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社會，“階級鬥爭”已經是一個“敏感詞”，一個輿論忌語。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面對這個曾經一度炙手可熱的這個高頻詞彙都同時選擇了三緘其口。 “階級鬥爭”從大眾語境裡消失其實已經很多年了。生於上世紀70年代之前的國人對“階級鬥爭”一詞毫不陌生。毛的晚年曾把階級鬥爭這一政治概念完全嵌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成為司空見慣的一個政治術語和時髦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口號幾乎貫穿了整個文革的動亂時期，留給大家的是各種痛苦的記憶。改開以後，特別是在國家經濟以超長態勢發展的幾十年裡，“階級鬥爭”一詞從人們的話語中幾乎完全消失，既看不到官方談論，也聽不見民間提起。在官民雙方思維與想法已經大相徑庭的今天，對於“階級鬥爭”一詞民間的反感和官方的忌憚居然殊途同歸，出奇的一致地表現出同仇敵愾的異象，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為什麼會這樣？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老詞

“階級鬥爭”是個老詞，是從西方舶來的一個政治術語。從字面來解釋，是說人類社會因為存在着貧富差距，所以形成了不同階級的群體。社會有了階級的存在，就產生了階級矛盾和衝突，於是也就有了階級鬥爭。

共產主義運動的發起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上主要存在着兩大對立的階級陣營，一個是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馬恩認為，占社會少數人群的資產階級群體搶奪了主要社會資源和財富，所以造成了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群體的辛苦和貧窮。也就是說社會貧富分化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造成的，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早在170多年以前，他倆就一起編寫了一本倡導無產階級起來鬧革命的小冊子，就是那本著名的《共產黨宣言》。這本小冊子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暴力手段打碎資產階級強加在無產階級身上的枷鎖，消滅作為剝削者的資產階級，均分人類財富……這就是後來以前蘇聯為首帶動一大批國家在全世界興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由來。

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核心理念。這一理論聽上去十分誘人：殺富濟貧，財富共享、大同世界。但是馬恩只是提出了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設計方案，卻並沒有開出革命成功後應該怎樣來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有效配方。換句話說就是執政後如何實現社會財富的有效積累以及公正分配的辦法,從而使社會大眾群體最大化地分享勞動成果，這就為後來馬恩“理想國”人設的坍塌埋下了伏筆。

一段歷史

以前蘇聯為首、有多國參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踐行者們，在通過暴力革命成功奪取國家政權以後，採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造成了幾乎所有參與者國家的經濟都走向了衰敗或崩潰的邊緣。而這也是後來絕大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戈放棄曾經堅守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最終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原因。

馬恩認為剝削來自壟斷資本，因此號召無產階級起來推翻騎在他們頭上的資產階級即剝削階級，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理想國。然而不幸的是，靠暴力奪取政權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干新興國家毫無例外地都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道路。而由此產生的新的剝削已經不是來自資本而是來自不受制約的權力。專權濫權者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對國民進行盤剝和壓榨的強度和無孔不入的廣度都遠超之前的所謂資本的剝削，這一點是無產階級普羅大眾所始料不及的。多年以後他們才沮喪地發現了自己製造的這個烏龍。回首當年革命成功時喜大普奔的場景，他們只能用一個尬笑來覆蓋欲哭無淚的苦澀。

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中，由共同利害關繫結合在一起的政治組織漸變成騎在無產階級頭上作威作福的新的資產階級。與革命之前不同的是，在掛牌社會主義的政體中，新的資產階級繼續把自己化妝成無產階級的模樣，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樣混跡在羊群中，並且將群羊都充作了自己肆意吞噬的食材。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等醜惡現象充斥在各級公權力機器里。不公平的分配製度使大多數國民生活處在勉強維持溫飽的貧困狀態。居民生活物資按票證供給成為典型的社會特徵之一。多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實踐者的失敗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巨大的諷刺和確切的否定。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以前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斷崖式坍塌的歷史性大事件。隨着第一個實踐社會主義理論的“旗艦”大國蘇聯的解體沉沒，絕大多數信奉馬列學說進行同樣實驗的國家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並開始放棄曾經的觀念和道路而改弦更張。當信奉馬列主義的左派激進國家都開始變公有制計劃經濟制度為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時候，實際上相當於正式宣告了馬恩當年設計的烏托邦社會幻想的破滅。多國的這一重大社會轉型並非像今天說起來這麼輕鬆，它是世界上十多個國家數億人民消耗了幾十乃至近百年的寶貴時間和付出了無數人鮮血和生命的慘痛代價所得到的一個結果。社會主義的試驗田裡不僅沒有長出更多的糧食反而讓更多的無產階級民眾深陷於毫無盼望的窘境之中。原因很簡單，就是靠暴力起家發跡的原無產階級中的那些頭面人物及其私利團伙很快蛻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異己力量，成為新政權中的大獨裁者。他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控制了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和分配權，成了一國獨大的超級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他們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全面壟斷了國家資源，把人民創造的巨量財富的絕大多數據為己有並肆意地侵吞與揮霍。他們打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專了無產階級的政。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在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贏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的漂亮大話在這個時候只剩下了諷刺的意味。無產階級在鬥爭中不僅沒有擺脫饑寒勞苦的那個鎖鏈，反而又加戴上了一道鉗制他們思想和言論的精神枷鎖。

客觀地說，這個悲涼的結果或許不是馬恩的初衷，但如果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活到今天且目睹了這一現實的話不知該作何感想？

一番景象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階級鬥爭學說曾一度激勵着歐洲和亞、非、拉諸國共產主義者用暴力推翻了代表着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政權，建立了號稱代表無產階級工農群眾的新政權。幾十年後，激情消退家國荒廢成為社會主義試驗田諸國的共同命運。面對敗象，諸國在痛定思痛中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將馬列主義連同階級鬥爭學說一股腦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然而，這一學說在一直堅守陣地的東方大國卻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中共在20世紀憑藉着俄國“十月革命”的刺激和抗日戰爭帶來的成長與壯大的歷史良機，同時利用國民黨的腐朽與內耗帶來的空當成功上位奪取了政權。

中共建政後，革命領袖毛把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裡的民族資本家統統劃入要被打倒的資產階級敵對勢力一邊，把他們作為無產階級和新政權的對立面展開了“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建國初期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正是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得意之作。這種階級鬥爭的形式完全是以單向的“暴烈的行動”所展開的，即直接抓捕殺掉或投進監獄。

據官方公開的數據，在1950年後的僅兩年多的時間裡，全國就抓捕關押了150多萬人之多，殺掉了87萬3000餘人，其血腥恐怖的情狀令人髮指。這與毛在幾年後不顧輿論反對全部釋放了在押的一千多名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的事實形成鮮明對照。

為了籠絡人心，毛在建政之初的農村大規模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運動，強行沒收地主富農的農田、房屋和大牲畜等私產分給貧農群眾，讓老實巴交的農民着實地興奮了一把。塵埃甫一落定，毛轉臉兒又通過所謂“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民剛剛拿到手裡還沒捂熱乎的東西又全都收繳了回去，無數農民被耍弄了一個雞飛蛋打白歡喜。老實巴交的貧苦農民哪裡知道這原本就是毛的一個欲擒故縱的套路呢！正像他在1957年搞的那個從“大鳴大放”瞬間轉入“引蛇出洞”的所謂“反右”鬥爭騷操作一樣，對55萬多人騙入陷阱打成“階級敵人右派”，定為階級敵人受而到嚴酷打擊。

然而這僅僅是開始，幾年後，各地農村全面實行“人民公社”化，直接對接前蘇聯的集體農莊，產出的糧食除了留下少許勉強充飢的口糧外一律要上交國庫。農民不僅徹底失去了土地，還被列為二等公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以及被排除在其它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在城市，為了讓民眾產生當家做主的錯覺，他們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所謂“公私合營”運動。所謂“合營”，只不過是一種巧取豪奪的計倆而已，完全等同於對民族工商業者私產一次明火執仗的公然搶劫。資本家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暴擊下成了遭人鄙睨的喪家犬。喧囂聲中，廣大工人群眾疑似產生了一點兒國家主人翁自豪感，然後就沒有了什麼“然後”了。

經過這輪折騰，無資無產的革命大眾獲得完勝。一眼望去，全國上下只剩下了清一色身着毛制服的無產階級。然而細察之下，無產階級還是原來的那個群體，而資產階級已經換成了另一撥人，其中包括各級行政體制和軍隊內的高級幹部。一個羽翼漸豐的新的權貴階層逐漸成型，而毛正處在了這個新貴階層的權力頂端。頂層少數人是所有吃用都可以享受各種特供的貴胄集體。儘管如此，他們繼續裝模作樣地混跡在無產階級隊伍里冒充着其中的一員。

此時的毛，最在乎的已經不是當年與自己刀兵相見的對手，而是害怕自己因為不懂國家經濟建設的任性胡為可能導致已經到手的權力的喪失。而黨內一些有點經濟頭腦的權力者以及社會上的知識精英顯然就構成了其權力最大的威脅。

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天真地以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階級的皮都沒有了，鬥爭的毛也該不復存在了，是大家該打掃戰場消停下來的時候了。

然而現實卻剛好相反。當歷史的指針走進上世紀60年代時，毛為了顯示他不僅是天生的打仗的材料而且還是搞建設“英明領導”。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頭腦發熱地誓要“超英趕美”，要“跑步進共產主義”。於是乎親自發動和指揮了所謂“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同時縱容各地官僚在工農業生產建設中拼命吹牛“放衛星”。 這種嚴重違背經濟規律的盲目冒進所帶來的惡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那就是直接造成了1959年至1962年持續三年的全國性大饑荒，多省農村出現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許多農戶全家因飢餓而死絕。經過多年的歷史沉澱，官方與民間的統計資料顯示出大體趨於一致的共識：三年間，毛的肆意妄為製造了和平年代中國農村約四千萬貧苦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曠世慘劇，死亡人口不僅超過抗戰十四年全國軍民死亡人口的總和，也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口的總和。

因為這一慘絕人寰的人禍事件，毛受到了廣泛的輿論指責甚至包括當時政體內少數良知尚存的閣僚的詬病。這場人禍，既是造成毛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一度大權旁落的原因，也是導致毛後來點燃“文革”大火來清除異己、報復政敵的主要緣由。

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毛無法無天的烏托邦胡搞，使他一度曾被迫從最高權力的金字塔尖上跌落下來。他對自己曾經“定於一尊”至高權力被他人染指和替代耿耿於懷，對坐上了他當年皇權寶座的接任者更是懷恨在心。他開始尋找着反撲的時機。很快，毛再次從馬克思階級鬥爭說教中得到啟示。他認為這一理論正是他用來向政敵復仇的絕佳武器。

不久，毛利用自己尚存的權勢餘威開啟了他的復仇之旅。此時，已年近七旬的毛揮舞起被他改造後的中式階級鬥爭大棒開始全力反擊圍剿他的黨內政敵，正如當年在延安時期反擊老蔣對他的圍剿一樣。由此，“中式階級鬥爭節目”在東方大國再次鬧鬧哄哄地登上舞台。

毛在各種輿論場合猛烈抨擊黨內存在的所謂“階級鬥爭熄滅”論，他把否定他的勢力一概斥之為新形勢下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發起的“反攻倒算”，然後高調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動員令，

為了清除異己奪回失去的權力，毛無恥地採用偷梁換柱的卑劣計倆，把他從馬主義那裡躉來的階級鬥爭學說加以中式化改裝後變為一種公報私仇的權鬥工具強力祭出。他把任何威脅他權力的人都打入了“階級異己份子”行列予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包括在肉體上予以消滅，並且把這些美化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自詡是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毛竊喜地發現，馬恩階級鬥爭這套學說不僅可以為奪取政權使用和背書，還能成為他打壓權力競爭對手的一柄利器。

毛的這場新時代“反圍剿”鬥爭的戲碼一直上演到了幾年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晚年的毛不無得意地自我炫耀說，他這輩子就幹了兩件事，一件是趕跑了蔣介石，建立了共和國，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他吹噓的前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任何福祉，而後者卻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貽害無窮的災難。

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這個被毛摻雜使假的“階級鬥爭”學說成為毛的掌中寶和護身符而備受寵幸。他把階級鬥爭說成是“一抓就靈”的仙丹妙藥要求全黨和全國軍民都與他“統一思想”和“步調一致”，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毛通過炮製“階級敵人對無產階級反攻倒算”這一騙局，或親自披掛上陣或指使爪牙衝上一線，一會兒批“海瑞”一會兒批“劉鄧”；一會兒“批宋江”，一會兒“批林批孔”；一會兒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沒完沒了地鼓搗着一場場政治整人運動。他用“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為指令來引領，挑動本來同處一個窮困階級的民眾彼此仇恨相互鬥爭，利用製造的數不清的人整人的惡鬥慘劇，來達到他震懾黨內對手和剪除異己的目的。在這過程中，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非命，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套改一句名言可謂是：階級鬥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毛玩弄權術、操作各種社會運動和挑動群眾彼此互斗這套政治把戲在“文革”中耍到了高潮，看得世人眼花繚亂。這套把戲如果毛說第二全世界恐怕沒人敢說第一。這一由高層權鬥引發的混亂狀況一直延續到1976年毛的死亡方告結束。兩年後的1978年，官方終於正式叫停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政治口號。

顯然，毛當年所鼓吹的所謂“階級鬥爭”並非馬恩原教旨理論中階級鬥爭的本意，而是披着“毛制服”的一個偽概念，其本質用“文革”的詞語來說是“挑動群眾斗群眾”，是在同一個階級的民眾中惡意製造內部爭鬥造成社會混亂，以實現毛在混亂中清除異己奪回權力的最終目的。

當然，毛最終達到了他的目的。他以親手製造的文革浩劫，以迫害無數家庭、整死兩千萬人（葉劍英語）的代價搶回了中國最高政治權力的寶座，同時他也把邊的“赫魯曉夫”、前正國級高官“拉下馬來”毫不留情地置於了死地。

1976年是毛的大限之年。毛死後，國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時也連同帶給他們深重傷害的“階級鬥爭”一說一起拋棄。從此，這個詞彙像萬人嫌的狗屎一樣消失在了人們的視野中。

然而很多人不清楚的是，真正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一個“從未走遠”的客觀存在，它就像黑夜一樣，不會因為人們已昏昏睡去就沒有了。這一點馬恩大概說的沒錯：階級鬥爭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着人類歷史的腳步。（《共產黨宣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一次反轉

一個據認為已經消滅了敵對階級、只剩下單純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時代卻大鬧階級鬥爭；而到了一個貧富兩極嚴重分化、不同階級涇渭分明的年代，階級鬥爭的概念竟然蒸發的全無蹤影並成為一個社會忌語，這個頗為詭異的現象該如何解釋？

仔細觀察會發現，官民上下一致諱言“階級鬥爭”，其動機竟然完全不同：民間是不想看到人整人、人斗人的悲劇重演；官方是害怕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的“洪水”再次襲來褫奪了他們已到手的巨額的不義之財。

然而二者這一不同點似乎並沒被大多數人所參透。所以，如果有誰無論是出於想重溫“打、砸、搶”的舊夢、還是僅僅評析一個這個客觀事實的存在，再次提到“階級鬥爭”這四個字，立馬會招來從上到下的兩面夾擊。

如上所述，今天的國人厭惡“階級鬥爭”這個術語或口號，只是因為毛當年把它用做了掃除異己和煽動國民互斗的工具，並且用它製造了各種整人運動乃至十年“文革”浩劫。

中共建政後的幾十年中，除了極少數處在特權階層的權貴之外，絕大多數人都被“拉齊”在了同一階級，即貧窮卑微的無產階級。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毛卻無中生有地虛構出一個階級敵人群體並動員舉國上下持續與之鬥爭不止，其狀一如“唐吉坷德大戰風車”之荒謬。大戰風車並沒有給他人造成傷害，而毛“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階級鬥爭哲學”卻製造了無數人間災難，荒廢了不止一代人的寶貴年華以及把國民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其禍國殃民之甚倒可以用“史無前例”來形容。這是毛的惡，也是人們在痛定思痛後否定馬恩階級鬥爭理論的原因所在。

正是由於人們憎惡的所謂“階級鬥爭”實質上是一個假的階級鬥爭，是被毛篡改後所利用的一個偽階級鬥爭的工具並長時間深受其害，所以才在情感和言論毫不猶豫地抵制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由此而無視階級鬥爭的現實存在卻如掩耳盜鈴一樣荒唐。

在現實中，當社會明顯出現了階級的時候而不承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階級和階級鬥爭兩者原本就是相生相剋的存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發生矛盾衝突並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你信或者不信，它就在那裡”，而且必會以不同的對抗形式表現出來，這如何否定得了？

“改開”後，當局刻意迴避和否定階級鬥爭的隱情是：權力集團儘管出於政權穩定的顧慮對毛所犯罪行採取有限否定的曖昧態度，但卻鮮明且徹底地否定了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論調，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在百廢待興的改開之初似乎順應民意。然而，東方大國在經歷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形態與人口財產結構較之當年已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人們舉目可見，一面是新興資產階級利益階級的形成，其中不乏富可敵國財富大鱷；另一面是由於社會嚴重分配不公而竭盡全力在維持生計的勞苦大眾。前政府總理坦言，當今14億人口的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僅在一千元人民幣左右。這個收入大約僅相當於一個普通美國工人一天的時薪所得。一家具有聲望的金融機構在2023年3月發布的財富報告顯示：中國三分之一（0.33%）的人口實際掌握着全國三分之二（67.44%）的財富；而百分之九十以上（92.62%）的人口只持有全國不足百分之七（6.8%）的財富。這一點，再次佐證了中國9億人口每月實際收入不足2000元的現實狀況 。換句話說，最龐大的人群所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流入了少數所謂“高淨值人群”的腰包。據中國某財經大學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近年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已達0.6左右，遠超0.4的國際基尼係數警戒線。基尼係數是判斷一國國民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數值，但在中國它已成為觀察和考驗民眾對貧富差距容忍度的一個指標。 

這種鮮明的、極端的貧富分化現象清晰地勾勒出兩大分立階級的社會生態。這樣的一個社會生態下不同階級之間爆發衝突顯然是不可避免的。

毛時代把國民都搞成了無產階級，只有一個階級等同於沒有了階級。然而那會兒卻要成天高喊階級鬥爭，把社會調成互害模式，煽動國民胡亂鬥爭自相殘害釀成舉世罕見的窩裡鬥的國家劫難。

當下社會兩極分化，社會各階級和階層如此清晰可鑑，階級矛盾尖銳突出，但卻開始避談階級，更諱言階級鬥爭。這種刻意迴避和掩蓋階級鬥爭現實存在的這波操作，其背後的隱情是：當改開幾十年後，既得利益階級已經成功攫取了絕大部分社會財富，經濟發展紅利已悉數落入了權貴階級大小官僚者們的錢袋。這樣的時候，化妝成無產階級代言人的他們當然不願意再嚷嚷什麼階級鬥爭來自找沒趣引火燒身，他們最忌諱的就是繼續談論階級,更忌憚的是“階級鬥爭”四字。他們最希望看到的是社會階層板結化，更需要的是“維穩”與“和諧”。他們只想看到更多的吃瓜民眾渾渾噩噩的樣子，看到他們不問政治、只關心和爭搶從權貴宴席上掉下來的幾根碎骨頭的樣子。他們希望“韭民瓜眾”像工蜂工蟻一樣源源不斷地為他們貢獻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們恣意享樂和揮霍並一代代延續下去。唯有這樣，才能永保既得利益集團騎在“人礦”們頭上作威作福的江山千秋萬代，這也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依據。

相反，如果“階級鬥爭”一說在剔除了毛用來權鬥的功能後繼續強調和使用，必然會令其復位到馬恩原教旨的意義上去。若此，無產階級大眾要鬥爭的對象將轉向各級假公濟私擁權自肥的貴胄階層頭上，也就是當權者及其利益集團自身，而這對於已將國家海量資財據為己有的資產階級新貴來說無異於自掘墳墓。所以毫不含糊地徹底否定階級鬥爭理論乃是既得利益集團自我保護的必行之事。

每一個正常國家都會有貧富差距問題。但是如果貧富差距極其懸殊一定是分配製度的設計上出了問題。今天，貧富懸殊已構成了兩大社會階級之間巨大的鴻溝，儘管還沒有出現水火不容的鬥爭局面，但衝突的徵兆卻頻頻顯現。譬如：社會上不時出現的懷念“均貧窮”的毛時代甚至懷念文革揪斗所謂“當權派”的仇富現象就是就是階級之間曲折衝突的一個典型的例子。特別是每到毛的生死日，那些毛的擁躉們一面用喧囂的紀念聲勢表達着“兩個不滿”：一是對現實生存狀況的不滿，一是對當局不能明確表態支持他們行動的不滿。這些人並不明白，當局面對這類“群體性事件”的處境是很尷尬的。因為毛的陰魂依然是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否定群眾的擁毛行為相當於否定毛，也就相當於自斷根脈；但是鼓勵這類行動近乎在倡導新的階級鬥爭，既得利益集團將面臨更大的大風險。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有限管控不倡導不打壓讓其自生自滅。

少數人攥住了大權和巨額財富以後是不會容忍大規模階級鬥爭再度發生的，儘管毛忽隱忽現的存在成為一個燙手山芋，但權力者必須讓人們千萬要忘記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最高指示”。

事實證明，改開後新生權貴階級假裝順應民意，利用徹底否定並不再提起“階級鬥爭”的宣傳輿論竭力刪除人們頭腦中殘留的階級鬥爭意識以絕後患。這才是今天“階級鬥爭”一詞從官方到民間都成為一個忌語並被“人間蒸發”的真正底色。

一個結語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中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貧富差距，就會產生階級。有階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階級間的摩擦、衝突乃至鬥爭。

輕度的貧富差距源於人的能力的個體差異，所產生的階級摩擦或衝突也會輕微的，它可以通過階級間的自我調節得到消解，並能夠被社會所容忍；重度的懸殊的貧富差距來自於不公平的制度設計，如果不能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即所謂“和、理、非”的手段來解決，所導致的暴力版的階級鬥爭將是大概率事件，其釀成的嚴重的社會危害難以避免，最終社會上又將演變出一個“新版”的貧富懸殊的階級樣態。

歷史證明，在沒有出現更好的制度之前，民主憲政體制是避免社會貧富兩級出現嚴重分化和避免大規模暴力形式階級鬥爭的優選體制，而絕非馬恩所謂的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馬恩試圖通過暴力革命來彌合貧富差距鴻溝的理論，說白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招數，就是造反搶劫。

每一次大規模的搶劫塵埃落定後，通常會消停一段時間，貧富雙方都會暫時陷於沉寂，富者舔傷口，窮者消化嗟來之食。這個時間不會持續太久，相對安生的時間也是爆發下一次搶劫的醞釀時間。隨着社會財富的逐漸積累，富者益富窮者益窮現象會再次不可避免地發生，新一輪的搶劫風潮會繼續上演。“太陽底下沒新事兒”，歷史性循環而已。

舉目當今世界，發達國家避免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主要依靠平衡財富流向的辦法，譬如高稅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製度。在這個制度下，國家允許存在貧富差距，因為那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但不容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事情發生。這些國家在高稅收和高轉移支付的再分配體系中，充分實現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在全民醫保、教育、失業以及養老等方面，通過對普通國民大眾進行較大幅度的財政補貼，使其不會因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欠缺而陷於困境，幸福指數也自然會相應提升。在這樣的社會，“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階級鬥爭想看到都難。

先進國家的管理模式根本不可能被貧富懸殊的專制國家所採納。他們會冠冕堂皇地說，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製度，國家財產絕不能拿出來搞平均主義大鍋飯。貧富是因為每個人能力不同所造成的，想改變命運要靠個人刻苦奮鬥。改變不了環境就要適應環境而不該有什麼不滿情緒和非分之想。階級敵人才對現實不滿呢。江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打下來的，要反抗就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必須遭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痛擊……諸如此類。

不難理解，在這樣的國家，多數人微薄的勞動報酬正是少數人坐擁巨額財產的來源和基礎，而這些全都有賴於專制體制所賜，和平改制無異於與虎謀皮。

被剝削階級選擇暴力革命手段展開的階級鬥爭如果不以建立民主憲政體制為目的並且嚴防具有野心的少數政客篡權竊位侵吞革命成果，他們的鬥爭將變得毫無意義和價值，而且會被自己製造一群新的更兇惡的階級敵人再次騎到自己的頭上作威作福。這一結局衍生的惡果還包括：社會為之付出的慘痛代價將不會得到任何正面回報；無價值無意義的劇烈的階級鬥爭將周而復始地反覆輪迴。

當社會上已經出現貧富懸殊、階級鬥爭已在暗中醞釀的時候，某些政客故意迴避和掩蓋階級鬥爭的存在其真相是恐懼這一鬥爭的爆發從而失去他們騙取的權力和占有的利益奶酪。對此，階級鬥爭在中國上演的節目可以為鑑。

“韭州大地，可割可棄”（網絡謔語）。代表權貴利益的統治階級其實早已察覺到階級鬥爭潛在於社會各領域的事實。他們甚至意識到未來某一天階級鬥爭終將在以某種激烈對抗的形式爆發出來，並將終釀成一次新的社會動盪。他們尤其恐懼的是覺醒後的億萬民眾為爭取自身權益奮起與他們展開暴力革命式的階級衝突，從而遭到被徹底清算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