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勢必被自身的體制所反噬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政黨，這個政黨自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尤其是1949年10月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究竟——對於華夏民族的貢獻？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與進步？對於全體人民的福祉？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做出深刻而客觀的理論探索和認識。 20世紀中國在政治上基本屬於“政黨政治”的態勢，但是，中國20世紀政黨制度建設的失敗，是華夏民族的最大的失敗，也是中國無從成長為一個偉大國家的根源。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這樣的旗幟仍然是21世紀華夏民族的未竟之業。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高質量的政黨，這個政黨必須以文明價值為依歸，把華夏民族帶向一條持之以恆的幸福之路上。這條路即是堅定不移的進行產業與科技革命的道路。 在1949年10月之後，歷史地說，中國大陸經歷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代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如果用兩個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來說，即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 毛澤東倡導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事實上，在1950—1976年，毛澤東始終居於不可動搖的唯我獨尊的地位。其中當然伴隨着形形色色的慘烈的權力鬥爭。不再贅述。 鄧小平一代領袖在深受其害的情況下，提出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政治改革思路，但是，基本上說，在實踐上卻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落實與執行。 從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到集中統一領導的輪迴，可以說，對於政黨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始終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理清。 在胡錦濤時代，俞可平曾經提出並且設想讓中共走“以黨內民主促進社會民主”的政治轉型線路，但是，這樣的設想無法得到全黨的認同尤其是難以得到中共領袖的全力支持。俞可平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可稱之為“增量民主”。——然而，現實的情況是，俞可平判定的“增量民主”，在進入21世紀之後根本沒有發生，尤其是在中國社會進入第二個年代後。 現在看，中共在幹部制度上，始終如一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經難以為繼。所謂的“接班人”的問題，是一種沒有黨內民主機制的永遠無法得到順利解決的問題。 華夏民族是一個從遠古即生活在亞洲大陸的族群，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統的國家之前，尤其是公元前8—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創造出並且擁有過輝煌燦爛的農業文明，但是，自從秦朝建立之後到20世紀終結的大致2200多年的時間裡，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民族，無論在社會的人文價值方面、還是在探索自然界的科學知識體系方面，幾乎都處於一種原地打轉的狀態。在政治體制上頑固的維持着“家天下”的皇權世襲制度，在經濟上從來沒有能夠逃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力為主的以家庭勞動力的耕種方式，產業分工始終處於小規模的、零星的、分散的手工製造狀態，而科學知識體系更是無從產生和系統的發育起來，在文化上，則是食古不化的以識字為主要目的。 中國社會由於極其複雜的原因，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持續性的產業分工的力量，因此，在文化和政治上也長期頑固的維持着“一言堂”和專制體系。 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場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經濟解放，也是中國由文字記載以來社會物質財富創造最多的時期，產業分工呈現裂變式發育，各種嶄新的商品和勞務方式層出不窮，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大爆發以及經濟生活的大繁榮時期。但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相當以部分人卻仍然持有頑固不化的“一大二公”的計劃體制的觀念，以及無法轉變的對於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時代的懷念或者讚美。顯然，中國大陸社會仍然是一個普遍缺乏良好的民主意識和法治觀念的社會，廣大民眾在長期的“一言堂”的政治宣傳環境中，已經普遍喪失對於起碼的人文價值的分辨能力。不過，可以肯定，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華夏民族，其社會內部已經具備一支堅定的文明力量，而且，這支力量必將把華夏民族與中國大陸引上正確的方向。 在21世紀的當下，中共大陸迫切設計嶄新的政黨制度，並且制定一部《政黨法》，同時，中共大陸應該也必須有條不紊的發展選舉政治，並且制定公開、公平的《選舉法》。 在20世紀的這個關頭，華夏民族政治文明的一場偉大升華，或者即將發生，或者就在眼前。這場政治文明的偉大升華，必須屏棄所有的傳統的暴力觀念。 公平制度的設計和確立，是這場政治文明升華的前提條件。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公平的政治制度設計已經刻不容緩。 在中共20大召開之際，我已經不想也不能說的更多。我所祈禱的仍然是：在中國大陸走上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決不要再次出現流血和暴力。 徐國進 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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