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父亲的LOGO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是我在家和父母共同生活，那时文革还在“进行时”。我一天天长大，父亲一天天衰老，父子之间的疏离感也在一天天的消弭。但父子俩还是不能坐下来推心置腹，敞开心扉地沟通。因为当时被阶级斗争扭曲的“人整人、人防人、人歧视人”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改善；也因为在畸形的年代被大环境所扭曲的家庭相处模式阻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简单说吧，父子俩压根儿就没有走进对方内心世界的意愿。

由于各种环境的限制，我们这个家的家庭成员没有聚在一起交流的条件与习惯。在我的印象中，全家两代七口人从来没有照过一张全家合影；全家从来没有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过一顿年夜饭。对我们兄弟姐妹说来，家是出发的起点，却不是可以经常回来停靠的港湾。每一个姐姐、哥哥有了单飞的条件立即展翅单飞；一家人固然也会心往一处想，但大家习惯于单打独斗，不在乎抱团取暖。互动联系全靠单线，而所有孩子的心灵终端都有一个线头在母亲手里牵着。母亲是这个家的中枢，母爱让这个家“形散而心不散”。在同一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我们姐弟五个，年龄跨度有十七岁，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年代不同，相处时间的长短不同，亲疏亦有差异。人的心智成熟程度和情绪应对方式总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化；年龄差距越大，越不容易共情。兄弟姐妹相处尚且如此，父子之间50多岁的年龄差无疑是始终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的心理屏障，同样的道理，今天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抱怨下一代总和我们说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

但这不等于说父亲是与我们成长无关的局外人。他的存在永远是家庭的LOGO（品牌），LOGO的生命力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承。借用圣经的比喻：父母对下一代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如今，五姐弟当中最小的我也已经六十有七了。暮然回首，发现父亲其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LOGO。

首当其冲的影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父亲虽然大半生穷困潦倒，但他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家里再穷、也决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

记得，196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从小学招生的消息，就自作主张带我去外语学校报考；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下雨，中午考完试，天放晴了，为了省点车费，父亲就带着我从阜城门外白堆子徒步走回家(大约有7公里)，我的腿因此疼了好几天。后来才明白，在文革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了。外国语学校这样涉外的学校不可能不考虑生源的家庭出身。这是当时的父亲想不到的。

听母亲说，1953年大姐初中毕业时，西郊几大棉纺厂刚刚建成，面向社会招工，待遇颇为优厚。当时家里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寅吃卯粮，度日艰难。在亲友的撺掇下，母亲有些心眼儿活泛了。大女儿如果能出去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立刻就会改善。不过，母亲的想法被父亲断然否决了。因此之故，十年后，朝阳门外的纺织城少了一个优秀的挡车女工，海淀中关村的地球物理所多了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青年科研骨干。

父亲对“读书”的推崇、对教育的重视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我们姐弟五个都因此受益。继两个姐姐在50年代分别考上北大、清华之后，我们三兄弟也都在文革后上了大学，学有所成。父亲的五个儿女都是大学毕业，孙子辈当中还有美国名校的博士、硕士、教授。倘若父亲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父亲酷爱读书，嗜书如命。父亲仙逝后，我整理了父亲的遗物。他的“遗产”可以说除了书籍还是书籍（仅在书堆中发现了一个活期存折，大概有20多元，交给了母亲）。他的存书古今中外，文理医农，无所不包。有铅印的现代书，也有线装蓝皮儿、内页泛黄的古书。不少书页上还有父亲用毛笔小楷写下的批注。（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书。我小时候，他还教过我练习毛笔书法），其中，有两本“宋子文”在首页签名的赠书（书名忘记了），被当时来家里找我玩的赵姓同学一眼认出，借走后至今下落不明。现代版图书则大多是从旧书店淘来的二手书。记得每当父亲卖完冰棍儿有了点余钱，就会带上我去西单或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翻找旧图书。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文革是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图书被称为“封、资、修”的糟粕（封资修即指：封建社会 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我当时不敢保留这些“糟粕”，两天之内就卖掉了几三轮车的书籍。现在想起来，很是惋惜。父亲的遗物中，我仅保存了两本医书（其书内还夹着有购书的发票），一直带在身边，以誌记念。父亲给我的文化熏陶是无形的。比如说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个习惯，不管到什么城市旅游，酒店总要选在在图书馆或书店附近，以备读书之需。比如说在儿子小时候，经常带他到海淀街上的书店淘书，或者到北大，清华的校园“游园”，让他从小就感受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

父亲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无形资产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善良、正直、自强、自立、自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来的“男子汉大丈夫”三大标准中，“贫贱不能移”最为重要。孟夫子的教悔，父亲大概从开蒙识字就会背会写，然后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穷得叮当响，父亲就是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但无论经济上怎样的艰难窘迫，政治上怎样的惊涛骇浪，父亲总是能淡定从容、气定神闲地面对。几年前，我故地重游头发胡同，和老街坊叙旧，他们都记得父亲乐观、豁达、勤劳，乐于助人的往事。说他看似不拘小节，待人却礼貌可亲；知识渊博，每每与街坊四邻探讨问题，总是侃侃而谈。父亲虽然经常身无分文，却挡不住他助人的热忱。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院门口玩，一对衣衫褴褛的父女俩拿着破碗来要饭，我们吓得尖叫着跑回了院子里。可父亲却闻声走出了院门，不但送去了一些食物（大概是烤白薯之类），还和他们攀谈了许久。有几年，警察会时不时来家里找他谈话，他礼貌相待，有问有答，不卑不亢。在他的神态表情中看不到在这种“规定情景”下常见的奉迎和谄媚，明显地有别于那些习惯于对权势奴颜卑膝的国人。当然，这是文革前的事情，那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还保存了一些民国余韵，警察的作风应当说也和文革后迥然有别。

  在贫与贱的包围中，父亲从哪里来的“气定神闲”的底气呢？我想，来自他的“读书”，来自他的阅历，也来自他“中西合璧”的价值取向。“礼、义、廉、耻”在民国时称为国之“四维”（四根支撑中国人精神大厦的柱子）。 孙中山又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称为“八德”， 两者合在一起的“四维八德”是民国政治的深层逻辑，也是民国文人的精神底蕴。（附带说一句：包括北洋军阀那些头面人物，比如袁世凯在临死前以遗书的方式向国民谢罪，称：“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又比如吴佩孚，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坚持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终被日本人所杀害。可见，大清国栽培的旧军阀虽然也贪、也坏、也歹毒，但他们还知道羞耻，还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

父亲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接受过“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训练，再加上五四时代的社会历练。自然不会被权力的淫威所吓倒。“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的自信和自尊是从骨子里流出来的。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他来自“四维八德”的“气定神闲”。因此，即使在成分歧视最疯狂的文革时期，我在学校也从来都是埋着头学习，挺着胸做人。在同学堆里不比吃穿比成绩、比劳动。初中三年，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时伟大领袖给所有‘黑五类’后代御赐的‘别名’）在北大附中上初中的时候还当了两年班长。

我还想说：父亲的吃苦耐劳，独立自强的生活态度，勤于动手、求人不如求己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记得，那时候每到雨季或冬季下雪，父亲都会搬来他自己用铁丝、麻绳捆绑的梯子，爬上去清扫雨水和积雪；有时还要登上房顶，用油毡、灰膏、麻絮、白灰和瓦片等在布满裂纹的屋顶上修修补补。近七十岁高龄的父亲，冒着登高摔伤的危险，独自一人爬上爬下，干这种又累又脏又危险、不该他干而他又不能不干的活儿。在我稍大一点后，跟着父亲爬上爬下地干了几回。向父亲学到了不少水、电、砖瓦、管工等技术活。后来，我一个人在改建头发胡同小屋和翻盖枣林斜街的厨房时，就用上了跟父亲学到的十八般手艺。感恩父亲不仅给了我独立自强的精神，还教会我独立自主地改善生活环境的观念和技能。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写这篇文字，仿佛看到他的身影在混沌中逐渐变得清晰：光绪年间那个脑后垂着根细辫子，喜欢缠着妈妈撒娇的熊孩子；五四时代初出校门，年少轻狂的知识青年；抗战前穿梭于南京上海，在法庭上夸夸其谈的法学才俊。抗战后，携妻带女，在战火中疲于奔命的中年苦命男；1949年后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风流尽失却能苦中作乐的卖冰棍儿老汉。历史的大潮裹胁着他走过跌跌撞撞的一生------这就是父亲，我生命的起点。他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他从历史深处走来，又消失在历史深处。

从远古到如今，无法计数的人类生命个体以亲子关系的方式实践着人类的世代交替，它承载了物种延续的自然需要，也承载了文明传承的社会责任。

岁月留不住，聚散总是缘。父亲母亲与子女的遇见其实也是一种缘分。

  缘分是什么？那是一种与生命个体的自主选择无关，却必然会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某种特殊的关系连结。“法不孤起，必仗缘生”。“缘”本是佛家的理念，佛家的智慧，佛家的专有语汇。它表达了佛家对世间万物互联、互通、互动的规律性的一种解释；它其实也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哲学概括，“缘分”和命运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fate）。

每个人来到这世间走一遭都是挺不容易的事儿。你左右不了自己的出生，而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儿的改变也永远由不得你。

胡适有个比喻说的特别好：朋友是你自己选的兄弟，而兄弟是上帝为你选的终生的朋友。由此引申开去，我想这样的比喻应当是合适的：母亲是遵照上帝的旨意把孩子带到人间的天使。父亲呢？是上帝派到孩子身边的守护神。

守护神，太不容易当了。作为过来人，我懂。

                                 后面的话

非常感谢大姐给了我一次追思父母的机会。半年多来，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每每涌上心头。回忆起的事情越多，心情有时就越发沉重。回忆母亲的过往，有时候痛得揪心，感觉她老人家时时都在忍辱负重、都在默默地承担与付出；追思父亲的一生，则有一种史海觅踪、探隐寻微的艰难与困顿。我们是血脉相连的父子，但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并不试图相互接近。我不知道他心中的苦，不知道他真实的烦恼与快乐。他也不知道我心中的纠结、失落和抱怨 。今天我试图走近他，像试图走近一位熟悉的陌生人。虽然晚了，但值得。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都有他的DNA传承。

生逢乱世，众生皆苦。父亲和母亲所经历的的苦难已经汇入民族的苦难之河，流向远处，渐渐地被历史的黑洞呑没。

世界只为生者存在，鲜花只为活着的人绽放。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纠结、痛苦、追问有意义吗？有！因为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智慧生命。步入了人生的晚景，年青时有过的激情已经让位于老年的淡定。但不妨留一点温度情系明天。谁不希望人类的明天会更好？尽管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活着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历史，我们的生活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回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