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特别讲究术有专攻，技有传承，把专门技艺作为家产传给子孙的民间习俗，可以远朔到人类基因的自私心态上，这跟哺乳动物的护犊心理是一个道理，没有谁说要把一门糊口的手艺传给没有血缘或者没有彻底归属门下弟子的（外传一般两种情况，1.传承者没有直系继承人，2.继承者必须是孤儿。）。中原华人教导我们从小要有舍己为人的道德风范，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舍己为人却有可能会导致种族的衰败，是想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口中的仅有余粮分给其他人会发生什么，舍己为人的道德模范其最终结局都不甚好，而那些事后被证明结局甚好的道德模范又被显微镜检查不过关，食物都拿来救济他人，那么这个人的下场只能是饿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华人的先秦时期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不改行，各行技艺已是父传子继，《考工记》上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注日“父子世以相教也”，即是这个意思。《国语·齐语》解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则工之子恒为工”。耳熏目染，教者省力，学者亦快，结果便形成了《荀子·儒效》上说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的传统做法。历代官府都沿用这种做法，有着相同的思路和规定，如《魏书·刑罚志》说“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以及唐宋以来匠户、灶户等“百工”称谓和“匠籍”管理制度，实际也是由家庭世袭传继手工技艺的习惯派生的。西亚两河流域的城市起源于游牧边缘人的交换囤积需求，中原两河流域城市的起源则在于每年农耕部落抵抗南下越族的返乡浪潮，正是这样的返乡浪潮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