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是群野獸 3

　　從前方下來接替工作的軍人一點不比老牌的內務部人員強。丘爾佩涅夫證明說，當類似葉戈羅夫團政委這樣在前線受了點傷的軍人接替了（在戰爭末期）勞改營的老狗以後，情況不是改善了，而是變壞了。他們對勞改營的生活一點也不懂，發出一些馬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帶着娘兒們到營外尋歡作樂去了，把全營交給雜役中的惡棍們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聲稱頌勞改營里的“好契卡”的人們（即思想純良的正統派們）所說的“好人”，和我們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們指的不是那些試圖以偏離古拉格的獸性條令為代價，為所有的人創造一種一般的人道的環境的人。不，他們認為的“好人”是那些忠實地執行惡狗的職責，對全體犯人撲咬殘害，但對前共產黨員卻寬容體恤的人們．（思想純良者的胸懷多麼寬闊！他們永遠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

　　這樣的“好人”當然是有過的，而且還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寧全集的庫德拉蒂不就是一個嗎？季亞科夫講到過一個。請看此人有多麼高貴的風度：勞改營長到莫斯科出差的時候訪問了在他營里關着的一個正統派的家屬，可是回來以後又繼續執行惡狗的全部職責。戈爾巴托夫也記起一個科雷馬的“好”營長，那人對他說：“人們慣於把我們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能把好消息通知給犯人，我們也很愉快。”（可是戈爾巴托夫的妻子寫給他的信中，有關他的案子即將覆審的那一段，被營里的檢查人員抹掉了，他們為什麼要剝奪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樂呢？但是戈爾巴托夫從這裡也看不出矛盾；營首長說什麼，部隊將軍信什麼……）

這位科雷馬的“好”狗關心的……是戈爾巴托夫將來不要“在上面”講他的勞改營里的胡作非為。因此才產生了這一場愉快的談話。談話快結束時營長說：“您今後說話要謹慎。”（而戈爾巴托夫又是什麼也沒有明白……）

　　列夫科維奇在《消息報》（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寫了一篇被譽為“熱情洋溢”、但我們看是別人授意的文章。她說，她在勞改營里知道幾個善良、智慧、嚴格、憂鬱、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員；在江布爾市有過這麼一個卡普斯京，他試圖給共產黨員的被流放的妻子們安排工作，結果因此而被迫自殺。我看這純粹是痴人說夢，瞎胡謅……管理人員有責任給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為此而採用強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殺了的話，那不是因為他犯了盜竊罪，就是因為他在男女問題上鬧出了事。

　　慢點，這裡還有一個“好的”——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的馬特維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時代牙齒露出半尺長，咬得咯咯響，可是親爸爸死了，貝利亞垮了——馬特維耶夫變成了帶頭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變風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還背地裡指點作業班長亞歷山德羅夫說：“誰要不聽你的——就按他，我擔保你沒事！”）

　　不，這樣的“好人”對我們沒有一點用！這樣的“好人”一個大錢不值。照我們的意思，只有他們自己蹲進勞改營的時候，他們才好呢。

　　也的確有進來的。但是他們受審判並不是為了那個。

　　勞改營看守被稱作內務部的初級指揮人員。這是古拉格的軍士。他們的任務也一樣是牽人和管人。他們也站在同一個古拉格的樓梯上，只是矮几級。因而他們的權力小些，需要自己動手的事情多些。不過他們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讓什麼人在懲戒隔離室或看守室里遍體流血，他們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對付一個，哪怕打得他爬不起來。一年一年地他們在這個職務中變得越來越粗暴，在他們身上你發現不到像一小片浮雲那麼點大的對水濕、冰冷、飢餓、疲憊和垂死的囚犯們的憐憫。犯人們在他們面前也像在大首長們面前一樣地沒有權利和沒有保護。他們同樣可以任意壓迫犯人而覺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們遇不到任何障礙。而當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懲罰的時候，你一開了頭就不想罷手了。暴虐行為有興奮作用，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已經是這麼威風凜凜，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員們既在行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積極地模仿着他們的軍官，但是他們身上沒有那塊金牌牌，軍大衣也是髒兮兮的，到哪裡去都得走路，也不許他們使用犯人當自己的用人。他們自己在菜園子裡挖土，自己照管家畜。當然，提溜個把犯人到自己家裡去半天——劈柴、擦地板——這可以，但是不能規模很大。工作時間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時間的犯人吧。（塔巴傑羅夫——在別列茲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連續十二小時的夜班以後剛剛躺下，看守員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裡去幹活。你不去試試！……）看守員們沒有世襲領地。勞改營對於他們究竟不是世襲領地，而是工作單位，因而他們既沒有那種傲氣也沒那種大權獨攬的氣魄。在偷盜方面他們面前也有障礙。這是不公平的：大官們錢本來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員錢很少，可是也只准許偷得很少。從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讓的。頂多是一小提包、現在我好像還看到那個大臉龐、亞麻色頭髮的基謝廖夫上士怎樣走進會計室去發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廚房一錢油也不要發！只發給自由人員！”（因為油脂不夠分配了。他們就只有這點特權——可以按定量領到油脂……）要在勞改營的縫紉車間給自己縫點什麼，需要經營長批准，還得排隊。在施工場地上可以強迫犯人給自己做點零活——焊補、焊接、打造、車削點什麼。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東西並不是總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竊方面受到的這個限制使看守員們，特別是他們的妻子非常生氣，因此對上級常有許多抱怨；因此生活還顯得是極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員們的胸中能出現一些心弦不能說是心弦，而只能說是一些沒有填滿的、空虛的地方。人類的呻吟在那裡還能產生反響。有一些等級最低的看守員還能夠有時懷着同情心和犯人們說幾句話。這種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無論如何，在監獄和勞改營的看守員里發現一個真的人還是可能的。每個犯人在自己的經歷中都遇到過不止一個。而在軍官里幾乎不可能。

　　其實這就是社會地位和人性之間的反比關係的普遍規律。

　　真正的看守員，這是在勞改營里一連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這種可惡的偏遠地方安家落戶以後就永不離開的人。

他們一旦把命令和規則在腦子裡記牢了，一輩子就不需要再讀什麼、再知道什麼，只要聽聽廣播，莫斯科電台的第一套節目，就行了。

對於我們說來，正是這樣一幫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無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進任何思想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