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出习近平

  近来关于习近平的病重，隐退的谣言四起，虽然明知是谣言，但世人乐此不疲，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怪物，不学无术，洋相百出，治国无能，却能独霸大权，并将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偌大的中国，毛泽东造成的灾祸人们还记忆犹新，现在又出来一个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亦步亦趋的在学毛泽东，真是令人费解。

  中国为什么会出习近平？为什么政治强人层出不穷？为什么专制制度如此根深蒂固？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厄运？中华民族到底还有没有未来？这是中国人民及国内外众多政界人士和学者一直在思考探讨，又疑惑多多的难题。

  本人一介平民，非政治文科学者，但生长在中国，看共产党玩把戏看了一辈子，对党国原理也颇有研究，今天不自量力，抖擞精神，来挑战这一有关民族未来和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希望读者能耐心看完本人的叙说，并希望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来共同参与讨论。

  中国为什么会出习近平？中国为什么会出毛泽东？简言之，是因为中国是一片愚民和奴才的汪洋大海，这片大海养育几条超级巨鲸不足为奇，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汪洋大海，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这就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事。这无疑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世界上专制体制和独裁者不光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但中国的专制和独裁是最完善，最顽固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最顽固的专制制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制度，文化是由思想信仰的产物，而思想信仰又决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它是在特定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经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所以要清楚的回答中国这些宏大叙事，必须追本索源，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谈起。

一．                  中华文明的形成及特征

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明显的三大特征

1.     天人合一，君权天授的天下观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中国这块土地是最完美的，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当我们从荒蛮时代步入文明时，脚下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大地。这里土质疏松，气候适宜，中原大地，江河纵横，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从南到北，有丰饶的生存资源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很早就发展出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庞大的农业社会。

  如果说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靠河的养育，而华夏民族更多的是得益于天的赐予。我们脚踏的是一片肥沃的大地，头顶的是一片仁慈的天空。东亚特有的季风环流系统形成了雨量充沛且有规律变化的气候条件，是上天对华夏民族特殊的恩赐。这里，春季多雨，夏季炎热，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秋季干燥，冬季寒冷，有利于收获储藏，休养生息。四季循环往复，井然有序。我们民族在认识了天的运行规律和气候变化特点的同时，对天也产生了无限的敬畏和感恩。

  是天的阳光雨露滋润了大地，使得万物生长，我们人类得以生存。天是创造一切的，他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上天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日月星辰，四季轮回，风雨雷电彰显他的存在。它威严凶暴，深不可测，无比伟大，又仁慈的赐给了我们一切，温馨如父母般的孕育我们人类的成长。只要根据他的提示顺天而作，我们就可以丰衣足食。而违反了他的意志，必然会受倒惩罚。为管理我们人类，上天会派来他的使者，这就是君王，我们称之为天子，服从君王就是服从天的意志。

  我们在对天的特殊的情感和独特的感悟中理解了自然，建立了我们对天神的信仰。从信仰中悟出了神性自我，领会了道德天性。从神性又走向了理性，开始了自身道德的约束。中华民族是在独自领悟天的恩赐，怀着对天的感恩和敬畏中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于是乎，一种最自然的天神信仰，一种“天人合一，君权天授”的天下观成了我们民族最早的思想信仰和哲学基础，这是我们通过长期观察和认真思索的结果。我们由此找到了我们这个独特的“天下”的规律，找到了我们的敬拜对象，推演出了敬天保民，君臣父子的道德标准，奠定了以秩序和礼仪为主的，尊王攘夷的社会稳定基础，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孔孟老庄的人文思想，中华民族从此有了主心骨，庞大的农业人群被团结成了一个主体，并在尔后的和周边诸多蛮族的争斗中脱颖而出，逐步发展壮大。

  在文明发展早期，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人类总希望找出其中的规律，华夏民族用一个“天”字，一言以蔽之来解释了整个世界，安顿了我们的心灵。这是我们先人智慧的表现，而丰饶的土地和相对有规律的气候条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相比之下，发源于地中海流域的西方文明却没有我们幸运，那里地域广阔，大地被山川湖海分割得七零八落，地中海的便利交通为他们提供了远大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但这种广阔的世界为人类的心灵提供了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世界是如此的广阔，如此的无边无际，高深莫测，复杂诡异，“天”“地”“人”都差别很大，是无法用一个“天人合一”来解释的，人们只能借助于神灵来寻求心灵的平静，只能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助人解脱现实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

  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又恩宠有加，我们无需也无法去探究他的本源，我们只需匍匐在他的脚下，享受我们美好的田园生活即可。所谓“存而不论”既是处于无奈，又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智慧的表现。中国早期的哲人们，都表现出对神鬼等神秘世界的冷漠，儒家学说就是以非宗教的早熟理性为特征的。缺乏对神鬼的想象，也阻碍了我们去探究世界更多的奥秘。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从不知道我们是住在一个星球上，但天道的理论足可以解释一切，人的伦理道德和天道的原理已经取得了完美的统一。

  天人合一君权天授归根到底是信人的世界观，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将自然法则和农耕文明必须遵守的孝道紧密相连，变成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其二是将君主的权力来源看成是绝对的神圣的。君臣父子的道德被认为是万古永存的绝对真理。大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紧密联系的哲学观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它完全满足了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精神需求，它形成了信仰，凝聚了人心

  西方世界中，人们无法从简单的现象中来得出一个能令人内心平静的解释，人们总想寻根究底，寻求世界的本源，长期奔劳在寻求真理的无尽的芒途中，中西文明的区别是神性和理性的区别。神性充满了内心的不安和虔诚，产生了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无限的艺术灵感，信神的结果，促使他们不断的去探求自然，不断的想象神的奥秘。他们希望有神代表的绝对精神，有高于人类理性的终极精神价值来指引我们人类。而神性和理性不断冲突，精神和现实严重对立，使得他们思考得越来越多，文化而变得多姿多彩。

  早期的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希腊产生了伟大的希腊神话，诞生了荷马史诗这样的文艺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对世界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苏格拉底思想深奥，他无法解释这个世界，但他开创了一个爱智慧的哲学世界，为后世的思想探索打开了大门。中国人的思想则相对简单，和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孔子，建立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他被尊称为圣人，他不信神，但他信周公，即信人，信人的理性。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信神，而中国人不信神的原因。

  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早熟，理性，务实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带来了思想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导致了中国人的事物缺乏刨根究底的探究，中国人不信神，中国宗教不发达，中华文化中缺乏高于世俗王权的绝对精神价值，中华民族缺乏神的约束。

2.  庞大分散，延续久远的农业社会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典型，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早期的果实采摘和狩猎生产方式相比，农耕生产方式要容易得多，也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时间一长，人的体质下降了，身高变矮了，且土地容易退化，自然环境会逐渐恶化。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避免不了，每遇水旱之灾，就会有大量人被饿死，土地可以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又需要更多的土地，必须不断的开拓新的土地，华夏民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很早就陷入了土地的恶性循环之中。

  中华文明很早就到达了他现在的边界，逐渐形成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华南等各具特色的几大经济区域和众多的封建国家，这些地区在地域上现对的独立，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又各具文化和经济的特色，形成了文化上紧密联系，经济相互支持，庞大且分散的马铃薯式的社会结构。广阔的土地，丰厚的人力资源，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也为汉族政权的延续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但不仅没有消灭汉族政权，反而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

  这些相对独立的地区，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生存必需品可以部分流动，互通有无，但对商业贸易的依赖不大。虽然产生了集市和商埠，发展出了一些城市，但商业从来没有成为国家主要的经济力量，这是因为中国交通条件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除长江中下游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大规模商业活动的条件。历代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的需要对商业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无足轻重，无法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完成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化。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是海洋的惊涛骇浪和贫瘠的土地带来了生存的忧患。地中海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改进运输工具和航海技术，因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能刺激生产，产生财富。由于环境恶劣而刺激的商业文明反而比条件优越的农业文明产生较多的财富。在历史上，总体而言，西方人均的物质占有量，人均的蛋白质消耗量都要高于中国。中西文明的区别是贫穷和富裕的区别。

  在物质富裕的条件下，才能有众多的脱离一般生产活动而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人群，才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讨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而中华文明长期困顿于这片土地上，始终必须为基本生存而努力奋斗。庞大人口的生计，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 始终在困顿我们这个民族。

  在商业文明的模式下，社会追求的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价值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起作用。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内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犬牙交错，其治理难度要比单一的农耕文明的国家大得多，必须小心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诸多问题，自我封闭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进取是常态。政治，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西方人崇拜英雄，崇尚自由，喜欢冒险的性格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文化的开放又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耕文明一般有着较优的原始的生存环境，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希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上，讲究中庸，喜欢平和。老实本分，安分守己被推崇为美德。中国人崇尚的智慧主要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这种内向型的文明，其发展不断趋于保守，带来的是落后和盲目的自信。

  地大物博和自成体系带来的是安稳和保守，守着土地，依赖土地的结果是逐步走向贫穷。自然条件本来优越的中华大地，由于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过度开发，其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农耕文明的过度发展带来了土地的贫瘠和土地资源的缺乏，生存条件反而恶化，但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在黄土高原上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世界其他地方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养成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和俭朴的民族性格。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于，他既有因优越的农耕环境产生的安稳和保守，又有因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不断恶化带来的困难刺激而产生的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存能力。

  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耕作方式，众多分散贫穷的农民簇拥着地主，乡绅，族长，形成独特的乡绅地方治理模式，是官僚政治的有力支撑和补充。中华文明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机制，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国家治理道路。

  稳定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中华文明生存的基础。维持稳定必须确定一个绝对的君主权威，中华民族对权威的绝对性的理解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对权威的认同来自于对神灵的崇拜和英雄的人格魅力，而中国人则来自生存秩序的需求，出自固有的思想信仰和家国观念，没有权威就会混乱，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因此，我们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制定了繁琐的礼仪，有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独有的太监制度。我们用最大化的器物来树立绝对的权威，确立国家的政治中心。

  农耕文明的政治制度必须靠暴力来维系，只有暴力才能维持国家的赋税。对统治者来说，暴力是他们权力的来源，拥有暴力工具才能履行天命，没有暴力什么都没有。人民虽然不喜欢暴力，但认同暴力，不能设想没有暴力如何实现稳定，所谓仁政就是暴力相对轻一点。长期对暴力的无奈造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容忍和麻木性格。分散，落后的农民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是极其弱小的，分散的农民谈不上任何反抗的力量，这导致了官僚阶层的肆无忌惮的强征暴敛的常态。虽然有时，统治者为休养生息，笼络人心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但一旦人民稍有富裕，官府的横征暴敛就开始了。这种权力的单向性和无制约，使得农民在暴力面前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的爆发累积了巨大的能量。尽管，中国人的性格是安分守己和愚昧保守的，但贫民可以迅速转成暴民，中国的农民起义的频繁和规模一直是世界之最。

3.     一元独大的文明发展环境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如何，我们探讨文明的特征必须搞清这个问题。

  人类文明起源于困难环境的刺激，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文明的发展。

  在世界四大农耕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中，前三大文明借助于地中海便利的交通，一直处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之中。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希腊文明和更早的克里特爱琴文明是这三大文明交汇的产物。希腊文明和后来的罗马文明属于第二代文明，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原始文明，表现为思想冲破了原始文明的束缚，开始用理性来认识世界和自身，并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引起观念和制度的创新。尔后，希腊罗马文明又发展出以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德意志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以工业和商业发展为特征的第三代文明。后又通过航海大发现和美洲，澳洲的移民，逐步发展出以美国为首的，具多元文化特征的第四代文明，开始了全球化进程，人类开始大踏步发向前迈进。       

  文明都起源于野蛮，不断发展进步，形成辉煌，又从兴盛走向腐败和堕落。每一种文明都有着他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也有着因他的成就和经验而滋生的固执和保守。守旧势力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断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压制新的思想，社会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斗争，反叛，分离。部分人夹带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使原有文明在新的地域环境中不受羁绊的自由发展，变异并产生新的生产力，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制度，人类的智力和想象空间进一步加大，新的思想不断产生。新的文明超越旧的文明产生文明的飞跃。文明的飞跃是以文明重心转移，新的政治制度和新思想的产生为标志的。

  在欧洲，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长期处于一种众多的封建国家相互竞争，多元文化长期并存，不同的经济成分混杂，教权和王权的互相牵制的异常复杂的局面。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争斗，碰撞产生裂缝，为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的转换，近代文明的产生都发生在欧洲的原因。        

  中华文明处在一个独特的与世隔绝地理环境中，早期在和北方以及四周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相互交融和碰撞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以大一统的皇权政治和孔孟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东亚独占鳌头，在商周秦汉时代强劲上升，，大一统开始定型后，便逐渐走向了孤独。几千年来，我们从未看到过一种能与我们中华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目力所极，尽是蛮夷。这一切，都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产生了我们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僵化思维。天人合一君权天授哲学观和君臣父子的道德观的紧密联系组成了超稳定的制度和思想根基，中华文明一直陶醉在他的天朝上国中，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天经地义的常态，它的弊端一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

  中西文明的区别是多元文明的对持演化和封闭的一元独大的发展历程的区别。        

  延续久远的孤独的文明必定走向衰败，这是由事物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宇宙中不允许物质的单一性，人类社会也不允许一种社会形态的持久性。人类历史上曾有很多文明都在长期的孤独中消亡。

  孤独文明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文明的主干中分裂出若干不同的分支，组成新的竞争态势，开始新的融合，但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特征使没有形成这种发展态势。中华大地广袤而连成一片，之间虽有高山湖海阻碍，但总能骑马涉水而过，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很难形成有经济基础支持的独立的诸侯割据的局面。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生产方式，相同天下观，各地区对大一统的皇权政治有的共同认同，任何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都处于非正统的尴尬中，缺乏正统性，就不能长远立足，被中央政权统一，消灭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时间大体参半，但大一统一直是我们的主流意识。

  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独自发展带来的封闭和保守，落后，缺乏变革，缺乏更新，中华文明发展的所谓连续性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中国漫长的历史经历过多次的王朝更迭，历史上多次出现社会危机，人们也从王权的腐败和衰微中表现出对王权政治的极大怀疑，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曾为探求宇宙的真理，试图走出治乱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这片包围着我们的我们这片天地，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华大地之外的外部世界，始终离不开天人合一君权天授的思想框框，始终冲不破皇权政治的樊篱，我们最基本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君权天授的天道观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君臣父子的价值观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我们也有和外界交流的机会，张骞出使西域，唐僧印度取经，郑和下西洋。我们也有外部思想的输入，如印度的佛教输入，就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我们也有文明重心的转移，中国的政治中心也经历过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也曾带来了政治上的新气象，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也一直存在，中华正统文明也曾遭受过蒙元帝国和满清的强烈冲击，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涓涓细流，无以成江河，无力对顽固的传统社会构成有力的冲击。中华文明一直固步自封，原地踏步。18世纪初，近代西方文明入侵，惊醒了中华帝国的美梦，中华文明被迫开始转型。 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华文明转型的伟大的历史时期。但转型的难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几千年形成的思想信念和传统习俗真是难以改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