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试验

反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

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出现在俄罗斯大地上。什么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甚至像俄罗斯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设？都是糢糊不清的。这些问题列宁在世时就经常开展讨论的。列宁去世后，党的公认领袖和理论权威不在了。谁来作列宁的继承人？谁有权解释列宁主义？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在列宁病重期间就已开始。现在斯大林巳接班。再争论这些问题就带有争夺党的领导权性质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十到十二月间，托洛斯基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以斯大林为首的三驾马车

（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湼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反驳。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俄共十三大上，斯大林利用总书记地位，在未作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将托洛斯基反对派定为：“企图修正布尔什维克主义，具有明显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结论。

一九二四年四月，托洛斯基以《论列宁》一书，將以前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由于托洛斯基是俄共党内较权威的理论家，加上带有内幕，特别引人注意。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湼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叛变行为，有些地方將自己写得比列宁还高明，这使人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斯大林等三人以“是托洛斯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在报上、党内集会演讲中口诛茟伐。还將列宁早年批评托洛斯基的尖刻语言汇编成小册子。得出：“托洛斯基从早年起就是孟什维克、是列宁主义的死敌”。这一下子就击垮了托洛斯基，並解除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军委会主席职务。仅保留政治局委员一职。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在击垮托洛斯基后，斯大林与“季—加”的矛盾突现。在一九二四年底的苏共十四大上，斯大林为缓和农村紧张形势，决定适当放宽农村政策；而“季—加”则反对，並认为：现在应加强农村中社会主义攻击和对富农加税。同时，还认为：“在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的条件下，苏联不可能克服内部困难而建成社会主义”。当时，苏联国内也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但仅依靠一国的力量无法建成，尤其是像俄国这样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更加不可能。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的演讲：《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中也持有：“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的生产任务”。但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发表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已改为：“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国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在实践中，理论上並没有解决的问题。却被斯大林用来作为“季—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依据。

斯大林过度集权

一九二五年接替托洛斯基的伏龙芝因病，作非必要的大手术，因麻薬过量，术后三十小时死亡，其妻随后自杀。一九二六年七月第一，“契卡”（克格勃）首脑㨗尔任斯基猝死。两人的接任者伏罗希洛夫和明仁斯基皆为斯大林亲信。从此，苏联党和国家要害部门完全由斯大林亲信所掌握。有人怀疑这两起死亡案例，都是由斯大林主使的谋杀案，但查无实实据。最后，连一直支持斯大林的理论家布哈林，也因不同意某些政策，也作为托洛斯基的尾巴而撤职。党、政、军、舆论和安全机构的大权，都某中于斯大林一人。党内决策时不存在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出现偏差时提供补救的办法。致使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不断扩大化、达到无法补救的地步。

斯大林进行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试验

经历二十年代党内斗争的风雨，斯大林成为不可挑战的权威和苏联人民全能的领袖。他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並根据他的意志在苏联进行前无古人的、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试验。他可以创立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发展新模式，导演出有声、有色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宏伟正剧。但非常令人遗憾，他上演的却是一場教训多于经验的悲剧。

关于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

苏联接受的沙俄经济遗产，比美欧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但比发展中国家要先进得多。当时俄国的经济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非常严重，经济仃滞、民生凋敝，困难极大。列宁在世时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较快得到恢复。到二十年代中期，苏联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到一九二七年为止的经济恢复期间，年增长高达20～30%。托洛斯基认为：这是带有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心人后会逐步降下来。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有可能维持较高的速度。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总产值仅及美国的12·5%。一次大战，战后内敌和外国武装干涉又受到进一步破。1921年春，列宁觉察到危机严重性，果断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1928，斯大林认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必须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九二八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八亿卢布，但实际上投资十三亿卢布，比一计划高出60%；一九二九年计划投资七亿卢布，实际投资高达三十四亿卢布，比计划高出近五倍。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二年实际压缩和节省了其它许多部门的资金，极大地加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投资，促进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一九三O年六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充满信心地预言：“许多工业部门中的计划指标，都將在三年、甚至二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生产的生铁产量不是原计划的一千万吨，而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吨”。並给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专家和企业经理，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或和“破坏分子”的帽子。他还创造出：“没有什么堡壘是布尔什维克征服不了的”，这句口号鼓舞人心。

当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8年）又以四年零三个月提前完成时，苏联已拥有投产的大型企业四千五百多个。工业产量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一倍多；比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乎增长了五倍；而西方国家同期只增加44%。一九三七年，苏联鋼产量达一千七百七十万吨；生铁产量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农业已基本完成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苏联已由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苏联工农业总产值超过英、德、法和亚洲的日本，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欧洲第一。苏联政府莊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此后，苏联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九三七年苏联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30%以上；但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而美国则大发战争财，两者差距明显扩大，苏联GPD在一九六零年仅为2280亿美元，仅为美国（GDP为1·971万亿美元）的11·57%。苏联从“七五”～“九五”（1961～1975年）为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年增长率高达8·6%（“七五”）～7·4%（“九五”），平均为8·1%。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1970年苏联的GDP达到5160亿美元，是美国（GDP为2·873万亿美元）的17·96%；1980年达到1·608万亿美元，是美国（GDP为3·776万亿美元）的42·58%；从“十五”计划（1076～1980年）苏联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平均年增长率为4·4%；“十一五”计划（1981～1986年），更降到3·7%；1986年苏联GDP达到2·206万亿美元，是美国GDP(4.209万亿美元)的52·39%，这是前苏联曾经达到的最高值，

但苏联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份強调重工业、热衷于美苏军备竞赛、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竞赛，一度战略火箭和卫星等尖端技术走蓰美国前面，而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被忽视，投资不足，经济各部门严重失调。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值远低于美欧发达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高度计划、缺乏弹性、缺少竞争活力；产品质量低，呈报的产量数据存在灌水现象。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潜伏着危机，到“十一五”计划时已寸步难行。因此，其后苏联的崩溃，实际上也是苏联和平竞𡧳的失败。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苏共十五大以“农业集体化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大会决定：农业集体化要遵循农民自愿、不探取強迫命令。但进展较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全国开展全盘集本化运动，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体化任务。此后，就愈来愈急进，在执行过程中充满野蛮和暴力。有些地方在十天内，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倍增，更有甚者一下子从10%增加到90%。对不愿加入农庄的农户扣上富农帽子、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甚至喊出：“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对富农实行逮捕、劳改，甚至扫地出门，有时还涉及部分中农。这样推行集体化，集体化是完成了，但对农业生产並未起促进作用，反而遭到破坏。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随着党内反对派被清除、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威和党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断增长。在斯大林五十岁生日（1929年）的祝寿活动中达到小高潮，“伟大的、天才的”都堆砌在斯大林的名字前。还编了本名为：《斯大林》的专集，发表众多领导人对斯大林阿谀逢承、歌功颂德和表忠心言论，斯大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理论家，还是革命的领路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等等，將斯大林从领袖走上神坛。斯大林不仅没有制止这些有害言行，而且自已也参与其中。苏联国歌是斯大林新自审定的，其中就有：“斯大林培养了我们……”。

2，“沙赫特事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国家政治保卫局以“破坏矿井”为名，逮捕了矿上的工程师和技师五十四人。经法庭审判，十一人判处极刑，三十五人判处一年到十年徒刑，四人缓刑，四人无罪释放。此事发生后，斯大林认为：“沙赫特亊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強调一切部门都有“沙赫特”分子，结果全国都开始㧓“沙赫特分子”。一九二九年的“乌克兰解关联盟案”、一九三O年的“反动组织”、“劳动农民党”的为首的都是各行各业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十二月又揪出“工业党”；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斯拉夫学家”案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被处极刑或有期徒刑。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类似案件不断。后来查明这些案件大多子虚乌有，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严重影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运动在全国造成山雨欲来、黑云压顶之势，预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3，肃反运动扩大化——大清洗

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在苏联是指清除党内反对派）是引人注目的，单就几十万生命被残杀，就是一齣十分沉重的悲剧。肃反运动始于基洛夫谋杀案。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是苏共近年来民望上升很快的新星。他虽然支持斯大林，参与对反对派的斗争，升到苏共领导的最高层。但他身上还保留某种优良品质，他待人热情、没有架子、关心群众疾苦，保持着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他是出色的演说家，能鼓动人心。他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政治局里是少数仍敢于在斯大林面前讲真话的人。在列宁格勒（由彼得格勒更名而来），他对反对派持宽容态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得到他的保护。他对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早中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持不同意见。在苏共十七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投斯大林反对票的有二百七十票，而基洛夫只有三票反对。以上情况，说明基洛夫具有许多斯大林所没有的优点，他很有可能是苏共明日之星。

基洛夫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四时，来到列宁格勒州委所在地斯莫尼尔宫办公时，枪手在背后朝他开枪杀害的，死时正值四十八岁盛年。兇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斯大林闻讯后，率政治局委员当日趕到列宁格勒，並亲自审讯兇手，无所获。斯大林为基洛夫守灵，並数次亲吻死者脸颊以示对死者的尊敬与伤感。兇手被正法。由于查不出基洛夫被杀的原因。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地本来早已结案的反对派旧案进行重新審讯。正是这次重审，导致真正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大清洗。

由于无法忍受内务部的逼供，哥尔茨曼供认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丹麦一家布利斯托里的飯店，接受托洛斯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苏联政府如获至宝，並公布于报纸。丹麦官方为此发布一条消息：“布利斯托里飯店于一九一七年因楼房拆除而关闭，说哥尔茨曼于一九三二年在该飯店接受托洛斯基的指示，纯属虚构”。但苏联继续对反对派逼供。一九三六年季诺维也夫也经受不住，要斯大林保证不杀害他，就按他门的要求招供了。斯大林就此向党内发出信件，说：“托—季联盟的死党隐藏得很深，全党必须高度警惕，把深藏的敌人挖出来，彻底消灭”。並称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最后，“托—季”联盟中的十六人全部处死。他们还供出一些受牵连的人。这些受牽连的人，又有被处决的。重工部人民委员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因抗议斯大林滥杀无辜而自杀。其后，肃反运动不仅在中央而地方、由党内向军队扩展。地方州一级和军队师一级都广泛开展肃反运动。使肃反运动极大地扩大化成大清洗。哈布林获悉自已可行被杀前，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控诉自己是被“万恶的机器”、“万能的机构”陷害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布哈林被枪决。

大清洗究竟有多少人被害，谁也说不清楚。一般估计涉及的人可能达四、五百万，其中被取决的可能达几十万。除苏共中央外，还涉及各加盟共和国和部队。

斯大林以“阶级斗争”这把铁扫帚把反对过他的及其它旡数不反对他、甚至是信任和忠诚于他的布尔什维克清洗掉，特别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暴行，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在苏联造成一种十分可怕的恐怖气氛，为了保护自己言不由衷、逢承拍马、欺上瞒下，阳逢阴违、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让我们深切认识到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不能被滥用。斯大林所以能在肃反运动中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就是他有不受约束的、至高无尚的权力。他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反对派，结果树敌更多；他想使党更纯洁、坚强，结果破坏了党的团结。

斯大林的对外政策

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中没有重大的创新和建树。往往采取一种机会主义或适应主义，虽然也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更多的是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以苏联利益为考量。大俄罗斯主义、历代沙皇扩张征服意识潜伏在他的意识中，不断做出与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事情来。

这里想補充说明，斯大林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巨大牺牲，並在反对希特勒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並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爱戴时，也没有实行过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依然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沙皇霸权主义。其后的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利尼列夫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也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奉行的政策，与斯大林执行的都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沙皇霸权主义。只不过他们更多吸收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语系，在这些领导人的引导下苏联崩溃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