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平等性

（一）民主女神像

一九八九年的那次经历直接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几次想动笔回顾一番，又总是不忍心。一晃眼到现在已经知了天命，生生死死的场面也见得多了，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其实各种各样的关于六四的回忆和反思挺多的，正的，反的，支持的，谴责的，林林总总。我是学佛的，讲求的是修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价和思考，但是自己走过的心路总归是要自己去体会和超越的。不仅如此，对那些将青春定格在那个初夏的同学、伙伴们，我希望人们也能听听有关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所作的牺牲。

我常常会想，如果给自己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会不会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其实我的家庭，性格，教育，信仰，已经明明白白的决定了，哪怕我预先知道了那可能的悲剧结局，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走下去的，这是我的因果，也是世间的业，逃是逃不了的。

记得我同学和我两人是五月二十八号到的北京。三十号那天，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想找点事做做。当时民主女神像刚刚竖了起来，需要学生纠察。我们两个，再加上几个别的同学，很顺利的报上了名。我们帮着在女神像四周围了一个场子，还在场子里面搭了一些帐篷，安排了上百个外地来京的同学。在场子的南面给留了一个出入口，那是我们纠察们后来四、五天的活动场所，直到最后被刺刀顶着赶了出来。

记得民主女神像有五、六米高，白乎乎的，可以看得出用的材料很一般。造型倒颇具中国特色，很有点革命烈士的风范。我后来出国，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一些复制品，那做得就讲究多了。只不过我心里存着的，还是那当时看起来并不太起眼的女神像。

当了纠察，每个人发条绸制的彩带系脖子上，每天发一条不同颜色的，到后来脖子上系了好几条，五颜六色的，我现在还存了一条做纪念。我们几个纠察甫一交流，才知道另外几个哥们儿有两三个是北大的研究生，有一个重庆大学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北京当地的中学生。大伙儿不多时就打得火热，当然，以后就是生死之交了。

纠察要做的事情也不多，就是看看场子，把闲杂人等挡在外面，同时处理一下诸如吃喝之类的杂事。有的时候还要维持一下秩序。记得当天下午有十几个同学拥了过来，中间有一条白净的汉子，被几个人扛在肩头，他双手挥舞，大呼小叫，很冲动的样子。到了女神像前面，也不下地，那哥们接着开喊，具体内容听不太清楚，就听到了几句口号，什么民主万岁，自由无罪之类的。我那个时候已经是老革命了，带队游行，领头喊口号的事情做了不少，对这些走形式的东西有些厌了，并不觉得太稀罕。他喊了好几分钟，声音都嘶哑了，周围的反应却越来越亢奋，人也聚得越来越多。我正有点犯难，想着怎么维持秩序，刚好他也演讲完了，那一伙人又扛着他，风风火火的杀到别处去了。等过了一会儿，恢复了秩序，有人告诉我，那哥们儿就是吾尔开希。

（二）广场上的人和事

当时广场上的人还是比较多，加上临时搭建的一排排帐篷，显得有点乱。虽然运动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不过大家还算比较精神。特别是外地来的同学，好多是第一次来北京，挺兴奋的。天安门广场非常大，我估计如果挤一挤，塞个上百万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天安门城楼在最北边，从那里向正南方向，跨过金水河，再穿过将近百米宽的长安街，就到了广场边缘。再下来是升旗处，民主女神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纪念堂，最南到正阳门。东西两边则是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当时核心的区域是纪念碑周围，高自联、工自联的总部，以及广场指挥部，都在这里。我后来在这里也当了大半天的纠察，感觉吃的比外围要强一些，至少可以管饱。

我五月中旬的时候参加过绝食，搞了三天，有些饿怕了，总觉得吃不饱。在广场上是配给制，统一分配，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喝水倒不是问题，广场四周有很多的饮水小喷泉。当时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非常佩服它的设计。后来出了国念书才知道，国外大学几乎每个楼层都有这个设备。上厕所也是一个问题，广场旁边的根本不够用，老是要排长队。好多同学跑到附近的地下通道去解决问题，我好歹是读了圣贤书的，下不了这个手。

除了这些个琐碎的事，别的都是新鲜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到了爱丽丝的奇幻世界，见的，听的，和不同的人所交流的，好多是全新的领域，脑子都快不够使了。想想刚开始闹学潮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觉得有不公平的地方，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广场上开始真正去了解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当时各色人等都有，我见到的学生来自当时全国几乎一半以上的学校，五颜六色的校旗迎风飘扬。学理工的，搞艺术的，高校的，研究所的老师们，文化名人们也见了不少。我的看法是，年轻的时候如果能有幸去参加一下游行，示威，抗议什么的，对世界的看法一定会丰富很多，对一个人的成长也会大有益处。

当时广场上搞了个民主大学，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讲座也去听了好几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严家其老师讲的，那真的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听完了还需要琢磨好久。当然这个只是启蒙，后来出国了才有机会全面了解。特别是后来有幸拜读了芦笛的大部分文章，以及他和当时各路精英的论战，才真正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同学们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

我们几个纠察来自五湖四海。北大的几个研究生记得都来自化学系，知识渊博，思路也开阔。重庆大学的那位有事先回家了，临别还送了我他的飘带做纪念。那个北京的中学生很活泼，主要是跟着我四处乱跑，处理一些杂事。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小年轻，北京人，不太像学生，人倒是勤快，就是有些江湖气。有一天晚上他还招了几个朋友来帮我们守夜，这几位爷个子高挑，桀骜不驯，一看就是燕赵豪侠之士。到了下半夜，从一个小帐篷里传出动静，凑近一听，拳打脚踢的好不热闹，原来是这哥几个抓到了一个贼，正在给他上课。隐约听到的思想教育讲得比较深奥，用的词也很生僻，好像是嫌那个外地的毛贼不长眼，应该向他的北京同行学习，也罢工罢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我们几个学生都极为震撼，大家虽然胆子都不小，但也没哪个想出头去坏了别人的兴致。第二天早上醒来，几位豪侠和那个毛贼都不在了，估计是教育工作做得很成功。

当时我不到二十岁，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在民主女神像当纠察，完全感觉不到辛苦。因为结交了诸多的好朋友，接触了不少新观点，又学会了好多时髦的名词概念，真的是乐不思蜀。不仅忘了跟父母联系，连在北京的亲戚们也都懒得去拜访，几天几夜全泡在广场上，一直到六月四号的凌晨随着最后一批撤离。

（三）柴玲和刘晓波

当时学生们所得到的支持现在很难想象。北京的老百姓几乎全都站在学生这一边，出钱出力，举力支持。民主女神像是个热点，每天都有好几批来送菜送饭，送汤送水的。他们还带来自家的碗筷，我们几个纠察就帮着给学生们送过去。结果好多同学吃完了一抹嘴，碗都不还，还得我们一个个去收，说良心话我当时是真有些看不惯。

市民们来捐钱捐物的也不少。我们自己没有募捐箱，一般都带他们去纪念碑的高自联财务部，他们有比较完善的募捐流程和记录。六月二号的时候，有一个老外，非想要进到民主女神像的场子里面，我们几个和他沟通，怎么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语有多差，除了会说No，No，No，啥词也嘣不出来。听他一个劲的讲 Are you a police? Are you a police? 也反应不过来。后来想想，我们纠察干的可不就是police的活吗？这老外脾气不错，虽然最后也没让他进去，临走却给了我五百美元。我知道他是要募捐，本来想给他指路，可是我那时的英语词库里还没有donation 和 Finance Department这样的词，一想到还要翻译更难的，诸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类的，头就大了。干脆接了钱，自己跑一趟吧。

说实在话，那五百美金是我自出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我把钱攥得紧紧的，一路小跑去了高自联财务部。我记得财务部在纪念碑第三层的东南角，小小的一个角落，用脚手架围了起来。我上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三个同学，其中有一个长得还挺不错的。把钱交了出去，登了记，正准备回去，那个漂亮的女同学问我愿不愿意帮她们作纠察，说她们的纠察回家了，晚上才会回来。我想做就做吧，反正到哪里不是干活？我回去交代了一下，就去财务部当差了。

我当时想的是，财务部是个重要部门，不能出错，也就多用了点心。但凡有人来办事，我都让他们站在外面，不准进去，为此还和人吵了好几次。过了不多时，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瘦瘦小小的女孩子凑过来，她也不说干什么，就是在入口磨磨蹭蹭的。我烦不过，挡着不让她进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漂亮的女同学看到她了，出来要拉她进去，又给我挡住了。漂亮女同学这才告诉我，门口这位就是她们财务部的部长，叫柴玲。柴部长后来褒贬不一，不过当时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很不起眼。不过人倒是和善，还说我挺负责的。我那时候狂得很，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也不是很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学生部长还算拎得清。

又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下午，纪念碑附近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人手不够，又把我抽调过去维持秩序。听别的同学讲，好像是什么四君子要绝食，搞得很多人来围观，这其中就有我曾经见过的刘晓波和侯德健。这个事就比较辛苦了，我们几个纠察要合力挡着人群，还要大声叫喊，劝说下面乌泱泱的人群不要冲到纪念碑的上层来。当时来围观的人绝大多数比我岁数大，甚至还有一些老人也夹在其中。冲着这样的人大喊大叫，很不习惯，隐隐又有些骄傲，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所谓权力的腐蚀了。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左起）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

撑了好一会，人都快虚脱了。偏偏这个时候我又流起了鼻血，止都止不住。旁边的同学见了，赶紧把我送到医务处。医务处就设在广场上的一辆大客车里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医生，很和蔼，帮我处理了一下，上了点药，要我多休息。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看不流血了，趁她不注意，转头又回了纪念碑，好在那个时候人慢慢少了。天色黑了以后，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回到了民主女神像，跟哥几个打了个招呼，随便钻了一个帐篷就呼呼大睡了。等到一觉醒来，已经是六月三号的中午了。

（四）六月三号的枪声

出了帐篷，发觉广场上的人少了很多。回到民主女神像找到伙伴们，好像也没听到什么新闻说有事发生。三号下午晚一些的时候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天昏地暗，我带着那个中学生赶紧到各处加固脚手架，以防把什么东西吹倒了。等风小了，看看没什么事，我就围着广场四处溜达。走到了广场西北角，比较靠近长安街的地方，发现停了一辆公共汽车，车顶上站了几个学生，在比划着什么东西。走近了一看，好家伙，原来是一挺机关枪。汽车里面还有同学往车顶递其他武器，步枪，刺刀，冲锋枪什么的。过了一会儿，有高自联的人过来，说是解放军准备栽赃闹事，故意把武器放车里运过来。让大家不要上当，把武器放回车内。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好奇，也没多想，继续溜达，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凑。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侧，有一伙人，跑来跑去的，走近了才发现他们对面是一队当兵的。有人把人行道的地砖砸了，往对面扔石头。当兵的都带着钢盔，有时候他们就顶着石头雨冲过来，而这边的人就往后跑，来来回回的也不知道他们在争个什么。

这和我在外地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我五月份的时候在学校当地参加游行示威，虽然警察不少，但是从没和他们有什么正面冲突。就算是在市中心静坐，以及后来堵在市政府门口三天三夜搞绝食，也没这里激烈。我心里想，北京不愧是天子脚下，老百姓觉悟高，性格也豪爽，难怪他们可以领头拦军车呢，是应该向他们多学习学习。现在想想，当时怎么就毫无警惕性，一点都没有嗅到危险呢？

到了傍晚，事情就更奇怪了，不时听到砰的一声响，声音很大而且脆，和小时候玩的大个炮仗爆炸的声音类似，比那个还响。又过了一会，广场上竟然冲进来一辆装甲车，车上还燃着火，四处乱窜。最后终于在一堆铁栅栏里卡住了，火越烧越大，也不知道里面的人跑出来没有。这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肯定出事了，但是高自联的广播也没给个具体通知。大家互相提醒着不要乱跑，尽量聚在一起。又过了一会儿，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密，也越来越近，有人开始传，说那是枪声。

当时女神像的场子里面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剩下来的四五个纠察大眼瞪小眼。我心里一直在打鼓，说不怕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从小到大，一直受的教育是，党和国家就是我们的亲爹妈，所以我心里还是存着侥幸，想着我们也没做什么坏事，这爹妈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整吧？此时看场子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重要的是撤还是留的问题。大伙儿商量了一下，觉得情况不明，还是再等一等，看看局势。为安全起见，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当地的中学生好说歹说给劝回家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希望他现在一切安好。

（五）生与死的见证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广场上的情况也越来越乱。正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来了一队人，招呼我们去长安街拦军车。我看队伍里有好几个熟面孔，是这两天认识的中科大的朋友，觉得靠谱。哥几个一商量，决定一起去，大家好相互照应。

一路狂奔，到了长安街。又向西边冲出去好一段路。我发觉路上乱哄哄的，有人用铁栅栏，卡车，和公交车，堆了好几道路障。学生，工自联的，老百姓也不少，还看到好几个人头上和手上缠着绷带，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我们这一队人是打着旗去的，我们就跟着旗继续往前跑。跑着跑着就听到有人大叫，说有催泪弹。我留了神，注意到地上不时窜出一团火，蓝茵茵的，我以为那就是催泪弹，但又没闻到什么怪味道。

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密，有人喊，说当兵的往地上开枪，要我们注意。我吓了一大跳，那子弹要是反弹起来，可不是好玩的。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时间多想，继续往前跑。队伍已经跑散了，跟我并肩的只有那个北京的小年轻。又多跑了几步，突然他额头崩出一大蓬血来，然后人就一头栽倒了。我惊呆了，停下来拍拍他，他却动也不动。我喊人把他拖到路边，旁边有人说他已经没气了。我脑子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这么鲜活的一条生命，瞬间就湮灭了。

这时候哭的，叫的，大声开骂的，越来越多。有几个人把他抬到一辆木板车上拖走了，我抬头往前看，我们队伍的旗帜就立在路中间，有几个学生围着，但也没有再向前跑。我跑到他们那里，对面不远处就可以看到一队当兵的，正端着枪向我们这边射，砰砰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当时离他们距离最近，在我们身后，倒下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向马路两边闪。我这一辈子，最凶险的就是那个时候了，感觉随时哪一颗子弹不长眼，就立马要上西天。当兵的开始清除路障，并慢慢逼近。我们哥几个护着旗，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后退，生怕落了士气。退了一，二十米，发觉后面根本就没人了，这才跑到路边。

长安街上这时候已经乱了套，我怎么也找不到其他几个哥们儿，估计都冲散了。当时我脑袋乱极了，以为是在做梦，怎么也不相信我从小就无比崇拜的解放军会向自己开火，而且竟然还是因为自己正在做为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更多的人被架到马路边，身上血糊糊的，也不知道是死是伤。我帮着把其中一个抬到一辆木板车上，从一条小巷向北，一路推到一个记得叫作复兴医院的地方。到了医院，一个护士看我左手的手背和手腕上都是血，以为我受伤了，拿了绷带要给我缠，我自己摸了一下，也不怎么疼，估计没啥事，不过还是让她缠了。然后出来，在门口碰到两个学生，正扯着喉咙大骂共产党，然后又大哭。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左想右想最后决定还是要回广场，和兄弟们在一起。我当时是第一次去北京，不太认识路，不过我从小方向性极好，心里盘算着可以从故宫北边一直绕到广场东边再回去，希望东边没这边凶险。不过算了一下，估计路程应该不会短，正好医院旁边停了好多自行车，我一着急，撬了一辆就骑走了。我这一辈子亏心事做得不多，这是其中一件。我在这里郑重向车主道歉，太对不起您了。

北京城有一个好处，街道都是方方正正的，正东正南的不会搞错。我一路骑车串小胡同，七拐八拐的竟然还真摸到了故宫东侧，一条叫南池子的小街。我到的时候约莫着已经过了半夜，该是六月四号了，而当时一堆人正聚在这条小街和长安街交界的地方，义愤填膺的骂。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正南方的那一段长安街给封了。他们是北京市民，想冲过去帮学生，结果冲了几次，死伤了好几个，也没成功。我一想，长安街这么宽，没必要非从街上冲，如果到了街南边，离广场不就更近了吗？

我骑上车，一个人猫着腰，快速冲到街对面，这边果然清净多了，一个人都没有。我尽量贴着边，又向西骑，不久就到了广场边。广场上空荡荡的，看来当兵的还没有占领广场，我心里一喜，赶紧摸到民主女神像。我的同学，还有一个北大的，就剩他们两个纠察了，正在那里焦急地等我呢。

（六）枪口下的投票

这时候的广场，人已经很少了，而女神像这边，就剩了我们哥三个。高自联的广播让大家都聚到纪念碑去，我们过去之后，发现大家已经把纪念碑上下三层都占得满满的。我估摸着大概一共三，四百号人，有学生，也有一些工自联的，搞绝食的四君子也在。我们几个在纪念堂西面的汉白玉台阶坐下，等着自己的命运。

又过了一会儿，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的那一段时间，我心里揪得更紧了。我们坐的方位正对着人民大会堂，过不多久儿，就从大会堂正门涌出一个接一个的方队，每一个方队有几百号人，排得很密，向我们逼近，过一会儿就看得见他们头上密密麻麻的钢盔了，那个场面真的是很瘆人。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候到了，这时候怕是没什么可怕的了，心里面那些个受委屈，被欺骗，要报仇的极端想法绕作一团。广场上政府的大喇叭一遍接一遍的发出马上要清场的警告。我们这边不断有人喊口号，给大家打气，发誓坚持到底。不一会儿当兵的就把纪念碑四周都给围了起来，这时候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后来不知是侯德健还是谁，去和部队谈判，带回来的消息是，要求我们在五点之前必须离场。

大家也没个统一意见，最后封从德在广播里主持了投票表决，两个选项，”撤” 或是 “不撤“。当时也没别的好办法，就按声音大小作最后的判定。我当时眼睛都红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跟他们拼了，所以喊”不撤” 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我从小到大一直被长辈，被学校，被领导们代表。往往不满意他们的决定，又无计可施，就经常捣乱，故意拆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民主投票，意识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权利，能切切实实地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很有些新鲜，而且觉得挺骄傲的。

其实就我当时听到的，好像喊“不撤”的声音大一些。但是当封从德在广播里说喊”撤“的声音大，要求少数服从多数，所有人一起撤退的时候，我也没什么异议。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自主参与民主表决，既然大家都按程序办事，虽然不是很甘心，但还是能服从多数人的选择，作了妥协。我现在想想，历史真的有许多偶然性，如果当时我们喊得声音再大一点，留了下来，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了。当然我自己只怕要提早一步入轮回，到现在可能已是另一条好汉了。

当兵的里三层，外三层，把纪念碑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侯德健他们带着我们的决定，又去和部队交涉，他们最后同意在广场西南角留出了一个很小的口子，让大家撤离。这个时候带着钢盔的野战军部队已经逼得很近了，一把把的刺刀，闪着寒光，就在眼前晃。大家手牵着手，被两边当兵的夹着，从那个出口离场。我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民主女神像的方向，已经看不到那曾直面独裁者的，高擎着的火炬了。

关于在广场上的这最后一段经历，现在时不时还会在梦中重现，醒来后往往是一身冷汗。后来有好些人说学生们是受了一小撮学运领袖的煽动，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被组织代表惯了的人们的定性思维。首先要说的是，我见得世面少，被通缉的那二十一位我只亲眼见过七八个，有几个更是连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也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煽动我们去流血牺牲的话。再说了，我想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缺心眼儿，真的有那么容易被煽动吗？还有一点，这样说的人往往高估了学运领袖的影响力。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吧，其实我也算是我自己学校的那一年运动最早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然而就我的亲身体验，大多数的同学在学运中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我觉得他们是对的，民主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些领袖们争权夺利，改朝换代，而是为了争取一个言论自由，公平竞争的机制。至少就我个人和当时身边的朋友来说，我们把争取这样的社会机制和环境看得远远高于那些牵头组织的同学们。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当时都已经是过了法定年龄的公民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独立的人格，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吗？如果自己做的决定，结果好的算自己的功劳，结果差的就推到别人身上，那还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公民吗？

（七）撤离广场

从广场西南角撤出来，队伍又接着上了长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学区。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不时大喊，“打倒法西斯”，”学生无罪”，”血债血还“。沿途的群众已经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当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铁栅栏，旗帜，衣物，扔得到处都是。烧毁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排了长长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几队当兵的，我们就大骂 ”侩子手”，”屠夫”，而街边的高楼上有人雨点一样的向他们扔玻璃瓶，石头，他们也不答话，低着头匆匆而过。撤退途中还出现过一次状况，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竟然有坦克轰隆隆的追了上来，吓得大家都闪到人行道上。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学生竟然被坦克压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和这个现实反差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么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之类的，显得格外讽刺。甚至连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样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我想当时一起撤离的同学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见到大路两边建筑上，有挂着关于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横幅，就都给扯了下来。

一直随着队伍撤到了海淀，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几天。中间我还冒险骑车进了城，想去广场看看，结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广场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路，以为有希望，兴冲冲地骑过去，结果路的尽头赫然停着一辆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我的方向，只好转头，死了这条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几个哥们儿，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国了，只找到其中的一个。大家谈起来，唏嘘不已。又过了几年，我也出国了。我那个同学还在国内，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事业做得非常出色，不过就是死活不愿入党。后来有人问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的，而且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时所做的，可能时机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为我所做的有半点后悔，我也愿意承担我该负的责任。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影响了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年我们被血腥镇压，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换来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恶。我所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协，也包括团结当前的执政党，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的国家。不过有鉴于共产党的诚信记录实在太差，与之合作一定要谨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监督机制，才有实现真正宪政的可能。

我总在想，自己这条命算是多出来的。本来我极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青春，留在广场上，作为未来清凉世界的牺牲。结果他们做到了，我却多羁绊了几十年。后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困难，艰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尝过。我觉得是他们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让我能够过上一个免于恐惧，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义吧。

（八）六四之后的几天

六月四号的清晨，我们从天安门广场撤了下来，随着大伙儿一起走回到海淀区。这几天经历了血和火的考验，我和北大的那个研究生哥们儿已经是生死之交了，听从他的安排，和他一起到了北大校园。

进了北大燕园，发现里面挂的全是标语横幅，都是些谴责解放军施暴，声讨共产党，要求惩戒杀人者，以及报仇雪恨之类的。还有一些鲜红的血书告知某某系哪些学生，哪些老师不幸遇难的。还贴着一些退党的声明，以及地上被烧毁的党证。当大伙儿进了校园以后，很多同学迎了上来，相互搂着抱头痛哭，情绪都非常激动。

从六月三号的晚上，只到从广场撤出来，这期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喝水。我记得当时实在是渴极了，跟着到了我哥们儿的研究生宿舍楼，冲到公用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的水。这个时候，困意止不住地涌了上来，哥们儿给我们找了个上下铺，我和我同去北京的那位同学连衣服都没换，当然也没有可换的，倒头就睡了。

等我们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我在北大的几个同学找了过来。大家上次见面，还是在五月底，现在再见面，不免唏嘘。我北大的研究生哥们儿做东，请我们到中关村的一个小馆子吃晚饭，这是我这么多天来正正经经吃的第一餐饭。席间听到了更多让我们吃惊的消息。当然，那个时候的消息极其混乱，真假难辨。不过，经过好几个朋友证实并确切知道的，是从六月三号的晚上到六月四号，北大有好多的遇难者，几乎每个系都有。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哥们儿他们化学系的一位姓肖的年轻教师，妻子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结果他甫当上了父亲，就在三号的深夜中弹身亡，和他的太太以及襁褓中的孩子天人永别了。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只是听说火车都停运了，也不知道该怎样离开北京。第二天我陪一个同学去电讯局给家里挂长途电话，街面上还是冷清清的，那一辆辆烧得黑乎乎的军车也没有清理，大街上没看到什么行人，也没看到有什么军人。我年轻的时候性子野，最烦的就是无所事事，第三天早上，找我哥们儿借了辆自行车，一个人骑着车出了北大校门，想去天安门广场附近打探一下情况。记得那时候街面上还是乱糟糟的，没什么行人，也没什么行驶的车俩。越靠近天安门的方向，情况就越糟糕，烧毁的军车，拆下来的栅栏，丢弃的衣物，大大小小的石块儿，有些地方，还残留着黑色的血迹。

我不敢走长安街，就凭着记忆，七拐八拐地骑到了那条南池子小街。我记得那条街是在故宫的东侧，和东长安街相连，想着说不定能够看到一些情况。等到了，也发觉那个交叉路口已经被坦克给封住了，根本不能靠近。我只好又向东，骑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个小路口，可以穿过长安街，到了长安街的南侧。到了南边，我又试了好多不同的路，结果都被封锁了，不能靠近广场，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北大校园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很多人都在传，说是当局可能会实施军管。那天傍晚，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在燕园散步，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也不知道是北大的老师，还是教师家属，拉住我们俩神神秘秘地说，部队马上要进入校园了，要我们赶紧离校。等我回到哥们儿的宿舍，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都是在广场结交的朋友。看到我回来，都松了一口气，说就等我了，现在校园不安全，要我们一起去北大的一个老师家里过夜。

那个老师家离校园不远，是一套二室一厅的新房，老师还没有搬进来，里面也没什么家具。当时是初夏，并不太冷，我们七八个人，就在老师家里打地铺过夜。就这样又过了两天，越来越多的同学离校了。我们终于买到了火车票，接着联系到了好几个不同学校的同学，大家约好了时间，从北大往南，一路步行，走到了北京火车站。

火车站比我们来的时候清冷了许多。持着冲锋枪的军人三个人一排，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小分队，在车站广场上来来回回的巡逻。还好，他们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大家很顺利地进到候车室。我和这些天来生死与共的几个哥们儿一一拥抱告别，大家都没怎么说话。

在南下的火车上，大家也没有谈论在北京发生的事儿。一路无话，到了华灯初放的时候，终于到了我父母所在的城市。我存了一点小心，没有坐公共汽车，一路步行，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敲了半天的门，终于见到了父母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妈妈眼里含着泪，也不敢声张，赶紧把我拉进门，又张罗着给我下了一大碗热乎乎的肉丝面。

终于回家了！

附：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每每想起那些在那一夜之后，从此再也回不了家的人，总是情不能自己。谨以此文，祭奠他们的英魂。公道自在，天理长存，愿他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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