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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晴:64中玩政治的低手 |
| 3:00 AM 前任總理李鵬的《六四日記》 沒能趕上這回香港的“新書井噴”。這本中國各方人物都很想讀一讀的書,其實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完成,可惜剛露頭即遭“勸退”。作**鎮壓當局的前台人物,李鵬在寫給世人看到日記里難道不小心露了什麼--露出些許當局眼里直到今天仍須嚴守的秘密? 想 來必須嚴守的機密中,最最核心的,怕就是19日晨那則“三所一會”《關于時局的六點聲明》了--發布者,紫陽同志身邊的青年俊杰是也。這則聲明把5月 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關于“調軍隊進駐北京”、“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討論,包括“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等信息旗鼓大張地公之于**︰在 廣場廣播;四處張貼;拿著話筒到居民區喊話……。以我們今天的判斷,已經能夠清楚知道,這次會議非同小可︰處于二線的實際掌權者鄧小平沒有依一線總書記請 求靜下心來親自听他當面匯報,而是把常委們(共五人,外加一個楊尚昆)召到自己家里開會。 幾周來一直對“動亂跡象”取“容忍與放縱”態度 的趙紫陽,在會上受到李鵬、姚依林(有鄧小平當後盾的)批評。趙堅持保留意見,未等會議正式結束即憤然離場,鄧卻強調“趙還是總書記”。趙在氣憤中命秘書 起草辭職書,鮑彤遂得知自己已被李鵬以“泄密”點名,主動關閉了辦公室,並向同事們告別。在那樣的時刻,他們如此做,固然有任性使氣的成分,但平心而論, 只是打算在無言的悲憤中鞠躬下場,絕無以廣場民****人質而**自己政治生涯最後一搏的打算。 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呢?他是《4.26社論》的最 大責任者。那篇文字里的關鍵語句,都是他听匯報之後,以其一貫恣睢風格而發的狠話。發狠歸發狠,近一個月來,他大致上取的,是兩邊“誰的辦法行得通就照誰 的辦”那樣的態度。從來言語大而化之、須靠下屬琢磨兼發揮才能領會到位的這名專權者,對517會議,明確強調的,卻是“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 差不多已退到容留“老革命們”最為切齒的“投降退讓”總書記的底線。 對此,趙紫陽是有數的。會議的第二天(5月18日)他接受楊尚昆意見 按下辭職書,絕望中再次致信鄧小平,懇請當政的共產黨“必須痛下決心作出一個讓步,改變4•26社論的定性”,即“摘帽子”。一旦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當局 就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邉印>謩莼蛟S還有挽回的可能。 這一局面有實現的可能麼? “三所一會”的核心成員此刻已如熱鍋 上的螞蟻。他們只知道事態重大,知道總書記辦公室關閉,但517常委會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只有問擔任記錄的政治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高山了。雖然公安部門對高 山的審訊眼下沒有可能調閱,但流傳到民間的“實情”是︰高山擰不過“哥們兒”一次次呼叫,假借買吃的從駐地出來,在小賣部悄聲漏出會上大致情景。他以為這 不過是密友間通個風,沒想到竟被翻成“體制內改革派”與鄧小平等元老公開決裂的宣言。 如果此時,也就是在確知自己的政治對手不僅打算調動 軍隊,還有十分把握掌控軍隊之時,這批才俊們不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紫陽同志不能走,而是趕緊將廣場上的人員撤離,把氣勢洶洶的軍隊清場變成白來一趟,不僅避 免了民**的犧牲,對領袖人物而言,也不失為另一種形態的勝利。可惜“毛澤東思想胸中藏”的總指揮們、會長們,在已然得到確切消息的情況下,出手的反是設路 障、堵軍車、改絕食為靜坐……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 北大物理碩士劉剛,不得不走到了前台--他是1980年代中國變革的觀察者、思索者和“民主邉印钡姆牢Qa隙人。自戒嚴令頒布的第一天,他就拼盡全力協調各方人物,以將人群從廣場撤離︰撤是絕對的;怎麼撤是技術性的;而且越快越好。 時至今日,一個大秘密還未見披露——無論在趙紫陽的《改革進程》,還是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其中包括軍隊入城內情),以及吳仁華那本幾近專業水準的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什麼呢?那就是︰戒嚴令發布了,卻不按常規實施。有意?無意?為什麼? 陳 希同在他7月7日對人大的報告里說,“5月19日下午4時許,有人自稱中央某機關工作人員,拿著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 ”。由于政府“決策事先被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所掌握,部隊(即來自五大軍區的十個集團軍十萬兵力–作者)進城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阻撓”。你信麼? 不錯,剛剛開進的頭一、兩天,在“軍民魚水”已經宣傳了半個世紀的中國,確實發生過熱諏W生、良善婦孺使這個師、那個團暫停待命的場面。但在第三天、第四天 和以後整整十天里呢,機械化作戰序列進入攻擊出發地而不作為,是因為廣場“數萬人的游行示威接連不斷”而令威武之師、仁義之師不忍有所動作麼?野戰軍不動,裝備精良的首都警察和武裝警察呢?更遑論共產黨的傳家把式︰黨團系統、工青婦系統、街道居委會系統? 陳希同以“政府和部隊在戒嚴之後仍然采取的克制態度”解釋。這“克制”不發生在517的會議上而在軍事部署完成之後——恐怕不能服人吧? 那時候活躍在廣場上的,已經不僅“高自聯”、“工自聯”、“絕食團”、“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老師們”聯袂加入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 ”不但已經成立,更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依“天安門民主邉诱嬲哪会嵊⑿?/font>”(劉賓雁語)鄭義對形勢的分析,“現在廣場的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來越好。” 這番話,是他在各團體緊急磋商的“聯席會議”上說的。那時戒嚴令發布已有一周,鄭作家不明白劉剛為什麼老是撤出撤出--既有高揚之道義、又有無須監督的財金支援,居然放棄“永久佔據天安門廣場”!劉剛、劉甦里他們有數的幾個“撤”派不依不饒,把“三大學生領袖”按到了527聯席會議,最後終于說服大家,接受了“5月30日撤出”的提議。 劉等不敢耽誤,立即出發到廣場落實撤出方案。不料轉眼間,“發現柴玲又變卦不 同意5月30日撤出廣場計劃,並說是李祿的意見”。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以聯席會議名義安排了在紀念碑舉行“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門廣場動員大會”。大會由劉甦里主持。王丹、吾爾開希分別講話,強調北京民主邉铀〉玫闹卮蟪晒Γ瑏K將盡快向全國各地延伸雲雲。接著,按照事先安排,應由柴玲將劉剛草擬的撤出方案宣布。 柴玲站起來,一手持話筒,另一手拿著字條。她沒有高聲讀出撤離廣場大游行的路線和各地區同學進駐北京不同高校的方案,而是說︰“5 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不是我們廣場指揮部的決定,也不是我們堅持在廣場的廣大學生的意願”,說著以手指向劉剛、劉甦里一干人︰“而是他們,那些所謂的精英們的意見”--下邊(多為剛從外地趕往廣場的同學)一片嘩然。劉剛計劃流產。接下來,廣場“自由村”安營扎寨、民主大學成立、民主女神像聳立……“鄭義等人所期望的慶典似的成功革命”已見曙光……直到六三開槍。有文章說,柴玲成功逃脫赴美之後,在接受訪問時對她當時的舉動曾作如下解說︰是趙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抑或智囊,授意她這樣做的。 如果所言屬實,那是因為,在“5.27”那次討論撤離的聯席會議上,還有一個被否決的“6月20日撤出”方案--此方案的要點在于︰把民眾留在廣場,再多留20天,或許得以成為即將召開之人大的我方籌碼。 從 那時到月底月初,依舊有人在為“撤離”做努力。最活躍的,除了引人矚目的“四君子”,當是被柴玲稱作“公安特務”的外高聯總指揮連勝德了。6月1日早晨, 他在廣場上宣布大撤退,並欲召集記者會。按照封從德的記載,此舉“幸為外高聯同學所阻,當即罷免了他的總指揮職務”。封從德說︰“此前一、二天,有個自稱 ‘代表李鵬和政治局’的國務院辦公室的秘書,到廣場指揮部來對我們說︰要是能將請願同學撤出廣場,你們就是國家的功臣;要是覺得有困難,我們在廣場上還有不少人隨時可以听從你們的調遣。” 封從德揭露“這個國辦秘書為外高聯的領袖在北京飯店包了房間,而從那時起,連勝德便在外高聯游說退場。”敵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決定“更不能撤離廣場”,而是要“及時地揭露政府的陰?/font>”。 戒嚴部隊按兵不動,除了將事情做絕,讓釀下大禍的趙紫陽永不得翻身而外,難道決策層內部還有分歧、還有人意圖避免流血?六月三日的突然動手,緊鑼密鼓咦髦?nbsp;的召開特別黨大、人大、罷免李鵬等,恐怕是比當局說的“堵塞路口”、“街頭煽動”更本質的因素吧?曹思源、高瑜、何維等開槍前即遭逮捕。怎麼回事? 玩兒政治的低手們呢,除了毛澤東的為達目的不計手段、不計後果(包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追隨者的生命),玩得過凶蠻的老軍頭麼? 蘆笛說,六四背後的真正元凶,是20世紀以來中國人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是急功近利的革命心態,是毫不妥協的對話方式,是煽動他人火中取栗的黨文化。那麼,這一千年專制/造反之傳統,如何體現于1989年的北京?不該深究細剝離、有所反省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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