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媒體人梁文道在時評中談到自己對中國遊客在海外不文明行為的感想：

【三月到底，又是日本「花見」季節。近些年來，每逢這個時節，許多媒體就在摩拳擦掌，等待報導中國遊客擠爆日本京都奈良一帶等賞櫻景點的盛況。……遊客來了，記者也來了，究竟記者在預期什麼場面呢？那自然是等不懂事的遊人攀樹折枝，喧譁高叫，在河岸草地上遺下一片垃圾的景象。也就是說，遊客去看花，媒體卻是等着去看遊客的熱鬧。

幾乎毫無例外，每一年這種消息傳回，大陸的網上都是一片罵聲。斥責那些被人拍到的不雅行止有辱國體，「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我的老朋友，大陸最厲害的談話節目主持人竇文濤，有一回在節目上談到這個現象，他看到這種情景的反應，最是有趣：「有一次我就看見一些大媽大叔在搖晃一棵櫻花樹，還有些人乾脆爬了上去，大家還樂呵呵的笑個不停。我站在遠處觀看，也跟着樂了起來，心裡頭想：看我這些同胞，真是逗呀！」我很能理解他這種奇怪反應，既不是生氣，也不是搖頭慨嘆，而是把它當成一種可以娛樂的材料，頗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淡然跟旁觀者的距離。這麼多年來，我碰見的所謂不文明中國遊客可多了，可是我也從來不覺得他們的行為和我有什麼關係。這倒不是因為我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我也不會像一些香港朋友那樣，要想方設法地在這種令人尷尬的情況下跟他們劃清界限。我只是很單純的覺得，他們不禮貌不懂規矩是他們的事，我做好自己外來客人的本分就是了。如果有人硬是要把他們的舉動跟我的身份捆綁在一起，將我們全部歸成同一類人，那我只能覺得很抱歉，你錯了。】（附註1）

自認為中國人的梁文道對大量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不以為恥的說詞，讓我想起了《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附註2）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在清華大學的一個演講，《東方早報》的報導標題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與羞恥感有關”（附註3）。報導中說：

【在安德森看來，民族主義首先是一種基於情感的東西，他認為民族主義的一個根源與羞恥感有關。安德森舉了小時候的一個例子，他經常跟媽媽出去買菜，在菜場他媽媽總是喜歡跟人砍價，為了得到一個便宜的價格，她會挑剔魚、肉和蔬菜不新鮮，“我感到非常羞恥，我真想鑽到洞裡去，或者跑掉。其實很多家庭婦女都是這麼幹的，但我不希望媽媽這樣砍價，覺得很丟人。”講完自己小時候的故事，安德森又提到了越戰時的經歷，他發現很多60多歲的老頭老太也在遊行的隊伍里，“我很吃驚，問他們為什麼要來。他們的回答是，‘我看不下去了，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恥辱。’”

安德森說，羞恥感跟民族主義有關，“羞恥的核心是，你無法擺脫它，你跟那個讓你感到羞恥的人緊密聯繫在一起。”而民族主義和羞恥的這種無法擺脫的感覺相似。】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就對於民族和國家其他成員不當行為的羞恥感來說，梁文道和竇文濤對中華民族或漢族和中國的認同程度遠低於參加反越戰遊行的美國老頭老太對美利堅民族和美國的認同。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是民族和民族主義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書。安德森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這兩個抽象物，產生於18世紀的西歐。民族是集體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民族主義是普世宗教類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想象衰落後的主要填補物。（還可以看看附註4、5之類的對安德森的專訪）

對於政治共同體這種抽象物（無論是普世宗教類的還是族群），有三種觀點。首先是認為是首先存在於個人心智之外的客觀世界中的，例如認為民族基於人種、語言、文化等特徵。這在抽象物本體論中，這叫作實在論、柏拉圖主義或先驗論。其次是認為是集體約定的，只是個約定的名稱，並無實體。這叫作約定論或唯名論（劉仲敬稱之為“經驗主義”，附註6）。再次是認為是個人心智中的概念或想象。這叫作概念論、唯理論或理性論。

安德森認為民族是集體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也就是說，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多個成員的心智中的約定概念或想象。這是輔之以約定論的概念論觀點。

說民族是集體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還會遭遇一大問題：在層層套疊的大小族群中，人們認同哪個層次的族群是民族？

美國心理學者Eleanor Rosch研究典型範疇化，說範疇化的縱向層次中，有一個基本層次。這個層次中的實體（或項目、範疇、概念、想象）與上位和下位層次實體相比，最為常用，概念內部共有屬性最多，與其他概念的共有屬性最少（例如附註7中的TABLE 2.1 Examples of Taxonomies Used in Basic Object Research）

在族群範疇化的縱向層次中，民族也是基本層次上的範疇。當然這個約定概念化的“民族”不是少數人想象和宣傳的東西，而是絕大多數成員心智中約定的，是他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

附註

1. 梁文道| 什麼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梁文道/daily/article/20180325/20341884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前三章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lilun/2010-01-17/9511.html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與羞恥感有關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4_03/21/35004493_0.shtml

4. 謝爾曼專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民族主義觀

http://cul.sohu.com/20160601/n452380997.shtml

5. 王炎專訪安德森| 想象民族的方法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1-08/1758114622.shtml

6. 劉仲敬| 民族的三種構建路線

https://twitter.com/LiuZhongjing/status/963024446478082048

7. Eleanor Rosch|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http://commonweb.unifr.ch/artsdean/pub/gestens/f/as/files/4610/9778_0832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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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亞當| 民族的典型範疇化

前南斯拉夫地區的一系列變化和災難（1992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1992-95年波黑內戰、2006年塞爾維亞和黑山解體）產生了四個差異不大的民族（或國族，nation）：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克羅地亞人、波什尼亞克人（波斯尼亞穆斯林、波斯尼亞人）。他們的人種（或種族）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南部斯拉夫人。他們的語言是相同的，都是原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但是他們分別自稱是塞爾維亞語、黑山語（這兩種語言在文字上使用西里爾字母和拉丁字母）、克羅地亞語、波斯尼亞語（這兩種語言在文字上只使用拉丁字母）。他們的風俗習慣有差異，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多數信奉東正教，克羅地亞人多數信奉天主教，波什尼亞克人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有什麼差異呢？或許就是地域界限吧。這樣的民族劃分，否定了民族的純客觀範疇化（類的形成和變化）。

民族的純客觀範疇化，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德國學者赫德（Joha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基本上，赫德是將民族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性的語言和文化團體”[1]。在十九世紀初，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將這個想法繼續往前推進，而主張每一個獨特的語言團體都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要有自己的生活，也應該要控制自己的生活。“只要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獨立的語言，那裡就存在着一個獨立的民族”（Wherever a separate language is found, there a separate nation exists.[2]）。除了語言以外，本世紀的其他人又給國族的構成標準添加了很多新的客觀標準，如共同地域、血緣、族群、宗教、或共同信仰等等。斯大林曾經對民族下過這樣的定義：“一個民族是一個由歷史所造成的、穩定的人類社群。它是以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一個共同文化的心理機制為基礎的。”[3]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國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後搞了民族識別，識別出56個民族，沿用至今，卻遺留下68個未識別民族[4]。

台灣劃分出的族群（ethnic group）有本省人（包含閩南人和客家人這兩個族群）、外省人和原住民（包含十餘個南島族群，中國過去認為是一個民族——高山族）。

按照典型範疇化理論，類（範疇）存在於個人的心智中，經歷過集體約定的作用。類有一個概念核心，叫做典型（prototype），包含一些屬性。類的成員具有這種屬性越多，就越典型，反之則越是邊緣。民族這個類，不管是國族還是族群，都可以這樣分析。

包含客觀和主觀屬性的國族定義，凱拉斯（James G. Kellas）提出的是：“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國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別是人們對其國族性（nationality）的認知和感情。[5]

卡弘（Craig Calhoun）提出了國族的一些屬性[6]：

1. 界線（boundaries）：不論是地域的，人口的，或者是兩者兼具。

2. 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所謂一個民族是一個整全單位（integral unit）的宣稱。

3. 主權（sovereignty），或至少對主權的希冀：因此和別的民族必須維持一種正式的平等關係，而且也通常維持着一種自主的、被認為是自給自足的狀態。

4. 合法性（legitimacy）的“上升（ascending）”狀態：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是由大眾意志（popular will）所支持的，或至少必須是符合“人民（the people）”或“民族（the nation）”的利益。

5. 對於集體事務的大眾參與：以民族成員之身份為基礎而被動員出來的一群人（不管是為了戰爭或是為了民間活動）。

6. 直接成員身份：每一個個體都被理解為民族的一個緊密部分，而且和其他成員也都完全平等。

7. 文化：包括語言、共享的信仰和價值、以及風俗習慣之實踐等的混和體。

8. 時間深度（temporal depth）：民族必須是時間上的實存，包括過去和未來的世代，同時也有其歷史。

9. 共同祖先（descent）或種族特質。

10. 特殊的歷史，甚至是和特定地域的神聖關係。

僅就這些屬性來看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克羅地亞人、波什尼亞克人，也可以看出那是四個典型性程度很低的國族。

附註

[1] 周星，1992，民族學新論。

[2]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922.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215.

[3] 斯大林，1953，“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二卷，294。

[4] 維基百科-中國未識別民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未識別民族

[5] James G. Kellas. 1991.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

[6] Craig Calhoun. 1997. Nationalism. 4-5.

（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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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漢族是人種、族群或國族？

“漢族”和“中華民族”都被中國官方和很多人當作民族，卻讓人感覺是很不同的。“中華民族”是梁啓超的國族（nation)建構理想，遺留問題是中國少數民族（或族群，ethnic group）的認同程度。“漢族”在所指的人群中認同程度很高，是因為有共同語、人種外在共性、共同祖先傳說等因素。其中部分因素的表現，可以看看台灣作曲人侯德健為流行歌曲“龍的傳人”寫的歌詞：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過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巨龍腳底下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此歌中描述的這群人，有以下幾方面的屬性：

（1）地域——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

（2）共同祖先傳說——龍圖騰的遠古部落，這排除了非漢族。

（3）人種外在共性——“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這排除了白種人族群。

（4）相同的現代史——武昌起義以來的戰爭和敵對，這排除了不少不把這整段現代史作為共同歷史的人，如部分香港人、台灣本省人和原住民。

漢族中官話和晉語人群，占大多數（現在約為七成），可以相互聽懂多半話語，但是他們大多聽不懂其他方言。其他方言人群，大多也聽不懂自己方言之外的方言，而且在教育普及之前，大多聽不懂官話。

漢族的外在人種特徵，與其他黃種人差別不大，無法藉此把漢族人與其他黃種人區分開來。

漢族基因組等內在特徵的研究，起步不久，而且不太可能找出漢族共有而且獨有的特徵，因為漢族的歷史就是很多族群融合的歷史。舉個例子，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陳剛，曾祖父是印度人，曾祖母是漢族人。一半印度人血統的祖父，外貌還像是印度人。祖母是漢族人。四分之一印度人血統的父親陳歌辛（流行歌曲作曲者），外貌像是漢族人了。母親是漢族人。八分之一印度人血統的陳剛，外貌也像是漢族人。按照自我認同或血統多少，陳剛是漢族人，但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父系譜系來說，陳剛就是印度人了。漢族混血的嚴重程度，恐怕會否定共同祖先傳說。

很多族群融合為漢族的歷史，複雜多端。以往的描述都是從遠古傳說到現在，這從開頭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下面將從現在開始回溯。回溯的依據是族群互動歷史和方言歷史。方言產生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語言的融合。

漢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結果，一個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過3950萬人，分布很廣，可以看中澳合作研製的客家話地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廣東東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贛州）、廣西中南部、 重慶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灣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與畲族相似的起源傳說和習俗。關於客家人的來源，以往有兩種說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漢化。

中原向嶺南等南方的大規模移民，最早的記載是秦始皇時期，此後延續到明代，但是客家人與周邊說粵語、平話、閩語、贛語、西南官話的人群方言和習俗不同。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時間有先後，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萬人，主要分布於分布於福建、浙江、江西、貴州、廣東、湖南、香港和澳門，99%使用畲話（山哈話、山客話），接近於客家話。廣東東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語（活聶話），屬於苗瑤語族苗語支。

苗瑤語族和最接近的侗壯語族的歸屬，是有爭議的。李方桂認為它們和傣語（緬甸的撣語、泰國的泰語）等構成台語系（泰語系）。後來有些大陸學者認為它們應歸入漢藏語系，因為有聲調，但是聲調也可能它們受到漢語影響而出現的。從畲族99%都說接近於客家話的畲話，可以看到漢語對土著族群語言的強大影響。

客家人分布很廣，融合的土著族群應不限於畲族，還有其他苗瑤語族、侗壯語族等的土著族群。他們的畲族來源傳說，如同太原大槐樹下來源傳說一樣，只是傳說罷了。

客家人是嶺南嶺東（兩廣和福建）漢人三大族群之一，其他兩大族群分別說的是粵語和閩語。有些人說這些族群跟越南人人種接近，原因之一是把越南人稱為越族。

越族的正式名稱是京族（涇族）。中國的京族主要分布在廣西東興市江平鎮的巫頭、萬尾、山心這三個海島。2000年人口普查，京族人口22584人，基本上能夠通用粵語和漢字。他們的祖先是16世紀初開始陸續從越南北部的塗山等地遷徙而來的。越南的京族約有7900萬，約占總人口的86%。

法國巴黎聖路易醫院學者對京族的基因組研究結論是：“研究比較表明京族與其他東方族群有密切的基因聯繫”，但京族有七個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些研究成果，以及京族遺留的侗台酶形態，表明京族源於台語族群和馬來人、漢人。（附註）

京語屬於包括高棉語等的南亞語系，但是現在的嶺南，沒有少量京族之外的南亞語族群。

京族人種和語言的不一致，原因應該是這個融合形成的族群（源自台語族群、馬來人、漢人和南亞語族群）被南亞語族群影響、征服和統治了很長時間，改用了融合了台語、馬來語、漢語的南亞語，形成京語。這如同畲族改用了融合了畲語的客家話。

越族的另一個含義，是中國古籍中春秋時代以及之前的百越（百粵），分布在淮河以南到嶺南。就現在的後裔來看，主要是台語族群。漢族與百越融合的族群，主要是非官話和晉語族群（上述三大族群和鄉話、湘語、贛語、徽語、吳語族群），其次是鄰近上述族群的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族群。

南方漢人與土著族群融合的事例不少，再看兩例。

臨高人約60萬，分布在海南島北部。他們的習俗像周圍的閩南人移民後裔，但是語言不同，後來被叫做臨高語（臨高話）。臨高語有一套讀書音，可以讀出漢字。讀書音的話語，不識字的人也能半懂。

最早研究臨高語的是20世紀初在海南島傳教的法國神父薩維納，著有《薩維納的臨高語詞彙》（Le Vocabulaire Bê de F. M. Savina）。他把臨高語稱作貝語（Bê）。英語裡叫做Ong Be，來自瓊山縣秀英鄉和長流鄉一帶部分人的自稱。Ong意為“人”，Be意為“村（語）”。但是村人（仡隆族）並非臨高人，而是侗壯人的仡佬族（現在分布在貴州）的海南島移民與其他族群的的融合，村語（仡隆語）也是仡佬語與其他語言的融合。

1957年漢語方言調查隊在當地調查以來，學者們逐漸認為臨高語是壯語的方言。

海南島的較早居民是侗壯人遷去的黎族。後來臨高人的壯族祖先從兩廣遷入海南，帶去比黎族先進的織染等技術，與黎族等融合。再後來部分閩南人（漢人和台語族群的融合）遷往廣東的雷州半島和海峽對面的海南，帶去比臨高人更先進的技術，臨高人與閩南人融合，接受閩南人的技術和習俗，但是保留了臨高語。

臨高人習俗主要是閩南人的，自認是漢族，說壯語方言，其主要族群來源是壯族。他們跟畲族正好相反。畲族保留本族群習俗，自認是畲族，大多說的是客家話的方言——畲話。

瓦鄉人約40萬，分布在湘西、湘西南的邵陽市城步縣南山和臨近的廣西交界帶、湖北石門縣、重慶酉陽縣的大坂營。他們的習俗與周圍的漢族、苗族、土家族等有很大差異，自認是瓦鄉族（話鄉，即鄉話）。語言是鄉話（瓦鄉話），接近於湘語。

他們在1953年大部分被劃入苗族，其餘被劃入漢族。1980年代政府出台民族優惠政策後，部分漢族瓦鄉人要求並得以改成土家族。

如同畲族的大部分，他們是說漢語融合方言的苗瑤族與漢族融合的後裔。

歌手宋祖英的父親是瓦鄉人，母親是苗族。

從嶺南漢語與台語等融合的方言到北方官話，看得出幾條過渡的路線：

閩語——吳語——江淮官話——北方官話

粵語——湘語——西南官話——北方官話

客家話——贛語、湘語——西南官話——北方官話

客家話——贛語——徽語、吳語——江淮官話——北方官話

南方漢人和北方漢人有些外在的差異：南人比北人矮小，臉盤較小，雙眼皮較多。

與南方漢人相比，北方漢人與其他族群的融合的記載較多。北方漢人說官話和晉語。官話包含多組次方言：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北方官話、膠遼官話、蘭銀（西北）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等。就方言而非地域來說，北方漢人包含了西南官話族群和江淮官話族群。

北方漢人融合了來自中原北方和西方的多種族群，包含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族群、蒙古語系族群、通古斯語系族群、突厥語系族群、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族群等。

官話和晉語中有很多蒙古語系、通古斯語系、突厥語系和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底層借詞。例如北京官話（分布在北京、河北承德市、天津武清區、河北廊坊市、遼寧朝陽市、內蒙古赤峰市、新疆石河子市和克拉瑪依市等地）中的“胡同”，發音與蒙古語、滿語、突厥語中的“水井”非常接近。北京人用水曾經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胡同）成為居民聚居區的代稱，進而成為小巷的代稱。至今內蒙古很多地名如“哈業胡同”，仍用胡同翻譯水井。

東北和入關的滿-通古斯人大多改說官話了，入關的蒙古人也這樣了。

官話的語音系統文獻，可以追溯到元代的《中原音韻》。那是為雜劇唱詞和韻白押韻需要而編寫的韻書（按韻部排列的字典或字彙）。

元代之前，長江以北的華北和東北統治族群是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是通古斯語系的。

金朝之前，東北和華北一部分的統治族群是建立遼朝的契丹人，是蒙古語系的。

遼金兩代，西北的統治族群是建立夏國（西夏）的党項人，是來自四川松潘高原的古羌人，藏緬語族的，融合了西北的鮮卑人。鮮卑人是蒙古語系的，二世紀從內蒙東部向西擴張，建立很多北方王國和隋唐兩朝。

北宋、遼、西夏鼎立之前，北方的五代統治族群是沙陀人，是軍隊和將領的主體。沙陀人屬於突厥人，初唐游牧於新疆巴里坤（今哈密地區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後征戰於新疆和甘州（今甘肅張掖）。9世紀初投奔唐朝，被安置在鹽州（今寧夏吳忠市鹽池縣），後內遷至黃花堆（今山西朔州市山陰縣）。因唐朝的鮮卑軍人蛻化失去戰鬥力，沙陀人取而代之成為軍隊的主體。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就是要將領們交出沙陀人軍隊的指揮權，並且廢除唐朝軍隊指揮制度——節度使長期統領一支軍隊而成為藩鎮軍閥，改為平時將士分離，戰時由將領臨時指揮軍隊。

五代前的隋唐，前面說過，統治族群是鮮卑人。隋唐統治集團主要出自武川軍（北魏防衛柔然的六個軍鎮之一）的鮮卑將領，構成關隴集團。

隋代之前長江以北的北朝，統治族群也是鮮卑人。

北朝之前的北方，有所謂五胡亂華。陳寅恪認為，五胡之名，起自於五德終始說，是圖緯符命思想下的產物，並不特定指某個種族。五胡傳統上指匈奴、鮮卑、羯、羌、氐。

匈奴是部落聯盟，系屬不明，曾經長期游牧於中原的北方（今蒙古和內蒙古）。羯最可能的親屬後裔是西伯利亞中部葉尼賽河流域的葉尼塞語系族群。羌和氐是古羌人，來自西北，屬於藏緬語族族群。

五胡之中的匈奴，是投降東漢而內遷的南匈奴。48年，匈奴立蒲奴為單于，日逐王比率眾南下，自立呼韓邪單于，建庭五原塞（今內蒙古包頭），依附東漢稱臣，被漢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區。次年，遷庭於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即“南庭”。漢朝置使匈奴中郎將，控制南匈奴部眾。分布地區包括今甘肅慶陽、寧夏、山西、陝西、河北省北部，內蒙古呼和浩特至包頭一帶。73年開始，東漢和帝與南匈奴合作，攻伐北匈奴。83年，鮮卑擊敗北匈奴，南匈奴單于上書漢庭，希望藉此機會北伐，王庭回到北匈奴。但被阻止。89年至91年間，東漢竇憲等將軍，與南匈奴合作，深入塞外，擊破北匈奴，南匈奴勢力大增。因部族成分複雜，難以駕馭控制，漢朝又利用各種方式分化其部眾，造成內部不隱，多次入寇東漢邊塞殺官吏，又與鮮卑多次聯兵深入內地襲掠，期間幾位南單于被部屬所殺。187年，張純聯合烏桓反叛，東漢徵發南匈奴人，協助平叛，單于羌渠派左賢王於夫羅率眾前往。但南匈奴國內反對出兵，引發叛亂，羌渠被殺。188年，族人擁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夫羅滯留在東漢，無法回國。189年，須卜骨都侯去世，但東漢不讓於夫羅回國，南匈奴國內由老王監國。在黃巾之亂時，於夫羅趁亂獨立，董卓受命前往征討。189年，漢靈帝去世，何進被殺，董卓回兵長安，立漢獻帝，控制中央政府，各地軍閥起兵。於夫羅先與袁紹合作，後歸附曹操。195年，於夫羅去世，其弟呼廚泉繼位為單于。其子劉豹，成為左賢王。216年，曹操拘留呼廚泉單于，派右賢王去卑監國，將南匈奴分成五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別安置在陝西、山西、河北一帶。咸熙年間，左賢王劉豹之子劉淵，至曹魏首都擔任人質。在去卑死後，其子劉猛繼為右賢王，統率部眾，但因不服晉朝命令，271年起事攻打并州，失敗。272年，遭暗殺而死。劉淵多次向晉朝請求回到故鄉，但不被允許。在劉豹死後，劉淵繼為左賢王，回到并州。290年，楊駿封劉淵為五部大都督，總理南匈奴五部。司馬穎出鎮鄴城時，將劉淵召到鄴城為人質，同樣封其為寧朔將軍，監理南匈奴五部。八王之亂期間，右賢王劉宣與族人秘密擁戴劉淵為大單于，但劉淵滯留在鄴城，無法回國。304年，司馬穎遭攻打，劉淵建議司馬穎讓他回國，領五部匈奴來援，司馬穎封他為北單于，讓他回國。回到并州後，劉淵繼位為大單于。同年，劉淵稱帝，建立漢趙。310年，劉淵去世，其子劉和繼位，但旋即遭劉聰殺死，劉聰繼任。此後進入五胡亂華時期。

從五胡亂華之前的西晉再回溯至有文獻記載的殷商，中原人與北方和西方族群互動頻繁。例如甲骨卜辭中經常出現的攻擊田獵西北方的羌人，前面說過，是古羌人，屬於藏面語族族群。 

總的來說，所謂漢族是很多族群的融合，並非人種。漢族是很多族群組成的龐大族群，從清末開始被國族主義者逐漸建構為國族。

附註

R. Ivanova,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polymorphism in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Eur. J. Immunogenet. 1999-12, 26 (6): 417–22.

（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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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漫談客家人

馮學榮的“客家人，太平天國與黃粱夢”（附註），主要談客家人與太平天國的關係。有些問題可以聊聊。

客家人是遷移到南方的北方人與土著族群融合的結果，土著族群主要有贛人、閩人、粵人和苗瑤人。贛人是更早遷移到南方的北方人與苗瑤人等融合的結果，閩人是更早遷移到南方的北方人與壯侗人和苗瑤人等融合的結果，粵人是更早遷移到南方的北方人與壯侗人等融合的結果。

客家人在贛南（古贛州府等）形成習俗和方言，向西擴展到閩西南（古汀州府），向南擴展到粵北（古梅州府、韶州府、惠州府等），再散布到廣西中南部、 重慶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灣西北部和南部等地。

我在“漢族是人種、族群或國族？”里談到過客家人：

“漢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結果，一個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過3950萬，分布很廣，可以看下引客家方言地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廣東東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贛州）、廣西中南部、 重慶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灣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與畲族相似的起源傳說和習俗。關於客家人的來源，以往有兩種說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漢化。

中原向嶺南等南方的大規模移民，最早的記載是秦始皇時期，此後延續到明代，但是客家人與周邊說粵語、平話、閩語、贛語、西南官話的人群方言和習俗不同。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時間有先後，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萬人，主要分布於分布於福建、浙江、江西、貴州、廣東、湖南、香港和澳門，99%使用畲話（山哈話、山客話），接近於客家話。廣東東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語（活聶話），屬於苗瑤語族苗語支。

苗瑤語族和最接近的侗壯語族的歸屬，是有爭議的。李方桂認為它們和傣語（緬甸的撣語、泰國的泰語）等構成台語系（泰語系）。後來有些大陸學者認為它們應歸入漢藏語系，因為有聲調，但是聲調也可能它們受到漢語影響而出現的。從畲族99%都說接近於客家話的畲話，可以看到漢語對土著族群語言的強大影響。

客家人分布很廣，融合的土著族群應不限於畲族，還有其他苗瑤語族、侗壯語族等的土著族群。他們的畲族來源傳說，如同太原大槐樹下來源傳說一樣，只是傳說罷了。”

馮文開頭就說：

“滿清入關兩百年，漢人的人口從一個億，瘋漲到四個億。

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由於明末清初紅薯從海外的引入以及推廣種植。”

導致漢人人口暴漲的引進糧食作物，除了紅薯，還有玉米和馬鈴薯。我在“玉米、紅薯和馬鈴薯為何難以成為好的主食”里談到過：

“玉米、紅薯和馬鈴薯原產於美洲，前二者傳入中國是在16世紀（明代），後者是在19世紀或16世紀。這三者都是容易種植而且高產的，前二者在中國不少地區成為主食，導致中國人口從晚明開始暴漲，此後經歷了明末清初旱災、水災、蝗災、鼠疫、天花、饑荒、農民軍、官軍與清軍的混戰和大屠殺，人口銳減。”

馮文說到，拜上帝教的創派教主洪秀全是客家人。為了吸收信徒，從家鄉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跑到貧窮客家人較多的廣西桂平縣（今桂平市）去傳教。

早期信徒成為太平軍的核心成員。太平天國的王爺數以百計，最有名的大多是客家人，例如南王馮雲山、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遵王賴文光、英王陳玉成。

馮文最後說到：【1929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提出《禁止污衊太平天國案》，勒令全國人民在任何正式場合談及太平天國歷史，均不得使用“粵匪”、“粵賊”、“長毛”等稱呼，而必須使用正式稱呼“太平軍”。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查禁所有醜化太平天國歷史的出版物。】

國民黨禁止攻擊太平天國，原因並不單純。首先，孫文等同盟會領袖認為太平天國是自己反滿種族革命的先驅。其次，孫中山等廣東的同盟會領袖認為洪秀全等是廣東的革命大英雄，而且同盟會高官中廣東人最多，例如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馮自由、王寵惠、胡漢民、汪精衛、陳璧君、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古應芬、許崇智、鄒魯、鄧澤如、李福林、鄧鏗、姚雨平。孫中山從1917年起三次開府廣州，又任用了大批兩廣高官，例如譚平山、陳公博、鄧演達、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陳濟棠。再次，同盟會和國民黨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廖仲愷、鄒魯、鄧鏗、姚雨平、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陳濟棠。最後，國民黨也是從華南北伐的，把太平天國稱作“粵匪”、“粵賊”，國民黨覺得像是指着和尚罵禿子。

大陸客家人還有不少名人，例如丁日昌、黃遵憲、劉永福、劉光第、陳寅恪、王力、林風眠。

中共的中央蘇區是客家人聚居區。原來分別割據為贛南蘇區和閩西（南）蘇區，後來連成一片。贛南是丘陵區，閩西南是山區和丘陵區混雜，都是窮山惡水，政府管治薄弱，共匪乘機割據。

中共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朱德、葉挺、葉劍英、張鼎丞、蕭華、劉亞樓、楊成武、楊勇、胡耀邦、郭沫若、陳丕顯。

台灣的政治人物或高官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李登輝、蔡英文（祖母是排灣族）、蘇貞昌、許信良、宋美齡、王升、吳伯雄。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客家人。

附註

馮學榮| 客家人，太平天國與黃粱夢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客家人，太平天國與黃粱夢.html

（201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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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從“我思故我生效”談對抽象物的認識

我在上一篇文章開頭說：【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生效”（拉丁文：Cogito, ergo sum）。這句話的舊譯“我思故我在”有誤，因為suis (sum)有“成為、生效或起作用”的義項，還有“存在”的義項，而笛卡爾用的是前一義項，如他所定義的“成為本體”、“成為物體”。】

誤譯的“我思故我在”，給一些中國偽學者提供了簡明的唯心主義稻草人，就此給笛卡爾和理性主義扣上唯心主義帽子。

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是關於物質和精神哪個是第一性的，是萬物本體論的一個爭議。對這個爭議有興趣的哲學學者不多，但是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的體系裡是最基礎的，因為被當作以下觀點的哲學基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我思故我生效”，不是如誤譯的“我思故我在”說我的思考產生我的整體（身體和思考），跟唯心主義無關，而是說我的思考產生我生產的知識這種抽象物，是抽象物本體論的一種觀點。說知識等抽象物產生和存在於個人心智之中的理性主義或笛卡爾主義，源於古希臘的概念論。按照概念論，就沒有個人心智之外的客觀的規則或傾向性（所謂“客觀規律”）、民俗文化、善和美等價值等抽象物。

此外，古希臘還有與概念論不同的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是柏拉圖提出的，說先驗世界產生不完備的鏡像——經驗世界，抽象物產生和存在於先驗世界。這被稱作實在論、柏拉圖主義或先驗主義。現代實在論的一種，是奧地利哲學家波普爾的三個世界論：物質世界、精神世界和抽象物世界。波普爾需要抽象物世界，還是因為要假設有個人心智之外的客觀規律等抽象物。數學、邏輯學等推導規則體系的學科的學者，會假設有客觀的數學、邏輯學規則，比較容易接受實在論。

另一種觀點說，抽象物只是一群人約定的，例如椅子這個抽象的類。這被稱作約定論、唯名論或經驗主義。

在我看來，抽象物有兩類，一類是個人心智產生和儲存的，例如個人想法。對於這種抽象物，可以採用概念論的觀點。另一類是個人心智產生和表達後被一群人的心智接受和約定，例如民俗文化等。對於這種抽象物，需要約定的概念論。

（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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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我言故我生效

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生效”（拉丁文：Cogito, ergo sum）。這句話的舊譯“我思故我在”有誤，因為suis (sum)有“成為、生效或起作用”的義項，還有“存在”的義項，而笛卡爾用的是前一義項，如他所定義的“成為本體”、“成為物體”。

笛卡爾思考因而產生以此作為知識基礎的自信，但如果他不說出來或寫出來，這種想法就沒人知道。言為心聲，要讓個人成為獨立個體並產生效果，思考之後說出來或寫出來是必需的，因此可以說：我思我言故我生效。

說話一般是簡短的，除非是演講（包括講課）或講故事，而寫作則可長可短。說話人人都會，但是會演講或講故事的人不多，會類似於後者的寫文章的人也不多。為什麼呢？

三言兩語或寫個便條需要的只是粗淺思考和簡單表達的能力，而說長篇話語或寫文章需要深入而且細緻的思考和表達能力。

說話最多的是說一句。句子一般分類為陳述、疑問、命令和感嘆。從言語行為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類型的功能層級是不同，陳述和感嘆只是表達。前者陳述事物、事情或推理，而後者表達感情。疑問和命令除了表達，還是對聽話人提出要求的行為。前者是索取信息，如同索取實物，而後者是要求聽話人做或不做某事。

長篇話語或文章最常用的是陳述（說明、敘事或論述），其次是抒情，很少用的是命令（除非你是官員），更少用的是疑問。

在陳述性長篇話語或文章類型中，最常用的是說明，其次是論述，最後是敘事。但是在母語、第二語言和外語教育中，最多的課文是敘事，其次是論述，最後是說明，因為敘事文有趣，學生愛讀，而論述文少數也有趣，說明文有趣的很少。

說明性長篇話語或文章，因其最常用，才是最需要的能力。說明性言文，如同繪畫、雕塑、攝影和建築，是空間技藝，需要的思考和表達能力包括取景、表現光和影及細節。

論述性長篇話語或文章，需要猜想能力、分析現象的能力和推理（邏輯）能力。中國人的這些能力偏弱，因為沒有西方從古希臘延續至今的公共場合辯論的傳統。古希臘的公共場合辯論催生了成體系的邏輯學和修辭學，而缺少公共場合辯論的古代華夏只有邏輯學和修辭學的萌芽。

敘事性長篇話語或文章，如同戲劇、電影和音樂，是時間技藝，需要講清事情發展變化的能力和描寫人物的能力，這是新聞採訪專業的訓練主項。

具備說長篇話語的能力，還是可能寫不好文章，因為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同的。說長篇話語，基本上都是口語成分，語言的正式性程度較低，而且隨想隨說，不是背稿子，重複、羅嗦、出錯更正等在所難免，寫文章，口語成分在敘事文中較多，在說明文和論述文中較少，語言正式性程度較高，而且要求簡練。

胡適說白話文是“我手寫我口”，哪有這麼簡單？中國人的多種口語母語之間的差別比歐洲許多語言之間的大得多，而白話文是以吳語區等方言區的寫手的第二語言——官話為基礎的書面語。即便是口語成分較多的敘事文，也需要多讀而學會好的白話文的書面語。寫說明文和論述文更是如此。

（20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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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宗教和倫理

縱觀西方國家，除了梵蒂岡，有如下特點：(1) 發達國家，人均GDP要超過1萬美元。(2) 私營企業為主的市場經濟。(3) 民主政治。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治是不及格的。(4) 多數人信仰宗教。核心國家是新教（狹義基督教）為主的，如美、英、德、加、澳、新西蘭。其次是天主教為主的，如法、意、西、葡、愛爾蘭。再次有大多數人信仰猶太教的以色列。然後是有新教、天主教等多宗教的，如日本還有神道教和佛教、韓國還有佛教。第四是東正教為主的，如希臘。只有土耳其是伊斯蘭教為主的。

由此可知，宗教是西方社會的重要屬性之一，在社會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助於形成自治共同體、成為倫理和習慣法的基礎之一。

人的心理系統包括多個子系統，如知識系統、信念系統、情感系統、意志系統。人對於自身、自然和社會（心中有同一套民俗文化的人群）的知識是很有限的，而對於未知的那一大部分，有些承認不知道就完了，可有些因現實需要而假設並相信是怎樣的。後者就是信念，有大有小。小的信念如相信某個數字會帶來好運，大的信念如相信有鬼神的世界。後者因其大，而常被叫做信仰。

民俗文化也有多個子系統，其中之一是倫理系統。倫理對於社會是極端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為法律提供了基礎。善法還是惡法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合乎倫理。倫理系統這種抽象的東西，對其性質是有爭議的。

古希臘開始的西方哲學，探討抽象的東西是從類（範疇）開始的。例如我們接觸的桌子，是一張一張具體實在的桌子，那麼桌子這個抽象的類是怎麼回事兒呢？中國古代哲學也有類似的探討，就是從春秋時代開始的名（類）物（具體成員）之辨。西方哲學中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精神世界裡的抽象的桌子範疇，概括自物質世界的具體的桌子，而後者是柏拉圖所說的先驗世界裡的桌子範疇的不完美的表現。這種說法叫做實在論或柏拉圖主義。中國古代的老子也有類似的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是這個世界裡的東西，而道是另一個世界裡的抽象東西。照此說來，倫理就是先驗世界裡的規則，是普遍的。善是上帝、安拉或佛等主神的組成部分，或者是康德的先驗理性的一部分（如其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歷久彌新，一是我們頭上浩瀚的星空，另一個就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他們向我印證，上帝在我頭頂，亦在我心中。”）。

第二種說法是，桌子這個類，只是一群人對那些具體桌子的約定。這叫做唯名論或約定論。中國古代的荀子也有類似的說法“約定俗成謂之宜”。照此說來，倫理就是一群人約定的善行規範。對於這群人來說，是普遍的。

第三種說法是，桌子這個類，是每個人的心理對外在的具體桌子概括而成的概念。這叫做概念論。照此說來，倫理就是每個人對外在具體善行概括而成的一套概念。它不是普遍的。

實在論者（教徒或先驗理性信仰者）相信有先驗的、絕對的善（一種倫理價值）和倫理（一套善行規範）等抽象東西，非實在論者則不承認。但是不承認先驗的、絕對的善和倫理，並不意味着都不承認善、價值、倫理、文化等抽象東西既有個性（或特殊性）也有共性（普遍性、普適性、普世性）。

在我看來，倫理是一群人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出於相處的需要而對於善行逐漸約定的規範，而且是內化於這個人群中的每個人的心中。倫理有穩定性和繼承性，兒童如學習語言一樣，逐漸學習到倫理。倫理也會隨社會變化而變化。不同社會，有不同的倫理。可以評論不同社會的倫理規範的差異甚至高低，要看某個或某套倫理規範對於增加所屬社會的成員以及人類福祉的作用。

宗教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為倫理提供了基礎。德國社會學者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分析了新教倫理適合於資本主義發展，如新教倫理是教徒直接對上帝負責而無需通過教會，努力工作是對原罪的贖罪，這樣就鼓勵了新教徒努力工作。但是應該看到，以宗教為基礎的倫理，相信先驗的、絕對的善，也導致了自以為正義化身的極端派思潮，如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原教旨主義。

中國的倫理基礎也有佛教等宗教成分。

對善和倫理的探討，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傳統悠久的哲學（包括宗教哲學）途徑，也就是倫理學（包括宗教倫理學）。這一般是先假設普遍的善（宗教倫理學等實在論倫理學先假設先驗的、絕對的善），在此基礎上純思辨地建立普遍的倫理系統（實在論倫理學建立先驗的、絕對的倫理系統）。另一種途徑是近兩百多年來的社會科學途徑，也就是研究對象包括善和倫理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這大多是先觀察和概括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一個一個善行規範，由此概括出一個文化或社會中的倫理系統。概括出多個文化或社會的不同倫理系統後，嘗試找出某些倫理系統的一些共性，據此把多個倫理系統歸入不同的倫理類型。然後再嘗試找出不同倫理類型的一些共性，也就是善和倫理的一些共性。這是從特殊到普遍。當然也會有人從普遍到特殊，即先假設倫理共性（往往主要是自己文化的倫理系統），再以此為基礎觀察和概括倫理類型和多個文化的倫理系統。

（200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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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歷史傾向性、規則和決定論

規則和傾向性是哲學類人文學和科學研究追求的結果。規則是例外很少的，傾向性是例外較多的。哲學類人文學研究的是變量很多的對象，結果以傾向性為主。科學研究的是變量較少的對象，結果以規則為主。

規則和傾向性存在於何處，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實在論，說規則和傾向性是客觀實體，存在於先驗世界（柏拉圖主義）或神那兒（神意或天意）。在歷史哲學中，實在論就是歷史決定論了，歷史是被先驗世界或神的規則和傾向性預先決定的，人力無法改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發展決定社會發展的歷史客觀規律也是一種歷史決定論。

第二種是概念論，說規則和傾向性是心理上的，是人們對對象的認識。歷史哲學猜測制約現象的傾向性和規則（不是先驗世界的、神的或客觀的），據此作出預測，跟歷史決定論毫無關係。

（20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