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遺訓

　作者：文昌山人

　　歷史，如果比喻為滄桑大道，歷史研究就是開闢“歧路”之術，真相就是“亡羊”。一百年前的“五四”學運，後人紀念不已，評論不斷，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或為諷今，或為用世，為公為私，茫然若迷。

　　“五四”學運，發生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近百年來對於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不公正評價與無視歷史事實的功利主義，把對“五四”學運的評價，引入歧途。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動盪不安。外強入侵，內亂奮起，清朝腐敗，民窮國衰。

　　1911年初冬，一些由日本黑白兩道扶植的“新黨”知識分子策反了清廷建立的新軍兵變，從而結束了清朝帝制，民國建立。原新軍將領，取代中華民國親日正統派，建都北京，執政民國，俗稱“北京政府”、貶曰“北洋軍閥政府”。其實，北京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實施民主憲政制度的政府。1912年底和1913年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價值的時期，中國舉行了有史以來的首次國會議員選舉。

　　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新落成的眾議院議場誕生。

　　中華民國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和國會的正式成立，標誌着中國民主制真正開始。

　　當時言論自由得到一定保障。當時存在着大量的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北京政府時期的思想自由，極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

　　在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潮與主義風行，文化理念多元化：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君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學說百家爭鳴。

　　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報刊很多，如《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評論》《新潮》《國民》《新教育》《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世界》等。加上《晨報》和《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及其副刊《學燈》、《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等。這些出版物大體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在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之下，各種思潮自由傳播，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極大促進了人的個性解放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 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都湧現於這個時期，不僅欽定的“郭魯巴老茅曹”，中國堪稱“大家”的文化人，也大都出現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而且其成就至今國人都無法超越。

　　北京政府時期，公民所享有的結社自由是中國大陸歷史上最充分的。根據台北張玉法先生着《民國初年的政黨》一書，從1912年2月至10月僅在民政部立案的黨會有85個，未立案的更多。1912年的主要黨會團體有：民權監督黨、全國聯合進行會、民生促進會、平民黨、進步黨、政群社、中華共和憲政會、中華進步黨、公民急進黨、公民黨、國民協會、大中黨、國民公會、工商勇進黨、統一國民黨、工商共進社、議院政治促成會、中國佛教協進會、中華民國競進會、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中國社會黨、社會黨、自由黨、統一共和黨、中華共和促進會、共和建設討論會、中華民黨、民主黨、中國同盟會、仁黨、共和急進會、廣東進步黨、共和黨、國民黨等。中國二千年歷史第一次出現少有的民主時期。民眾可以隨時遊行，向政府表達自己的意見。政府不但極少查禁民間的各種結社與言論。中國歷史上首次學生運動、慣稱“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轟然發生，即使是在“五四”學運發生之後，甚至在“學運”出現過激行為如毆打政府官員、火燒私人住宅之後，北京政府也沒有將激進過份的學生視為暴徒，更沒有大肆鎮壓。“五四”學運，成為唯一一次沒有流血的學運。

　　中國動亂、革命往往始於學運。蓋因學生年輕幼稚，乳臭未乾，無牽無掛，衝動狂妄，一條新聞、一句傳言、一個事件，便會在數人煽動蠱惑之下，聚眾鬧事，遊行抗議。柴多火焰高，人眾氣勢洶。自發的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群體最易被政客利用，到達亂政亂世乃至改朝換代的“理想”。

　　對於無視禮法，反抗社會的群體事件或“動亂”，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採取寬容退讓的政策，開創了首先發動學運，然後發動革命的先例。以年輕學生的方剛血氣來實現政治目的，成為一種慣用的手段。幼稚的學生聚集烏合之眾，不畏暴力強權，湧上廣場街頭與陰險的文人，殘忍的政客，貪婪的洋人，不滿的富翁，加上愚民合唱“愛國，民主”的歌曲，其成敗取決於少數領袖的個人命運。而歷史永遠以成敗論英雄。學生、文人、愚民永遠好比火車頭的前進動力-煤炭，燃燒殆盡，灰飛煙滅。

　　“五四”之後七年，1926年在紅色帝國蘇俄的支持下，國共聯手北伐，席捲中南部各省，各省憲法和省議會隨之掃蕩殆盡。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倒台。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民主憲政便死於搖籃之中。

　　“五四”之後百年歷史，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文化革命、八九學運，……。令人深思。

　　“五四”運動的唯一價值就是告誡中國統治階級，絕對不能寬容學運，不能開放言論、出版、結社乃至“腹誹”的自由。否則會落得與擁有新軍實力的“北洋軍閥政府”一樣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