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香港多间独立书店遭国安人员上门搜查，多名店员被逮捕或传讯。此事引发香港和国际的高度关注，各方议论纷纷。有不少人声援书店，陆港之外多地线下有人展示被拘传店员衣服上“我是书店店员”字样的口号，质疑港府乃至北京方面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若干涉及本次查封的被禁书籍，如曾在中国做记者的冯哲芸所写的《唯红花绽放》，在陆港以外迅速爆红和热销。同时，也有人批评书店“软对抗”国家政府及反修例运动后的香港新秩序，销售禁书和举办读书会，涉嫌政治煽动和违反《国安法》，是咎由自取。

   无论立场如何，从基本事实看，本次搜查书店和拘传店员，反映北京和港府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打击，已从主要针对直接对抗政府的行为，扩大到触犯体制的文化作品，且从以前仅仅查封明确宣传港独等书籍影音，扩大到侧面或隐晦涉及批判体制及涉及国安的作品。而且处罚方式不只是勒令下架、没收书籍及相关利润，售书的书商乃至经营书店的店员也面临触犯《国安法》被逮捕的后果。

   这意味着，香港出版自由和文化经营自由度大大收窄，《国安法》及若干政治律令对公民思想文化生活的介入显著加深，许多普通人有意无意间触法被捕的概率增加、不安全感加重。而香港社会的包容程度，尤其对那些与官方立场存在差异的人的包容度，也因此大幅下降。

   这对于香港和整个中国的图书业、人文社科、文化艺术领域，都是令人担忧的不利讯号。

    任何社会都难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在百家争鸣的文化领域更是如此。浩繁的书籍影像，反映的是千家万户民生百态，表达的观点看法亦五花八门。而这其中难免有不符合主流观点、官方不喜欢的著作。官方如何对待这些作品，涉及到书籍审核、执法尺度、公民自由度等多个方面。

   在中国大陆，从出版端和进口端即对许多包含政治敏感及其他不许提及内容的书籍予以阻绝。而香港因为情况特殊，既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又有较多自主和自由。于是一些在大陆不能出版的“禁书”，在香港可以出版和销售。“反修例运动”平息后，若干明确宣传港独的作品如《香港城邦论》等被下架。但其他对官方有委婉批评立场的作品仍然得以存在。

   但本次搜查书店查封的涉及书目，则扩大到并未直接批评中共、政府、政要，但侧面批评及反映负面现实的书籍。如书店搜查事件后爆火的《唯红花绽放》一书，虽提及不少政治敏感问题，但更多是陈述中国发生的若干事件、事实、问题，而并没有进行宣传煽动。

    如果这样的书籍也在禁止之列，那意味着大量类似的书目及其他文化作品都有潜在被禁止风险，销售者还面对触犯《国安法》判刑的危险。这涉及的书籍和人范围很广、数量巨大。如果这些都比照对《唯红花绽放》标准封禁和处罚，及其造成的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会让香港书籍和文化产业受到巨大打击，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也会受限。

   几年前，香港有学校和图书馆传出下架鲁迅作品（虽被官方否认，但并非空穴来风，确有教育局巡查人员建议学校图书馆下架“鼓动学生上街”的鲁迅作品，只是未公开和全面禁止），引发批评和对限制思想自由的担忧。这几年不仅没有改善，对出版物及阅读的限制反而越来越多。而且已经从简单下架，变为动用警察和使用《国安法》打击图书运营和传播者。

   这样的后果显然是不好的，也让人对香港的前景更加不乐观。从19世纪的崛起到20世纪的辉煌，香港的发达和知名，不仅在于经济上的繁荣，还在于思想文化的自由与多元。香港报业、影视、学术的繁荣，还诞生金庸、黄霑、倪匡等文学大家，刘德华、周星驰、梅艳芳等影视巨星，以弹丸之地产生海量佳作，对华语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于香港有着比同时代大陆和台湾更多的创作自由、针砭时弊的作品、更多元的声音和不同立场者的论辩。而思想管制和千篇一律下，则是难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只能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文字和影像也失去了其批判性和匡正积弊的重大作用。

    就在本次搜查若干书店事件之际，香港书展开幕。书展上各种图书琳琅满目，人头攒动。这看起来是文化繁荣的表现。可在大量对体制和政府有所批评的异议的书籍、人士、声音缺席情况下，这种繁荣是有限的、残缺的、不真实的。当一部分书籍及其作者被“屏蔽”在书展之外，乃至驱逐出香港文化界和舆论场，香港就难以像过去那样多元和繁荣，人文社会将日渐衰落。东方之珠外表仍然华丽，灵魂却已黯然无光。

    试图压制不同的声音，也会引发反弹，以及人们的愤怒与社会撕裂。如本次因《唯红花绽放》查禁若干书店后，这部书在台湾在内的陆港以外的世界各地热销，登上若干华语图书售卖网站和书店销售榜首位。即便在大陆和香港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获取电子版等方式阅读到该书。查禁书籍是为了阻止相关书籍的影响，而查禁本身却导致了反效果。

   另外，笔者其实并不完全赞同该书的内容和观点，例如对于其中涉及民族关系的内容观点有部分异议。但笔者同样认为，本书并不应该被禁制。不同意见者应当公平辩论，而不是以行政和司法手段封杀异议。

   当明面上的异议被“清零”，人们不满于权利被剥夺、自由被压制，会将不满潜藏在黑暗之处，仇恨滋生、愤怒累积，将让社会潜在更加不安。许多不满政府和现状者，也会与官方更加离心离德。而因为缺乏公开的异议和辩论，官方与部分民众之间、不同意见者之间，会更加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社会的撕裂、香港内部及陆港之间的对立更严重。这不利于北京和港府对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期待。

   国家安全是重要的，但包容多元同样是重要的。二者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两个答案都应填下才得全分。包容和自由的社会，国家安全才更真实。而包容和自由意味着要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对于过于极端的言论和书籍可以加以禁止，也可设置清晰并具合理性的“黑名单”以便出版发行者规避。但若将禁制扩展到几乎所有涉及批判的文字，且模糊和过度执法，只允许赞美和听话的声音，真的“唯红花（才被允许）绽放”，那既扼杀了人们表达权、阻碍了文化发展，也最终不利于安定团结。

   在香港回归谈判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一国两制”，明确保障香港的制度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样的承诺也得到了执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外界连接包括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出版的书籍也颇具独特价值，为华语世界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非凡贡献。这一切不应该被终止，国家安全也不应泛化，保持政治底线同时又有灵活和包容，才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