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遗训

　作者：文昌山人

　　历史，如果比喻为沧桑大道，历史研究就是开辟“歧路”之术，真相就是“亡羊”。一百年前的“五四”学运，后人纪念不已，评论不断，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为讽今，或为用世，为公为私，茫然若迷。

　　“五四”学运，发生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百年来对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不公正评价与无视历史事实的功利主义，把对“五四”学运的评价，引入歧途。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动荡不安。外强入侵，内乱奋起，清朝腐败，民穷国衰。

　　1911年初冬，一些由日本黑白两道扶植的“新党”知识分子策反了清廷建立的新军兵变，从而结束了清朝帝制，民国建立。原新军将领，取代中华民国亲日正统派，建都北京，执政民国，俗称“北京政府”、贬曰“北洋军阀政府”。其实，北京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施民主宪政制度的政府。1912年底和1913年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时期，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诞生。

　　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制真正开始。

　　当时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当时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如《京报》、《新青年》、《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北京政府时期的思想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文化理念多元化：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很多，如《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加上《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这些出版物大体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促进了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 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不仅钦定的“郭鲁巴老茅曹”，中国堪称“大家”的文化人，也大都出现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而且其成就至今国人都无法超越。

　　北京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的结社自由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根据台北张玉法先生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会有85个，未立案的更多。1912年的主要党会团体有：民权监督党、全国联合进行会、民生促进会、平民党、进步党、政群社、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公民党、国民协会、大中党、国民公会、工商勇进党、统一国民党、工商共进社、议院政治促成会、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民国竞进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党、民主党、中国同盟会、仁党、共和急进会、广东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等。中国二千年历史第一次出现少有的民主时期。民众可以随时游行，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中国历史上首次学生运动、惯称“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轰然发生，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甚至在“学运”出现过激行为如殴打政府官员、火烧私人住宅之后，北京政府也没有将激进过份的学生视为暴徒，更没有大肆镇压。“五四”学运，成为唯一一次没有流血的学运。

　　中国动乱、革命往往始于学运。盖因学生年轻幼稚，乳臭未干，无牵无挂，冲动狂妄，一条新闻、一句传言、一个事件，便会在数人煽动蛊惑之下，聚众闹事，游行抗议。柴多火焰高，人众气势汹。自发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体最易被政客利用，到达乱政乱世乃至改朝换代的“理想”。

　　对于无视礼法，反抗社会的群体事件或“动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采取宽容退让的政策，开创了首先发动学运，然后发动革命的先例。以年轻学生的方刚血气来实现政治目的，成为一种惯用的手段。幼稚的学生聚集乌合之众，不畏暴力强权，涌上广场街头与阴险的文人，残忍的政客，贪婪的洋人，不满的富翁，加上愚民合唱“爱国，民主”的歌曲，其成败取决于少数领袖的个人命运。而历史永远以成败论英雄。学生、文人、愚民永远好比火车头的前进动力-煤炭，燃烧殆尽，灰飞烟灭。

　　“五四”之后七年，1926年在红色帝国苏俄的支持下，国共联手北伐，席卷中南部各省，各省宪法和省议会随之扫荡殆尽。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倒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民主宪政便死于摇篮之中。

　　“五四”之后百年历史，军阀割据，国共内战、文化革命、八九学运，……。令人深思。

　　“五四”运动的唯一价值就是告诫中国统治阶级，绝对不能宽容学运，不能开放言论、出版、结社乃至“腹诽”的自由。否则会落得与拥有新军实力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