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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去的六个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五，六两月的反送中和平抗争阶段，一个是七，八，九，十至今四个多月五大诉求的勇武暴力抗争阶段。在基本由“和理非”主导的反送中阶段，香港人通过609的百万游行和616的二百万大游行，基本达到了终止《逃犯条例》立法的目的。而反送中之后的运动方向之所以走入一个暴力抗争阶段是有下面三个因素造成的。

促使反送中运动走入勇武暴力抗争的三个因素

1.深受中共专制体制影响（有时是要求或命令）的林郑，缺乏治理和领导能力，在609百万民意反对下还执意硬要走二读的立法流程，导致了612包围立法会并引起严重警民冲突。这之后林郑却搞出个“永久暂缓”这种中共对付民意惯用的“皇帝统治子民”的办法（中共应对各地方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民意时都是这种做法），从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引来了616二百万大游行并提出了五大诉求（下称旧五大诉求），要求林郑下台。之后林郑只表示道歉却拒不撤回《逃犯条例》，也拒不辞职，这些跟中共学来的视民意如粪土的做法终于激怒了部分民众（即后来的勇武派），也使得反送中运动进入了暴力抗争的下一阶段。其实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永久暂缓”就等于撤回了，不能说撤回是因为皇帝是不能听从或顺从民意的，皇帝只能恩赐于民。林郑和她的主人不知道的是，今天的香港人已经觉醒，已经开始要求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继续做皇帝的顺民了。

2.反送中运动的早期还真是有幕后黑手借用民意在玩“借力打习”，不过这幕后黑手既不是美帝也不是英帝，而是被习反腐打得抱头鼠窜躲到香港避风的权贵们和与其勾结的部分香港建制派。自肖建华被抓回大陆后，在大陆通过政商勾结赚钱的香港部分建制派和国内贪腐权贵们害怕极了习的反腐大棒会抡到自己头上，怕极了《逃犯条例》成为使他们人财两空的催命符。香港反《逃犯条例》的巨大民意让这些人看到了反习倒习的一个可能机会，所以这些人通过各种手段想把和平抗争的局面引向暴力抗争，意图引诱习出兵镇压，从而推翻习。

3.反送中运动的主力“和理非”在运动得不到林郑的响应后放弃了运动的主导权（甚至有部分“和理非”加入并支持勇武行动），任由被激怒的勇武派发展和主导运动，也没有警惕勇武们暴力抗争恶化的后果。而勇武派主要由思想单纯的年轻人构成，又采取了无大台的方式，在被诱导走入暴力抗争后也意识不到其无效性和危险性，从而使运动进入了越演越烈，越烈越无法回头的死循环。可以说，毫无斗争经验的年轻勇武们上当中计了。

勇武派中计了吗？

我说勇武派上当中计了估计会有很多人不服或不解，甚至会被左派们说我是阴谋论。所以我想花一些篇幅详细解说一下，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也许不十分准确（欢迎网友补充），就看你观察的立场角度了。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有政治立场的人都很难声称自己是绝对客观中立，所谓中立只能是相对的，是否客观理性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观察分析分享出来以让读者来自己思考评判。

从历史上看香港的群众运动只有两次走向了暴力，一次是1967年的左派暴动，一次就是这次的勇武派暴力抗争，香港历史上除了这两次以外的历次大游行和群众运动都是基本和平的，暴力在香港从来都不是主流思想。67年左派暴动是香港共产党组织策划的（众所周知），而这次的反送中运动本是无大台，无人组织策划的，怎么就会走上暴力的呢？自发的群众运动走向暴力肯定是要有前提条件和驱动因素的，特别是在香港这个传统的高度法治社会里，凡事都有因果，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就发生的事。我的观察是：运动无大台，勇武们由年轻人构成和背后有人设计挖坑下套这三个因素是反送中运动走向暴力抗争的部分原因，也是这次勇武派暴力抗争中计陷入圈套的前提条件和驱动因素。

无大台的年轻人

1.勇武派的形成完全是因为林郑对“和理非”民意的傲慢态度，使“和理非”中的年轻人被激怒并慢慢变得激进，但激进和诉诸暴力并没有必然因果联系，香港年轻人从小受的教育是遵纪守法和普世价值，可以说，香港人年轻人脑子里就没有袭警或打砸烧这种暴力的概念，由激进演变到暴力必然会有个过程，若是没有人引导策动他们实施暴力，靠香港年轻人自己走进暴力抗争肯定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和足够强的持续外部刺激才有可能。我们看到最动荡的雨伞运动中香港年轻人也只是设路障和架雨伞阵躲避催泪弹。这次反送中运动初期的年轻人也不过是游行后懒着不走，摆摆路障和驱赶的警察对峙，几乎没有什么暴力。即使冲突最严重的612包围立法会，勇武们也不过是用铁马和雨伞防御警察的催泪弹进攻。

2.无大台说的是勇武派从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是无组织，无计划，无纲领，自愿的，个人的，分散的行动，唯一统一的只有在连登上说好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街头的打砸暴力都不是出发前事先规划好要做的事，只是到了现场看到某个激进黑衣人打砸了提款机和地铁闸机，觉得很解气，才跟着参与打砸的。所以勇武派的暴力就像病毒传染一样，只要有一个人挑头施展街头暴力，就会有一百人勇武跟着做同样的事，而且随着警方镇压的暴力升级和外部刺激因素，勇武们的愤怒情绪被挑动起来，其打砸烈度也自然跟着升级。也就是说勇武们只受自己的情绪支配，打砸的烈度和理智程度成反比，和解气程度成正比。有人挑头引导并形成年轻人的羊群效应，这些正是典型的中计上当的前提条件和特征。

所以年轻人+无大台给了某些人设计下套利用勇武派的机会，只不过这“某些人”却是分批上场，目的也不一样。

谁是那些设计下套的“某些人”？

1.首先上场的幕后人是谁？前面说过早期的反送中运动幕后黑手是反习的权贵，而反习势力一直通过中联办越级直接控制香港警务处也是网上很多文章有过论述的，很多事实也证明了警务处并不听从林郑指挥。我的判断是：反习权贵们与香港黑社会勾结派一些年轻的黑帮小弟装成激进的勇武者混入连登区，混入一群无大台的年轻人中做卧底（打砸烧是黑社会小混混们惯用思维和看家本领），引导和策动勇武年轻人使用违法的打砸烧暴力来表达诉求并与警察抗争。其目的是加剧香港乱局以引诱习出兵镇压，从而寻机扳倒习。下面给出我观察到的Clues。

（1）前面分析过香港年轻人走向暴力需要一个过程，到701为止的年轻人一直都十分克制，可突然出现的701暴力冲击立法会一事却非常可疑，首先，只有两三个蒙面黑衣人用铁笼车不顾议员阻拦撞击玻璃门，其他年轻人都在旁观。其次，警察明知这几个黑衣人在暴力违法却反常地不去抓捕，眼看着几个挑头人在那里断断续续违法撞门好几个小时。最后，守在立法会里的警察看着大门就要被撞破时，突然于晚9点撤走没影了。很明显，几个撞门的黑衣人是被派来的，且有警方配合。

（2）从701的现场看，勇武派年轻人还没有跟随领头的黑衣人一起撞门，说明勇武年轻人的情绪还没有被调动起来，法治观念还在约束勇武们，于是721白衣人元朗打人事件上演了，警察的迟迟不到场配合黑帮打人的“黑警”行为终于激怒了勇武派，从此勇武们的抗争开始有暴力倾向。很明显，白衣人和警察的配合是出自那个幕后黑手。

（3）从报道和油管视频看，七月到八月中旬发生的打砸烧事件警察到场制止都比较迟慢，也没有积极抓捕暴徒，这和进入九月后积极制止打砸烧并强力抓捕的情况有很大反差。解释只有一个：七，八月间打砸烧事件的领头人需要警方“保护”。另外，发生于七，八月间的污国徽和烧国旗等都不像是勇武们的自发行为，更像是有人怂恿或卧底干的，意在刺激习出兵动武镇压。我只问一句：为什么勇武们愤怒情绪更高，仇警仇共更甚的9，10，11月份反到没再发生过类似事件了？这明显不合乎逻辑和常理嘛！

（4）林郑在八月中的私人宴会上流露的无奈也说明了林郑知道反习势力借勇武派在香港作乱，担心自己夹在两个势力之间可能会被当做替罪羊的心情在谈话中表露无疑。

不过，我的观察和判断是：反习势力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眼见习说死也不出兵，知道激将法已经败露，于是指示黑帮在勇武里的卧底从八月中旬就基本退出了。接下来给勇武派下套设计的就是另外的“某些人”了。

2.那么从八月中下旬开始登场的幕后人是谁呢？其实，自721冲击中联办和国徽泼墨到8月3日海港城国旗入海，接着8月13日的付国豪和徐锦汤机场遇袭，再后来的多次游行不少人高举美国和英国国旗，这些事件都大大地刺激了习主席的一颗玻璃红心，也激发了国内民众的爱国心和反“港独”的民意，这让习中央认定勇武们与中国和党越来越离心离德，如果再放任勇武的反党反中的“时代革命”，等于是默认其合理性，那么香港的老百姓都要慢慢认同勇武的革命了，那时党就会彻底失去香港了。另外，中央在香港的特务多如牛毛，习对香港了解知道的肯定比我观察到的要详细百倍，比如：

a) 在《逃犯条例》被林郑宣布“已死”后的民意有所下降（616反送中游行是二百万，818维园游行据说170万，但因是流水循环式，估计不到100万）。

b) 勇武派们头脑简单，情绪极易被挑动且无法自控，对明显违反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做法无感，甚至对打砸烧行为已经引起民众反感并失去民意也毫无知觉。

c) 彼时香港警察对勇武派的敌视情绪已经非常强，已经具备强力镇压的思想基础。

这些细节的信息让习中央看到了既可顺民意镇压勇武的“港独”又能借机消灭勇武派并解决香港问题的机会。于是习中央就制定了一个毒丸计划：通过刺激勇武派走向更极端暴力，助勇武派继续打砸烧，助他们揽抄，加深市民对社会动荡的抵制情绪，分化瓦解香港民意和国际社会，孤立勇武派，给大规模镇压抓捕勇武派创造舆论环境，时机成熟时一举消灭勇武派。

这个计划当然是绝密的，我不可能知道，你甚至也可以说是我杜撰的，但我相信观察到下列事实的任何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意我的上述“杜撰”：

（1）8月23日大纪元独家披露，有红二代对大纪元透露了，习近平看完了818游行后于19日对港澳办系统的人传达指示说：“谁惹得麻烦谁自己解决，自己善后处理，不要给中央添压力”。这一看就是假的，是典型的借“喂料”为名释放虚假信息。意在制造习和反习势力还在内斗的假象，麻痹勇武派。你想，香港那么多亲共媒体，“喂料”怎么也不会轮到大纪元啊！而且，脑子没进水的人都知道习绝不可能对党内说这种话。

（2）王岐山于8月29日南下深圳密见林郑，告知她二件事，第一，她在私人宴会上的讲话已经被录音并将被透露给路透社，以此为背景让她准备宣布撤回《逃犯条例》，并开启对话，宣传要解决民生问题，要解决年轻人住房问题等，向公众显示港府意在缓和局势软的一手。第二，警务处将对勇武派进行暴力镇压与抓捕实施硬的一手，寻机消灭勇武派，武警也将被派进入香港与港警一起“镇暴”。这软的一手就是要给镇压勇武占据道义高地，同时消除任何对强力镇压勇武派是有意为之的怀疑。

（3）警方从825警民对峙中首次动用装甲车和水炮车到831警察太子站无端暴力攻击市民，再到9月初开始有警察（或武警）假扮黑衣人混入勇武示威队伍强力抓捕，甚至有不明黑衣人参与打砸烧的，直到后来武警成建制地入港扮港警参与暴力镇压。警方的暴力自8月下旬突然开始升级，并使用武警加大暴力镇压，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前两条向公众释放善意，林郑示弱趋软的姿态明显逻辑上完全相悖啊！一方面表现出要缓和局势的姿态，一方面却加强暴力镇压的力度，这明显有违常理逻辑嘛，世界上哪个政府会这样两面三刀地对待自己的民众呢？知道中共本质的人心里都有答案。

（4）大家都知道，自612警方对反送中运动开启暴力清场以来有不少坠楼事件，七月中旬之前有四起，不过，这四起坠楼要么有留下反送中遗言，要么有标语口号，很明确都是自杀。从七月中下旬到整个八月，由于林郑被迫宣布《逃犯条例》已死，几乎没有什么坠楼事件。可是从九月1日至6日突然陆续发生的多个坠楼坠海事件且都没有线索，如果说这些是831警察于太子站打死的人被抛尸还可以说明出处和原因，那么从九月中旬连续均衡地发生的坠楼坠海事件就非常离奇了，下面我只列出事件日期：9月14日，16日，20日，22日，24日，10月5日，20日，25日，11月4日，13日，17日。其中除了9月22日陈彦霖和11月4日周锌乐有明显是被他杀的线索外，其它的都没有线索却疑点重重。

疑点一：这么多坠楼居然没一个留下遗言遗书或自杀线索，怎么香港人突然从9月开始把自杀特征给改了？

疑点二：发生时间多数都在深夜或凌晨，而且警方都以“无疑点”快速结案，难道这么多不睡觉的人去自杀？

疑点三：发生时间分布均匀，几乎每隔几天就发生一起，难道这些自杀者早早一起商量好了排期自己哪天走？

疑点四：到11月17日勇武们基本被抓完后，也是最后一起自杀事件后，自杀潮嘎然而止了。难道自杀也如赶时髦一样地潮起潮落？

很显然，这是有人刻意用一起接一起的暗杀（而且是专业杀手）来持续保持对勇武派愤怒情绪的刺激，而且有警方的配合。其目的是不断让勇武派被刺激去使用更多的暴力抗争，以给警察使用暴力镇压抓捕勇武派制造法理制高点。同时当勇武派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失去理性思考时，一举消灭勇武的机会就来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进入九月后勇武们的打砸烧烈度和街头对抗烈度都明显在上升了，进入十月后就开始普遍大量使用燃烧弹和弹弓了，应该就是勇武们一步步被连续的坠楼所激怒。

最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勇武派正如“某些人”所愿被基本抓捕殆尽，在理工大警方坚持不放走被围在校园里的勇武们也算是个佐证了。所以，勇武派中计了可不是我瞎说的。

除了有人给他们设计下套，勇武们的中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他们无组织，无大台，无纲领，无计划，看上去很多行为是一个群体所为，实际上全是凭各人素质修养和思想行事的个体行为，现场情绪的驱动，发挥，失控，冲动使他们做出了很多并非事先打算要做的，不计后果的盲目行为。更可悲的是，勇武们的冲动情绪和激进思想使得他们整体的行为在向群体里最激进，最暴力，最盲目的那个个体看齐，而不管他做的是对还是错。

当然，说勇武派中计了并不是要为他们的盲目暴力行为开脱，如果说勇武们的暴力抗击警察是中计了，那么勇武们对公共和私人设施的打砸烧，对持异议人士的围攻甚至殴打，不尊重他人自由和人权的强迫罢工和堵路等就是由于自己认识和素质修养不够。比如：勇武们认为地铁是党产而破坏之是愚蠢的，地铁是香港纳税人的钱修建的，属于香港人民，大肆破坏地铁设施等于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对立面，中了别人的圈套。比如：勇武们以为抗共就可以打砸中资商店以及对持异议的个体民众“私了”也是失道义失民心的做法，搞错了是非对象结果自己心里想的“抗暴”在民众眼里却成了“施暴”。比如：勇武们为了达到罢工目的，通过堵车门，堵交通来强迫他人，以追求民主的名义就随意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人权，这说明了他们不知道民主的终极目标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作为一个超过十八岁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如果还意识不到这些行为是有违自己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公民不应该做的，那么从普通民众角度看，他和14K的黑帮小弟的分别也不大了。

总结一下运动的得与失

前面说过了运动的两个阶段，回过头来看，运动的成就（终止《逃犯条例》）基本上是和平抗争的第一阶段取得的。而由勇武派主导的暴力抗争的第二阶段基本失败了，撤回《逃犯条例》仅仅是林郑的一个面子，意义不大（而且是剿灭勇武圈套的一部分）。暴力抗争的结果是，五大诉求里的其它四项诉求与暴力抗争前相比更难争取了。

我在八月中曾发文《一个海外华人对香港各方的寄语》里面对勇武派说了五点寄语，现在看，我劝勇武派不要去做的那五点，他们都做了，或者说，我预见到那五点的不良后果，他们都没意识没感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阅历少，知识和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无法自制，一直让情绪超越了理智。

我曾看过一个记者拍到三个勇武者在街头起争执的视频，他们刚刚经历了一轮与警察的搏杀，侥幸躲进了一条巷子，其中两个人建议撤退，另一个则要杀回去救手足，最终激进者用“兄弟齐上齐下，香港没有退路了，我们不能退”等激昂口号打动了另两个一起杀回去了。这让我想起了“六四”学生们在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问题上又何尝不是完全被冲动的激进者所裹挟，再回想台湾，波兰和东欧诸国民主化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中坚的领导者都是精英成年人恐怕是原因之一。而六四学运中，戴晴，刘晓波等人中途想介入来领导学生，但被拒绝，这次反送中运动，民主派精英则选择不介入勇武派，从两场运动的结果看，放任冲动激进的学生去主导民主运动是不行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总结就是：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要有精英成年人来主导，来领导。当然如何领导运动先锋队青年学生是另外一个大课题。

第二个总结是：事实证明无大台不是个好办法，行不通。其实有大台的群众运动一样可以采用Be water的策略。Be water是为了保护大台而不是取消大台。

第三个总结是：在和平年代（除非社会经济崩溃，底层人民已经没了活路），特别是如香港在制度层面还有相当可运作的空间下，民主运动应该首先以“和里非”方式进行，而且要长期坚持，不能轻易走向暴力或以暴制暴的方式。在即使可以有限的暴力抗争来配合和平抗争，也不能失焦，要始终针对政权统治者，不能变成针对民众的扰民盲目暴力。另外，这次香港的“和里非”在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盲目过度乐观，误以为胜利完全来自于612勇武派的暴力抗争，于是开始放任勇武派继续走进极端盲目暴力，并不与之割席，一度失去了不少来自民间和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需要吸取教训。

如何解读区议会选举泛民派的大胜

看到网上多数的解读都属于下面三类

一类来自于民主派，典型的说法是：“452个议席中，泛民派取得388席，得票率超过85%，说明了六个月来的抗争运动得到大多数港人的支持”。

一类来自勇武派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如黄之峰说：“大胜是里程碑，今次的选票极大化，证明了和勇不分，兄弟爬山一起努力，香港人不割席”。

一类来自五毛/自干五/左派，典型的如郑国成说：“香港人既然喜欢暴力，支持暴徒，就随它去吧，以后大陆也不用给优惠政策了，脱钩了挺好”。

还有些少数相对中立的解读，比如万维转载了一篇明报的文章《香港人赢了区选举，但或已经输掉了未来》，其中一个观点是：“盲目从意识形态支持对抗中国的力量，实属把香港困在画地为牢的危险境地”。

我发现，虽然上述各种解读来自从左到右广泛的政治光谱，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误读：他们都把泛民派的大胜解读为多数香港人对勇武暴力抗争的支持。

而我的解读是：

1.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在特定政治背景环境下的一次对林郑港府的政治公投，而不是对勇武派暴力抗争的公投。所以，泛民派的大胜只能说明多数港人抛弃了林郑港府，是对林郑港府向民意滥用警察暴力的做法说不，港人用选票惩罚的是这场动乱的始作俑者，和支持勇武的暴力抗争关系不大。所以民主派说“六个月来的抗争运动得到多数港人支持”是把运动的两个阶段混为一谈了，不够准确。能够确认的是：第一阶段的和平抗争得到多数港人的支持，而第二阶段的警民暴力对峙，林郑和警方是始作俑者，要付更大的责任。

至于说支持和不支持第二阶段勇武暴力抗争的港人分别有多少，我没看到过相关统计数据，但可以大概估计一下：假设616二百万上街游行的“和理非”们都支持勇武的暴力抗争，那七百万港人还有五百万没上街的人里面，假设有一半人是中立，一半人是不支持勇武暴力抗争的（即250万），应该是大致合理的吧？事实上，即使在“和理非”里面有多少全力支持勇武暴力的人也是有疑问的。你就看当理工大被围后，里面的一千多人在网上呼吁支持者们前来反包围警察来解围解救自己时，除了部分受困者家长来静坐，响应呼吁前来解救的人寥寥无几，已经多少说明了勇武们的支持率。

另外一个观察香港人是否支持勇武暴力抗争的事实是：勇武们曾多次号召港人“三罢”而得不到民众的响应（除了个别学校有罢课以外），勇武们的堵地铁和堵交通等强迫别人罢工的行为也遭到广泛的反对，到后来甚至群起而攻之，以至于11.11以来的街头堵路进行不下去，才不得不退守中大和理工大去堵路（因有2号桥和红磡隧道天桥直通校园）。

所以黄之峰对泛民大胜的解读就更离谱了，人们嘴上不说割席，不等于内心就不割席。人们反对林郑港府和警方，不等于就真的和勇不分了。黄的这种言论会误导剩下的勇武们，也是在害这些孩子们！

2.民主派和黄之峰说的“得票率超过85%”和“选票极大化”也是不顾事实的盲目乐观，要知道得票率和拿下85%的议席是两回事，101票对100票也可以拿下议席，但得票率却是50%几乎对等的民意。这次选举中泛民和建制双方的各自得票率数据还没见到（只看到有网民说是6：4），不知黄的“选票极大化”是从何而来。过分夸大胜利导致黄这样盲目的勇武们继续走暴力之路对香港前途是有害无益的。陶杰就认为，无论是泛民还是建制小胜都是好事，泛民大胜则对争取双普选非常不利，因为中共会认为双普选更加危险而断不能给香港了。这才是冷静，智慧又理性的思考。

另一个民主派不应盲目乐观而给与重视的是，选前被各方认为是泛民与建制的指标意义的巅峰对决，在九龙城土瓜湾由长毛梁国雄对决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结果是李慧琼以343票战胜长毛。九龙城多是低收入的底层老百姓，这也多少说明了普通老百姓关心经济利益胜过政治利益。注：这次土瓜湾北区的投票率是65%，低于全港平均投票率。

3.最后说说明报文章的那个观点，其实明报文章的观点其结论还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只是对这次泛民大胜的解读有误。难道投票给泛民候选人就是支持对抗中国吗？难道泛民候选人都是反中的吗？有数据表明多少港人是反中反共的吗？这种自己臆想出来的假设有实际民意基础吗？虽说多数香港人对中共没好感，但这与政治上反中反共是两码事。任何一个有智力的成年人都知道如何区分个人感情好恶和政治现实，都知道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是为什么勇武派只有几千人占总人口比例极其低的原因，也是我认为多数港人不会支持冲动的勇武派暴力抗争和部分人反中反共观点的认知基础。

展望未来

虽然这次泛民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胜，但这只具有象征意义，对港人治港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当然，这对林郑和中共是个警告和民意的展示，就看他们是否愿意尊重这个民意，诚心诚意进行政治和解并给香港落实双普选。老实说我不是很乐观，香港的民主运动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长期抗争的准备，而且要仔细考虑好长期抗争的策略和规划。我能想到的有：

1.首先要明确香港民主运动的大方向和最终目的不是要颠覆目前这个制度和国家政权，也不是要在政治上反中反共，而是要在既有的基本法框架内争取应得的双普选和自治。所以首先要以“和理非”为主导的抗争模式，可以兼顾有限的，有智慧的，有针对焦点的暴力手段，其次要牢牢守住道德和法理的制高点，这是和平抗争取得广泛支持走向胜利的关键（中共这次得以消灭勇武派就是用计占据了道德和法理制高点），同时做好长期不懈地抗争的思想准备。要一切以达成双普选这个目标为运动中心，保持运动不失焦，既要坚持自己的民主要求，也不要试图去影响改变大陆的政治体制。只有咬住“一国两制”这个中共自己也认同的东西，才可能最终达到双普选的目标。

2.我们追求民主的同时也要知道民主制度的缺陷，即民主容易导致民粹，从而滑向极端的左或右，民粹通常都是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并脱离了政治现实的东西，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并最终成为民主制度的毒药。所以运动的精英领导者要注意防止民粹思潮泛滥影响了争取双普选这个终极目标，如果在民主运动中放任年轻人或幼稚的民粹把运动的焦点滑向反中反共（比如烧中国旗，举美英国旗等）甚至港独，那不但根本得不到双普选，还可能使运动走向悲剧的结局。中共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敢在香港开枪，只是还没到他们认为可以开枪的时候。

3.民主的本质是妥协，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更是应该以妥协策略为主。关于五大诉求的未来何去何从，相比一些民主派坚持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陶杰的建议。具体如下：

（1）撤回《逃犯条例》：已经达成了。

（2）撤回暴动的定义：这个属于面子的东西，为了争里子可以考虑部分退让。

（3）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抓捕的示威者：需要某种妥协，比如无条件释放十八岁以下和60岁以上者，以及没有确切打砸烧证据的单纯示威者，对大部分不是严重违反法律的，应给与轻判等。

（4）对警察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应采取抓大放小，对几个明显有民愤的事件，如721元朗打人，831太子站打人，114周锌乐坠楼以及警察实弹开枪伤人等进行彻底调查，其它的警察暴力则放过不究。

（5）双普选：这个要坚持到底。至于如何达成，需要智慧和谈判博弈能力，陶杰提出用同意日后完成23条立法来换取落实真正的双普选，我看值得考虑。毕竟，要面对的现实是香港不能独立，需要在一中的基本法架构下实现双普选。

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五大诉求都拿下来，但关键在于如果在政治上不可行，那很可能最后是走进僵局，结果是什么也得不到。理想主义者多数会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不从实际出发，其本质是极左的。

我个人觉得，虽然中共极不愿意给香港人真双普选，但其不愿意的根本原因在于担心香港闹独立或成为反共基地，如果香港人表现出不反中，不反共，不独立的意愿，仅仅是要求民主自治的话，中共其实没有太多可担心的。

香港问题的性质归根到底属于国内政治协商性质，属于围绕基本法来谈判博弈的性质，还远没有到双方立场水火不相容，不得不诉诸武力或暴力的阶段。无论是和平抗争还是有限暴力抗争，抗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香港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要有大智大勇，不被民粹和年轻人所左右，选择最有可能达成目标同时代价最低的路径才是真正造福香港大多数人民。

诚然，香港的未来不光取决于民主派一方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共（和傀儡港府）一方怎么做。首先关于《禁蒙面法》被判违宪一事，在泛民选举大胜之后港府是否还会坚持上诉至终审法院，终身法院会如何判，中共是否会干预并施压导致“人大释法”都是值得观察的。其次关于港府和林郑如何与泛民进行政治和解，是继续敷衍糊弄民意还是诚意地对话协商与民主派妥协也是值得观察关注的。如果中共和林郑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坚持干涉，打压的做法，坚持党大于基本法的思维模式，势必会引起港人民意的进一步反弹和抗争，香港社会将进入长期不稳定和动荡，这对香港人民和中共政权都不是好事，是双输。

如果说香港人民已经做好了付出这个代价也要双普选的思想准备的话，那中共将何去何从则是他们要考虑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