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挈妇将雏，半生艰难

父亲在沪宁两地之间奔波，是南京外婆家多年的租客，凡到南京办事，必定到外婆家的房子落脚。未婚时的父亲母亲应当彼此熟络，且有足够多的好感。他们或许会成为朋友，或许会擦肩而过，或许却未必一定能结成连理，因为横亘在他们之间有一条年龄差距的沟。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这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的一段唱词儿。文革十年，这唱词儿响彻神州每一个角落，到了耳熟能详、人人会唱的地步。很多“红旗下长大”的那一代中国人也因此知道了在“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型关大捷”之外，还有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爆发的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73个师75万人的国军精锐和9个师团30多万人的日军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殊死较量，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打死打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我中华的狂妄野心，为国捐躯的英雄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上海还是失守了。然后是南京沦陷，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华中腹地------

中国转型期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用我们熟悉的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淞沪会战让全世界看到了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一盘散沙的中国在名义上的统一因此升格到救国理念的统一。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抗日救亡”成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路军阀、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立场、共同担当！至少在发表公开声明时都这样说。

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历史转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80多年。鸦片战争之前，这块土地上的国族命运被自己的“窝里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所左右；鸦片战争之后，则是被外部因素（国际政治角力）所牵引。历史无法割断。艰难的转型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本土历史沉疴的搏奕。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有三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影响、干涉、甚至左右了转型期中国的国运，其它国家的影响力则很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三个国家是日本、俄罗斯、美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这里暂且略过不提，甲午战争和1931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可都是日本人干的。这两场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在事实上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感受这个影响的“痛”。

“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普通百姓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好日子”结束了。战争促成了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急就章。新婚燕尔，他们就要准备逃难。或者说，为了逃难，他们用婚姻的形式把自己交托给对方，组成了战火中的命运共同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话没有错。古代不去说了，近代，所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国家统治者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手段（内战则是交战双方的老大实现政治目标的血腥伎俩）。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他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能像在赛场看斗牛那样，让交战国双方的领袖们在己方观众的助威声中，赤膊上阵，徒手搏斗，分出个你死我活的胜负该有多好！为什么非要让无辜的、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在战场上互相杀戮呢？！

雷马克憧憬的场景有点魔幻，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我相信人类文明的发展终将消灭一切战争；不过也不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人类被自己发明、自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所毁灭。

但我还是乐观地相信人类的明天会更好。理由是，二战结束后，在实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之间所有的争端都是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的，从未发生过战争。战后所有已经发生的局部战争都是独裁专制国家之间或独裁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比如金日成发动的侵略南韩的战争；比如萨达姆发动的呑併科威特的战争；比如普京发动的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独裁者凭一己的执念发动的。极权专制是现代战争的祸根，独裁者是世界和平的死敌。

炸弹不长眼睛，战火最是无情，战端一起，最惨的是平民百姓。为了活命，逃难是妇孺和男性非战斗人员不二的选项。80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但也有不同。今天的战争难民（比如说乌克兰的战争难民）的生命安全系数比过去有了几何级的提升。不是因为现代可供逃难的交通工具与80年前有了天壤之别。而是因为现在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不容忍、不姑息任何交战方对平民的暴行。

父母亲85年前的逃难是在日本飞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中开始的。原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迅速转换身份，负起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责任。从南京出发，父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加入到难民的苦难行军。这也是父亲母亲的蜜月旅行。他们从结为伉俪的第一天起就经受了战火的洗礼，经受了生死与共的考验，从东到南、从沿海到内地；步行、乘车、坐船；被日寇的炮火追赶着又从内地奔向香港。这一路上，战胜了多少困难，克服了多少绝望；经历过多少危险，目睹了多少死亡？从来没有听他们念叨过逃难的经历，这也难怪，谁愿意把不堪回首的苦难老挂在嘴上呢。但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男人一准是女人的主心骨，父亲必定是母亲的护身符。在惨烈的岁月里经历过战火考验的父母感情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我们难以体会的。他们怎么能不终身厮守、相濡以沫；他们的婚姻怎么能不坚如磐石、风吹不倒、雷劈不断呢？

客居香港的日子是艰难的。大量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日军占领了与香港毗邻的广东沿海，隔着深圳河与英军虎视眈眈的对峙。但父亲母亲的适应力强，他们不怕吃苦，又有各自在香港谋生的专业技能，所以生活应当还过得去。1938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降生了，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危险，他们大概率会留在香港。然而，战争的黑云正逼近香港，战事随时可能爆发。这时，在北京的伯父向父亲招手了。奶奶去世后独身生活的爷爷已经被伯父接到北京。如果去了北京，也算邵家大家庭的团聚。到北京去，这个决策肯定是父亲做的。于是乎两口变三口的一家人又千辛万苦的从香港一路奔到北京，投奔他的大哥（我的大伯）。这是父亲人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的这个决定让我们姐弟五个（我是其中最后一个）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从“单身贵族”变身为拖家带口的逃难者。父亲肩上的负担和责任越来越重了。角色变化让父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为稻粮谋，他不得不放下律师的身段，做任何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1940年，中国的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包括东三省伪满州国在内的沦陷区的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一半。北平是沦陷区，平民百姓在日寇统治的铁蹄下苟活。80年代，一部根据老舍小说《四世同堂》拍摄的同名电视剧红透了大半个中国。这部现实主义佳作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整个社会的畸形和不堪。脑补父亲母亲当时的生存状态，感叹上一代中国人生逢乱世，活得太不容易！屈原的诗句涌上心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不确定父亲在那年月怎样谋生，我只知道那年月他的三女儿（我不曾谋面的三姐）有病得不到医治死在了母亲的怀里。

对于父亲说来，抗战胜利的喜迅也许来得太突然了。虽然日军主力已经被美军消灭在南太平洋，但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不甘失败到处扩充兵源，准备本土决战。两颗掉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让大日本帝国的狂热戛然而止。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百姓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

人们殷切地期待着国家开启和平建国的新时代。这时的父亲已经快五十岁了，我想他一定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高等法律专门学校”毕业后晃荡了近三十年的他，一定期待能用自己所学的“宪法政治”为民主建国一显身手。

机会来了。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在长春设立了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简称“东北行辕”，负责整个东北地区军政事务。东北行辕需要在北平设一个办事处，负责与统管华北地区军政事务的北平行辕做日常的协调、联络。经在北平军调处的友人引荐，父亲应聘到东北行辕驻平办任职，为工作方便，还授予了少校军衔。

从1946年初到1948年末，父亲一生中仅有这近三年的时间在“体制内”工作。做了几十年“自由职业者”的他能接受体制的约束吗？他和自己的上下级能处好关系吗？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这些都是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的个人体验。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的工作与他所学的“法政”不能说没有联系，但也算不上“学以致用”；只知道这三年是他后半生生活状态最稳定的三年。

这三年也是国共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三年。二战后美国凭实力成了世界的老大。美国人雄心勃勃地打造着他们想要的新世界，构建一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倡导成立的。罗斯福还力排众议，让实力不济的中国做了联合国发起国和常务理事国。说句老实话，在联合国另外四个常务理事国当中，美国是唯一真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的国家。（斯大林的苏俄心怀鬼胎；丘吉尔的英国傲慢无礼；戴高乐的法国自顾不暇。）美国真心希望中国能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真心希望中国快点强大起来，朝东可以看住日本，别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朝北可以防住苏联，别让赤色帝国在亚洲扩张。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1946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刊印）。一週之后，中华民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和平建国纲领”。多好的纲领啊！放在今天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有满满的倡导普世价值的敏感词）。转型期的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民族复兴的机会。如果这个纲领能执行，那么战后亚洲的历史将改写；世界的历史将改写；中国也早就是民主富强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决不会当老二！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更因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

但中国人没有这个命！因为中国有着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大一统皇权专制传统，这个源远流长的极权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直截了当地说吧，中国不是美国，这里没有诞生“华盛顿”的文化土壤；所以，内战不可避免地打起来了。美国总统派出五星上将马歇尔带着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到中国，目标是：制止中国内战。于是由美国牵头，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参加的军事调停委员会组成了。这种大规模的、深度介入的、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调停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找不到第二例的，足以证明美国的诚意。美国支持国民党，但似乎更同情非常“通情达理”的共产党。比如美国政府自1946年7月以后就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汽油禁运、武器禁运，逼着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与共产党和谈。共产党一面和谈，一面高谈美国人最爱听的普世价值；一面稳扎稳打地扩充实力和地盘。出乎当时所有人的预料（包括蒋、毛两位当事人），战后在国际声望和军事实力都达到历史巅峰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的3年内土崩瓦解，跑到了海峡对岸；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其时间之短、效率之高，令人错愕！这是个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让后来的史家嗟叹。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1日，解放军兵不血刃地开进北平。北平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北京”。这一天，父亲会站在街边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吗？他应当记得辛亥革命时从前线溃败的朝廷兵勇在安庆街头哄抢造成的混乱；他亲眼看见国民革命军攻进上海，把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打得满街乱跑；他忘不掉在逃难时，日本鬼子的炮弹呼啸着从头顶上掠过时身边妇女儿童的尖叫；战争他见过多了，吓不倒他；北平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流血，让他高兴。但当解放军的雄壮队列带着胜利者的骄傲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会作何感想呢？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他经历过好几次“城头变幻大王旗”了。不管谁在台上当权，都挡不住老百姓吃饭过日子。他和国民党没有什么瓜葛，在东北行辕做事时有人拉他填表加入国民党，他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他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共产党提出来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顺应了世界宪政民主潮流，他是真心赞成、衷心拥护的。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他只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既然大清皇帝都要顺应潮流搞宪政，如今“共和”好几十年了，总不会有谁再学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建国”，他相信自己所学的“宪法政治”在共产党治下也会有用武之地。

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以中共领袖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时代。毛泽东以“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气魄和智慧乾纲独断、运筹唯握，给超稳定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变革和震荡，以至于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它的余震当中。

此时的父亲刚好年届半百。20年前，鲁迅在半百的时候曾写过如下诗句表达五十岁男人的焦虑和愤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大多数饱经战乱的民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对新政权有着本能的期待。他努力地拥抱新时代；他认真地学习新知识，他渴望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当然，也为了能挣口饭吃。

民以食为天，“吃饭”既是平民百姓生存的头等大事，也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联合国有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是为了管全世界的头等大事“吃饭”而设立的。“挈妇将雏鬓有丝”的父亲此时已经是六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四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六口人的“嚼谷”是他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友的接济救得了急，救不了穷。父亲惶惶然、淒淒然地奔波着，为一份能养家的工作。但他在所熟悉的法律或新闻领域除了碰壁还是碰壁。在教育或者文化行业偶尔有一两份短工也仅限于短工。有个什么运动，先把他震出局。他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永远是别人眼中的“外人”。但他从不气馁，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早出晚归。这么说吧，父亲在政治上一辈子都没开窍。他永远想不到马、恩、列、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民主宪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他所学的“宪法政治”，已经沦为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废学”。律师这个职业在“新中国”已经被废除；新闻机构也一概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不可能成为他这个“前朝余孽”的安身之地。在新时代，父亲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废人”，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感！回到家里，还总是检讨自己“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乡音难改，造成了语言交流障碍”等等。他更想不到，他在合法的民国政府体制内工作经历本身就是新政权不能容忍的罪恶。在新时代，他永远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贱民。

他在寻找存在感的煎熬中熬到了60岁，这当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洪流扑面而来，他被浪花拍打得晕头转向。但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很想融入社会，所以总是认真学习、积极投入。结局来了，他终于被洪流吞没。前面说过，因为替右派分子鸣冤，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判管制三年。他也因此丢了在体制内最后一份临时工作（代课教师）。从那以后，他彻底的放下身段，脱下“长衫”，以“认命不认输的”乐观主义，干起了当时政策允许的所有能挣饭吃的工作。从卖各种小商品到捡废品。他的“灵活就业”差不多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即便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一旦监管的人撤了，他又会背起冰棍儿箱沿街叫卖。

这么说吧，如果他所学的专业不是“废学”，比如说他学的是历史、经济、社会学或者文学，他或许可以在体制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不笨，更不懒，作为老知识分子、毕竟有扎实的专业功底。然而，倘真如此，他就能过上有尊严、有安全感的正常生活吗？非也！“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如果他真在体制内讨生活，凭他那历史“污点”，凭他那口无遮拦、喜欢抱打不平的个性，新政权发动的每一次运动、每一次斗争，他都是当然的重点、当然的靶子，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别忘了，在那个年代，那些死于非命的老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有个职务，有个工作。比如，在1966年的“红八月”，和父亲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同一所学校（北京市女八中）的红卫兵批斗的作家老舍，就是在批斗会之后的当夜，投太平湖自尽。

我想，游离于体制之外，对父亲未必不是一种幸运、一种保护。

父亲从年轻时就向往着“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并以此为终生的向往。

人权的本质是自由和平等。

父亲是不幸的，因为自由和平等与他的生命无缘；特别是后半生，他在战乱和动乱中为一家人的生存奔命，没过上一天能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舒心日子。

父亲是幸运的。在他经历所有的不幸的时候，他的妻子、我的母亲都在身边默默地陪伴着他，关怀着他，温暖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