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89.64

6.4清晨，六部口，我目睹了坦克碾压学生队伍

雷歌 2024年6月4日

35年前的今天，凌晨5点左右，我随清华的队伍与数千通宵坚守的人一起撤出了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是刘晓波、侯德健等人与军方谈判的结果。

从3日晚上10点多起，前方就不断有流血的消息传来。木樨地、劲松路……说军队一路开枪打进来了，死了不少人。当时广场上的一些人包括我还不太相信，认为可能是橡皮子弹吧，人民军队怎么可能向我们开枪呢？当时就是这么幼稚，也因此不怎么害怕。人群里有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妇，老先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他气咻咻地说，他们敢向学生开枪？如果真敢，我老头子给你们挡子弹！

半夜11点多，就有一辆率先冲进来的装甲车绕着广场高速行驶，有点威胁恫吓的意思，但它并没有进广场。

凌晨2点半，从人民大会堂那边涌出很多士兵，他们都蹲在广场西边，呈扇形排开，黑压压一大片，悄无声息。他们在等待最后的命令。广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知道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凌晨4点不到，部队向纪念碑猛烈射击，打烂了挂在碑上的高自联广播喇叭。

刘晓波、侯德健等人与戒严部队谈判，他们希望避免流血，和平撤出。

刘晓波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思想文化界新崛起的年轻才子，以批判当时的文化界大佬李泽厚而崭露头角。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在许多年轻学子中引发强烈共鸣，也在学界引起激烈争议。89年初我在北大书店买到了他新出版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为他新锐的思想和喷涌的才情所折服，一时惊为天人。在那个年代，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与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泰戈尔的《流萤集》一起，成为我的最爱。

89年4月中旬的时候，刘晓波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于4月底中断访学返回北京，并在6月2日与侯德健等4人开始在广场绝食，人称“广场四君子”。

经过谈判，最后军方同意在广场南面开个口子，让广场学生绕过纪念堂东侧，从前门方向有序撤出。

5点左右，广场学生按校集结，排队从广场撤离。走在最前边的是北京钢院的队伍，清华在第二个。

那段时间，我刚做完硕士论文，白天在学校上机录入论文（初稿是手写的。那时电脑很少，我刚开始学习五笔输入），有时间就到广场凑热闹，经常在清华营地过夜。那一阵在长安街和广场拍了不少照片。我当时的女友也是清华的，她家就在长椿街附近，离广场很近。她经常陪我在广场活动。

6月3日上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下午就和女友一起赶到广场。4日凌晨我们一起撤离。在前门附近，我还顺便找到了停放在那的自行车，推着自行车与女友一起随队行进。

学生队伍从广场出来，沿前门大街向西走了一段，到音乐厅那条街就向北拐向长安街。这条小路与长安街的交叉处，就叫六部口。六部口，这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

当时戒严部队封锁了整个广场区域，长安街上东边从南池子开始封锁，西边就到当时音乐厅所在的六部口为止。六部口的对面右手边就是新华门，新华门里边就是中南海。

队伍走到长安街上，见路口有戒严部队荷枪实弹守在那时，学生们就开始高喊口号“打倒李鹏”等等。我走过守卫士兵身边时，清楚地看到他们正用手中的步话机嚯嚯地向总部呼叫。

大队伍拐上长安街正向西单方向走，这时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传来震耳的轰鸣声，我们回头一看，两辆坦克正并排着沿长安街快速向学生队伍冲来。大家一看不好，已经拐上长安街的马上疏散到人行道上，没上长安街的队伍则立刻缩了回去。

两辆坦克从学生队伍的断口中高速穿过。这些坦克似乎经过专门改装，炮塔右边有个很粗的钢筒，呼呼冒烟往外放着瓦斯。炮塔上还有士兵钻出来向人群扔瓦斯手雷。人行道上四散的学生则纷纷捡起石块砸向坦克。一溜烟工夫，坦克就消失在前方的晨雾中，连声音都听不到了。

大家以为没事了，后边的学生大部队就继续从音乐厅那小街出来，拐上长安街。但没多久，那两辆坦克大概开到西单一带又掉头回来，看到学生队伍，就像发疯一样碾压过来。路口的队伍迅速四散，但靠近六部口这边的那辆坦克追着后退的学生人群一直压到了路边的人行道围栏。学生人群中顿时倒下十几个，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当时正和几个学生在街对面一个部委大院（好像是北京教委）门口。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可能是大院工作人员，他泪流满面，满手是血，带着哭腔冲进大院向人们哭喊“你们来看看哪看看哪……”。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军人也就是打点橡皮子弹唬下人，现在一看这场面真是魂飞魄散，如梦初醒，这是玩真的啊。马上撤离！我们连长安街都没再走，就从这个大院后边的路穿出去逃回了清华。进清华南门时，已是上午8点多。

在清华南门那条大道上，我清晰地记得许多清华的老师站在路边焦急地等待广场学生们的消息，见人进来就问外面的情况。后来还有一些校外的车辆车顶载着尸体开进校园，向人们展示军人的暴行。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具婴儿的尸体，脑袋很大，头上有个明显的弹洞，依然怒睁双眼直直看向天空，仿佛在向上天控诉这个世界的罪恶。

那天晚上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难以统计。多数人的估计大约在两三千人。绝大部分屠杀发生在戒严部队冲向天安门广场的沿路，当然也包括后来我目睹的六部口坦克压人惨案。

数年后我到人大读博，我们哲学系有个知名教授叫蒋培坤，她的太太叫丁子霖，名门之后，也是哲学系的老师。他俩唯一的宝贝儿子只有17岁，还是个中学生，当晚跑出去看热闹，竟被乱枪打死在木樨地。6月5日之后，电视一直在说打死的都是“暴徒”。丁老师伤心欲绝，听到这个说法就情绪激动，说我儿子怎么会是暴徒？跟校方讨说法。由于她有许多海外关系，6.4后就有许多外媒采访她。后来丁老师成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的带头人，参加这个组织的至少有200多，她们都在那天晚上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蒋培坤教授本是美学界颇有建树的新锐。他也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的评审委员，在《审美与人的自由》这本书的正文前，我还读到了蒋培坤教授对刘晓波的评审意见。他们夫妇俩原本并不反党，但6.4后因儿子之死接受外媒采访，与当局抗争，从此两人均被停职，失去工作。每年6.4前后，国安人员就把他俩赶到无锡老家，全程盯防好几个星期，不准他们接触外媒。

对于6.4，境外常说“天安门大屠杀”，许多人也以为当晚在天安门广场内也发生了血腥屠杀。事实并非如此。刘晓波被抓后，有次被当局弄到央视，刘晓波说了他看到的事实，说广场内并未发生屠杀，广场内的学生按协议都安全撤出了。当时就引起了许多反共人士的愤怒，说刘晓波为中共洗地。刘晓波后来为这事道了歉。但他强调道歉的不是他说错了事实，而是他不该上央视去说这件事，被中共利用了。

作为当天晚上的亲历者，我同样看到，在广场内清场时军方没有大开杀戒，否则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儿。我不知道这是中共为了避免国际舆论抨击早就计划好的呢，还是因为刘晓波等人与戒严部队达成协议和平撤离而避免了广场内的血案。在随后几个星期，我看到CCTV的口径就一直这样强调：“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死人。”这变成了中共掩盖他们全城屠杀的说辞。

几个星期后，当局抓了个中科院某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是个女的，让她在CCTV上认罪。她在电视上承认，说她曾经传播的“坦克在六部口压死许多学生”的说法是个谣言，大家不要信。她被判了好几年。我看着电视，只有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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