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舉行州議會選舉,決定州執政權的歸屬。根據計票結果,極右翼立場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取得大勝,獲得43.8%的選票,比上屆翻了一番有餘,得票超過排二三四位政黨的總和。原執政黨中右立場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率大跌,僅得票17.2%,還不到AFD的一半。其他多數黨派的得票也有萎縮,只有綠黨得票略增(但占比很低無關大局)。本次地方選舉投票率也創歷史新高。雖然AFD是否將執政仍有懸念,但選舉結果已相當程度反映了民意的傾向,也意味着德國政局和社會風向加速轉變。

“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之所以被稱為“極右翼”,是因其有着強烈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立場。該黨主張大規模驅逐移民、取消所有難民福利並改以強制勞動、推行“愛國教育”和宣揚德國民族自豪感、強化德國國家獨立性而弱化與歐盟的聯繫甚至退出歐盟等。AFD也明確反對族群和文化的多元化,而明暗主張白人種族優越主義和德國為單一族群國家。
AFD還與希特勒時代的舊納粹德國勢力及戰後的“新納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雖不敢公開否認納粹罪行但傾向於淡化歷史。AFD也有着強烈的反建制和民粹色彩,並有着威權主義傾向。在外交上,AFD傾向與美國特朗普政府等右翼民粹力量、中俄等專制或威權國家交好,而對建制派(尤其偏左的建制派)當權的各國及建制勢力持敵視或起碼疏遠態度。
作為有着納粹殘暴統治罪惡史的德國,在二戰後分立的西德(聯邦德國)和東德(民主德國)都曾推行“去納粹化”運動,並壓制德意志民族主義。西德更是強調為歷史罪行懺悔、打擊美化納粹言行、保衛自由民主人權,並通過頒布《基本法》等法律予以固定化法制化。兩德統一後西德的政策在全國得到推行。所以長期以來從制度、輿論、社會氛圍看,德國是全世界民族主義氣氛最淡薄的國家之一。甚至只有足球比賽時德國人才敢於揮舞國旗和為國家驕傲,其他時候做類似事情就被視為“納粹餘孽”被批評和邊緣化。
但德國的真實情況卻並沒有表面看起來這麼簡單。在反納粹、反種族主義的憲法和秩序下,德國的種族主義在社會各角落仍舊根深蒂固,日耳曼民族主義在壓制下仍然潛藏於人心中。雖然德國已是一個多元化國家,各膚色、族群、信仰者皆有,但歧視與偏見仍無處不在。如使用“穆罕默德”等穆斯林常用名租房被拒絕概率遠高於使用白人常用名者。相對勤奮守紀的亞裔也面對升遷的“隱形天花板”、在學業和工作中被邊緣化的情況。非裔、印裔等族群人士往往從事較苦累工作、日常容易受到差別對待等。
教育、法律、宣傳只能大致引導和規範社會保持多元化、反歧視的明面方向和大體框架,可並不能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無法防範無孔不入的細微隱形的歧視與不公正。制度上的“去納粹化”不意味着可以實現人心的“去納粹化”。
當然,簡單的說德國本土白人歧視和壓迫其他族群,也有失偏頗。在多族群社會中,因為語言文化、信仰與價值觀、生活習慣、利益歸屬等,難免發生隔閡、誤解、衝突。而衝突往往造成怨恨,也讓本來就難以互信的各群體更加互不信任和猜忌,並惡性循環。多元社會不意味着一定和諧,反而發生了更多摩擦和積怨。這並不是哪個族群單方面的過錯,而是各方惡性互動的“共業”。當然,相對而言弱勢和少數族裔、移民難民等,在這樣分化撕裂的環境中受傷(尤其隱形的受害)更重。
而近年的德國經濟下行、老齡化、治安惡化、社會矛盾和危機加劇,更加刺激了德國本土白人轉向種族優越立場和排外主義,且在鄉村地區、前東德地區最為明顯。傳統建制派政黨無法有效解決這些棘手而不易逆轉的問題。在全球化中如魚得水的上層精英,與經濟衰敗下變得貧窮絕望的大眾,雖然生活在一個國家,卻似乎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日常在同一空間卻嚴重疏離,“見面不相識”,互相不能理解和共情對方。因為地位、收入、話語權的不對等,後者也難免對前者滋生怨恨。而建制派和進步派更關心少數群體、支持移民難民,也加劇了本土白人的失落感和對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的怨恨。
建制派的官僚主義、陳詞濫調,讓不少民眾對傳統政黨失望。而建制派、進步派的敘事和政策,往往也有虛偽性,如號稱多元和反歧視的黨派、高校、機構,雖然似乎沒有種族歧視,但往往有基於階級、學歷、親疏關係形成的排外圈子,普通人難以融入和參與。各種人權機構和基金會也形式主義大於實際作為,並沒有真正為全體民眾搭建“梯子和安全網”。即便對待其聲稱關懷的少數群體,也往往“看人下菜碟”和有功利性。總之,建制派和進步派看似美好的社會藍圖和宣傳主張,在實踐中大打折扣和扭曲,根本沒能真正包容和幫助大多數處於失落和困境中的人(無論是中下層本土白人還是少數派群體)。
許多陷入貧困、失業、社會階層下落、生活痛苦的德國本土白人,在感到被拋棄下擁抱主張本土白人權利和優先性、給德國“另一種選擇”的AFD。AFD強烈的反建制、反移民主張,讓痛苦的民眾得到轉移矛盾、發泄憤懣的靶子;鼓吹種族優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也如注射強心針,讓人們變得有歸屬感和激情。渴望顛覆現行秩序的德國中下層本土白人支持本土民粹立場的AFD,可謂順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下階層支持AFD的雖然比例較高,但並不意味着AFD的支持者幾乎都是中下層人士,社會精英中同樣不乏AFD的支持者。如AFD黨魁魏德爾就是高級知識精英女性,德國的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各領域裡也都有AFD支持者,只是大多數比較低調。這些人不是因貧困和階級等經濟原因支持AFD,而是出於更強烈的種族優越感、價值觀、個人野心、歷史和家庭傳承(如父祖在納粹時代擔任要職)等因素。
德國極右翼的崛起其實與美國及其他國家極右崛起的原因大同小異,只是德國在反納粹法律壓抑下極右翼更加低調隱蔽,但其勢力越發壯大,逐漸從暗處走到台前。而且經歷壓抑與隱藏,爆發出來的力量往往更加出人意料和具破壞性。在全球右翼保守的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排外浪潮下,德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必然會在內因和外部環境共同作用下出現極右崛起的情況。即便沒有AFD,也會有其他勢力扮演AFD的角色、獲得相當比例的國民支持。
雖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二戰後建立以來,就通過法律、制度、教育、輿論等各種方式試圖壓制極右翼的納粹變體捲土重來,主流媒體幾乎全部對AFD持明確負面態度,但仍然擋不住民意暗流。而且許多人出於逆反、對建制派精英的反感,反而故意投票給AFD。許多德國人也已對批評AFD是“新納粹”等類似指控“脫敏”。AFD也確實代表了許多德國人被壓制的情感與訴求,AFD並非憑空出現或以強制力迫使民眾支持。相反,AFD的出現和壯大恰恰是民意的反映,AFD的骨幹和野心家只是利用了民意。
客觀的說,對於許多德國白人中下層民眾而言,無論是出於利益還是情感需求,選擇AFD並不算是壞事,還有一些較直接的好處。如打擊移民驅逐難民,確實有利於其減少一些福利開支將財政用於本國人、改善治安、減少德國內部族群矛盾、增強主體族群凝聚力等。只是這是以犧牲少數群體尤其弱勢難民人權為代價的,也破壞了德國的多元化與包容性。對於AFD及其政策的看法,不同身份、站在不同立場,得出的結論及褒貶就會有不同。對於德國本土白人,AFD有相當的吸引力和帶來一些好處,但AFD上台幾乎必然對非白人、外來移民難民、LGBT群體等非常不利。
德國憲法保衛局等反納粹和保衛民主的機構長期監視AFD在內極右勢力,也有律師和人權團體聯名請願,主張取締AFD。之前德國也曾取締過多個極右政黨(如1952年強製取締與納粹黨綱領相似的“社會主義帝國黨”)及更多小的極右團體。但如今 AFD勢力已相當龐大,取締將面對可能引發大規模騷亂、社會嚴重撕裂等風險。而且AFD也努力營造民主政黨形象,以合法與和平方式參與選舉、規避法律風險,取締其理由並不十分充分。
AFD自2013年成立以來,勢力不斷壯大,從邊緣小黨成為可與基民盟和社民黨這兩大政黨分庭抗禮、問鼎總理寶座的主流政黨。雖然本次薩安州選舉結果並不代表全國民意,這裡本就是AFD優勢區域。但極右翼勢力一黨得票接近半數(且比上屆州選得票率翻一番)、距執掌州權一步之遙,無疑為全德的未來敲響警鐘。AFD在全德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在原東德地區除柏林外支持率均位居第一。2025年聯邦議會選舉,AFD已以20.8%得票率和152個席位成為第二大黨(比2021年10.3的得票率翻了一番),未來完全可能在國會選舉中得到更多選票和席位。
雖然各主流政黨拒絕與AFD合作,但當AFD單獨接近半數,其他黨派即便聯合起來也不再容易阻擋AFD執政。而且正如德國學者Thorsten Benner近日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所說,其他黨派和主流建制勢力排擠AFD、拒絕任何條件下與其聯合執政,反而讓AFD更加激進化(尤其在移民難民議題、LGBT議題上),AFD及其支持者不需要有顧忌和妥協。AFD支持率越來越高、其他主流政黨又強硬阻擊它,意味着德國政治極化的加劇、對抗性進一步增強。而近年極左的“左翼黨”在多次選舉中得票增加、新興左翼民粹黨派BSW黨崛起、傳統中左中右的社民黨和基民盟得票明顯萎縮,左傾選民更左、右傾選民更右,同樣反映了德國政治日益激化、更多的對抗而非妥協。
旗幟鮮明反移民的AFD得票率不斷上升,也意味着德國的排外主義、對少數群體和移民難民的排斥和打壓會越發嚴重,德國社會更不和諧。AFD的崛起正與歐洲難民危機密切相關,其越來越獲支持也和德國各族群隔閡與矛盾加深相伴。當經濟較好時社會氣氛還會較包容,經濟下行就會加劇不同群體的利益爭奪和矛盾。而社會矛盾加劇時,少數和弱勢群體總是成為被攻擊發泄的靶子、受害對象。
在90多年前,希特勒和納粹黨正是依靠對猶太人和外國人的批判得到部分德國人擁護上台,讓德國和歐洲陷入戰爭和屠殺的悲劇深淵。今天極右的崛起路徑又多麼相似。雖然筆者也並不認為今日極右上台會完全重複納粹的罪行和悲劇,但無疑將讓基於民主、多元、人道主義的戰後新德國陷入民主打折、多元毀損、人道受傷的不良又不祥的歧途。
不過,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今日德國極右翼的崛起有着錯綜複雜的客觀原因,並非簡單的標籤為“納粹”加以道德批判、宣傳民主多元多麼美好,就可以逆轉不想看到的現實。而且當美好的宣傳不能兌現和普惠,感受到落差與失望的人們難免投向極端派的懷抱。
AFD及世界上許多極右勢力都得到很高比例選票支持,無論其觀點如何邪惡,都是一種普遍的民意且必須正視。正視不意味着承認其正確,而是要更認真的追根溯源、做出必要的改變。而作為既得利益者、擁有豐富資源和話語權的德國建制派政黨和社會精英,尤其需要誠實認真的反思,尤其要摒棄高高在上和自以為是,真正了解平民大眾的境遇、思想、訴求,去和極右爭奪民心。
如果德國各界願意為有益變革真誠付出,摒除虛偽之氣、自私之心,平等對待不同身份和境遇的人,建立真正包容各族群和階層的社會,包括促進分配平等、不同人話語權的均衡,讓每個人都富足和有尊嚴,挑動對立和極端化的極右勢力自然就失去支持。不過,這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且德國和許多國家早已有不少人做過相關反思和應對,卻仍然難以抵擋極右及各種政治極端主義的泛濫。
親歷許多不幸之事的本文作者的我,深知人性和社會的局限以及醜惡面,明白許多問題是難解甚至無解的。但我也不認為應該無所作為,仍然希望各界的人們多些反思和行動,或可能挽救越發惡化的局勢,讓德國二戰後來之不易的民主、和平、多元、人道主義得以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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