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是改革30周年纪念。不少学者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优势。就我所知,比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是秦晖。大约在2005年,秦晖对所谓的中国优势或中国经济模式有一段精彩的描述: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还应该包括环境污染),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蔑视公正,刺激物语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唇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膛乎其后。秦晖没有说,正是中国的官僚体制与官僚集团造就了所谓中国的优势。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是在6.4以后。邓小平并非不想搞政治改革,不过他很快认识到这方面他不是官僚集团的对手。不用说有限的政治改革,即便是单纯的经济改革也受到传统意识形态巨大的阻力。他只能通过让步(尤其是6.4以后)换取官僚集团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当然,任何人也不是中国官僚集团的对手,不过有人认识的早,有人认识的晚(如朱镕基),有人致死也未能认识(如胡耀邦)。“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对官僚集团下达的命令,老百姓本来就在台下。可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命令,大概动员不了官僚集团,甚至可能被官僚集团推翻自己先下台。还有一句话也很关键,“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当然,“四个坚持”也是要经常挂在嘴边的。因此。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全面理解(或者说潜台词)是,谁不搞经济改革谁下台,谁搞经济改革谁发财,谁搞政治改革谁下台。很清楚,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核心就是允许官僚集团腐败以换取他们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好像张五常就对赵紫阳提过这样的建议)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微不足道。保守派其实更欢迎这样的改革。因此,经济改革,或者说不顾一切后果,不择任何手段的发展经济,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即能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利于升官,又能利用改革的机会大发其财,何乐不为呢!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到后来,官僚集团已经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角,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谈不上什么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了。套用一句话,官僚,主要是官僚,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是北京模式的核心秘密。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因为只有这种模式,才能得到官僚集团的认可,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持官僚集团内部的“不争论”。(老百姓本来就没有和当官的争论的资格)只有在这种模式中,官僚集团的利益才可以最大化。那种“中国经济改革是正确的,错误在于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说法是认识上的误区,是肤浅的说教。正是由于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才成功的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拖累,中国的优势才可能存在。江泽民时期的“稳定压倒一切”,更是给贪官污吏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得到官僚集团最大的拥护。他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对“不争论”的最好的解读。江泽民时期,中国的经济确实快速发展,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是强国)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官僚阶层最丑陋的一面也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对仅存的那点传统道德取得压倒性胜利。主流媒体对江泽民的谄媚,吹捧奉承,比文革时期的歌功颂德更令人作呕。康小光说:“3个代表”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铁三角联盟的政治宣言书。说白了,就是政治官僚,经济官僚和知识官僚相互勾结的宣言书。6.4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被彻底官僚化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僚阶层的利益丝毫没有得到限制,(2次国务院精简机构都以彻底失败告终) 相反,中国的官僚集团空前强大,这是改革开放30年另一个“伟大”的成果。弱势的领袖,强势的官僚,是后邓小平时期的特点。对比朱镕基的前后表现就知道,他的豪言壮语并不比江泽民的演出更值钱。“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不过,把官僚制度发达到像蜘蛛网一样控制了中国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却是中共的独创。现在,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宣传领域,科技文化教育艺术卫生体育甚至和尚尼姑都被官僚化了。这是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没有过的现象。远的不说,只须和国民党时期比较就足以说明这点。如果有一天妓院也被国有化,那么一定会有科级处级局级甚至部级妓女。所以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不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增加政治改革的阻力。具体到现在,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宏观调控政策遇到地方官僚如此大的抵制,而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受到各地官僚热烈的拥护。“政令不出中南海”,要看什么政策。那么,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注:了解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不少知名的学者对此做过研究。本人不才,又没受过文科教育的系统训练,别说什么新见解,可能连研究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凭兴趣和有限的知识瞎聊一通,或者说只是平时一些零碎想法的汇总。如果条件允许,我会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