七大時習李雙接班的規則，而非打破黨內的接班規則。因為十七大的雙接班體制目前看來只是個權宜之計，看不出有制度上的必要性。這一點，外界應予以理性區分。

如無意外，胡將以接班人身份入常，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並接任國家副主席，以積累資歷和威望，為二十大接班作準備。

2，從技術性原則預測剩餘三個常委的人選

七常委體制最關鍵的四個位置的人選，按政治性原則確定後。剩下三個位置，即人大主任、政協主席和常務副總理的接任人選，可能會更多的從技術性原則來考慮，即人選的身體年齡、性格能力、從政閱歷、學歷背景等個人因素。

首先來看人大主任的人選，這個位置十分考驗該人選的政治意識。一方面，依法治國也是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內容，所以最好有法學背景的專業人士去推進相關立法，比如說，由於政治原因而遲遲無法落實的《新聞法》，在新形勢下，已十分緊迫；另一方面，立法又得符合黨管立法的政治原則。

所以人大主任這個人選既要求有技術性的專業背景，又得有極佳的宏觀政策把握能力，否則這個位置又得空耗時間，不利於中共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筆者認為，符合這個位置要求的人選，首推王滬寧。

一方面，王以學者身份從政，其專業能力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王多年以黨內首席智囊身份參與大政方針的制定，其對宏觀政治的把握能力，黨內無出其右。且其擔任過一屆政治局委員和一屆相當於政治局委員的書記處書記，黨內資歷不成問題。因此，王將是人大主任的最可能人選。

第二看政協主席的人選，政協是中共建政前統一戰線在建政後的延續，其性質就是聯絡和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精英，使之能成為中共執政的助手，“參政議政”。

這個位置對個人魅力有所要求，最佳人選應該經驗老到、擅於言辭、眼界開闊、思路靈活、善於溝通。從這幾個方面來看，有兩個人選最為合適，那就是韓正和李源潮。

韓正的從政經歷基本上都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個人能力和形象能夠適應這個位置的要求；李源朝則是胡總時代的得力幹將，精明強幹，官聲民望都不錯，十八大後，雖然有負面傳聞流傳於海外輿論，但是真假難辨，其最不利的因素還是在政治上，就是作為胡總的得力幹將，在工作上與令計劃交集較多，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綜合比較，還是韓正略微占優。

第三，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人選。這個人選最有可能是汪洋，汪洋曾是胡總時代的政治明星，當年曾與薄熙來有一時瑜亮之稱，當過兩屆政治局委員。從技術性原則角度，汪洋此次入常的可能性極大，且由於其已擔任過一屆副總理，在經濟管理方面經驗豐富，能力出眾，是常務副總理的最佳人選，“以資熟手”。

汪洋最大的問題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其年齡很敏感。因為汪到二十大時才剛滿67歲，按照七上八下的慣例，其還可續任一屆，這樣不但跨屆，更要跨代了。以汪洋的性格能力和上代常委的資歷，屆時第六代接班人將極難駕馭，不利於黨內大局。因此，汪洋本次入常，恐怕還要跟“組織上”有所交代，那就是保證二十大時主動退位。此舉也可算打破“慣例”之舉，與王岐山的留任恰好互為對應關係。

因此，按照筆者的觀察，十九大常委的最有可能人選是：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滬寧、韓正、胡春華、汪洋。

四，結語

必須指出的是，筆者對十九大人事安排的預測，無任何高層內幕消息為依據。對中共高層，筆者也無任何的個人好惡。筆者所依據的只是長期以來觀察中國政局所形成的一套觀察方法和心得，雖然難免帶有主觀意識，但是基本上做到了以事論人的原則。

筆者經常會聽到一種言論，那就是由於中共制度太不透明，因此中國政局是難以分析和預測的，應該說，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

但是，中共體制縱然有進一步透明化的必要，卻不代表其政局就是沒法分析和預測的。因為中共作為執政黨，其內部體制的變化信號，必須要以一定的方式向社會釋放，否則就無法取得社會民眾的配合，只不過這種信息的釋放往往是模糊，零碎的，這就需要政局觀察者長期的去關注和積累。所謂“留心處皆學問”，這是觀察中共政局變化的最重要指南。

觀察和分析中共政局的另一個重要指南是，不能把爭權奪利、親親疏疏等一些庸俗眼光作為分析中國政局的主要依據，從而把中共政局庸俗化和故事化。

因為自中共執政以來，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倫理，那就是事情能夠“擺上桌面”，這個能“擺上桌面”的事，必須能符合黨內公認的政治傳統和政治原則。從人性角度，高層官員也難免有爭權奪利、親親疏疏之心，但如果違背這個政治倫理而“擺不上桌面”，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寫此文，一是想藉此來檢閱筆者多年來對中國政局觀察所得出的一套觀察方法和心得，是否與中國政局的實際走向相符合；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作為一個執政黨，中共的制度化已經發展到了何種程度，因為，一個制度化程度越高的體制，其變化就越可為外界所預測。

由於本文純粹是個人所為，不代表任何機構，因此，此文可稱為“十九大人事預測（沙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