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8日，英國首相斯塔默訪問中國。這是2018年以來英國首相首次訪華，標誌着冷淡多年的英中關係迎來重大轉變。而就在1月20日，英國政府終於有條件批准了延宕多年的中國在英“超級大使館”的建造計劃。

   2025年12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已訪問中國。今年1月5日，愛爾蘭總理馬丁訪華。1月25日芬蘭總理奧爾波訪華。2月，德國總理默茨也將訪華。歐洲多個重要國家領導人密集訪問中國，反映着歐中關係在冷淡多年後逐漸回暖。

    為什麼之前英中關係、歐中關係曾長期冷凍，近期為何又回暖，未來又走向何方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歐洲國家的關係，歷史上有過多次起伏。冷戰和1950年朝鮮戰爭以及意識形態對立，曾讓中國大陸與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等西歐列強長期對立。直到1970年代，由於中國和西歐均與蘇聯交惡及相互的政治經濟需要，西歐各國與中國紛紛建交、關係正常化。而中國與當時的東歐紅色國家關係則較友好。只是中蘇交惡時，其中的親蘇國家也一度與中國不睦。

   改革開放後數十年，中國與包括英法德在內的多數歐洲國家保持了密切的經貿往來和許多非政治領域的合作。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中歐雙邊貿易額不斷增加，中國對於歐洲各國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但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中歐之間尤其中國與英法德等國之間始終不能達到深度互信和更高程度的合作。

   2010年代後期至2023年，中歐關係出現顯著惡化。這是多種原因造成。在政治上，因為中國政治改革停滯、專製程度加強，以及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拘禁少數族裔，鎮壓香港反修例運動及其他人權問題等，導致非常重視人權議題的歐盟及歐洲各國強烈不滿和制裁，輿論和民間社會對華態度也惡化。中方也做出若干反制措施，對抗英法德等國與歐盟。

   2020-2022年發端中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中國“清零政策”，也阻礙了中歐的合作交流。因為防疫模式差異、中國“清零”政策一系列負面影響，加劇了中國與西方的模式競爭和對立。中國從政治體制到社會治理模式，都更受歐洲各界質疑，讚美中國文化、政府治理能力、“中國模式”優越性的人減少，負面觀感和批評進一步增加，曾經的“中國熱”退潮。

   在經濟上，歐洲和中國從長期的分工合作、歐洲出技術中國出勞動力、分攤產業鏈上下游工作、雙方互惠互利，到中國經濟科技實力上升後全面挑戰歐洲，雙方從互補為主轉向更多競爭。而且中國通過壓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補貼、竊取商業秘密等手段以較不正當方式取得競爭優勢，涉嫌傾銷等，也引發歐洲不滿和反制，中歐貿易摩擦不斷。

   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方面，歐盟及英法德等國以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外交”與當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形成“價值觀同盟”，對中國圍堵。而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國傾向俄羅斯，歐盟更感威脅和對中俄做出回應，也加劇了中歐雙方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立。

   在歐洲各大國中，英國與中國最疏遠，也本就與中國關係相對較差。英國外交政策長期緊隨中國最大競爭對手美國，又出於非歐陸島國對大陸國家的天然排斥傾向，以及保守反共意識形態，中英關係長期是“經熱政冷”。

   而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及之後的鎮壓，大批港人流亡至英國。作為香港前殖民宗主國、通過《中英聯合聲明》移交香港主權的英國，對香港事務涉入更多、比其他歐洲國家對於北京對香港的行為反應更激烈。英國對中國施以制裁，還頒發給港人類同英國公民身份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護照），庇護了許多反對中共/中國政府的香港流亡者，容許這些人長期對中國的抗議活動。中國也強硬反擊，對英國若干官員和企業制裁。這導致中英關係顯著惡化。

  於是，在多重因素下，2020年前後中英關係、中歐關係降至雙邊建交以來最低點。英國及歐洲許多國家紛紛與中國“脫鈎”，減少經貿、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合作與往來。如果沒有國際形勢變化，這樣的情況也將持續下去。

   但最近一年世界局勢的變化，尤其美國與歐洲關係的變化，極大改變了國際格局，促使英國在內歐洲各國重新考慮對華關係，對中國的態度從冷峻轉向溫和。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後，其和右翼民粹色彩強烈的共和黨執政團隊做出許多“離經叛道”的外交行為，包括在意識形態上猛烈抨擊英法德及歐盟等傳統盟友，批判各國建制派內外政策、扶植歐洲內部民粹勢力以圖顛覆現行體制、對歐洲各國發起關稅戰，以及親近與西歐對立的俄羅斯、疏遠歐盟堅定支持的烏克蘭，並一再強調不願再保衛歐洲而要歐洲自行承擔防務等。

   2025年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講話、特朗普和馬斯克在2026年達沃斯峰會的講話，都體現了美國現政府對歐洲建制派的厭惡、對帝國霸權的宣揚、對民粹政治的鼓吹。特朗普與右翼民粹主導的當今美國外交，是混合孤立主義、霸權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權，與主張多元、國際協作、重視平等的建制派主導的歐洲多數國家及歐盟恰恰相反。

   近期特朗普還公開提出對位於歐洲、屬於丹麥自治領地的格陵蘭島的領土要求。對於反對美國吞併的歐洲國家，特朗普以關稅和軍事手段作為威脅。對於歐盟珍視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特朗普也不屑一顧，表現明顯的威權獨裁傾向。特朗普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轟炸伊朗、威脅顛覆古巴和哥倫比亞，也都讓重視國際法、國際秩序穩定性的歐盟反感，歐洲各國也擔憂本國安全穩定遭類似威脅。

   美國在二戰後數十年裡長期是西歐國家的堅定盟友，美國對歐洲的防務也至關重要。冷戰期間歐洲正是在美軍支援下，才能抗衡軍力強大的蘇聯。後冷戰時代美歐仍然關繫緊密，共同對抗中俄的挑戰、恐怖主義的威脅，以及共同維護二戰後和冷戰後的國際秩序。

   而特朗普二度執政以來一系列“瘋狂”外交行為，打碎了美歐傳統上的親密同盟關係，讓英法德等國感到美國的不可靠甚至危險。而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亞非拉新興國家崛起對歐洲優勢和霸權的挑戰，以及歐洲內部的經濟社會問題，都讓歐洲各國感到危機四伏。

   在這樣的情形下，歐洲各國都需要找到新的出路。放眼世界，中國是美國之外的最強國，經濟實力相當於德日英法總和。重新審視並緩和對華關係，與中國重新加強合作，就成了無法迴避的選項。相對於將霸權主義的魔掌伸向歐洲的美國、正在軍事攻擊烏克蘭的俄羅斯，中國雖對內專制和殘酷鎮壓，但外交上反而是較理性、克制、務實的，對歐盟及英法德等國是更易接觸與合作的對象。

   另外，經過之前幾年“脫鈎”及過程中的困難，歐洲各國也發現在中國經濟體量龐大、中歐經貿關繫緊密、相互依存下，真正“脫鈎”是很難的，也是代價沉重的。而保持合作則可以提振歐洲低迷的經濟。至於人權問題，在如今世界重新叢林化，連美國都公開在國內國際踐踏人權情況下，歐盟已無心無力對中國人權問題加以特別強硬對待。香港和新疆這兩個中國熱點地區的問題也隨時間被淡化。

   而對於中國，也同樣有聯合歐洲以對抗美國，並促進經濟發展、增強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需求。中國近年經濟狀況不佳，之前被西方圍堵也確造成損失，也希望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相對於長期對立的最大競爭對手美國、有歷史仇怨和現實衝突的日本，歐洲各國與中國直接衝突少，而合作空間大。在中歐雙方都有接觸與合作的意願下，多位歐洲大國領導人來華訪問、雙方關係回暖，也就順理成章。

  不過，本輪歐中關係緩和也是有限的，對華警惕的聲音和防備措施仍很多。本次英首相斯塔默訪華，其講話中既提及與中國合作“符合（英國）國家利益”，也表示與中國存在分歧，並向中方提出香港和維吾爾人權等敏感問題。中英和中歐關係的改善，主要還是體現在經貿方面，外交上也只就反對美國霸權、支持多邊主義達成部分共識，政治和軍事上本質仍然處於對立狀態。而英國保守黨等在野黨派對於斯塔默訪華及其政府批准中國“超級大使館”建設，也持批評態度。

  另外，就在斯塔默訪華之前兩天，歐盟主席馮德萊恩高調訪問了印度，與印方達成建立歐印自貿區等重大協議。而去年底訪華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將於今年2月訪問印度。這反映了歐洲並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過於依賴中國，而是同時拉攏同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印度作為合作夥伴，並對中國形成制衡。相對於政治體制迥異的中國，與中國同為民主體制的印度更讓歐洲信任。

   歐洲也加強與日本、韓國、東南亞、南亞國家的關係，在許多領域合作，同樣出於制衡中國、分散風險的需要。如1月29日歐洲理事會主席安東尼奧·科斯塔訪問越南，與斯塔默訪華同期。最近一年歐洲各國和歐盟首腦也多次訪問日本。歐洲政要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訪問，既是為鞏固雙邊關係，也無疑有制約中國的目的。

   在歐洲也有一些國家、黨派、人士對華態度始終非常強硬，而拒絕因時勢變化與其他人一起轉向對華溫和立場。如東歐國家立陶宛就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等原因，激烈批評與俄羅斯關繫緊密的中國，並強烈支持台灣。一些關注香港和新疆問題及中國人權事宜的歐洲政治人物（包括歐盟和各國官員、國會和歐洲議會議員等），也力主對華強硬，阻止各國政府和歐盟對華政策向溫和的轉變。這些也都會對中歐關係回暖形成阻力。

   所以，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及歐盟對華態度，轉向積極的程度是有限的，雙方的隔閡也是繼續存在的。如英國政府雖批准中國在英國“超級大使館”計劃，但附加了條件，正反映了英方對華態度既積極但又有保留的雙重性。而其他歐洲國家及歐盟也同樣如此，雖在務實外交思路下與中國合作，但並非“無上限”而是頗多設限。

   歐洲對華緩和顯然並非完全情願，而是由於前述的美國的“背叛”行為，以及歐洲各國內部問題的加劇，導致歐洲不得已緩和對華關係減輕國際國內壓力。而國際局勢、各國政局也是在不斷變化中的，曾經的對手可能變成盟友，曾經的合作者也可能在未來成為敵人，各國國情與民意同樣起伏不定。而中國對歐改善關係也是現實需要。雙方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基礎，芥蒂和防備並不會隨關係回暖而消失。

   若特朗普和美國民粹勢力未來幾年失勢、美國重新選出堅持與歐洲結盟對抗中俄的新總統、國會多數派，歐洲和美國重為盟友，“價值觀同盟”再度形成和鞏固，那歐洲對華態度就可能再轉變。若歐洲各國內部問題得到緩解，或多數國家選上對華強硬派執政，各國及歐盟在貿易、人權、台灣問題等中歐不和的領域，對華態度會更強硬，中歐關係也很可能重新惡化。

   筆者個人對於中歐關係改善，整體持較正面態度。中歐關係緩和對於中歐雙邊經貿發展、雙方國內經濟民生改善、科技文化交流、不同國家和族群民眾相互溝通理解、區域穩定、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筆者也一向反對西方與中國“脫鈎”和激烈對抗，而主張以更加建設性方式處理雙邊及多邊關係、折中的解決爭議。

  但筆者也希望歐洲各國能夠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以多種形式促進中國民權進步、民生改善。另外，歐洲長期關注香港、台灣、新疆、西藏問題固有其道理，但忽略了占中國大陸人口大多數漢族民眾的人權狀況，同樣需要得到關注。歐洲在民眾物質生活和權利保障上居世界前列，也應以各種方式，包括以政治色彩較淡和中方易接受的方式，促進中國人民的福祉。這也有利於中歐雙方更加長久且真實的友誼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