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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风花雪月，没有什么悲天悯人。中国社会正在又一次动荡的前夜徘徊。进入2018年，无论是中国新型网络借贷平台（又称P2P借贷）爆雷后受害者聚集北京，还是中国深圳一家公司员工因劳资纠纷自组工会获得声援；无论是中国南部的湖南省学生家长为子女教育和健康与警方当街殴斗，还是日前中国上下关于“私营经济应该退出”的争论，我们看到，与以往个别发生维权事件不同，进入2018年，不仅是工人在维权，中产阶层也在维权，甚至就连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惴惴不安，纷纷在向中共高层喊话。

也许有人将这种情况解读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缺失、解释为地方官员的懒政、甚至是中共高层的动荡，但是最根本还是利益。一场关于利益的争夺与再次分配正在中国酝酿。换上一个专业而又“温情”的词汇，那就是中国经济转型。

每个人都渴望在转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每个人都在担心在转型中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就像1989年的中国政治风波，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几千万下岗工人，就像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衰败的民族产业，就像2008年以后一蹶不振的中国实体经济，面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再一次寻找牺牲品的进程已经开始。

1 增长的尽头中国的宿命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逐渐从革命，转移到了经济治理。革命的狂热与战乱过后的“忆苦思甜”“感恩戴德”，已经再难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生活和政治民主的诉求。市场经济带来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中共合法性的最主要的来源。

无论是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环境污染，无论是血汗工厂，无论是人们在教育、医疗、住房上的民生诉求，还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一切的矛盾都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明天会更好，一切等待“先富”起来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个将生命都将交给金钱和效率的国家，还有多少人在乎什么“人权”“人本”的问题？

“发展就是最大的人权”这是中国政府经常用来辩护的理由。尽管这句话受到了专家和学者们在精神上鄙视和语言上批判，但是却得到了来自大多数中国农民工和企业主们，来自现实的认可。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来自于贫穷与文化上的实用主义传统，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宿命。然而“不幸”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尽头的。市场经济在完成产业发展与资本的最初积累之后，最终会向更高的形态迈进。

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必然要向东南亚，甚至是非洲转移。同时，产业的升级也必然会甩掉大量的普通工人。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资本的积累也必然会汇聚形成金融资本，形成广大的“食利”阶层。无论是来自企业家的财富，还是普通大众的存款，甚至是来自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资产，都涌向了收益更高的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就像上个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沦为金融资本的附庸。

中国的资本体系，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在抛弃实体产业，都在抛弃普通的劳动人口。然而，当财富的增长不再依靠劳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也就很难在考虑劳动阶层的需求。

2 谁的利益谁的国家维权背后的经济真相

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城市化发展，都在呈现出巨大的“马太效应”。在市场化的呼声中所有的公众服务在向权力和财富倾斜，向大城市集中，向大医院、好学校集中。

也许有人呼吁，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去满足中国大众公共服务领域的缺失。但是巨大的财富差距导致的消费竞争，正在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侵吞着所有的资源。私立医院可以随便盖，私立学校何以随便开，新的大楼可以随便盖，但是好的医生就那么多，好的老师就那么多，一个城市好的地段就那么多。真正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目前，中国高企的房价，以及教育、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不要说农民工，甚至就连大部分中产之家都已经感到了危机。

2008年即使是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也已经达到了0.491。2017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希望降低这个比例，但是依然达到了0.467，超过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中国早已步入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行列。如果考虑到中国财富阶层的隐形财产，这个比例无疑将更高。一份来自北京大学谢宇教授等人的《中国民生报告》则显示，如果不仅仅计算收入，而将财产也计算在内，2014年的中国基尼系数或已经达到0.73。其中，中国拥有财产最多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62%；拥有财产最少的75%的家庭仅占有全部财产的8.5%；其余15%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29.5%。

这种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极不均衡，导致中国75%的人群，也就是将近10亿人口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几乎无力再参与中国经济的升级进程。而中国10%的最富裕人群，约合1.3亿人口，则已经通过海外市场，完成了自身的消费升级。仅仅依靠15%的人口，也就是将近2亿的中国中产阶层来完成中国的经济升级，持续经济的高速增长，继续实施市场经济改革，无论有没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那么多的心灵鸡汤，没有那么多的高深理论，在中国，先富起来的1.3亿人口在追求更大的投资收益，并梦想能够拥有政治权力；近10亿的普通劳动工人和农民，以及农民工在要求基本的生存权力，并梦想能够实现消费升级；近2亿人口的中产之家在拼命保卫自己已经得到的财产，并梦想能够追赶上先富起来的人群。这就是进入2018年来，频繁发生的维权事件，以及舆论事件背后的全部经济学本质。

面对中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断频发的维权事件，其实就是给中共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每一个典型维权事件背后，都涉及了无数同样的利益诉求，都涉及到对目前利益格局的挑战。

3 学会妥协还是“玉石俱焚”

中共需要新的合法性可以说不仅仅是2018年，从2008年以来的中共，尤其是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高层的根本政治任务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告别革命之后，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中共必须寻找到新的合法性来源。

按照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初设计，中共必须解决这种贫富分化导致的经济死结和社会割裂。

然而，放在中共面前的解决方案并不多。中共是将“回到”革命？还是力争实现妥协，学会与资本的长期相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种是，中共寄希望打开国外市场和重大科技创新。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就像当年，日本、韩国经济崛起是做的一样，通过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甚至是中美贸易战的妥协，或者是寄希望于在10年内爆发又一次科技革命的方式，解决近10亿的普通劳动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问题，实现产业升级。这种方式可以说是“靠天吃饭”，随着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的单纯经济转型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

而第二种方案则是，中共寄希望于中国国内经济主体之间的妥协。中共官员、10亿的普通劳动人口，以及先富起来的1.3亿人口，这三者之间实现利益妥协。通过逐步规范政府行政、规范经济运行，规范税收（减少规范企业经营性税，加大征收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财产性税收）、加大财政投入、控制房价、增加工资，等等措施，逐步解决近10亿的普通劳动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问题，实现产业升级。

目前，来看中共正在通过自身反腐与机制调整，试图进行妥协。但是官员和资本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似乎并不愿意“改邪归正”，并正在试图将矛盾向下转移，无论是基层政府的官员，还是中产阶层，都已经是人心惶惶。

如果这种妥协注定失败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将不得不面对第三种情况——中共被迫“回到”革命。按照目前所谓的回到“新民主主义”，以及“新鸟笼经济”等等说法。中共有可能利用经济危机的契机，通过赎买、甚至是金融监管的方式，迫使社会资本进入中共的经济“鸟笼”。虽然，这可能遭遇来自中国民间资本，甚至是中共自己的银行体系的“破产要挟”和“怠工抵抗”，但是，按照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副主任的说法，愿意投靠中共的企业家，以及社会资本依然会如过江之鲫。在经过债务出清的危机后，重新恢复企业生产并不困难。近日关于“私营经济应该离场”的言论，能够激起如此大的社会讨论，恰恰体现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已经闻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息。

当然，还有第四种情况，那就是资本通过舆论，成功挑动中国12亿人口的中产之家和普通劳动人口的不满，直接进行叶利钦式的“变革”。政党政治和形式民主固然可以实现，但是按照中国远超俄罗斯的人口密度，以及可怜的人均自然资源，其造成的后果中国也必须承受，并且有可能比俄罗斯还要悲惨百倍。

维权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舆论的分裂都已经说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已走到了十字路口。究竟谁将承担中国经济转型的代价？是某个阶层，还是整个社会？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因为，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妥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玉石俱焚”的案例。

希望今天的中国不要再重蹈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的覆辙，更不要再现明末的“东林遗祸”。这不仅仅是在考验中共的能力，更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