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歸還中國文物引發中國民眾爭議：弊病叢生、內部矛盾激化的中國，人民愛國心的消逝和“反愛國主義”的蔓延

  4月13日，法國國會通過決議，簡化法國19-20世紀殖民擴張期間在世界各地掠奪的文物歸還程序。雖然決議主要是針對法國在非洲掠奪的文物，但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1900年八國聯軍戰爭期間，曾掠奪圓明園等地許多中國文物，原則上同樣適用於決議，也利於這些文物早日送還中國。通過決議時，有議員引用雨果的話“法蘭西要脫胎換骨，將不義之財歸還中國”。

   法國歸還掠奪文物，是反省歷史、賠償受害者、去殖民“轉型正義”的正確之舉。歸還中國文物，對中國國家和人民，本來是值得歡迎和慶賀的好消息。

   但中文互聯網上卻出現了不少異樣的聲音，甚至反對法國歸還文物給中國。如微博、小紅書等平台對該事件評論有，“還是留在國外安全”、“南京博物院的事還沒有結果”、“文革再來又破壞了”、“法國還回真文物，在中國博物館變假文物”等。當然稱讚決議、支持歸還的也有很多，但異議聲起碼占到四成及以上。

   中國人反對法國將掠奪文物歸還中國，乍聽起來很奇怪，不少外國人包括法國人大惑不解。但詳細了解這些人對歸還文物異議的緣由，就知道問題的複雜性，奇怪態度背後的合理性，以及暴露出的中國內部矛盾等問題。

    綜合互聯網平台輿論和相關報道，對法國歸還中國文物態度消極甚至反對的中國網民，主要提及論據論證包括以下幾點：

   1. 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次政治運動，尤其文革時期，嚴重破壞了文物古蹟，許多珍稀文物包括古書籍、陶瓷、墓葬、建築等被嚴重毀壞；2.中國文物儲藏保護機構腐敗，倒賣文物牟利行為普遍，如去年曝出的南京博物院偷偷倒賣捐贈的書畫，以及全國多地博物館涉嫌倒賣、遺失文物醜聞；3.中國文物保護、保存、處置等，缺乏監管、不透明，民眾也缺乏知情權，而有權勢者容易中飽私囊；4.相對於中國的破壞和腐敗，法國反而客觀上保護了文物不受破壞，也能保證真品不被販賣，還不如讓文物繼續留在法國更安全。相對於腐敗的中國官方，中國人更信任作為“洋人”的法國人。

   這些異議聲顯然是有依據的，也有一定道理。對於文物問題，許多中國人並沒有簡單的站在中國愛國立場、在民族情感刺激下無條件支持文物歸還，相反不少人很理性功利的分析文物回到中國對文物保存的本身利弊。還有一部分情緒化言論，並非是狂熱愛國，反而是冷嘲熱諷文物歸還，認為文物回到中國一定會被管理者倒賣、再發生運動被破壞等。

   這樣的輿論態度，與上世紀9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中國輿論場，是相對不同的。過去，大多數國人有較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雖然政治觀點有別，但涉及國家利益、對外問題，多數人還是站在中國一邊。具體到外國掠奪文物問題，世紀之交時“圓明園獸首回歸”曾火熱一時，從官方到民間都熱情支持被掠文物“回家”。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時，不少人出人出力、捐款捐物，也反映人們熱烈的愛國心。

  但大約最近五年左右，即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政府實行“清零”政策、引發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以來，中國輿論場發生了悄然而巨大的轉變。“愛國主義”不再是大多數民眾自發的情感和立場。除了借“愛國”為名支持政府者之外，多數民眾不再熱情支持國家、沒有了國家榮譽感和民族自豪感。許多人也因自身生存困境、如養老育兒和房貸壓力而焦頭爛額，也無暇再關心天下大事和支持國家。如多數民眾對奧運會中國表現關注度下降、不再關心神舟飛天、對近日中日衝突也很冷淡，都反映和證明了中國人對國家大事越發淡漠，還如無關者般旁觀。

   還有很多中國人對“愛國”冷嘲熱諷、“陰陽怪氣”，如嘲諷舉國旗、紀念國慶的人是“基本盤”、“耗材”，在街頭或發朋友圈紀念抗戰勝利，被罵“被洗腦”、“仇恨教育的結果”等。拒絕“被愛國綁架”，甚至站在國家對立面，國家支持的反對、國家反對的支持，反而被一些人認為是清醒、理性、文明的表現。

   這種完全解構愛國主義、對國家政府支持的一律反對，對各種愛國相關言行冷嘲熱諷，與那些無腦愛國、不分是非都站在中國官方立場一邊的，其實是一體兩面。這種言行和現象可稱為“反愛國主義”。

    探析這種“反愛國主義”的根源，就會發現，這是中國各領域百弊叢生、社會矛盾激化、民眾心理迷惘的結果。相對於1980-2010年代中國總體蓬勃向上的趨勢，現在發展進入瓶頸期、遭遇疫情打擊、各項改革停滯的中國，人民生活變得艱難，前途從充滿希望到失望絕望。而且中國長期存在國家利益與具體民眾利益不一致、“國富民窮”、“國強民弱”的情況，國家強大同時民權反而在部分收縮。國家執政者和人民、體制內精英和平民大眾，是有所割裂甚至部分對立的，而非相互親近信任的共同體。國民之間矛盾大於合作、衝突多於和諧。

   而官方提倡的“愛國主義”，往往也將“愛國”和“愛黨”、“愛政府”捆綁，並要求人們忠心、服從、奉獻，無論政策對錯好壞都要支持，不能有異議。要人們履行各種公民義務同時，又不賦予足夠的權利自由。官方的“愛國主義”還往往包括反西方、反普世價值的內容。而批評官方政策、主張向外國學習經驗，或僅提出一些異議的人，往往就被官方支持者罵成“漢奸”、“賣國賊”、“殖人（親近外國殖民者的走狗）”、“台灣網軍”等。這引發許多反對執政者、不滿現狀者對“愛國主義”的逆反和厭惡，走向另一個極端。

   同時，中國政治民主和輿論自由的不足，也限制了人們的表達，讓人們更為憤懣和消沉。對政府和執政者直接批評，還可能招致麻煩和危險。

   正是這種背景下，人們轉向能夠與官方唱反調、風險又較小的“反愛國主義”，通過解構宏大敘事、陰陽怪氣、若干議題上與官方論調“對着幹”，來發泄情緒和表達反體制態度。這確實解構了官方的權威性、抵制了一些不合理的洗腦，但同時也損害了正常和必要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精神，將官方提倡同時也合情合理、有利於國家人民利益的事也連帶否定、去價值化、污名化。隨着中國經濟繼續不景氣、失業增多、階層固化、各種弊病持續，“反愛國主義”在中國更廣泛的蔓延，更多人加入與“愛國主義”唱反調的行列。

   而對文物回歸、紀念抗戰、中國外交活動等冷嘲熱諷，或起碼漠不關心、拒絕支持，正是“反愛國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和表現。官方對於這類言論，反而是有所放縱的，因為並非直接批判執政黨和政府，不危及政權統治。

    “反愛國主義/反民族主義”和極端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一樣，都是不顧具體事實、被情緒推動、不就事論事、立場偏激，最終都不利於中國國家利益。雙方輿論上激烈衝突，加劇中國社會撕裂和對立，不利於基於事實判斷是非曲直、黑白對錯被混淆、敗壞輿論風氣，對現實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反愛國主義”浪潮興盛，是中國民生困苦、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而中國人價值觀的混亂、身份認同的迷惘，也加劇了“反愛國主義”現象。

   本次文物歸還引發的爭議，是中國“反愛國主義”的又一次表現。被掠文物回到祖國，正常情況下本是無可爭議的好事，在中國卻引發強烈異議。人們對此應當警惕和思考，分析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正如孟子所說“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為寇讎”，孫中山批評晚清時“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以及現代社會權利義務統一原則，正是國家統治者不善待百姓、沒有充分保障民權民生，人們負擔義務多而擁有權利少，為國家付出多而從體製得益少，才反感國家和政府，更難以“愛國”。還有“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腐敗墮落、官員家屬移民外國，自己立身不正，卻又教導人民要“愛國”、“不要崇洋媚外”，自然難以得到響應。中國人愛國心的消逝，正是國不恤民、“愛國主義”被扭曲和濫用、國家強大卻人民困苦等現實的摧殘所致。

   綜合前面分析，中國國內的社會弊病、公民權利和民生保障不足，官方與民間、執政者與大眾的割裂，都嚴重損害了中國國民的團結和凝聚力，對國家的發展與對外競爭都是不利的。

   想要扭轉這種情況，首先是執政者要促進民權民生，在政治上讓人民有更多更真實的民主權利，生活方面得到良好的保障，這樣人民才會對國家有強烈認同和歸屬感。人民也應有更多言論自由，正常發聲的渠道，暢所欲言才能讓人們抒發情感、表達訴求，而非在壓抑下憤懣而生怨、造成衝突、國家內部撕裂瓦解。

  人民大眾也要明白，批評執政黨和政府是應該的，但不應因此拋棄愛國主義，國家民族仍然是當今世界運轉中不可或缺的共同體。人們對執政者不滿，不應連帶將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加以解構和毀損，否則也會損及自身。愛國主義與追求個體正當的權利和保障，應是同向而非對立的。

   不過，目前的中國看不到執政者有改革跡象，民眾也缺乏希望，經濟下行、階層固化下社會矛盾還在激化，人與人對立越來越嚴重。這樣情況下，“凡是官方支持的都擁護”的畸形“愛國主義”，和“凡是官方支持的都反對”的“反愛國主義/恨國主義”，將仍然繼續在中國流行、同時持續的攪擾中國輿論和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