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前后的少男少女们

    李公尚

五

杨超和我到了基辅后，住在他公司的宿舍里。我第一次来到基辅，看到基辅有很多地方受到了俄军的轰炸，心情难过，但仍为能来到丈夫工作的地方而激动不已。看着身边的杨超对我无微不至关怀和疼爱，我总是忍不住想搂着他的脖子去亲吻他。第二天杨超带我去了中国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把我登记为中国侨民，说欢迎我去中国，让我非常自豪。我用我学过的中国话和我见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打招呼，尽管他们都来去匆匆忙忙碌碌，但和蔼可亲。

在杨超工作的公司里，他的同事们对我热情礼貌。我们去食堂吃饭，食堂的自助餐丰富多彩，各取所需。杨超的同事们见了我，都礼让致意，我们端着饭菜走向餐桌时，他们都会起身让座，让我和杨超单独使用一张餐桌。杨超告诉我，公司的很多同事已陆续撤离了，我们两人被安排乘坐3月8日的中国民航飞机离开基辅，先去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然后再从那里飞往中国。我打电话把我们要离开的日期告诉了妈妈，并把我在基辅和杨超拍摄的照片传给她，让妈妈转告爸爸和姐姐，我和杨超在一起非常幸福。我还把我和杨超在一起的照片传给了好朋友科娃和卡娜。

那些天，我一刻都不愿和杨超分开，一见到他，我就上前搂着他的脖子热烈亲吻。一天晚上杨超下班后回到宿舍，我见他一进门，就身不由己迎上前去双手搂住他的脖子，紧紧不放。杨超和我亲吻后，用手扒开我的双臂，说和我一起去食堂吃晚饭，我撒娇说：“不行！我还没亲够。”说着，我抬起左腿，举过他的头顶，用左腿压住他的上身，脚搭在他身后的门上，不让他走。他笑着说我身上总是燃烧着不可遏制的热情，随即站在原地，迎合着我疯狂做起了爱。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动体会，我一条腿站立，不仅不感到累，反而体验到了新鲜的刺激，只担心杨超感觉不舒服。最后时刻我站立的那条腿一蹬地跳起来，两腿盘在他腰上，让他抱着我冲刺。果然完事后杨超气喘吁吁喘个不停。我呵护着为他清理完，让他先躺下睡一会儿，我去食堂打饭。路上，我胯下流出的粘液凉凉地糊住了内衣，我却感到怡然自得，觉得这就是我们夫妻相爱的幸福。

3月7日中午，妈妈突然打来电话，焦急地告诉我，她接到乌克兰海军陆战36旅指挥官谢尔盖·沃伦斯基从马里乌波尔打来的电话，说爸爸在被俄军包围的马里乌波尔港受了重伤，情况危急。目前乌克兰政府对乌克兰海军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港遭受攻击，无能为力也无所作为，守卫海港的乌克兰海军只好自行通知伤员家属前往当地去接回受伤的亲人。

沃伦斯基是爸爸的好朋友，过去和爸爸都在敖德萨的海军部门工作。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从克里米亚战败撤出的乌克兰海军残余部队36 海防旅、第一海军陆战营和501海军陆战营重新组建为乌克兰海军陆战36旅，沃伦斯基从敖德萨海军基地调往马里乌波尔的尼古拉耶夫基地任指挥官。爸爸被重新征调到海军后，就在该基地担任设备工程师。

我接到妈妈的电话五内俱焚，不知所措。杨超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告诉妈妈，我们立即去马里乌波尔接回爸爸。我把杨超的决定告诉了妈妈，妈妈说，现在乌克兰各地通往马里乌波尔的飞机航班已经全部中断，从基辅到马里乌波尔830公里，火车也不开通了，要去只能乘坐汽车，来回至少需要五六天，那样我们可能会错过中国政府的撤侨时间。杨超拿过电话直接对妈妈说：“妈妈，人命关天，救人要紧。这次赶不上撤侨，以后我们一定有机会去中国，只要我们夫妻两人在一起，到哪里都能生活得很好。”

杨超带着我去找他的公司领导说明情况，他的公司领导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杨超向公司领导提出，如果我们回来错过了撤侨时间，请公司领导安排他作为公司的留守人员，继续留在乌克兰的公司工作。公司领导同意了杨超的要求，并同意借给我们一辆公司的汽车，让杨超开往马里乌波尔去接亲属。

从基辅开车去马里乌波尔，中途可以路过我们住的城镇，妈妈让杨超和我去接上她和姐姐，我们一起去马里乌波尔。前几天，姐姐工作的哈尔科夫市连续受到战争炮火的攻击，她所在的中国公司为了避免战争损失，除了留守少数人员外，大部分中国员工都已经按计划撤离了，公司为在乌克兰当地雇佣的员工每人发放了三个月的工资，让当地员工自行回家躲避战火，姐姐昨天从哈尔科夫回到了家里。

由于我们开车路过的第聂伯罗、扎波罗什和梅利托波尔等地都受到了战争炮火攻击，很多道路遭到了破坏，加上我们在途中需要经常躲避战火，本来预计两天到达马里乌波尔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三天。一路上杨超，妈妈和姐姐轮流开车，我更多的时候是依偎在杨超身边或者靠在他怀里。路上因战争而逃离家园的人很多，他们从东部地区或者南部地区向乌克兰西部流动，和我们反向而行。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镇上，镇上仅有的一家旅馆只剩下一个空房间，妈妈和姐姐坚持让我和杨超去住，理由是我们是在新婚蜜月中旅行，她俩坚持回到汽车上去休息。3月10 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语频道播报的一条新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中国政府在罗马尼亚政府合作下，中国在乌克兰的撤侨行动于3月9日圆满结束。我听了新闻，眼泪不由慢慢流在脸上，妈妈默默地把我的头搂过去，吻着我的脸，为我擦去眼泪。

我们到了马里乌波尔，从新闻广播里获知，围攻马里乌波尔港区的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两栖登陆部队和由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组成的“顿涅斯克民兵部队”，由于双方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对坚守在马里乌波尔港区内乌克兰海军的攻击方式和作战行动也不同。我们进入了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内后，妈妈决定让杨超和我，还有姐姐都留在旅馆里，由她自己去找俄罗斯海军的围港部队的指挥官，要求进入港口内去接出爸爸。杨超和我，还有姐姐都不同意，坚决要求全家一起去。但是妈妈坚定地表示，她可以带姐姐和我去接爸爸，但杨超必须留在旅馆里，因为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俄罗斯军队宣布对参加俄乌战争支持乌克兰一方的所有外国人，一律当做敌方间谍予以逮捕或者击毙，昨天已经有六名波兰人和一名韩国人被俄军击毙。妈妈不许杨超去冒险，我和姐姐都支持妈妈的决定，由我们三人去接爸爸。

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辗转找到了俄军黑海舰队围攻马里乌波尔港区的部队指挥官，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来接我爸爸回家的。妈妈告诉他，爸爸是被围困在港区内的乌克兰海军的工程师，受了重伤，她不希望爸爸再做无谓的坚持，要接他回家。俄军围攻港区部队的指挥官听了，对妈妈肃然起敬，说他非常同情我们。俄军围港部队正在和港区内的乌克兰海军谈判达成协议，要在俄军围攻港区部队这一边，开辟一条人道主义安全通道，让被围困在港区内的非战斗人员安全撤离。但是顿涅斯克民兵部队因没有参加这次谈判，不同意已达成的这份协议，所以有关人道主义撤离计划暂时无法落实。俄军围港部队指挥官同意让妈妈、姐姐和我进入被围困的港区内，并派人开车送我们进去。他建议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要穿上俄军军服，手持白旗，作为俄方进入港区的谈判代表前往，以免遭到顿涅斯克民兵部队的炮火误击。

妈妈带着姐姐和我进入了马里乌波尔港区后，守卫港区的乌克兰海军士兵搜查了我们的身体和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海军士兵带领我们去见海军陆战36旅的指挥官谢尔盖·沃伦斯基，沃伦斯基见到妈妈、姐姐和我，非常高兴，称赞我爸爸是好样的，是英雄，他虽然伤势严重，但听医护人员说，他从受伤后到现在，没有喊叫过一声疼，也从没有发过脾气。说完，带着我们经过一段长长的通道，进入了一个昏暗的大地下室。地下室大厅里躺着临时被送来的许多伤员，大厅旁边的每个房间里都躺着无法自理的伤员。医护人员大多是被临时征用来的志愿者，他们来回忙碌着，疲惫不堪。爸爸受伤后，沃伦斯基让人把他安排在一间只有两名伤员的相对安静的房间里。地下室里，仍能听到外面不时传来阵阵枪炮声。

我们终于见到了爸爸，爸爸静静地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全身裹满了绷带，很多地方还向外渗有血迹，他手里拿着我们全家的照片，还有妈妈前几天发给他的我和杨超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门前的合影。我们见到他不由泪流满面，我跑上前去拉爸爸的手，妈妈让我小心不要碰疼了爸爸。爸爸平静地笑着看着我们，用极其虚弱的声音轻轻地说；“你们来了，太好了。”妈妈、姐姐和我围在爸爸身边，爸爸问起杨超，妈妈说她怕杨超来有危险，没让他来。爸爸看向我，嘱咐我说杨超是个值得信赖的好男人，要和他好好过日子。满脸泪水的妈妈小心翼翼为爸爸擦拭浮肿的脸，一位护理人员告诉我们，爸爸今天已经昏迷过四次。

地下室里条件恶劣，空气污浊，伤员缺医少药，医护人员不足，呻吟声接二连三，咒骂声此起彼伏，不断有刚死亡的伤员被抬出去，又有刚受伤的伤员被抬进来。爸爸的房间里有另外两名伤员，他们挨得很近，醒着的时候常为了一句话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爸爸告诉我们，他俩都是自愿前来参加战斗的平民，一个是历史老师，一个是工厂业主，他俩在伊里奇钢铁厂的保卫战中，被分配在一起担任后勤任务，同时被炮弹炸伤，伤势都很严重，比爸爸早一天送到了医院来，他们时睡时醒，醒来的时候，都会首先询问对方是不是还活着。

妈妈询问医护人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爸爸接走。医生说爸爸的伤势不太乐观，目前不适合转移。晚饭后，妈妈让姐姐守护在爸爸身边，带着我去找指挥官沃伦斯基，和他商量用什么办法把爸爸转移出去。妈妈和我走到楼上，看到每一层，都有一些男女士兵在不同的房间里亲吻做爱，有的房间里甚至有几对男女军人在激情做爱，互不干扰，地上到处扔的都是污纸、烟头和罐头盒等。在一个灯火明亮，窗户都被用木板封死的大房间里，一些军官们在灯红酒绿之中开启音乐，喝着酒，和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们跳舞嬉笑，拥抱亲吻。

妈妈和我没有找到沃伦斯基，回到了爸爸身边。入夜后，躺在爸爸不远处的历史老师和工厂业主不知为了一句什么话又争论了起来，历史老师说：“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本家在争夺利益。要是还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社会主义，决不会发生战争。”工厂主讥讽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财富，总是被层层的官僚阶层控制，永远无法实现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历史老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劳动带来自由，也创造了劳动者自身的价值，从来不看重金钱。”工厂主反驳说：“可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发现了劳动是用金钱来计价的。没有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劳动就没有价值。现实中，劳动是作为资本家资本的一种要素来体现价值的。”历史老师气愤地说：“创造劳动财富的无产者，是你们资本家的掘墓人，我们劳动人民埋葬你们最后一个资本家的铁铲，就是你们资本家的工厂生产的。这是马克思早就预料到的。”工厂主问道：“听说你的那个马克思先生一生都没做过一份像样的工作，全靠他的资本家朋友拱养，你说他是属于无产者阶级呢还是资本家阶级？”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虽然虚弱，但争论热烈激昂，无休无止。

我想过去抱怨他俩的争论不休让其他人无法休息，爸爸制止了我，说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一般取决于人们是富有还是贫穷。他们两人虽然总是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受伤带给他们的痛苦，需要他们用争吵的方式来发泄情绪，以减轻痛苦。爸爸让姐姐过去给他们每个人都喂一些葡萄糖水，他们两人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渐渐趴在爸爸的床边睡着了，凌晨两点多，被一阵杂乱的脚步惊醒，那位工厂业主被护理人员抬走了，永远安息了。躺在他身边的历史老师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新世界。”清晨我醒来时，爸爸因流血过多，已停止了呼吸，手中仍然紧紧捏着那两张照片。我突然觉得天地晕眩，昏厥过去，妈妈和姐姐抚摸着爸爸的遗体失声大哭，痛不欲生。不久，躺在爸爸不远处的历史老师也停止了呼吸。

父亲的遗体只能就地掩埋。守卫港区内的海军士兵，把父亲的遗体和很多死去的人一起埋在伊里奇钢铁厂附近的一片草地上。炮火不停地从我们头上掠过，远近各处的建筑不断发生爆炸，沃伦斯基指挥官沉痛地来到我们身边，告诉我们，他很欣慰我爸爸能在最后的时刻有家人陪同在身边。现在既然我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离开。现在由于通讯中断，他们和外界基本失去了联系，对于整个马里乌波尔市是否已被俄军部队或顿涅斯克的俄罗斯人占领也不清楚。作为军人，他们在没有接到撤退和突围的命令前，只能在这里坚持下去。现在他们没有外援，弹药和给养已所剩不多，人员大量地受伤，伤员大量地死去，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加紧围攻港区的俄军进行谈判，希望尽快让港区内的平民先行撤离。他会想办法帮助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爸爸去世后，我开始牵挂留在旅馆里的杨超，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因为没有通讯信号，我一直联系不上他，胡思乱想地为他担心：如果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占领，他会不会被俄军作为间谍枪毙？如果他见不到我们，会不会一着急就到处去寻找我们，而被无情的战火伤害？想到这些我心急如焚。三天前我和杨超在旅馆告别时，以为最多分开两三天就能再见到他。他把妈妈、姐姐和我送出旅馆时，我一时心血来潮，觉得这两三天的别离，也不想让我的心上人感到心灵饥渴，就转身搂着他的脖子，亲吻着把他又推进了旅馆房间，全然不顾妈妈和姐姐在等我，迅速脱下一条腿上的裤子和鞋，在床上冲他做出一字马劈叉的动作，这引发了杨超的激情，他也来不及脱下裤子，就趴在我身上，和我激情地做起爱。我沉浸在幸福的贪婪中，杨超顾虑妈妈和姐姐等在门外，想和我尽快结束，我却偏不放他走，把劈成一字马的双腿合拢搭在他的双肩上，夹紧他的脖子不让他草草了事，杨超还是抱紧我的双腿最后冲刺。完事后杨超满头大汗，我心疼地为他清理干净，让他躺在床上乖乖睡觉，耐心等我回来。我却故意没有清理我自己的下体，我想多保留一会儿，充实我别离后几天的幸福感。

第二天，沃伦斯基指挥官派人找到妈妈，告诉她，海军守港部队和俄海军围港部队达成协议，暂时停火一天，把一些妇女儿童分几批送到港区外，俄海军将派车到港区外的指定地点，接载滞留在港区内的部分妇女儿童，先行离开马里乌波尔战区。沃伦斯基指挥官派来的人，让我们立即跟随他去港区外的指定地点集合。

妈妈、姐姐和我跟着沃伦斯基指挥官派来的人，经过层层防线出了港区，到达港区外的一处非交战区的集合地点，这里位于两军交战的缓冲地带，几十名被安排撤离的妇女和儿童已经等在了这里。一名负责安排撤离的乌克兰海军军官告诉我妈妈，现在没有别的车辆，为了防止俄军利用安排人员撤离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守港的乌克兰海军部队允许俄海军每次只派出一辆战场装甲运兵车，开到这里来接人。这辆车一次只能乘坐十二人，他们先安排未成年人离开。我还未满十八岁，属于未成年人，可以和11名八岁到十四岁的儿童一起先上车离开港区，我在车上负责照顾这些比我年龄小的所有孩子。

妈妈让我穿上我们来时穿过的俄军军服，嘱咐我出去后立即去找杨超，和杨超待在旅馆里等她和姐姐前去会合。姐姐帮我扣好俄军的军服，告诉我，出去后遇事不要着急，找到杨超后凡事要多听他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办事认真严谨，非常让人放心的人。此时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杨超身边。

我上了车，挥手和妈妈与姐姐告别，运兵车轰鸣了一阵，缓慢开动。车内弥漫着淡淡的机油味。光线暗淡的车体内，惊奇恐惧的孩子们紧张地手拉着手坐在车内，瞪大眼睛警惕地看着我身上的俄军军服。我从运兵车两边的小窗口向外望去，感到车体正在加速，路边的景象快速向后逝去。我转身从运兵车后面的窗口望出去，送行的人们越来越远，但我仍然能辨别出站在原地向我招手的妈妈和姐姐。我盼望这辆车能早些返回接我的妈妈和姐姐。

运兵车似乎开出没有很远，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车体轰隆一声紧急停了下来，车内的所有人都随着惯性被抛向车内前半部。在孩子们的一片惊叫中，我感到车体又在缓慢地倒车和转身，整个车体轰鸣着时进时退地挪动着，车体的颠簸让人感到头晕恶心，忽然一道强烈的火光闪过，随即一声巨响，我失去了知觉。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